我的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了，阳性 2月13日 星期四
午饭过后，爸爸坐在客厅，拿着之前的就诊卡开始查询核酸检测结果。
“你现在查干吗，还没到时间呢。”我说。
“我试试。”爸爸说。
我不劝了，大概也清楚跟爸爸说了没用。爸爸着急知道结果，一定会不断查询。没想到不久就听到爸爸兴奋的声音：“我查到了，我没事。”
回头看了一眼，爸爸正做出一个给自己打气的姿势，目光炯炯，眼中尽是狂喜，好像得了奥运会奖牌似的。
“你怎么查到的？”我觉得奇怪。
爸爸收起了一张卡：“我猜的，第一张卡就对了。”
那天检查的时候，我们四个人是一起检查的。而查询检查结果的时候，需要把姓名、身份证号和就诊卡上的账号一一对应，才能查到结果。现在四张没有签名的就诊卡连在一起，要一次性把身份证和就诊卡准确地对应起来，还是挺难的。
我半信半疑，这个检测结果应该是今晚或者明天才能查到的，我想着是不是因为爸爸太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的结果了。
“你快查查你的结果。”爸爸催促着，把另外三张卡都给了我。
然而，我的运气没那么好，连试了两次都没能成功地把身份证号和就诊卡卡号给对应上，试到最后一次才终于成功。我想着最近身体状况还行，并无新冠肺炎的疑似症状，且CT和血液检测也没问题，便想也不想直接把检查结果的截图发在了群里，自信满满。
“你们看，我是阴性，我就说没问题吧。”
得意得太早了。
爸爸看着截图，忽而用手指放大，再次抬头的时候眼神悚然：“孩子，不对啊，你怎么是阳性？！”
我愣住了，像是没明白他说的话。这怎么可能呢，我都没怎么出过门，既然爸爸都没问题，我当然就更不可能有问题。
为了向爸爸证明他错了，我把手机递到他面前，双击着屏幕放大。
“你看，怎么会？”
然而检测结果的第一个字似乎有点不妙，我有些疑惑和尴尬，收回了手机：“这个像素怎么这么低，我都看不清。”
爸爸也希望是自己看错了，试探着问：“我看的是对的吗？”
我沉默不语，有些局促。
爸爸再次打开手机仔细看，看看手机再看看我，眼中的惊恐与悲痛是我从来没看过的。然后他开始喃喃自语：“你怎么是阳性呢？你不可能是阳性啊！”
我低下头，假装淡定地继续吃饭：“阳性就阳性吧。”
这个时候，我还不觉得这是真的。我从未出过门，爸爸是阴性，我怎么可能是阳性呢。更何况，我总有一种奇妙的心理，认为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就是主角，哪有主角出事的。
爸爸似乎认为我已经默认了这件事，可他还无法接受，继续说：“这是我最害怕的结果。我们做错了什么？家里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爸爸的声音带着哭腔，可他仍在努力压抑着。
我只好说：“是不是搞错了？”
听到这句话，爸爸表现出了一点兴奋：“对，可能是搞错了。你上次跟我们说，最后把袋子交给你的时候，名字报错了对吧？”
确实是有这个事情，医生把检测的袋子递给我，让我把棉签放进去的时候，报错了名字，我和妈妈、外婆的顺序有些混了，但最后纠正了过来。
“好像是的。”
就像溺水的人突然找到了一根稻草，哪怕这根稻草根本没有救命的效果。爸爸开始给妈妈打电话：“阿念说那天确实有可能搞错。”
于是，他们都更急着去查检测结果。就在他们一边查着结果，一边重新回想当日的情况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以前我是不接陌生电话的，疫情开始之后，总担心错过什么通知才开始接。然而此刻，我却有预感，这通电话我得接。
果然，是社区打来的。
社区网格员的声音有些熟悉：“是吴尚哲吗？”
“我是。”
对方沉默了半晌。这段时间和网格员在微信里经常沟通，都是同龄人，大家对话还是比较顺畅的。
“我收到了一个消息，但我很不想相信这个消息。”社区网格员的声音确实有些沉闷。
我反而笑了，大概猜到她要说什么。
“是我被确诊阳性了是吗？你们消息收得可真快啊。”
“嗯。刚收到通知。今天之内可能会把你送到方舱去。”
爸爸走到我旁边，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一定要今天去吗？现在都不能在家隔离了是吗？”
“嗯，新的政策下来，现在确诊患者要全部送进方舱。”
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虽然我和爸爸还在疑惑，总觉得我并没有患上这个病。
面对疾病、面对生死，人们总觉得离自己十分遥远，本能认为灾难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爸爸如此崩溃。
尘埃已定。我得进方舱了，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
爸爸背对着我，双手撑在桌面上，这突如其来的悲伤痛苦好像抽走了他的力气，若是不用双手支撑，他大概会倒下去。
他还是不停地说：“肯定不是你，肯定是弄错了。可能是我，可能是你妈，可能是你外婆。我们四张卡是连在一起的，也许是护士拿错了。阳性的肯定是我们，但肯定不是你。”
内心感觉酸楚。
爸爸刚刚明明还在为自己的结果是阴性而兴奋，现在却希望和我交换他的结果。妈妈也是，急着查询自己的结果，认为他们都是双肺感染，且血液有炎症，而我只是单肺有纤维灶，血液也无炎症，如果其他人都是阴性而只有我是阳性，那一定是检查结果弄错了。
他们都希望自己是被检测出阳性的那个。就好像一张死亡卡被我抽到了，他们却说：不对，这个不是你抽到的。他们都希望死亡卡是自己抽到的。
社区网格员人挺好，大概知道我们需要心理准备，说不急，我可以慢慢收拾东西。
首先需要收拾的当然是心情。大概很少有患病的当事人能在当下自如地说说笑笑吧。
我只觉得心里空****的，第一反应是没有任何想法。我能感受到爸爸比我更心痛，不经意眼角流下眼泪，我迅速把它擦干，担心爸爸看到之后更心痛。
我忍不住回望以往的时光，思索着我还有什么遗憾。
一直认为我是很幸福的，从小到大都被爱环绕着。家庭环境不能说大富大贵，但至少衣食无忧，父母和长辈们都很疼爱我，把他们能给的最好的给我。朋友不少，其中不乏值得信任的。恋爱也体验过。
人世间最重要的亲情、友情、爱情，我大概都有完美的体验，最遗憾的可能就是自己见识还不够多。想到这里，我便直愣愣地走到爸爸面前。
“爸爸，我想和你商量件事儿。”
“嗯？”
“您不用给我留嫁妆行吗？我想把钱留着去周游世界，等我病好之后。”
我说第一句话时，爸爸就有点愣住，大概是猜不到我要说什么。听完之后，他完全忍不住了，爆发性地哭了起来。
我顿时意识到自己说的话有多不合适。
当前的情况下，这样假设性许愿的话，带着“以后我要好好活”的性质，潜台词中也带有“也许这次我活不成了”的意思。
也许这句潜台词大家都是能意识到的。在这次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中不乏年轻人，父母都不敢去想后果。可一旦被我表达出来，他们就不得不直面这种痛苦与恐惧。
我赶紧安慰被吓到的爸爸：“没，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在家待太久啦，很想出去玩。”
爸爸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好，你去，去哪儿我都答应你。”
想了想，他接着补充道：“那你要去多久呢？”
我突然笑了一下，觉得爸爸大概是担心我病好之后，从此周游世界浪迹天涯，更加不归家了。
“不用连着周游世界，每年去一两个国家或地方，慢慢来就行。”
在探讨周游世界之后，爸爸的情绪舒缓了一点：“你赶紧收拾东西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去方舱了。”
老师们知道我确诊之后，一开始也是震惊的，继而用他们的方式安慰着我。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你会作为一个最积极乐观的患者，向大家直播从患病到康复的过程。”
“快回来！平安回来，我们给你发奖金！”
想到收拾东西这件事儿，我就有些烦躁。
从来只有去旅行和回家的时候才收拾行李，对于这么突发性的事件，脑子里如一团乱麻。
我只想着去洗个澡，缓解一下身心的疲惫。而且，去了方舱之后情况未定，能不能洗澡都不一定。想到未来一两周有可能洗不了澡，我顿时觉得心里堵得慌。
洗澡也是最好的整理心情、状态的时机，水龙头一打开，水声一出，就能制造出很好的和外界隔绝的环境，无论是唱歌还是跳舞，都没人理会。或者和我一样，需要自我释放，纵声大哭。
我已经憋了很久，不敢在爸爸面前哭泣。在这个小小的浴室中，我终于能释放我的所有情绪。
洗完这个澡后，我只觉得解脱又疲惫。
吹头发的时候，感觉头发的质感有点不对，似乎很有黏着性。吹了一半我突然意识到，我刚刚用的是护发素，没用洗发水。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有多六神无主！
洗完澡之后，我就坐在阳台上，边看夕阳边剪着指甲。
不清楚进入方舱之后会是怎样一个情况，我一定要干干净净、体体面面地去方舱。
剪完指甲之后，我还在阳台上坐了好一会儿。从天亮到近乎天黑，爸爸提醒着：“真的要收拾东西了。”
从我接到电话之后，爸爸便开始帮我收拾东西。我看了一眼，他带的东西可太多了，能想到的东西几乎都给我塞上了。
听妈妈说，隔离点有点冷，爸爸给我整理了一床被子、一床毛毯、一床毛茸茸的卧单和一床小毛巾被，让我带着。
我看蛇皮袋过于鼓鼓囊囊，下意识地想拿点东西出来，至少少拿一床毛毯吧。
爸爸却着急了：“带上！你不能感冒啊！”
看到爸爸给我整理的一盒盒药，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连着袋子从袋中拿出来。
爸爸着急了，突然好像拉紧之后崩开的橡皮筋，崩溃地瘫坐在床沿边：“你一定要好好的。孩子，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爸爸也不想活了。”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这句话我只在电视上看过，还一直认为是特别狗血的台词，可我真没想到，如今却在现实中听到，还是从自己家人口中说出的。
我从来没见过爸爸这么崩溃的样子，这让我多少感到有些尴尬。想必爸爸也不希望在我面前展现自己无助的样子，有失家长的威严。
虽然感觉大概率用不上，但我还是顺从了他的想法。
别的不说，至少能让他有个心理安慰吧。
家中大半的口罩、药品和消毒用品，爸爸都给我带上了。
因为网格员提醒过我，拿去方舱的东西可能会被销毁，衣服不敢带太多，也就带了一两套，还是比较难看、准备丢掉的那种，帽子、围巾各带了一套。
想着没准可以写写画画，便带了一个本子、一沓A4纸。
电脑怕被销毁没敢带，只带了手机。
想了很久带什么书好，最后选中了一本《TOEFL核心词汇21天突破》，好像冥冥之中带着某种暗示，自己会在把这本书背完的21天内回家。
在收拾东西的时候，网格员就告知了去方舱的出发时间。
提前赶到楼下，送我的警车还未到达，社区派了一个人过来以确认我被送去方舱。我们隔着一段距离聊天，总算等到警车来了，然后社区的人才放心离开。
这是一辆中型警车，小型巴士的规格。
上车之后，我发现只有我一个人。警察让我坐稍微靠后一点的座位，和他保持一定距离。
我毕竟是确诊患者，大概他们也隐隐有点害怕，只是因为工作不得不做罢了。
瞅了一眼这辆警车内的防护措施，是用塑料薄膜把司机和乘客隔离起来，驾驶室靠近驾驶座的塑料薄膜，竟然都破了一个小角。
防护措施这样简单，他能不害怕吗？
爸爸依然伫立在原地，看着警车的方向。
我赶紧对爸爸挥了挥手，又突然意识到，警车玻璃大概是单面防窥的，里面的人看得到外面的动静，外面的人却看不清里面。
警车开动了，外面还在下着雨，视线中爸爸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不清晰。
武汉人总是豪爽热情的，大概因为车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车开动了一会儿，警察觉得有些尴尬，于是找我聊起天来。
“孩子你多大了？上大学了吗？”
“我1993年的。”
警察默默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没事，你别担心，配合治疗，你一定能好的。”
这两句对话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正常的对话。我发现他可能听不见或者听不太清我说话，一直在自说自话地安慰我。
警察把我送到方舱以后，便一直用对讲机在沟通，跟对方达成一致后，他让我下车，在原地等待。
在黑暗的雨夜中，我看不清楚整个方舱的轮廓，只能依稀看到是一栋白色的大型建筑。可能内心多少有些惊慌，看着面前的建筑总觉得分外庞大，而所见的警察或志愿者都穿着防护服，总有种不真实的后现代气息。
警察已经返回警车，我独自站在微雨中。那一刻，我只觉得自己孤身一人，特别渺小、孤单。
在全家去做核酸检测的那天，是我最绝望的一天。这天之前，我看过太多家庭式的悲剧，很多故事开始于某个家庭成员出现症状，症状逐渐蔓延到每个家庭成员的身上，开始有亲人离开……这样的悲剧太多了。那晚，其他人身上所发生的故事和悲剧不断在我的脑子里回放着，和我家的情形重合成影像。想象着有可能“全家覆灭”，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然而，那时还有家人陪着我一起，尚有一种“慷慨赴死”的悲壮。而今天，我独自来到方舱。
这可真是我有生以来最孤独的一天。
在以往的人生中，我也有过自己一个人感到害怕的时候。在大一下学期时，我想体验一次一个人的旅行，便独自去了台湾。在旅行前一天，我订好了关子岭的泥浆温泉。关子岭在一座山上，需要乘坐公交车到达。因为做攻略经验不足，我到达公交站点的时候，早已错过了直达公交的末班车。
那也是一个凄风苦雨的冬夜，在台南很多人不会说普通话，慌乱的我独自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又语言不通的地方，自然是害怕的。好不容易别别扭扭地问过好几个人之后，才终于知悉可以乘坐另一趟公交车先到达关子岭山脚，再打车上山。
我还记得，为了自己浪漫的温泉之旅，享受“浪漫地泡汤”，那天我特地备上了当地特产的水果酒，下载了舒缓的音乐。那辆公交车上只有我和司机两人，我又冷又怕，为了驱寒和壮胆，我把自己备好的水果酒一路饮完。公交车经过行人稀少的街道，经过分布在道旁两侧的坡上的坟场。我头靠在公交车的窗上，窗户和路边的树枝树叶发生摩擦，淅沥的小雨打在车窗和树叶上，如泣如诉，转头看去，便可见丘陵上竖起的墓碑……每每想起那天的场景，我都会再次感受到当时毛骨悚然的感觉。
那天的坟墓是我能看到的，因此产生了较为具象化的恐惧。而在来方舱的这一路上，以及到达之后，我并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画面，但心底总是隐隐有些不安，也许是因为警察知道我年龄后倒吸的那一口凉气。也许是因为我知道他在试图安慰我，也明白这份安慰背后必有其原因。也许是因为我问志愿者：“来这儿的人一般几天能够回家呢？”她短暂地沉默后，告诉我“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这些暧昧难名的情景和对白形成心底模模糊糊的恐惧。
过了不一会儿，一个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走了过来。
因为装了好几床被子，我的行李有些重。
“我来帮你吧，我们一起抬着。”
因为穿着防护服，加上是晚上，看不太清，在对方开口的那一刻，我才知道她是个女孩子。
一起抬行李的路上，我们边走边聊，我才知道她是个1999年的湖北女孩儿，主动申请来方舱做志愿者。
这一瞬间，我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和刚刚警车里的警察一样。
我很受鼓舞，一个年纪比我还小的女孩儿主动申请来到这个地方做志愿者，我还有什么理由害怕呢？
就这样走过一条短短的道路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大棚子下面。
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让我在棚子下面稍微等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辆警车，这次下来了好几个人，大多数为中年女性。大家都在门口等待着。
想到刚刚这名志愿者女孩儿可真勇敢，又觉得应该发张照片给家人看，于是我拿出手机问她能不能合影。
旁边一个笑容满面的警察也和我们一起合了影，他热情地和我们聊着天。
看着他俩，一个主动申请来这里援助，一个看起来坦然又自得，我的紧张情绪也舒缓了很多。
刚好这时爸爸打来视频电话，接通后我给他看了看棚子里的情况。
“我现在在外面等着其他患者。我们还没进方舱呢，我还挺好的。”
刚说到这一句，旁边的阿姨大怒：“好什么好，都生病来这里了，有什么好的！”
我愣了一下。我知道这个阿姨不是针对我的，她只是借此表达对生病的愤怒情绪。
怕再次刺激到阿姨，也怕爸爸担心，我没继续多讲。
等其他患者都到齐之后，志愿者和警察帮行李多的患者拿东西，带着我们进入方舱。进去之后，我才发现整个方舱是由体育馆改造的，抬头依然能看到很多大型演唱会的海报。看着那个看似庞大而遥远的白色建筑物，我突然嗅到一些熟悉的味道，但此刻体育馆内的布置给人的感觉却又是完全陌生的。
到方舱的第一天
方舱医院登记检查
整个体育馆被白色隔板墙分成教室大小的一间间分割区，分割区都是连成片的，每一间大概容纳十人。往里走，能看到一块较大的空地。空地前方是护理站，面积大概有四分之一个隔间大小。对于方舱大量的患者而言，这里的医护人员确实不多，因为患者是会分A、B、C区的，而针对不同区域的患者，护理站也用隔板分割成几个部分。
新来方舱的患者是需要先做登记的。护理站前有一张白色长桌，长桌上摆放着电脑，几名医护人员围在这张长桌附近。周围的护士提醒患者们排成一队，一个护士坐在电脑前，让排队的患者拿出身份证登记。
登记完身份信息后，我来到护理站侧面的另一张桌子边，这里会有其他医护人员给我检查基本身体状况：一个护士拿着体温枪给我测量体温；一个护士用外形类似夹子的血氧仪夹住我的手指，测量相关数据。而后，测完体温的护士腾出手来给我戴上一个特制手环，手环上写有我的定位——A区63号，然后再拿笔写上我的名字。
检查完毕之后，另有护士领着我前往我的病区。
一个护士拿着一张A4纸，让我填写入院记录，除去身份信息和入院基本信息，主要填写发病史，选项中全是关于新冠肺炎的症状。此外，还需要填写最近和确诊或疑似患者的接触情况。
这些基本信息填完之后，我终于可以观察下自己未来几天的生活空间了。
送我到病区的护士走之前温柔地说：“这里条件有点艰苦，坚持几天吧。”
方舱医院正在休息的医生
仔细看了看，好像眼下这些还能接受。我所在的隔间里，每个人皆有一张看起来像是架子床的床，上铺并没有床板，只是用铁丝把四根柱子绕了起来。看了看周围的人多用这几根铁丝晾衣服或是在上面挂起自己的被子。在两根柱子之间，还贴上了一张小条子，上面写有患者的身份信息和主治医生。
**已经放好了枕头和被子，看了看床铺边有电源插口，从床铺里伸出了一根电线。
原来每张**竟然是有电热毯的！
这可太好了！
我本来就怕冷。妈妈在隔离点的时候，就说别的都还好，只是太冷了。酒店里担心交叉传染，不让开空调，然而也没有其他保暖设备，带去的被子也不太够。于是我来方舱之前，爸爸特地给我装了好几床被子和被单。
我所在的方舱内部有温度控制，护士告诉我说在22摄氏度左右，这个温度加上电热毯足够了。
方舱医院国旗下的医护人员
看来带来的被子有点多了，于是我把方舱提供的被子先装起来，用了自己准备的被子和毛毯。
床的旁边还放置有一张小小的钢质小桌子和一个塑料小箱子，箱子上放有一件打包好的军大衣。
方舱医院里的鼓励卡
来方舱的时间有点晚，办完入院手续和整理好自己的物品之后，就到了睡眠时间。但我还是大致看了看，熟悉了一下周边环境。和医护区对称的地方有一小片零食区，上面摆放了好几种口味的优酸乳，供病患直接拿去享用。隔着几个分割区的地方有一台饮水机和一台微波炉。
最可怕的是洗手间，想必是护士刚刚说“条件艰苦”中最典型的。在方舱里绕了几圈之后，一直没找到洗手间，找人问了，对方只是大致用手指指了一下。就在我依旧困惑找不到地方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洗手间在外面。
原来进了这个方舱之后，还能走到外面。
于是我拉开厚重的塑料幕帘，走出方舱，看到两边一排排的小型盒子。我有些不敢相信，直到看到有的盒子上贴着“厕所”二字。
厕所箱子无法冲水，打开第一个塑料门后，因为没做好心理准备而吓了一跳。
厕所箱子是一个较为局促的空间，门关上后，里面就会变得黑暗，所以使用时需要稍微留点缝，借外面的灯光。
因为厕所箱子里没水，所以即使有很小的洗手台，依旧是没办法洗手的。还好，顺着来时的方向，不用走多远就有个洗漱区，也有好几个房间，每个里面设有十个洗手台和一个经常能在火车站看到的钢制热水器。
其他病友已经在钢桌上和塑料箱子里放上了各种物品，呈现出疫情下的生活化画面。
我来的时间比较晚，周围的阿姨们基本上已经躺在**，刷刷手机准备睡觉。隔壁64床的阿姨似乎情况更为严重，一直不断干咳着。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对古人来说肺痨是一种特别可怕的病。现在看来，严重咳嗽真的非常让人揪心。病人紧蹙着眉，浑身剧烈地抖动着，伴随着咳嗽，肩膀不断紧缩，甚至用手轻轻捶击自己的胸口，试图减缓咳嗽的力度。看着他人痛苦咳嗽的样子，目睹着对方的神情，再加上声音的渲染，你很容易感受到他人的痛苦，同时也加剧了个人的紧张情绪。
在64床阿姨止不住咳嗽的时候，不难发现周围人的神色略微惊慌，大概害怕被传染，也有可能是担心自己之后也会变成这样。
躺到**后，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其他阿姨会在铁丝上悬挂被罩和床单。
虽然现在已经过了入睡时间，但依旧亮着灯。看到旁边的阿姨们已经开始闭目休息，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我心里隐隐有个感觉，于是起身去问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嗯，方舱是不关灯的。”
这下有点头疼了，有光源的时候我一向是睡不着的。
我在方舱医院的床位
我希望能想办法缓解光源对睡眠的影响。由于没有带眼罩过来，我只好把被单折叠起来，蒙在眼睛上。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进方舱之后，就得一直戴着口罩，除了吃饭能摘下来片刻，其他时候，包括睡觉，都不能摘下来。
大概因为生病，肺部本来就不健康，而在家睡觉的时候也不用一直戴口罩，还不习惯。现在用被单遮住眼睛之后，感觉更加堵住了口罩的出气口，我只觉得呼吸无比艰难。
进方舱的第一夜实在是睡不好。一来是半夜起夜上厕所，室内有暖气和电热毯，厕所却在室外，需要披上大衣穿上棉裤出门，这一来一回中基本上已经醒了大半。
再就是戴着口罩睡觉，有点呼吸困难。有时候平躺着，似乎觉得呼吸动力不足，需要坐起身来大口呼吸。呼吸艰难的时候总会伴随着心慌，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