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旋风一般传遍了舍佩托夫卡城：沙皇被推翻了！

小城里的人都不敢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

有一天，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缓缓驶进了车站。两个身穿军大衣、肩背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佩戴红袖标的革命士兵从车上冲下来。他们逮捕了站上的宪兵、年老的陆军上校和当地驻军的指挥官，这一行动使城里的人相信：沙皇真的被推翻了。万人空巷，人们踏着皑皑白雪，穿过条条大街，来到了广场上。

人们贪婪地倾听着那些新鲜的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令人兴奋和喜悦的热闹日子过去了。城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一面红旗在市行政公署上空高高飘扬，把持这里的新主人已是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1)。人们仅从这面红旗看到了城里发生的变化，其他一切依然照旧。

到了冬季快结束的时候，一个由显赫的贵族组成的近卫骑兵团开到城里驻扎。每天早上，他们成队成队地骑着马到车站去抓从西南前线开小差的逃兵。

那些近卫骑兵饱食终日，个个脑满肠肥、红光满面、身体魁伟。军官大都是伯爵和公爵，佩戴金色肩章，马裤镶着银色的饰边，这一切都跟沙皇时代一模一样，仿佛没有发生过革命似的。

一九一七年就这样匆匆而过。保尔、克里姆卡和谢辽沙的生活丝毫没有改变。他们各自的主人仍然是原来的那帮家伙。可是在阴雨连绵的十一月，发生了异乎寻常的事。车站上许多陌生人行色匆匆，忙忙碌碌。从前线回来的士兵越来越多，他们都有一个特别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这个称号听起来雄壮有力，但究竟因何而得名，城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近卫骑兵要想挡住进站的“逃兵”是难上加难了。车站上的窗户玻璃被子弹打得噼噼啪啪响。由前线拥来的士兵成群结队。谁想拦住他们，就得挨刺刀。到了十二月初，前线的士兵一列车一列车地被送来。

近卫骑兵封锁了车站，想阻止军列通过。那些跟死神打过交道的人一边用机枪嗒嗒嗒地扫射近卫骑兵，一边潮水般地拥下火车。

身穿灰色军服的前线将士把近卫骑兵赶回城里，然后又回到车站，于是满载前方将士的车辆一列一列地开了过去。

一九一八年春季的一天，三位好友在谢辽沙家里“厮杀”了一阵子“六十六点”纸牌后，跑了出来，顺路拐进柯察金家的园子里，躺在草地上休息。他们都觉得无聊，那些常玩的游戏都玩腻了。他们便开动脑筋，想想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消磨这一天。这时他们听到一阵嘚嘚嘚的马蹄声，来了一个骑马的人。那马一跃便跳过了公路和篱笆间的小沟。马背上的人朝躺在地上的保尔和克里姆卡挥了一下马鞭，说道：

“喂，小伙子们，过来！”

保尔和克里姆卡急忙站了起来，向篱笆跑去。那陌生人浑身是土。他那顶歪戴在后脑勺上的军帽和草绿色制服上蒙着厚厚的一层灰尘，紧束腰间的皮带上挂着一支转轮手枪和两颗德国造的手榴弹。

“小朋友们，给我弄点儿水喝！”他请求道。当保尔跑回家去弄水的时候，骑马的人转向正在注视着自己的谢辽沙说：“告诉我，小伙子，这城里现在谁掌权？”

谢辽沙急忙把城里的种种消息都告诉来人：

“已经有两个星期没人当权了。这里只有本地的自卫队。老百姓每晚轮流守夜护城。您是哪方面的？”他也反问道。

骑马的人微笑着回答说：“啊，小孩子知道的事儿过了头，很快就会变成小老头。”

保尔双手捧着一大杯水从家里跑出来。

那骑马的人贪婪地一口气把水喝完，将杯子还给保尔。接着他拽了一下缰绳，朝松树林驰去。

“他是什么人呀？”保尔迷惑地问克里姆卡。

“我哪知道！”克里姆卡耸了耸肩膀，回答说。

可是谢辽沙却肯定而坚决地解决了这个政治问题。他说：“大概，本地政府又有新的变动，所以列申斯基一家人昨天都逃走了。只要有钱人一逃走，游击队肯定要进城来。”

他的结论令人信服，保尔和克里姆卡立刻都表示赞同。

孩子们还未谈论完这个话题，公路上又响起了嘚嘚嘚的马蹄声。他们三人应声向篱笆奔去。

树林里，在孩子们目光所及的林管局主任的房子后面，出现了许多人和车。就在附近的公路上，有十五六个骑兵，手里端着的枪都横放在马鞍上。领头的两人中一个是中年人，穿着草绿色制服，斜佩着武装带，胸前挂着望远镜；另一个和他并肩而行的就是孩子们刚才见到的那个陌生人。那中年人的制服上别着一个红花结。

“瞧，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谢辽沙用胳膊肘搡了一下保尔说，“看见了吧，红花结。他们是游击队。准是游击队，要是我看错，就叫我瞎眼……”他高兴地叫了起来，像小鸟一样地飞过篱笆，向外面跑去。

两个好友也跟着跑了出去。三个人一起站在路边，注视着这些开到城里来的人。

不一会儿，那些骑马的人已走到跟前。刚才他们见过的那个人向他们点了点头，用马鞭指着列申斯基的房子问道：

“这是谁家的房子？”

保尔大步流星地跟上那骑兵，边走边说：

“这是律师列申斯基的房子。他昨天就逃跑了。看样子他怕你们……”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呢？”那中年人微笑着说。

保尔指着那红色的花结，说道：

“这是什么？一眼就看得出……”

全城居民蜂拥到街上，好奇地看着这一支新开到城里来的队伍。保尔他们三人也站在路边，注视着那些浑身尘土、神情疲倦的红军战士。

当队列里唯一的一门大炮在石子路上咕隆咕隆驶过、架着机枪的马车在人们面前辚辚通过时，他们三人就跟着游击队行进。直到这支队伍停在小城的中心，分散到各家各户住下，他们三人才各回各家。

当天晚上，在游击队指挥部所在地列申斯基家的大厅里，一张桌腿刻着花纹的大桌旁坐着四个人：头发斑白的队长布尔加可夫和另三名指挥部成员。

布尔加可夫在桌子上打开一张本省的地图，用指甲在上面画出条痕迹，向坐在他对面一个颧骨很高、牙齿板实的人说：“耶尔马琴科同志，你说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打一仗，我倒认为应该在明天早上撤退。最好今晚就撤走，不过大家太累了。我们的任务是抢在德国人之前赶到喀查丁。以我们现有这点兵力，一门炮、三十发炮弹、二百名步兵和六十名骑兵，要抵抗德国人，那简直是鸡蛋挡石头……德国人像一股铁流，排山倒海般地冲来。我们只有和其他撤退的红军联合起来，才能和德国人作战。耶尔马琴科同志，我们还应当注意，除德军之外，沿途还有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匪帮。我的意见是，明天一早就撤退，随后把车站对过的那座小桥炸毁。德国人要重新把它修好，也得花两三天时间。这样一来，就可拖延他们沿铁路前进的时间。同志们，你们的意见是什么？我们来讨论讨论，做出决定吧。”他又对坐在桌旁的人说。

坐在布尔加可夫斜对面的斯特鲁日科夫咬着嘴唇看着地图，然后抬头看看布尔加可夫，终于很费劲地把哽在喉咙里的话吐了出来：

“我……我……赞……赞成布尔加可夫的意见。”

那个最年轻的穿着工人服的人也同意说：“布尔加可夫说得对。”

只有耶尔马琴科，那个白天跟保尔他们交谈过的人，仍然摇头反对。他说：

“那何苦组建这支队伍呢？为着对德国人一枪不放就撤退？依我说，我们应该和他们在这里干一仗。我讨厌不战就溜……要是我能说了算，那我会毫不犹豫地在这儿和他们打……”他猛地把椅子推开，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布尔加可夫不赞成地看了他一眼。

“打仗要理智，耶尔马琴科。明知道要吃败仗，偏叫战士们去做无谓的牺牲，这种事我们不能干，否则会让人耻笑。我们背后的敌人是整整一个师团，装备有重炮和装甲车……耶尔马琴科同志，别耍孩子气……”接着他便转向其余两人，断然地说，“就这样决定了——明天早上撤退……第二个问题是联络问题。”布尔加可夫继续说，“因为我们是最后一批撤退的，负有组织在敌后开展工作的任务。这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铁路枢纽站，这么一个小城市就有两个车站。我们应该物色一个可靠的同志在站上工作。现在就来决定，看留谁在这儿好。大家提名吧。”

耶尔马琴科走近桌子说：“我认为应该把水手茹赫来留在这儿。第一，他是本地人；第二，他是一个钳工，又会电工，可以在车站找到工作；第三，他并不在我们的队伍里，人们没有见过他，今天晚上他才能赶到这儿。他这个人机灵能干，这里的事情他一定能胜任，我看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布尔加可夫点头表示同意。他说：

“很对，耶尔马琴科，我赞成你的意见。”接着他转向另两位，问道，“你们有不同的意见吗？没有？那这个问题就这样定了。我们给他留一笔钱和工作委任状……同志们，现在讨论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布尔加可夫继续说，“那就是关于处置城里的武器问题。城里有一个‘武器库’——有两万支步枪，是沙俄战争时遗留下来的。这些枪藏在一个农民的棚子里，被遗忘了。那棚子的主人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他想处理掉这些枪……当然，这个‘武器库’不能留给德国人，这是用不着说的了。我的意思是把这些枪烧掉，而且应该在黎明前办妥。不过这样做相当危险，因为这棚子是在城边上，周围住的都是穷人，恐怕火会烧掉老百姓的房子。”

斯特鲁日科夫身强力壮，满脸胡子好久没有刮过了，他身子微微动了一下，说道：

“干……干啥……要烧掉？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把这些武器分给居……居民。”

布尔加可夫身子立刻转向他，问道：“你是说，把这些枪分发出去？”

“对。说得很对！”耶尔马琴科称赞地叫道，“把这些枪分发给工人们和其他居民，谁要就给谁。当德国人把人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可以用这些枪狠狠地揍他们。德国人一来，就会残酷**乡亲们的。一旦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青年们就会拿起武器跟他们拼。斯特鲁日科夫的意见很对，把武器分发出去。要是能把武器弄一些到附近村里去，那就更好了。农民们会严实地藏起来的，等到德国人横征暴敛、敲骨吸髓的时候，这些宝贵的枪支就会派上很大的用场！”

布尔加可夫笑了：

“是啊，不过要是德国人命令交枪，他们就会都交出来的。”

耶尔马琴科反对说：

“不，不会全都交出来的。有的交，有的不会交。”

布尔加可夫的目光询问似的扫视了在座的每个人。

那年轻工人也赞同耶尔马琴科和斯特鲁日科夫的意见：“把枪发了吧，发了好。”

“好，我们就分发了吧。”布尔加可夫也同意了，“所有问题都解决完了。”他从桌旁站起来说，“现在我们可以一直休息到明天早上。等茹赫来一到，就请他上我这儿来，我要和他谈谈。请你查查岗哨去吧，耶尔马琴科同志。”

只剩布尔加可夫一人时，他走进客厅旁边的卧室里，把军大衣铺在褥子上，便躺了下去。

天亮的时候，保尔下了班，从电厂往回走。他在厂里当锅炉工的下手已经一整年了。

今天城里气氛十分活跃，这一点他一眼就看出来了。保尔沿路看见越来越多的人拿着步枪，有的一支，有的还拿着两三支。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便赶紧往家里跑。在列申斯基宅院的旁边，他看见昨天见过的那几个人正在上马，准备出发。

保尔跑回家，慌忙洗了脸，听母亲说阿尔焦姆还没回来，他就立刻跑去找住在小城另一头的谢辽沙。

保尔的朋友谢辽沙是位火车副司机的儿子。他的父亲有一所自己的小房子，家业也不大。谢辽沙不在家。他的母亲长得白白胖胖。她不高兴地瞪着保尔，说道：

“鬼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天刚一亮，他就像着了魔似的跑出去了。他说什么地方在发枪，他八成是在那里。你们这些鼻涕将军，一个个都该用藤条抽。实在是太胡闹了，真拿你们没办法。比便壶还高不了多少，就想跑去弄枪！你去告诉我家那个小痞子，要是他带一粒子弹回家来，我就拧掉他的脑袋。他把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往回拿，日后还得为他提心吊胆。你怎么，也想往那里窜？”

可保尔压根儿就不想听谢辽沙的母亲唠唠叨叨了，早已跑到外面去了。

在路上，他遇见一个人，两肩各背着一支枪。他飞快地跑上前去，问道：

“大叔，请问，在哪儿发枪？”

“在维尔霍维纳大街，还在发哩。”

保尔拔腿就拼命朝那人指的方向跑去。他跑了两条街，碰见一个小男孩拖着一支沉甸甸的上着刺刀的步枪。保尔拦住他问道：

“枪从哪儿弄来的？”

“是游击队在学校对面发的，一支也没有了，大家都拿光了，发了一整夜，只剩些空箱子堆在那里。我这已是第二支了。”那小孩子得意地说道。

这个消息使保尔深感懊丧。

“真见鬼，早知道就该直奔那里，不该回家去！”他失望地想道，“我怎么把这样的好机会错过了呢？”

保尔突然灵机一动。他急速转过身来，飞快地追上了走掉的小男孩，猛地从他手里夺过步枪，用一种不容分说的腔调说：

“你有了一支——够了。这一支给我。”

这种光天化日下的拦路抢劫使小男孩气得要命，他向保尔扑了过去。保尔向后退了一步，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厉声喊道：

“走开，要不走就戳死你！”

那小孩难过地大哭起来，转身跑走了，他没法夺回枪，气得大骂。保尔满心高兴地跑回了家。他跳过篱笆，直向板棚跑去。他把枪藏到棚顶下面的木梁上，开心地吹着口哨走进了屋里。

在乌克兰，像舍佩托夫卡这样的小城，中心是市区，四郊是农村，夏天的夜晚美极了。

在夏天幽静的夜晚，男女青年全都走到室外。那些少男少女，有的坐在台阶上，有的漫步在花园里，有的来到大街上，一群群、一对对地坐在造房子用的木头垛上。笑声、歌声不绝于耳。

空气中弥漫着馥郁的花香。星星像数不尽的萤火虫，在幽远的天穹闪闪烁烁。人声喧嚷，传得很远很远……

保尔爱拉手风琴，他总是爱惜地把那架音色优美、维也纳出产的双排键手风琴放在膝盖上，灵活的手指在琴键上轻轻移动。琴声时抑时扬，琴键时而发出一串滑音；琴声或低沉叹息，或愉快清脆，撩人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