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

第二天上午，一辆从码头送保尔的四轮马车驶到了有小花园的一座不大的房子跟前，保尔叫陪他的人去问问，屈查姆家是否住在这里。

屈查姆家共有五人：母亲阿尔宾娜·屈查姆是个胖胖的、上了年纪的女人，长着一对深沉而阴郁的黑眼睛，衰老的脸上风韵犹存。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名叫列莉亚，另一个名叫塔雅。还有列莉亚的小儿子。第五人是男主人屈查姆，这是个令人讨厌的胖老头，他长得像头老骟猪。

老头子在合作社干事；小女儿塔雅在外面做些粗活儿；大女儿列莉亚过去是个打字员，不久前和丈夫——一个酒鬼、流氓——离了婚，现在失业。她成天在家，忙着照顾她的小儿子，并帮着母亲料理家务。

除了两个女儿，阿尔宾娜老太太还有一个名叫乔治的儿子，不过他在列宁格勒。

屈查姆家的人亲切地欢迎保尔，只有那个老头儿用一种提防、恶意的目光看着这位不速之客。

保尔耐心地把自己家的情况尽其所能地告诉了母亲的老友，同时也详细地了解了她和她家的生活情况。

列莉亚二十二岁，她栗色头发，发型朴实，大脸庞，表情开朗，心地善良，她与保尔一见如故，并乐意把她家的秘闻趣事都告诉他。保尔由她嘴里知道老头儿专横、粗暴，压制全家，扼杀家里人的主动性，不许家里人有半点儿自由。他气量小、心眼窄、好吹毛求疵，弄得全家人心惶惶。儿女们都极其厌恶他。妻子也非常痛恨他，结婚二十五年来一直反对他的这种暴虐行为。女儿们都站在母亲一边，无休止的争吵使家庭生活索然寡味，使家人黯然神伤，因此家里人每天都要为大大小小的屈辱生气。

屈查姆家的第二个魔王是乔治。从列莉亚的话里知道，他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是个骄傲自大、自吹自擂的家伙。乔治好吃贪喝，喜欢穿戴，爱讲排场。他念完中学之后，仗着是母亲的宠儿，就向母亲要钱到莫斯科去。他说：

“我要上大学。让列莉亚卖掉戒指，你卖掉旧的饰物，我需要钱。你们怎么样去弄钱，我可管不着。”

他非常清楚，母亲对他总是有求必应，就厚颜无耻地尽量利用这一点。他对待姐妹非常无礼，瞧不起她们，认为自己比她们高一等。现在母亲还是经常把从老头子那里一点一点抠下来的积蓄连同塔雅挣的钱全都寄给他。乔治丢人现眼，考了个一塌糊涂，却自在地住在岳父家里，用电报逼他母亲寄钱。

直到很晚保尔才见到最小的塔雅。母亲在过道里低声对她说，客人已经来了。她和保尔打招呼时，不好意思地把手伸过去，在这个陌生的年轻人面前，她羞得脸红到了耳根。保尔没有立刻松开她那结实的、长了茧的手。

塔雅今年十九岁，虽不算挺漂亮，但是她那一对淡褐色的大眼睛，像蒙古画上那样细长的双眉，好看的鼻子和红润、刚毅的嘴唇，使得她楚楚动人。那件条纹工作服紧紧地绷着她那年轻和富有弹性的胸脯。

姐妹俩各住一间狭小的房间。塔雅的小房间里放着一张小铁床、一个衣柜。衣柜上面摆着许多小玩意儿和一面镜子。墙壁上挂着二三十张照片和风景画。窗台上放着两只花盆，种着深红的天竺葵和粉红的翠菊。淡蓝的带子束住薄纱窗帘。

“塔雅向来不让男同胞进她这个房间，可是，保尔，您瞧，她对您竟破了例。”列莉亚对妹妹开玩笑地说。

第二天晚上，一家人坐在两位老人住的房间里喝茶，只有塔雅留在自己的房间里，从那里可以听见大家的谈话。塔雅的爸爸一面故意不断用匙子搅着茶杯里的糖，一面从眼镜的上方恶意地打量坐在对面的客人，说道：

“我弄不懂这些时兴的家庭规矩：想结婚就结，想离婚就离。真是太自由了。”

他呛了一下，咳嗽起来。待他喘过气来，就指着列莉亚说：

“比方说她吧，根本不征求别人的同意，就和那个流氓住在了一起，后来，也不问问别人，又和他分了手。现在倒好，还得养活她和她那个野孩子。真是成何体统！”

列莉亚痛楚地涨红了脸，泪水汪汪的眼睛躲开了保尔。

“怎么，您认为她应当继续和那个寄生虫生活下去吗？”保尔问道，他两眼闪着愤怒的火花，瞪着那个老头儿。

“早该想好嫁个什么样的人！”那老头子说。

母亲阿尔宾娜插嘴了。她好容易才抑制住愤怒，断断续续地说道：

“我说，老头子，干吗要在外人面前扯起这事呢？谈点别的好不好？不要再谈这些了。”

老头子猛地冲着老伴说道：

“我知道该谈什么？打什么时候起你倒教训起我来了？”

那天夜里保尔把屈查姆家的事想了很久。一个偶然的机遇使他来到这里，现在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幕家庭悲剧。他思索着该怎样帮助老太太和她的两个女儿摆脱樊笼。他自己的生活遇到了麻烦，他自身就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他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难以采取果断的行动。

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拆散这个家庭——让老太太和两个女儿永远离开这个老头子。但这样做并不那么简单。他不能进行这场家庭革命，再过几天他就得离开他们，说不定永远不会再和他们见面。那就一切听其自然，别去搅动这拥挤的小屋子里的积尘吧。可是老头子那副令人讨厌的样子使他无法平静。他拟了好几个计划，但似乎都无法实现。

第二天是星期日，保尔从城里回来时只有塔雅一人在家，别的人都去亲戚家了。

保尔走进塔雅的房间，因为非常疲倦，就坐在了椅子上。

“你为什么不也到外面转转、散散心呢？”保尔问她道。

“我哪儿也不想去。”她低声回答道。

保尔想起了昨夜所拟的计划，决定试试塔雅对这些计划的反应。

为了使他们的谈话不受别人的干扰，他就直截了当地急忙对她说：

“你听，塔雅，咱们交谈中彼此称呼用‘你’好吗？咱们干吗要讲中国式的客套呢？我很快就要走了，我恰巧在自己遇到麻烦时和你们一家人相识，不然的话，情形一定会是另一个样子。要是在一年之前咱们大家一定会干干脆脆地离开这儿。就凭你和列莉亚这两双手，到处都可以找到工作！你们应当和老头子断绝关系，这种人是难以开导过来的。现在可不能这样做。我自己将来的命运如何，我也难预料，我目前是束手无策。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我首先要设法恢复我的工作。关于我的病情，不知道那些医生说了一些什么鬼话，因此朋友们让我无休止地治疗下去。那怎么行？我先得把这种情况扭转过来……我给我母亲写信商量商量，那时候我们再考虑如何了结你们家这件麻烦事。不管怎样，我绝不会就这样丢下你们不管。不过有一点，塔雅，你们大伙儿，特别是你的生活必须来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你有这样做的力量和愿望吗？”

塔雅抬起头来，小声回答说：

“愿望是有的，力量不知有没有。”

塔雅犹豫不决，保尔是理解的。他说：

“塔雅，亲爱的，你不用着急！只要有愿望，自然就有力量。现在请你回答我另一个问题，你对这个家很眷恋吗？”

这问话出乎她的意料，她没有立即回答。

“我很可怜我母亲。”过了一会儿，她说，“父亲已经欺负了她一辈子，现在乔治又在折磨她，我实在替她难过……虽然她没有像爱乔治那样爱我……”

这天，他们谈了很多话，在家里人快要回来之前，保尔开玩笑地说：

“真奇怪，老头子怎么到现在还没有逼你出嫁！”

塔雅吃惊地摆了摆手，说道：

“我绝不嫁人。列莉亚遭的那份罪我是看在眼里的。我绝不嫁人！”

保尔笑了笑，说：

“一辈子也不嫁人吗？要是有个小伙子追你，盯着你不放，我是说，一个挺不错的小伙子，那你可怎么办呢？”

“就是那样我也不！他们死乞白赖地追你时全都挺不错。”

保尔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安慰似的说：

“好吧。独身生活也不是坏事。不过，你这样对待年轻小伙子未免残酷了些。好在你还没有怀疑我在向你求婚，要不，我可就难以下台了。”说着，他友爱地用他那冰冷的手抚摩着满脸羞涩的姑娘的胳膊。

“你们这样的人是不会找我们这样的人做妻子的，”她轻柔地说，“找我们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呢？”

几天之后，火车载着保尔驶向哈尔科夫。到车站去送行的有塔雅、列莉亚和她们的母亲以及姨妈罗莎。临别时阿尔宾娜要保尔答应别忘记她的女儿们，还要他设法帮助她们跳出火坑。他们就像是送别亲人，塔雅的眼睛还含着泪珠。车开走了很远，保尔还能从车窗看见列莉亚手里摇着的手帕和塔雅那条纹工作服。

保尔到了哈尔科夫，不愿意去麻烦朵拉，就住到自己的朋友别佳·诺维科夫那里。休息了片刻，他就坐车到中央委员会，等着见阿基姆。待到只留下保尔和阿基姆两个人的时候，保尔要求阿基姆立刻分配他工作，可是阿基姆断然地摇摇头，说道：

“保尔，这根本不行！我们接到了医疗委员会和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决定写道：‘鉴于病情严重，送神经病理学院治疗，恢复工作一事不予考虑。’”

“阿基姆，他们想写什么还不由着他们？就算我求你了——派我去工作！到处跑医院没有一点用处。”

阿基姆没有同意。他说：

“我们不能违反决定。你要明白，亲爱的保尔，这也是为了你好。”

但保尔热忱、执着的坚持使阿基姆实在难以拒绝，最后他只好同意给保尔找个工作。

第二天保尔就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他本来以为，只要重新开始工作，他已经丧失的精力就会重新恢复。但是从上班的第一天起他就看出自己的想法错了。他常常一连八小时坐在办公室里，饭也不去吃。他连从三楼下来去隔壁食堂吃饭的力气也没有。一会儿是手麻木，一会儿是脚不听使唤，有时整个身体都不能动弹，而且还发烧。有一天，该动身去上班了，他突然起不了床，等到好了一点以后，他发觉已经迟了一个小时。他终因不断迟到而受到警告。保尔这才心里明白，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事情开始了：他要被迫离队了。

阿基姆又帮助了他两次，调他干别的工作。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到第二个月里他又躺到**了。这时他想起了临别时伊琳娜·巴扎诺娃所说的话，就写了封信给她。收到信的当天她就来看保尔，从她嘴里保尔知道了一个最重要的情况——他不一定非得住院。

“这么说，我已经健康得不用医治了。”他本想开一句玩笑，却并没能使人开心。

保尔刚觉得自己有了点力气，又跑到中央委员会，可是这回阿基姆却铁面无情，他坚持要保尔去住院。保尔声音低沉地回答道：

“我哪儿也不去，住院无济于事。我已经从权威人士那里知道了这一点。我只有一条出路——退休，领取抚恤金。可这对我绝对行不通。你们不能阻止我工作。我才二十四岁，我不能揣着残废证混日子，不能明知不顶事还到处求医问药。你们应该给我安排一个适合我的身体条件的工作。我可以在家中干，或是干脆住在机关里……只是有一点，别叫我当文书，尽在收发文本子上记号码。我所需要的工作，应当是能使我的心得到慰藉，能使我感到自己没有离队。”

保尔的声音越来越激动，越来越响亮。

阿基姆非常了解这个直到最近还生龙活虎一般的青年的感情。他非常了解保尔的悲剧，也深深知道，对把自己短暂的一生都献给了党的保尔来说，离开火热的战场，回到大后方，那实在是件极可怕的事。因此阿基姆决定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他说：

“好吧，保尔，你不要着急。明天书记处开会，我一定把你的问题提出来研究。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尽力办妥。”

保尔艰难地站起来，把手伸给阿基姆。

“阿基姆，”保尔说道，“你真的以为生活会把我赶到墙角，将我挤成肉饼吗？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保尔突然用力把阿基姆的一只手放到自己的胸脯上，于是阿基姆清楚地感到他那颗心急速而又微弱地跳动，“只要它还在跳动，你们就别想叫我离开党。能使我离开队伍的只有死亡。老兄，千万记住这一点。”

阿基姆没有回答。他知道这绝不是说的漂亮话，而是发自一个重伤战士的心灵的呼喊。他了解，像保尔这样的人只能说出这样的话，表达出这样的感情。

过了两天，阿基姆告诉保尔，可以安排他在某中央机关刊物的编辑部担任一项重要工作，但必须考查他的才干是否适合文艺战线。编委会的同志们客气地接见了保尔。副总编辑是个女同志，是个曾经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党员，现在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她问了保尔几个问题：

“同志，您受过什么教育？”

“初等小学三年。”

“在党校学习过吗？”

“没有！”

“噢，这也没关系，没进党校学习的人照样能培养成出色的新闻工作者。您的情况阿基姆同志给我们介绍过。我们可以给您一个不必到这里上班、可以在家里做的工作，并且尽力给您提供些方便的条件。但干这一行需要有广博的知识，特别是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

这话等于告诉保尔，他必败无疑。半个小时的谈话证实了他知识的贫乏，在他写的一篇文章中副总编辑用红铅笔画出了三十多处有修辞毛病的地方和许多拼写错误。她说：

“柯察金同志，你有很大的才气，如果再努力进修，您会成为一名文学工作者。但是现在您写的文章不够通顺。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您还没有掌握好俄语。这并不奇怪，因为您一向没有时间学习。非常抱歉，我们不能录用您。我得再说一遍，您很有才气。您的文章用不着改动内容，只要在文字上加工一下就是很好的文章。但我们所需要的是能修改别人文章的人。”

保尔拄着手杖，站了起来，他右眉在**着。

“没什么，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保尔说道，“我怎能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呢？我曾经会烧锅炉，后来又是个挺不错的电工，我会骑马打仗，能鼓动团员青年，可我不会成为一名舞文弄墨的战士。”

保尔和副总编辑道了别，就走了出去。

在走廊拐弯的地方，他差点儿摔倒了。一个夹着公文包的女人扶住了他。

“同志，你怎么啦？你的脸色很不好！”

几秒钟后，保尔恢复了神志，客气地推开了那女人，拄着手杖走了。

从那天起，保尔的身体每况愈下。找工作是根本谈不上了。他常常在**一睡就是几天。中央委员会免去了他的工作，并要求中央社会保险局发给他一笔抚恤金。在收到抚恤金的同时，他还收到了一张残废证。中央委员会还额外给了他一笔钱，并且个人档案也交给他随身携带，他可以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去。保尔这时收到了玛尔塔的一封信，她请保尔到她家做客，在她家小住、休养。即使没有接到她的邀请，保尔本来也打算到莫斯科去，他还抱着一线希望，说不定可以在全苏中央委员会碰到好运气，在那里找到工作。就是说，希望能找到用不着走动的工作。但是在莫斯科大家也都劝他医治，还答应送他去条件好的医院。保尔谢绝了他们。

在玛尔塔和她的朋友娜佳·别捷尔逊住的那所楼房里，保尔不知不觉已住了十九天。他整天独自待在屋子里，因为娜佳和玛尔塔两人每天早出晚归。保尔成天拼命读书——玛尔塔有许多书。一到晚上许多朋友来看她们，有时也有男朋友来做客。

保尔常收到由黑海港口寄来的信，屈查姆家邀请他到她们那里去。生活的绳结越拉越紧，她们盼望他的帮助。

一天早上，保尔走出了古夏科夫胡同那所静悄悄的楼房。列车载着保尔迅速地朝着南方、朝着大海奔去。他离开潮湿、秋雨连绵的莫斯科，奔向南克里米亚那温暖的大海边。电线杆在窗外一闪而过。保尔眉头紧锁，他那双深黑的眼睛露出顽强不屈的神情。

(1)　古腾莫尔根，格诺森：德语“早安，同志”的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