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在中央委员会疗养院的隔壁有一座属于中央医院的大花园。“公社战士”疗养院的病人们由海滨回来总要经过这里。花园的一堵灰色石块砌的高墙边，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保尔总喜欢在这棵梧桐树的浓荫下休息。来这个地方的人很少。从这里可以静静地看着花园林荫道和小径上川流不息的行人。到了晚上，这里可以避开这座大海滨疗养地熙熙攘攘、人声嘈杂的恼人闹声，这里是静静欣赏音乐的好地方。
这一天，保尔又躲到了这僻静的角落里，舒服地躺在藤编的摇椅上打瞌睡。他刚洗完海水浴，阳光和海水使他疲乏极了。他的毛巾和一本还没有读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暴动》放在旁边的一把摇椅上。刚到疗养院的头几天，他的神经仍处在紧张状态，头一直疼痛。教授们还在研究他那复杂而古怪的病症。无数次的敲呀、听呀使保尔感到厌倦。病房女医生是个讨人喜欢的年轻党员，她的名字很古怪，叫耶路撒冷契克。她每次都挺费劲才找到自己的病人，并且还要耐着性子说服他，让他跟自己一道到这个或那个专家那里去诊治。
“说老实话，我真厌烦这一套了。”保尔说，“一天总得五次回答他们那相同的问话。不是问：‘您的祖母是不是疯子？’就是问：‘您的曾祖父是不是得过风湿病？’……真见鬼，曾祖父生什么病我怎么会知道，我压根儿就没有见过他！每个大夫想要叫我承认我曾得过淋病或是别的更糟糕的病。老实说，听到这些纠缠不休的问话，我真想敲他们那光秃秃的脑袋。请你让我休息一下吧！如果让他们再这样研究我一个半月，我准要变成危害社会的一分子了。”
耶路撒冷契克医生笑了，她开了个玩笑回答保尔。但几分钟之后她就挽着保尔的胳膊，边给他说些有趣的事，边把他领到外科医师那里去了。
这天没有安排检查身体。离开午饭还有一个小时。保尔在蒙眬的睡眠中听到了脚步声。他没有睁开眼睛，心想：“他们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走开的。”希望落了空，摇椅咯吱咯吱地响了起来，有个人坐下来了。随即飘来一阵轻香，这说明坐在旁边的是一个女人。他睁开眼睛，最先投进眼帘的是一件白得耀眼的连衣裙、晒得黝黑的双腿和一双山羊皮拖鞋。接着，他又看到修剪得像男孩子般的短发头、两只大眼睛和两排细密的白牙齿。这个女人有点不好意思地对他笑了笑，说道：
“对不起，我打扰您了吧？”
保尔一声没吭。这是极不礼貌的，他这样做是希望她因此会走开。
“这是您的书吗？”那女人翻着小说《暴动》。
“是的，是我的。”
沉默了一会儿。
“同志，请告诉我，您是‘公社战士’疗养院的吧？”
保尔不耐烦地挪动了一下，心里想道：“从哪儿跑来这么个人？这叫什么休息呀？等会儿她还会问我生的是什么病哩！我还是走吧。”因此他冷淡地回答道：
“不是的。”
“可是，我好像在哪里见过您。”
保尔已经站了起来，就在这时他听身后有个响亮的女人声音问道：
“朵拉，你躲到这儿来干吗？”
一个皮肤黝黑、长着淡黄色头发、穿着疗养院浴衣、身体丰腴的女人在摇椅边儿上坐了下来。她瞟了保尔一眼，问他道：
“同志，我在什么地方见过您。您在哈尔科夫工作吧？”
“是的，在哈尔科夫工作。”
“您做的是什么工作？”
保尔决定要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谈话，就随口答道：
“扫垃圾的！”
两个女人的哈哈大笑使保尔不禁哆嗦了一下。
“同志，恐怕不能说您这是很有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此后，哈尔科夫市党委常委朵拉·罗德金娜多次提起她和保尔结识时的可笑情景。
有一天，保尔要去看一次午后歌舞会，便来到塔拉萨疗养院的花园里，在那里他意外地碰到了扎尔基。说来也奇怪，使他们晤面的竟是一场狐步舞。
一位胖胖的歌女伴着激烈的舞蹈动作唱完了那首《销魂之夜》的歌曲。随后一男一女跳上了舞台。男的戴着一顶红色的高圆筒帽，上身穿着白得耀眼的胸衣，戴着领带，下身却几乎**，只有臀部围着一圈五颜六色的一串串扣环。一句话，拙劣地扮成野人模样。那女的长相挺好看，身上挂着许多布条儿。这一对怪物开始在舞台上扭来摆去，缓缓移动，跳着狐步舞，这使得那成群站在疗养员的安乐椅和睡床后面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竖着牛一样的粗脖子开心得直嗥叫。简直难以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恶心的情景了。那个戴着滑稽的高圆筒帽的大胖子和那个女人互相黏在一起，扭摆着，做出不雅的姿势。保尔身后一个肥猪似的大胖子看得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保尔正要转身走开，突然，靠近舞台的第一排有个人站了起来，愤怒地喊道：
“别在台上扭摆了！滚出去吧！”
保尔认出此人是扎尔基。
钢琴师停止了伴奏，小提琴响了一声就沉默了，舞台上那对丑男女也停止了扭摆。接着椅子后面那伙人气急败坏地对刚才喊话的人咒骂起来：
“浑蛋！搅了这出好戏！”
“整个欧洲都跳这个舞呀！”
“太可憎了！”
但是，就在这时候，在“公社战士”疗养的共青团乌克兰切列波维茨县委书记谢辽沙·日班诺夫将四个手指伸进嘴里，“捣乱”地吹出一阵尖厉的口哨。别的人也纷纷附和他，于是台上那对宝贝灰溜溜地走了，好像被一阵风给刮跑了似的。一个像机灵的奴才模样的报幕小丑跑到前台向观众宣布：歌舞班马上就离开。
“大路朝前，快快滚蛋，爷爷问你，就说去莫斯科玩玩。”一个穿疗养服的小伙子，在大家的哄笑声中一边喊着，一边把报幕员轰下了舞台。
保尔跑到前排去找扎尔基。当天晚上他们两人在保尔的房间里坐到了深夜。扎尔基是在一个专区的党委会里负责宣传工作。他对保尔说：
“你知道吗？我已经结婚了。我们马上就会有个女孩，也许是个男孩吧。”
“啊，你妻子是谁？”保尔惊异地问他。
扎尔基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相片给保尔看。
“认得吗？”
保尔一看，原来是他和安娜·波尔哈尔特的合照。
“杜巴瓦在什么地方？”保尔更惊异了，问道。
“他在莫斯科。他被开除出党之后就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今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读书。据说他又恢复了党籍，可那也是白费劲！他中毒太深了……你知道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在什么地方吗？他现在当上了造船厂的副厂长了。其余的人我就很少知道了，彼此都失去了联系。我们大家都分散在全国各地工作，能欢聚在一起叙叙旧那才是件非常惬意的事！”扎尔基高兴地说道。
朵拉和好几个人一起走进了保尔的房间里。来自坦波夫的一个高个子关上了门。朵拉瞧见了扎尔基身上的勋章，问保尔道：
“你的这位同志也是党员吗？他在什么地方工作？”
保尔不明白朵拉问这话的目的，就简单地对她介绍了扎尔基的情况。
“那好，让他留下吧。刚从莫斯科来了几位同志，要给我们谈谈党内的最新消息。我们决定在你的房间里举行一次秘密会议。”朵拉解释说。
房间里除保尔和扎尔基外全是老布尔什维克。党的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委员巴尔塔舍夫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领导的新反对派的有关情况告诉了他们。最后，巴尔塔舍夫说：
“在这紧要关头，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我明天就动身。”
这次秘密会议后，过了三天疗养员们全都走光了。跟其他人一样，保尔也提前出院了。
保尔在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没有等多久就接到调令，他被派到一个工业区去担任专区团委书记。一个星期后市共青团员们听到了保尔的第一次演说。
深秋时，专区党委会的汽车载着保尔和两名工作人员到离市区较远的一个区去，途中汽车滑进路旁的沟里，车翻了。
车上的人都受了伤，保尔的右膝被压坏。几天之后，保尔被送到哈尔科夫外科医学院。医生们检查了他那条肿腿，看了X光照片，经过会诊，决定立刻动手术。
保尔表示同意。
那个主持会诊的胖教授做出结论说：
“好，就定在明天早上。”他说完起身就走，其他医生也跟着走了出去。
一间明亮的单人病房洁净无尘，散发着医院所特有的、保尔久未闻过的味道。他向周围看了看，一张铺着雪白台布的床头柜，一个白色的方凳，此外别无他物。
一位护士送来了晚餐。
保尔谢绝了晚餐。他靠在**写信。腿上的疼痛妨碍他思考，他也不想吃东西。
保尔写好第四封信时，房门悄悄地开了，保尔看见一位穿着白衣、戴着白帽的年轻女人走到他的床边。
薄暮中保尔看见了她那描得很细的眉毛和一对又大又黑的眼睛。她一只手拿着病历夹，另一只手拿着一张纸和一支铅笔。那女人说：
“我是您的病房医生，今天我值班。我要详细问问您的病情，不管愿意不愿意，您都得回答我所有的问题。”
她和蔼地笑了一笑。这微笑使“审问”变得轻松了些。保尔谈了整整一个小时，他不但讲了他自己，还把他祖宗几代的病况也尽其所能地都告诉了她。
手术室里有好几个人，他们都戴着口罩。
镀镍的外科手术器械闪着银光，一张窄长的桌子下面放着一个大盆。当保尔躺到手术台上的时候，教授很快洗好了手。手术的准备工作正在保尔身后紧张地进行着。保尔向周围看了看。一个女护士正在分放手术刀和镊子。保尔的病房医生伊琳娜·巴扎诺娃开始解下保尔腿上的绷带，然后轻轻地告诉他说：
“柯察金同志，别往那里看，这对神经刺激太大……”
“你是说谁的神经，大夫？”保尔故意笑着问。
几分钟后，保尔的脸给面罩蒙严了，那教授对他说：
“别紧张，我们就要给你上麻药了，用鼻子深吸气，开始数数。”
面罩下面低沉而平静的声音回答道：
“好吧。我得事先请你们原谅，我恐怕会不自觉地说出一些难听的话来。”
教授忍不住笑了。
接着，令人窒息的、气味难闻的几滴麻醉药水滴了下来。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数。他竭力想数清楚些。就这样，保尔迈进了他的人生悲剧的第一幕。
阿尔焦姆几乎把信封撕成了两半，不知为什么他拆信时非常不安。他的眼睛匆忙看了最前面几行，就一口气读了下去：
亲爱的阿尔焦姆：
我们很少通信，一年也就一两次吧！可是问题不在次数的多少。你来信说，为了同老根一刀两断，你举家从舍佩托夫卡迁到喀查丁的工厂去了。我明白你的用意——你所指的老根就是斯捷莎落后的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她的亲属及其他落后的东西等。要改造斯捷莎那种人绝非易事，我担心你难以办到。你又说：“上了岁数，学习困难。”可是你学习的成绩并不坏。你那样固执，不肯脱产去当市苏维埃主席，这也是不对的。你不是为建立苏维埃政权打过仗吗？那你就要对这个政权负责。明天就担负起市苏维埃的工作，开始干吧！
现在谈谈我自己。我的情况有点不妙。我成了医院的常客。医生给我开了两次刀，我流了不少血，耗了不少精力，可还没有人能答复我：这何时才有个尽头！
我已经脱离了工作，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职业——“生病”。我忍受着许多痛苦，而结果是右膝关节不能动弹，身上添了许多刀口的缝合线，而且还有一个新的发现：医生告诉我，七年前我脊椎上受的暗伤现在要我付出极大的代价。我准备忍受一切，只要能使我归队。
在生活中，再也没有比离开队伍更使我恐惧的了。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义无反顾地去承受一切痛苦的原因。可是直到现在情况非但没有好转，正相反，浓重的阴云又要临头了。第一次手术之后，我刚能走动就立刻投入工作，但没多久又把我送回了医院。我刚收到耶夫帕托利亚麦纳克疗养院的住院证，明天就要动身。阿尔焦姆，别难过，我不会轻易就躺进棺材里去的。我一人能顶三个人的生命。哥哥，咱们还要做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呢！要保重身体，不要瞎拼命。不然的话，党得付出极大的代价来“修理”你。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给我们知识，而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到各医院去做客。
握手。
保尔·柯察金
就在阿尔焦姆紧皱浓眉读着弟弟来信的时候，保尔正在医院里和巴扎诺娃告别。她握住保尔的手，问道：
“明天就动身去克里米亚？那么，今天你打算怎么样打发？”
“朵拉·罗德金娜同志马上就来。今天白天和晚上我就住在她家里，明天一早她送我上火车。”
巴扎诺娃认识朵拉，因为朵拉常来看保尔。
“柯察金同志，”巴扎诺娃说，“咱们早就说好了，在你动身之前和我爸爸见见面，你忘了？我已把你的病情给他详细讲了，我很想让他给你检查一下。今天晚上怎么样？”
保尔立刻同意了。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就带着保尔走进了她爸爸宽敞的工作室。
这位著名的外科医生给保尔做了一次仔细的检查。巴扎诺娃也在场，她还把医院拍的X光照片和所有化验单都带来了。保尔不可能不注意到巴扎诺娃在她父亲用拉丁语独自说了很长的一段话后脸色顿时变得煞白的情景。保尔注视着老教授那大而光秃的脑袋，竭力想从那对敏锐的眼睛里探索出点什么来，但老教授巴扎诺夫的眼睛是深不可测的。
保尔穿好衣服后，老教授和蔼可亲地和他道了再见，他要去参加一个会议。临走时他嘱咐女儿将诊断结果告诉保尔。
保尔躺在巴扎诺娃布置得极其雅致的房间里的沙发上，等着巴扎诺娃开口说话。但她不知道该怎样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实在感到为难。父亲告诉她说，保尔体内正在发作的那种致命炎症目前医学界尚无法医治。他反对再施行外科手术。他说：“完全瘫痪的悲剧正在等着这个年轻人，要想阻止这个悲剧的到来，我们却无能为力。”
作为保尔的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不能把这一切全都告诉他。巴扎诺娃只是用十分谨慎的措辞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实情。她说：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耶夫帕托利亚的泥疗法会使您的病情迅速好转。到秋天你就可重返工作岗位。”
但是，当她说这些话时，她忘了有两只非常敏锐的眼睛正注视着她。
“从您的话里，更确切些说，从您不愿说出来的话里，我已经知道了我的病情的全部严重性。您该记得，我请求过您永远对我说实话。什么事您都不必瞒我，我听了真情不会昏倒，也不会自杀。可我一定要知道前面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
巴扎诺娃开了个玩笑，把保尔敷衍了过去。
那天晚上，保尔没能打听出他真实的病情，当他们分手的时候，巴扎诺娃声音低沉地对他说：
“柯察金同志，别忘记我是您的朋友。您将来的生活中也许会发生难以预测的情况，如果您需要我帮忙或者需要听取我的建议，请写信给我，我愿随时为您尽力。”
巴扎诺娃从窗口目送那穿着大衣的高个子保尔，他吃力地拄着手杖，艰难地从门口走向那辆轻便的四轮马车。
保尔又到了耶夫帕托利亚。又是南方的炎热天气。戴着绣金边圆便帽的、皮肤晒得黑黝黝的人们在高声喧嚷。汽车用了十分钟就把乘客送到了那石砌的两层灰色楼房——麦纳克疗养院。
值班的医生把新来的人分别领到各个房间里。
当值班医生领着保尔到第十一号房间的门前时，问保尔道：
“同志，您的入院证是哪一类的？”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保尔回答。
“那好，您就和埃勃涅尔同志住在一起吧。他是位德国人，要求我们给他找一个俄国同伴。”医生一边解释，一边敲门。他们听到里面传出一句发音不准确的俄国话：“请进。”
进到病房里，保尔放下提箱，转身向着躺在**、长着漂亮灵活的蓝眼睛、浅黄色头发的德国人。那人对他温存地微笑着。
“古腾莫尔根，格诺森(1)，我本来想用俄国语说声‘您好’。”他改用俄语说，同时把他那苍白修长的手伸给保尔。
几分钟后，保尔已坐在那德国人的床边，于是两个人开始用一种奇特的“国际”语言进行生动的谈话了。在这种用“国际”语言进行的谈话中，言语的作用倒是次要的，一切难以明了的字句用猜想、手势和表情来代之。一句话，全用书本上找不到的“世界语”的一切秘诀来补充说明。保尔已经知道埃勃涅尔是个德国工人。
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勃涅尔的大腿上曾中了一弹，现在旧伤复发，使他卧病在床。尽管埃勃涅尔很痛苦，但他仍然精神振作，因此他立即赢得了保尔的敬重。
保尔现在有了一个再好不过的同伴。这个人从不会成天对人诉说自己的病痛，也从未听见他唉声叹气。相反，同他在一起会使你连自己的苦痛都忘到了脑后。
“真可惜，我对德文一窍不通。”保尔想道。
在花园的一角，有几把摇椅、一张竹桌和两辆病人坐的轮椅。五位病人每天在诊治之后就在这儿消磨一整天。病号们都把他们戏称为“共产国际执委会”。
埃勃涅尔斜靠在一辆病人坐的轮椅上，另一辆轮椅上坐着被完全禁止步行的保尔。其他三人是：粗壮结实的爱沙尼亚人魏曼，他是克里米亚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另一个是长着褐色眼睛、长相像十八岁少女的青年妇女玛尔塔·劳琳，她是拉脱维亚人；第三个是身材魁梧、鬓角灰白的西伯利亚人列捷涅夫。的确，他们代表五个民族——德国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玛尔塔和魏曼会讲德国话，埃勃涅尔请他们当翻译。保尔和埃勃涅尔因为住在同一间房子，他们成了朋友；玛尔塔和魏曼又因语言相通便和埃勃涅尔很亲近；而使保尔和列捷涅夫成为朋友的则是下象棋。
在列捷涅夫入院之前，保尔是疗养院里的象棋“冠军”。他在经过一番顽强的争夺战之后，从魏曼的手里夺走了冠军称号。魏曼一经被挫败，便失去了往常的沉静，并且长期以来对保尔耿耿于怀。不久，疗养院里来了位高个子的老头儿，他虽然已经五十岁，长相却特别年轻。这老头儿要和保尔战上一盘。保尔没有料到对手的厉害，他沉着开局，想弃卒求得优势；列捷涅夫则针锋相对，推进中卒，不吃弃子。作为“冠军”的保尔，总是得和每一个新来的棋手下上一局，所以每一次都有许多人在一旁观战。下到第九步时保尔已经发觉列捷涅夫那些稳步推进的卒子正向他步步进逼。他这才明白遇到了一个危险的对手，他开始后悔开局时不该那样粗心大意。
经过三个小时的角逐，尽管保尔竭尽全力，紧张拼杀，结果还是被迫“投降”。他比围观的人早些看出了自己的败局。保尔向对手看了一眼，列捷涅夫和蔼、慈祥地对他报以微笑。显然，他也看出这一局保尔是输定了。但性子冲动、幸灾乐祸、巴望保尔失败的魏曼还没有看出这一点。
“我总是要战到最后一卒。”保尔说。只有列捷涅夫一个人听懂了这句话的意思。他赞许地对保尔点了点头。
五天之内，保尔和列捷涅夫下了十盘，其结果是七负两胜一和，后者领先。
魏曼得意扬扬地高声喊道：
“太好了！谢谢您，列捷涅夫同志！这回您可把他打了个落花流水！活该！他打败了我们这些下棋老手，自己却栽在一个老头子手里！哈哈哈！”
他又转身挖苦吃了败仗的“冠军”：
“喂，吃败仗的滋味怎么样？”
保尔失去了“冠军”称号。这次棋盘上败北也不是偶然的，他只懂得象棋战略的皮毛，一个普通棋场上的好手自然要输给一位棋艺精湛的大师。不过，保尔虽然失去了“冠军”的称誉，倒结交了列捷涅夫这个志趣相投的亲密朋友。
柯察金和列捷涅夫两人有一个共同值得纪念的日期：保尔出生的年份正是列捷涅夫入党的那一年。他们是两代人的典型代表：一个是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另一个是布尔什维克青年近卫军；一个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经历了多年的地下工作，蹲过沙皇监狱，后来担任重要的国家行政工作；另一个具有烈火般的青春和足以耗尽几个人一生精力的八年斗争经历，而且这一老一少两个人都满腔热情，却重病缠身。
一到晚上，保尔和埃勃涅尔的房间便成了俱乐部。在疗养院里，一切政治新闻概出自这里。第十一号病房里晚上热闹非常。魏曼常想讲个什么**的笑话——他最爱讲这种无聊的东西。每次他都要受到玛尔塔和保尔的同时攻击。玛尔塔善于用巧妙而辛辣的讥笑奚落他。要是不奏效，保尔便马上采取行动。比方，玛尔塔有一天这样说道：
“魏曼，你最好先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大家不见得都欣赏你那种‘俏皮话’……”
保尔马上就用一种不平静的声调插话道：
“我压根儿就搞不清楚像你这种人怎么会……”
魏曼噘着厚嘴唇，两只小眼睛嘲弄地朝各人脸上扫了一下，说道：
“应当在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设一个道德监督处，请保尔当总监。玛尔塔我可以理解，她抱敌对态度是女性的本能。但保尔却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儿，活像个共青团的小宝宝……而且，我不喜欢鸡蛋来教训母鸡……”
在这场关于共产主义伦理道德的激烈舌战之后，**笑话的问题便作为原则性问题被提出来进行讨论。玛尔塔把各种观点翻译给埃勃涅尔听。
“我同意保尔，色情的笑话是很不好的。”埃勃涅尔用不大正确的俄语说道。
魏曼被迫退却了。他竭力用打趣来敷衍过去，从此以后他不再说这类笑话了。
保尔起初以为玛尔塔是个共青团员。在保尔看来她似乎只有十九岁。有一天，在交谈中保尔才知道她今年已有三十一岁，一九一七年入的党，而且一直是一个活跃的拉脱维亚党员，保尔听后惊得目瞪口呆。一九一八年白匪把她判处枪决，但苏维埃政府用白军俘虏把她和另外一些同志交换了回来。现在她在真理报社工作，同时即将修完大学课程。保尔没有发觉他们是怎样亲近起来的，不过这个常看望埃勃涅尔的小个儿拉脱维亚女人已经成了“五人帮”中不可缺少的一分子了。
老党员埃格利特也是拉脱维亚人，他常对玛尔塔狡黠地打趣说：
“玛尔塔，你知道你那可怜的奥左尔在莫斯科的日子是怎样过的吗？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每天早晨，在起床铃响的前一分钟，疗养院里总有一只公鸡啼叫。这是埃勃涅尔的逼真模仿。全体医务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找不到这只不知哪儿来的公鸡。这使埃勃涅尔非常开心。
到了月底，保尔感到病情恶化了。医生们不许他下床。这使埃勃涅尔非常难过，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从来不诉苦的、生气蓬勃、精力充沛、年纪轻轻就失去健康的青年布尔什维克。玛尔塔告诉埃勃涅尔，医生们早已预言保尔的未来是很不幸的，这个德国人听后心里惴惴不安。
直到离开疗养院，保尔一直被禁止下地。
保尔总是竭力不让旁人看出他的痛苦，只有玛尔塔一人从保尔不同常人的苍白脸上猜到了几分。在保尔要出院的前一星期，他收到了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告知他的假期延长两个月。信中又说，据疗养院诊断，就目下他的健康情况，恢复工作是不可能的。中央委员会还随信汇来了一笔钱。
保尔经受住了这初次的打击，正如他在学习拳击时茹赫来给他的初次打击一样。可那时他虽然倒下了，却立刻就站了起来。
他意外地又收到了母亲的来信。老母在信里告诉他说，她有一位老朋友名叫阿尔宾娜·屈查姆，住在离耶夫帕托利亚不远的一个港口城市，她们已有十五年没有见过面，老母亲盼望保尔能去看看阿尔宾娜。这封意外的来信，在保尔的一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周之后，疗养院里的病友们都亲切地把保尔送到码头上。埃勃涅尔亲热地拥抱他，像亲兄弟一样地吻他。玛尔塔难过地躲了起来，保尔没和她告别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