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在宾馆音乐厅的门口站着两个人，其中那个高个子戴着夹鼻眼镜，胳膊上佩戴着写有“纠察队长”字样的红色臂章。丽达问道：
“乌克兰代表团是在这里开会吗？”
“是呀！你有何公干？”那高个子官腔十足地回答道。
“请让我进去。”丽达说。
那高个子堵住了半边门，上下把丽达打量了一番，说道：
“你的出席证呢？只许正式代表和列席人员入内。”
丽达从提包里拿出一张烫着金字的出席证。那高个子口中念道：“中央委员会委员。”顿时他不再拿腔拿调了，变得彬彬有礼起来，像对“自家人”一样对丽达说：
“请，请进吧，左边有空位子。”
丽达在一排排椅子中间走过，找到一个空位子，坐了下来。看样子推选代表的会议快要结束了。她仔细听会议主席的讲话，那声音她听来觉得挺熟悉。
“同志们，出席全俄党代会各代表团的代表以及出席苏维埃大会的代表都选出来了。现在离开会还有两个小时，让我们再把已经报到的代表名单核对一遍。”
丽达认出他是阿基姆，他在迅速念代表名单。
阿基姆每念到一个人名，就有一只拿着红色或白色出席证的手举了起来。
丽达聚精会神地听着。
骤然她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潘克拉托夫。”
她循着那只高举着的手望去，但在密密麻麻的人海中，无法看清那码头工人的熟悉面孔。名字一个接一个地往下念，又有一个熟识的名字——奥古涅夫，紧接着又是另一个熟悉的名字——扎尔基。
扎尔基，丽达可以看见。他就坐在离她不远的地方，身子斜朝着她。他的侧影看起来不大认识了……是的，她记起来了，他的名字是万尼亚，丽达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了。
名单继续念着，突然一个名字使丽达惊得哆嗦了一下。
“柯察金。”
前面离她很远的地方，有一只手举了起来又放了下去。丽达深感奇怪。她急切地想看看那个与她死去的朋友同姓的人。她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刚才举手的地方。但所有的后脑勺看起来好像全都一个样。丽达就站了起来，沿着墙边的过道走向前排。阿基姆已经念完了名单。接着就是一阵椅子挪动的响声、代表们响亮的谈话声以及青年们的欢笑声。阿基姆竭力压过嘈杂声，高声喊道：
“同志们，别迟到！……记住，大剧院……七点钟！……”
出口处拥挤不堪。
丽达心想，在这股人流中她大概找不到一个刚才她听到的熟人。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放走阿基姆，通过他去找到别的人。她让最后一批代表从身边走过，就朝阿基姆走去。
“喂，柯察金，老弟，咱们也走吧！”丽达听见身后有人说道。
丽达又听到一个声音。那么熟悉又那么难忘的声音回答道：
“咱们走吧。”
丽达急忙转过身去，只见一个身材高大、脸色黝黑的年轻人站在她的面前。此人穿着草绿色军便服和蓝色马裤，腰里紧束着一条高加索窄皮带。
丽达眼睛瞪得圆圆地看着他。当他用双臂亲热地拥抱她、声音颤抖地轻轻喊她“丽达”时，她才明白这人真的是保尔·柯察金。
“你还活着？”
这简单的问话已经告诉了保尔一切。丽达始终不知道关于他死去的消息是误传。
音乐厅里的人早已走空了。从敞开的窗户可以听到市内的主要街道——特维尔大街上人声喧闹。时钟响亮地敲了六下，而他们俩仿佛觉得是刚刚才见面似的。可是时钟告诉他们，该动身到大剧院去了。当他们从宽大的楼梯上往街上走去的时候，丽达又将保尔打量了一番。保尔已经高出她半头了，模样倒没有变，只是更加英俊刚毅、更加沉稳冷静了。丽达问保尔道：
“你瞧，我还没有问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我是专区团委书记。正如杜巴瓦说的，当‘官老爷’了。”保尔笑着说。
“你看见过他吗？”
“看见过，不过，那次的见面给人留下极不愉快的印象。”
他们走到了外面。街上车水马龙，行人如织，汽车声、喊叫声不绝于耳。去大剧院的路上，他们俩都没有说话，但心里却想着同样一件事情。剧院已经被熙熙攘攘、争先恐后的人海包围了。这人海冲击着剧院那巨大的石头砌成的建筑物——每个人都竭力想冲进红军战士守卫着的、早已盼望走进的大门，但铁面无情的卫兵只让代表们通过。代表们骄傲地出示他们的会议出席证，走过那警卫线。
剧院周围的人海里尽是共青团员。他们虽然没有弄到出席证，但无论如何都想设法混进去参加大会的开幕式。有些机灵的团员就混在一群代表中间，也摇着一张红纸片冒充代表证，向会场挤去，而且真的有人混到了会场的门口。但他们一碰到值班的中央委员或是“纠察队长”——他们在那里引导来宾上楼，引导代表们走进池座——就又被赶了出来。其他那些“无证代表”就幸灾乐祸地为之大快。
那座剧院连那些想进去的人的二十分之一也容纳不下。
丽达和保尔费了很大的劲才挤到了会场的门口。代表们仍不断乘电车或汽车赶来，门口挤得水泄不通。维持秩序的红军战士也是共青团员，他们都招架不住了，被挤到了墙边。大门口传来闹哄哄的叫喊声：
“挤呀，鲍曼学院的小伙子们，挤进去！”
“加油，伙伴们，就要胜利了……”
“冲——呀——”
一个戴着青年共产国际徽章的青年，机灵眼尖，像一条泥鳅似的和保尔、丽达同时挤进了大门，躲过了纠察队长，急忙向休息室钻去。一眨眼的工夫，他就在代表的洪流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他们走进正厅后，丽达指着池座后面加放的椅子，说道：
“咱们就坐在这儿吧。”
他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了。
“我要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丽达开口说道，“虽然这已是往昔的事情，我想你会回答我的：为什么当时你要中断咱们的学习，断绝咱们的友谊？”
保尔从会面的最初一瞬间就预料到丽达会提出这个问题，然而他仍然感到窘迫。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保尔看出她是知道个中原因的。他说：
“丽达，我想你是全都知道的。这是三年前的事情，现在，我只有埋怨混小子保夫卡当时的行为了。保尔·柯察金一生犯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错误，其中一桩就是你刚才所问的。”
丽达微微一笑。
“一个挺好的开场白，”丽达说，“但我要求的是正面回答！”
保尔开始低声说道：
“有过错的不仅仅是我，还有《牛虻》和其中宣扬的革命浪漫主义。那些生动地描写革命者刚毅勇敢、无所畏惧、彻底献身于革命事业的书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使我产生了做他们那种人的愿望，所以我用牛虻的方式对待你的感情。现在看起来，这不仅仅荒唐，更令人悔之莫及。”
“这就是说，你对《牛虻》的评价有所改变啰？”
“不，丽达，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变！我只是把那种毫无必要地用‘苦行’来考验一个人意志的悲剧成分抛弃了。但《牛虻》的基本方面我是赞成的，我赞成牛虻的刚毅性格、他那种经受考验的无穷力量以及那种能受苦而不向任何人诉苦的品质。我赞成那种认为个人的私事丝毫不能与整体事业相提并论的革命者的典型本质。”
“保尔，现在也的确是太遗憾了。这些话早该在三年前谈出来。”丽达说道。她若有所思地微笑着。
“丽达，你所说的遗憾，是不是因为我不能成为你的比同志更深一层关系的人呢？”
“是的，保尔，你本来能成为我的比同志更深一层关系的人。”
“现在还来得及补救。”
“有点晚了，牛虻同志。”
丽达说了句玩笑话。接着她微微笑了笑，解释道：
“我已经有了个心爱的小女儿。她有父亲，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人生活得很和睦，这个三位一体是不能分开了。”
丽达的手指碰了碰保尔的手。这个动作是表示对保尔的关切，但丽达立刻就明白这是根本用不着的。是的，这三年来他已经成长了，不仅是体格方面的成长。她知道，此刻保尔很难过，他的眼睛说明了这一点。但他毫无做作地、真诚地对丽达说：
“不管怎么说，我从你那里所得到的比我刚才失去的还是要多得多。”
保尔和丽达站了起来。该坐到靠讲台近一些的位子上。他们向乌克兰代表所在的池座走去。乐队奏乐了，巨大的横幅红得好像燃烧的火焰，灯光照得闪亮的几个大字似乎在高喊：“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池座中、包厢里、楼座上都坐满了人，几千人在这剧院里汇成一个动力永不衰竭的强大变压器。伟大工人阶级的青年近卫军精英都云集在巨大剧场的四周。几千双眼睛都看着厚重帷幕上泛着红光的几个大字：“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每一双眼睛里都闪着激动的火花。
人们仍不断蜂拥而来。再过几分钟那厚重的天鹅绒帷幕就要拉开，在这庄严的时刻，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也会难以平静，他无比激动地宣布：
“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届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保尔从未这么鲜明、这么深刻地感到革命的伟大和革命的威力，也从未感到这种无法形容的骄傲和难以名状的喜悦。这种骄傲和喜悦是生活赋予他的，是生活把他这个战士和建设者送到了这里，送到了布尔什维主义青年近卫军的胜利而隆重的大会上。
大会占去了与会者的全部时间，每天都从早晨一直开到深夜。因此保尔只在大会闭幕前的一次会议上才又看见了丽达。她当时在一群乌克兰代表中间。丽达对保尔说：
“明天大会一闭幕我就要走了，不知道临别时我们能否有一次谈话的机会，因此我今天把我过去的两本日记和写的一封短信都给你准备好了，你读完之后寄还给我。我的日记和短信会把我没有机会告诉给你的事情通通都告诉你。”
保尔紧握着她的手，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好像要把她的面容印在自己的脑海里。
第二天，他们如约在大门口会面，丽达交给保尔一个小包和一封封好的信。周围有许多人，所以他们告别时十分克制。但保尔从丽达那泪水蒙眬的双眼中看出盈溢着的温情和淡淡的忧伤。
一天之后，火车载着他们各奔东西。
乌克兰的代表分乘几节车厢，保尔在基辅组。那天晚上，所有的人都昏昏入睡了，奥古涅夫也在保尔身边的铺位上发出轻轻的鼾声。保尔凑近灯光，打开了丽达的信：
保夫鲁沙，亲爱的！
我本来可以把一切当面告诉你，但是，还是这样好些。我只有一点希望：但愿我们在大会开幕前所说的话不要在你的生活中留下痛苦的痕迹。我知道你很坚强，所以我相信你说的话。我对生活的看法并不太拘泥于形式，在私人关系上有时候是可以有例外的，当然这种情形确实少见，除非这种关系是由真正丰富的、深厚的感情所引起的。你是应该得到这种例外的。起初我想偿还我们青春的宿债，但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并不会使我们俩感到快慰。保尔，你对自己不该那样苛求。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光只有斗争，而且也有美好的情感和欢愉。
至于你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就是说对你生活的主要内容，我是丝毫不为你担心的。
紧握你的手。
丽达
保尔陷入了沉思。他默默地把信撕成了碎片，将手伸到窗外，让风把那些碎片从手指间吹走。
两本日记保尔看了个通宵，快天亮时他把日记包好并捆了起来。到了哈尔科夫，一部分乌克兰代表——奥古涅夫、潘克拉托夫和保尔等人——都下了车。奥古涅夫是去接和安娜住在一起的达丽亚的。潘克拉托夫已被选为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有事要去办。保尔决定顺便看看扎尔基和安娜，然后和奥古涅夫一起去基辅。他在车站邮局给丽达寄日记耽搁得太久，当他从邮局出来的时候朋友们都走掉了。他坐电车到了杜巴瓦和安娜住的地方。保尔上了二楼，敲了敲左边安娜房间的门，里面没有人答应。天还很早，她不会这时候就去上班的。“也许她在睡觉。”保尔这样想。这时隔壁的门打开了，睡眼惺忪的杜巴瓦走了出来。他脸色灰暗，眼圈发黑，身上散发出强烈的大葱味，保尔那灵敏的鼻子还闻出熏人的强烈酒味。从半开着的房门保尔看见杜巴瓦**睡着一个胖女人，确切一点说，他看见一个女人**的肥腿和肩膀。
杜巴瓦注意到了保尔的目光，用脚一钩把门带上。
“你来干啥？是来看安娜·波尔哈尔特的吧？”他眼睛看着墙角，嗓子沙哑地问道，“她已经不在这里了，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脸色阴沉的保尔审视着他。
“不知道。她搬到什么地方去了？”保尔问道。
杜巴瓦忽然大发雷霆。
“这我可管不着。”他打了个嗝，压着火气，却恶毒地说，“你是来安慰她的吧？好哇，来得正是时候。安娜现在自由了，你正好来填空当。快动手吧！而且，她一定不会拒绝的。她本来就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她很喜欢你……这当然是娘们儿的巧妙说法。不要失掉良机，这回你们的精神和肉体就可合为一体了。”
保尔觉得两颊发烧，但他还是抑制住自己的怒火，压低声音说：
“米佳伊，你怎么堕落到这种地步！我真没有料到你会变得这样下流。你从前可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为什么你会变得这样粗野？”
杜巴瓦身子靠在墙上。看样子，他是因为光脚站在水泥地上感到冷，所以身子瑟瑟缩缩。房门忽然开了，一个睡眼蒙眬、脸圆圆胖胖的女人探出头来。
“亲爱的小猫，进来吧，站在那儿干什么？……”
杜巴瓦没有让她说完，就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并用身子堵住。
“真是一个好的开端……”保尔说，“你打哪儿弄了这么个女人来？这样下去你可怎么得了啊？”
显然，杜巴瓦对谈话已经感到厌烦，喊道：
“你是不是连我该和什么人睡觉也要指示指示？那些老调儿我已经听腻了。你从哪里来就滚回哪里去！你去对大家说杜巴瓦又酗酒又嫖女人！”
保尔走到他跟前，焦急不安地对他说：
“米佳伊，把这个娘们儿赶走，我还想和你再谈谈，谈最后一次……”
杜巴瓦脸色一沉，转身就进屋去了。
“呸，这个浑蛋！”保尔小声地骂了一句，就慢慢地下楼去了。
两年过去了，时光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流逝着。而生活，突飞猛进、五彩缤纷的生活，在这表面看来似乎单调的日子里总是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一个伟大国家的一亿六千万人民在世界上开天辟地第一个成了幅员广大、资源富饶的国土的主人，他们为恢复被战争所破坏的国民经济而进行着英勇、紧张的劳动。国家越来越强，力量越来越大。过去工厂被迫停工，死气沉沉，一片萧条，可是现在，人们可以看见这些工厂无一不喷出团团煤烟了。
保尔·柯察金觉得这两年过得太快了，时光简直是不知不觉地飞逝过去。他不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不能每天打着呵欠迎接清晨，不能晚上十点钟就躺下睡觉。他永远是匆匆忙忙地生活着，不仅自己一个人匆匆忙忙，他还催促别人奋进。
他舍不得花时间睡觉。常常直到深更半夜还可以看见他的房间里灯火通明，几个人在那里伏案学习。两年中他们已经研读了《资本论》的第三卷，认识了复杂的资本主义的剥削机构。
拉兹瓦里欣到保尔工作的这个专区里来了，省委派他来并提议由他担任共青团区委书记。当他到达时保尔恰好在外地出差，专区团委就在保尔缺席的情况下把他派往一个区里去了。保尔出差归来知道了这件事，一声也没吭。
一个月后，保尔猝然到拉兹瓦里欣那个区去视察。他发现的事实并不多，但其中就有下面的劣迹：拉兹瓦里欣常常酗酒，网罗亲信，排斥优秀青年。保尔将上述事实向专区团委提了出来，当其他所有委员都主张给予拉兹瓦里欣严重警告处分时，保尔出人意料地说：
“我主张开除并不准重新入团。”
在场的委员们都觉得这处分太重，但保尔坚持说：
“这个流氓应当开除。我们已经给了这个腐化堕落的中学生一次做人的机会，他是混进共青团里来的。”保尔接着便把拉兹瓦里欣在别列兹托夫的丑行讲了一遍。
拉兹瓦里欣大叫大嚷道：
“我坚决抗议柯察金对我的指责。他这是在报私仇。对我罗织罪名的人还少吗？那就让柯察金拿出真凭实据来。我也可以捏造，说他在干走私的勾当——那他也该被开除？不行，让他拿出证据！”
“等着瞧，我们会拿出证据来的。”保尔对他说。
拉兹瓦里欣离开了房间。保尔据理力争，半小时后专区团委通过了决议：开除阶级异己分子拉兹瓦里欣团籍。
每到夏天，朋友们一个个都相继到外地去度假。那些健康不佳的人都力争到海边去。夏季一来大家都热望去休养，于是保尔就让其他同志走，想方设法给他们弄疗养证并争取给予补助。他们走时脸色苍白，身体倦怠，但精神愉快。他们走后工作全落在保尔的肩上。他心甘情愿地把工作全都承担下来，就像一匹温驯的马乐于拖着重载的车子爬上山坡一样。朋友们回来时个个都面孔黝黑，精神饱满，精力旺盛。接着又是另一批人去疗养。整个夏天总有人走，人手不足，但生活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保尔也就没有一天离开过自己的办公室，要他离开岗位简直不可想象！
每年夏天都是这样过的。
保尔不喜欢秋天和冬天，这两个季节会给他带来许多肉体上的痛苦。
今年，保尔可是在特别焦急地等待夏天的到来。他的精力明显地一年不如一年，就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沉痛地承认这一点。现在他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承认自己无力挑起这工作的重担，也就是说承认自己是个残废；要么就坚守工作岗位，直到完全不能工作时为止。保尔选择了后者。
有一天，在地区党委常委会上，秘密工作时期的老党员、专区卫生保健处主任巴尔捷利克坐到保尔身边，对他说道：
“柯察金，你的气色很不好。你到医疗委员会检查过你的身体吗？没有去，是不是？我可是记不起来了。不过，小老弟，你应该好好检查一下。星期四下午天黑前你到我那儿去一趟吧。”
保尔没有到医疗委员会去。他很忙。可是巴尔捷利克并没有忘记他，硬把他拉去做检查。医生给他做了仔细的体检，巴尔捷利克以神经病理学家的身份亲自参加了检查，诊断结论为：
医疗委员会认为保尔·柯察金应立即全休，去克里米亚长期疗养并进一步认真治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诊断意见前面是一长串用拉丁文写的病名。保尔从所列的病名中只知道他的主要灾难并不在两条腿上，而是中枢神经系统遭受的严重损伤。
巴尔捷利克亲自将医疗委员会的诊断书送到党委常务会，大家一致同意立即停止保尔的工作。但是保尔本人提议，等共青团专区委员会组织部长斯比特涅夫假满回来之后他再去休养。他担心专区团委人全走空。虽然巴尔捷利克极力反对，大家还是同意了保尔的意见。
再过三个星期保尔就要去度他一生中的第一次假了。他办公桌的抽屉里已放着一张去耶夫帕托利亚疗养院的疗养证。
这些日子里柯察金比平常更卖力地工作。他召集了专区团委的全体会议。为了能安心地离开，他竭尽全力赶在走前拼命把所有的事都办得妥妥当当。
可是，就在保尔行将去休养、行将去观看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大海的前夕，竟发生了一桩极其荒唐可憎、万万料想不到的事。
一天，保尔忙完了公务，走进党委宣传部的办公室，坐在书架后面窗户敞开的窗台上，等着开宣传工作会。他走进去时办公室空无一人，不久来了几个人。保尔在书架后面，没有看清进来的人，但是他听出了其中一人的声音，那就是专区国民经济计划处主任，长相漂亮、个子高大、军人派头十足的法伊洛。保尔不止一次地听说法伊洛贪酒好色，见了漂亮姑娘就纠缠不休。
法伊洛曾经打过游击，一遇到适当的机会，就眉飞色舞地津津乐道他曾如何在一天之内就砍掉上十个马赫诺匪帮的头颅。保尔极其讨厌他。有一次，一个女共青团员来找保尔，哭诉法伊洛答应和她结婚，但与她同住了一个星期之后，法伊洛竟不和她来往了，甚至见面时连招呼也不打。当这件事被提到监察委员会的时候，由于那可怜的女孩子拿不出凭据，法伊洛还是逃脱了惩罚。可是保尔却相信姑娘说的是真话。保尔将走进办公室的那些人的谈话听得非常清楚，但他们却不知道保尔坐在书架后面。其中有个人说：
“喂，法伊洛，你的那些风流事儿怎么样？最近有没有新目标？”
问话的人是格里波夫，法伊洛的朋友之一，他们是一丘之貉。不知道是什么理由，格里波夫竟被认为是一个出色的宣传员，尽管他实际上是个极端浅薄无知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个白痴。他总爱摆出一副“宣传家”的架势，一有时机，不论适时不适时，总要吹嘘一番。
“你应当恭喜我！昨天我巧妙地把科罗塔耶娃搞到手了。你还说我无论如何不会成功哩！不，老弟，我要是看中一个娘们儿，那你就尽管放心好了，我准能……”接着他说了一句脏话。
保尔不禁打了个寒战——这是他神经极度紧张、极端愤怒的征兆。科罗塔耶娃是专区妇女部主任，她和保尔是同时调到专区工作的，因为是同事，他们成了好朋友。科罗塔耶娃是个讨人喜爱的党务工作者，她对每一个妇女、对任何一个来向她请教或求助的人都非常同情和关心。她深受专区委员会同志们的尊敬。她还没有结婚，法伊洛说的无疑就是她。
“你在撒谎吧，法伊洛？”格里波夫问，“她不像是你说的那号人。”
“我撒谎？那么，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比科罗塔耶娃更难弄的娘们儿我都能搞到手，这得要有本事，不同的女人要有不同的对待办法。有的只消一天工夫就能弄到手，不用说，这都是些破烂货。有的你就得追上一个月。主要的是要懂得她们每个人的心理。对女人要用特殊的手段。老弟，这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而在这方面，我可是一个专家。哈——哈——哈——”
法伊洛扬扬自得，笑得喘不过气来。那几个听的人一个劲地逗他往下说，这伙人迫不及待想知道细枝末节。
保尔站了起来，紧攥拳头，他觉得心在狂跳。
“自然，像科罗塔耶娃那样的女人，想轻而易举地就弄到手那简直是白日做梦，可是我又不肯善罢甘休，尤其是因为我和格里波夫赌了一箱葡萄酒。因此我开始采用战术了……我到她那儿去了一两次，我发现她对我是侧目而视。我心想，外边正流传着关于我的种种传闻，说不定也早已传到她的耳朵里了……一句话，侧击是失败了……因此我就采用迂回战术，迂回，哈哈……你猜怎么着，我就开始对她讲，我打过仗，杀死的人可以堆座小山；我给她讲我过去的流浪生活，四海为家，吃尽了苦头，也从未能给自己找到一个理想的女人，到现在还过着孤独的可怜虫般的生活……没有人体贴我，没有人亲热我……我这样一个劲儿地诉苦，一个劲儿地假装可怜。一句话，攻她的弱点。不用说，我在她身上下的功夫真不少。有一阵儿，我想索性放弃她，见他娘的鬼去，结束这装模作样的滑稽表演算了。但是，这对我可是一桩有关原则性的事情，出于这原则性，所以我要坚持下去……最后，终于让我把她弄到了手。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啊。没料到我得到的不是个婆娘，而是黄花女子，哈，哈……太过瘾了！”
法伊洛继续讲他那令人作呕的故事。
保尔记不清当时他是怎样一下子就冲到法伊洛跟前，咆哮道：
“你这畜生！”
法伊洛回敬道：
“谁是畜生？是我还是偷听别人谈话的你！”
保尔显然还说了别的话，因为法伊洛抓住了他的胸口，喊道：
“你敢这样侮辱我？！”
法伊洛喝醉了酒。他打了保尔一拳。
保尔抓起一把橡木凳，一下子就把法伊洛撂倒在地。幸好保尔的衣袋里没带手枪，不然法伊洛就会丢掉他那条小命。
一桩窝囊的事毕竟发生了。就在预定动身去克里米亚的那一天，保尔不得不站在党的法庭上。
地区委员会全体党员都集合在市立剧院里。宣传部办公室里发生的事使大家愤慨至极，所以这次审讯也就变成了一场关于生活作风问题的激烈辩论，日常生活准则、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以及党员的伦理道德等问题成为辩论的中心，而法庭审理的案件则退居次要地位。这个案件只是个信号。法伊洛在法庭上的一举一动都带有挑战性。他厚颜无耻地笑着，他扬言说这个案子应由人民法院审理，而柯察金因打破他的头将被判处强制劳改。法伊洛断然拒绝回答审讯时提出的问题。他说：
“怎么？你们想利用我这案子来鼓唇弄舌呀？对不起。你们可以随便给我罗织罪名，至于妇女们攻击我，理由很简单，那只是我没有理睬她们。这不值得小题大做。这要是发生在一九一八年，我早就按我自己的办法和柯察金这疯子算账了。现在我退庭，由你们处置好了。”说完他就扬长而去。
当庭长要求保尔讲述事件的经过时，保尔就平心静气地讲了起来，但是谁都可以看得出，他是在竭力抑制自己。他说：
“大家在这里所议论的这件事完全是因为我没有约束住自己才产生的。从前，我常用我的拳头来代替我的头脑，但这样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这次打人事件是发生了，可在我头脑清醒过来时，法伊洛的头已挨打了。近几年来我还是第一次犯这种游击作风的错误，我痛责我的这一行为，虽然，说句实话，法伊洛挨打是罪有应得。在我们共产党人的生活中，法伊洛事件是个丑恶现象。我不明白，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怎能同时又是这样的一个**棍，一个流氓？我永远也不能饶恕这样丑恶的现象。这意外的事件已使我们全体党员不得不来好好地谈谈生活准则问题了，这是这次事件唯一的积极方面。”
绝大多数党员赞成党组织开除法伊洛的党籍。格里波夫因做假证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其他参加过谈话的人都承认了错误，受到了批评。
巴尔捷利克把保尔的神经状况向大会做了汇报，当党的纪检员提议给予保尔警告处分时，全体党员都表示强烈的反对，因此党的纪检员撤回了自己的建议，保尔被宣布无罪。
过了几天，列车载着保尔驶向哈尔科夫。因保尔的坚决请求，地委同意把保尔交给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安排。保尔拿到了一封公正的鉴定书后，这才动身。阿基姆恰好是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保尔跑去见阿基姆，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他。
阿基姆读了保尔的鉴定书，在“对党无限忠诚”的后面写着：
“具有党员应有的涵养，但在极个别场合脾气暴躁，甚至失去自制。其原因是他的神经系统曾受过严重的损伤。”
“呵，保夫鲁沙，”阿基姆说，“他们到底还是把这件事写在这份评语极好的鉴定书上了，你可别放在心上，这种事情就是我们健康人有时也会发生。到南方去把身体养好吧。等你回来我们再决定你到哪里工作。”
阿基姆紧紧地握住了保尔的手。
中央委员会疗养院的名称为“公社战士”。疗养院里有玫瑰花坛、闪烁的喷泉，大片楼房的墙上爬满葡萄藤，疗养院如同一座花园。疗养的病人有的穿着白色的疗养服，有的穿着游泳衣。一个年轻女医生登记了保尔的姓名。他被安排在楼拐角的一个宽敞的房间里，**铺着白得耀眼的床单，室内非常整洁，十分安静。保尔洗了澡，换了衣服，精神抖擞地到海边去了。
大海一望无际，湛蓝、宁静，壮丽无比。海面如同一片大理石，硕大、光滑。目光所及的远处，水天相接；初升的太阳映在水中，就像一片火海。连绵的远山隐现在晨雾中。保尔深深地吸着令人心旷神怡的清新的海风，目不转睛地望着这博大、湛蓝、宁静的水的世界。
海浪懒洋洋却很亲切地爬到保尔的脚边，舔着金色的沙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