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

老报务员慢吞吞地抄了下来。他一生中收听了多少喜报和讣告！他总是第一个收听到别人幸福的喜讯和悲哀的消息。他对那些精简、不完整句子的意义，早已根本不假思索了。他只是耳朵听着，手机械地在纸上记着，根本不去理会它的内容。

这回又是某人死了，把这一噩耗电告某人。他竟忘记了这电报的开头语：“全国各台站，全国各台站，全国各台站！”收报机继续嗒嗒地响着，这老报务员把电报机键嗒嗒嗒敲的声音译成了如下的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老报务员安然地坐着，感到有点疲倦。某个地方，某个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死了，他将把这悲惨的字句抄下来寄给某人，那人将因绝望与悲痛而号啕大哭。但这与他有何相干？他只不过是一个局外人。收报机继续响下去，几个点之后是一横，又是几个点，又是一横，这老报务员从那些熟识的嗒嗒声中，已经知道这个字的第一个字母，于是他在格子纸上写下字母“л”。在这个字母之后，他又写下第二个字母“E”。在“E”之后，他工整地写下了一个“H”，几竖中间的两横还特意描了描，老报务员便又添上一个“и”，最后一个字母他已经是自动地写了出来，那就是“H”。

收报机敲了一个句号，老报务员的眼睛闪电般地在他所写下来的字上一瞥——лEHиH（列宁）。

收报机继续嗒嗒嗒地响下去，可是老报务员刚才碰到的那个熟识的名字再次闪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又看了看最后的字——列宁。怎么？……是列宁？……他的眼睛注视着电报的全文。他瞪着那些字，呆看了好一会儿。他工作了三十二年，这是他第一次不相信自己所抄下的电文。

他飞快地逐字核对了三遍，那写下的字千真万确：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高尔克逝世。

那老报务员跳了起来，手里拿着螺旋状的电报纸带，两眼直愣愣地盯着。那两米长的小纸带绝对证实了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噩耗！他那死人一般苍白的脸转向女同事，她们听到了他失声的惊叫：

“列宁逝世了！”

这令人震惊的噩耗从敞开的大门飞出了电报机房，又以暴风雪一样的速度传到了车站。它跃入暴风雪中，在铁路路轨和铁路道岔上旋转，然后像一阵刺骨的穿堂风吹进了机务段修理厂那扇半开的、铁皮包的大门。

厂里的一号修车地沟上停着一台火车头，抢修队正在进行修理。老头儿波利托夫斯基亲自到车头下面的地沟里，把损坏的地方告诉修理工。布鲁查克和阿尔焦姆正忙着把弯了的火车头炉条锤直。布鲁查克钳住炉条，把它放在砧子上，阿尔焦姆正用铁锤锤打烧红的炉条。

这几年布鲁查克老了许多，痛苦的经历在他的额头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两鬓斑白，背也驼了，那对深深凹进去的眼睛已蒙上了白翳，流露出阴郁的神情。

机务段修理厂的门洞里射进来一线光亮，有个人跑了进来，在傍晚的阴暗中看不清楚是谁。铁锤的重击声淹没了那人的第一声叫喊。当他跑近火车头周围的人群时，阿尔焦姆举在空中的铁锤突然停住了。

“同志们！列宁逝世了！”

那举着铁锤的手臂缓而无力地放了下来，阿尔焦姆的一双手轻而无声地把铁锤放在了水泥地上。

“你说什么？”阿尔焦姆的一双手像一把钳子似的抓住了带来这令人震惊的噩耗的那人的短皮大衣。

进来的人浑身披雪，喘着粗气，沉重而悲痛地重复说：

“是真的，同志们，列宁逝世了……”

由于这回那人没有高喊，阿尔焦姆才相信这可怕的消息是真的。这时他才看清那人的脸，原来他是党支部书记。

工人们从修车地沟里爬了上来，默默地听着这个全世界闻名的人逝世的消息。

在大门旁边，一台火车头吼叫起来，使人们吃惊地哆嗦了一下。从车站上立刻应声传来了第二台、第三台……火车头汽笛的吼叫声。发电厂的汽笛应和着火车头那接二连三撕心裂肺的巨大吼叫声，也像炮弹飞啸一样尖厉地鸣叫起来。一列即将开往基辅的“C”型豪华旅客快车拉响了铜钟，清脆的钟声又淹没了电厂及其他车头的汽笛声。

在舍佩托夫卡—华沙直达列车的波兰火车头上，一个司机知道了所有这些汽笛哀鸣的原因，倾听了一会儿，便沉稳地举起手臂去拉开那汽笛活塞的小铁链，这汽笛的哀叫倒使国家保安部工作人员大吃一惊。那个波兰司机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拉汽笛了，他会因此再也不能在这列车上工作了，但他的手仍然没有离开那小铁链，他开的火车头发出的汽笛吼叫声使那些软卧包厢里的波兰信使和外交官员惊恐万状地跳了起来。

机务段修理厂挤满了人，他们从各个门拥了进来。当那巨大的厂房挤得水泄不通时，人们悲痛地默哀，这时有人讲话了。

讲话的是舍佩托夫卡地区党委书记、老布尔什维克沙拉布林。

“同志们！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逝世了。我们党遭受了无法挽回的损失。那个在与我们的敌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中缔造和教育了我们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和我们永别了……党的和我们阶级的领袖的逝世应当成为号召我们无产阶级优秀儿女加入我们党的队伍的号角……”

哀乐响起来了，数百人脱下帽子，连十五年来从未流过眼泪的阿尔焦姆也感到喉咙哽咽起来，他那宽大的肩膀在颤抖。

铁路工人俱乐部的四壁差点儿叫那些拥挤的人群挤倒。外面寒冷刺骨，门口两棵枞树盖上了白雪，冻起了冰凌，但在大厅里，荷兰火炉的热气和六百多个自愿参加党委召开的追悼大会的人的呼吸使空气闷得令人窒息。

大厅里没有惯常的叫嚷声和谈笑声。巨大的悲哀使人们喑哑无言，一些人只是悄然低语，那千百只眼睛流露出悲痛与不安的神情，此时此刻他们就像深谙海事的领航员被狂风刮到海里时的一群深感绝望的海员。

党委委员们默默地走上台，坐到主席团桌子后面的位子上。矮胖的西罗琴科小心翼翼地拿起铜铃，轻轻地摇了一下就把它放下。这一下就足够了，会场笼罩在悲哀的静穆中。

做完报告后，党委书记西罗琴科立刻站了起来。他宣布了一件在追悼会上难得一见的事，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对这件事感到惊奇。他说道：

“有三十七名工人请求大会审议他们签名的入党申请书。”接着他就念了起来：

西南铁路舍佩托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党委：

领袖的逝世召唤我们加入布尔什维克的队伍。我们请求在今天的大会上审查我们，接受我们加入列宁的党。

这短短的申请书后面是两行签名。西罗琴科逐个念着，每念完一个名字停顿几秒钟，使大厅里的人有时间记住这些熟识的名字。

“斯塔尼斯拉夫·济格蒙托维奇·波利托夫斯基，火车司机，工龄三十六年。”

会场发出一片赞成声。

“阿尔焦姆·安德烈耶维奇·柯察金，钳工，工龄十七年。”

“查哈尔·菲利波维奇·布鲁查克，火车司机，工龄二十一年。”

大厅里人声越来越大，讲台上西罗琴科念的那些人，大家都很熟悉，他们都是与铁路和重油打交道的产业工人。

当名单上的第一个人走上讲台时，全场静得鸦雀无声。

波利托夫斯基老人在讲述自己的生涯时，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同志们，我还能说些什么呢？革命前一个工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大家都很清楚。咱们工人一辈子过着奴隶的生活，老了像叫花子一样死去。唉，我得承认，革命刚闹起来时，我认为我已经老了，肩膀上又挑着家庭的重担，我那时没有想到要入党。我从来没有在斗争中帮助过敌人，也很少参加战斗。一九〇五年在华沙的一家工厂做工时我当过罢工委员会的委员，与布尔什维克一起战斗过。那时我还年轻，倒还机智、泼辣。翻这些旧账干什么？伊里奇的逝世给我心中的打击太沉重了，我们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为工人阶级事业日夜操劳的人。我不能再说我年老了！……我不会讲话，让比我会说话的人说吧。我要重申一点：永远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绝不变心！”

那老司机倔强地点了一下白发苍苍的头，他那对灰色眉毛下面的眼睛，目光坚定，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会场，仿佛在等候与会者的裁决。

没有人举手反对这位个子矮小、头发苍白的老头子。当党委要求非党群众发表意见时，也没有一人表示异议。

波利托夫斯基在离开讲台时已成了一名党员。

会场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正在进行的是一桩不同寻常的事情。阿尔焦姆那魁梧的身躯也站到了老司机刚才站过的地方。这个钳工不知该把他那两只长手臂放到何处，因此他时不时用双手抚弄那顶有两片耳套的帽子。他那件衣襟毛已磨光的羊皮短大衣敞开着，里面那件灰色衣服领子上的铜纽扣紧扣着，那整洁的样子就像是过节。他脸转向大厅，突然看到一个熟识的妇女的面孔——石匠的女儿加利娅坐在从缝纫工厂赶来的那群工人中间。她宽容地对阿尔焦姆微笑了一下，那微笑里含着赞许和隐藏在她的嘴角上的另一种只能意会的表情。

“阿尔焦姆，谈谈你的经历吧！”阿尔焦姆听见西罗琴科说。

柯察金家这位老大觉得难以启齿，他不习惯在大会上讲话。也只有这时他才感到难以把生活中所积累的一切告诉给在场的人。字句总凑不到一起，加上太激动，就更难说出自己的经历了。这滋味他从来还未体验过。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生活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阿尔焦姆，现在就要跨出决定性的一步，走向新的开端，一个使他那故步自封、死气沉沉的生活变得富有生气、变得更有意义的新开端。

“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

会场里寂静无声。六百个人都注意地听这位个子高大、长着鹰钩鼻和浓眉大眼的工人讲话。

“我母亲一直在阔人家里当厨娘。父亲我记不大清楚，他和我母亲合不来。他总是喝得醉醺醺的。我们和母亲在一起过活。她无法喂饱我们那几张嘴。主人家除了供吃喝，每月只给四卢布工钱，母亲每天得当牛做马，从早忙到晚。我算幸运，在初级小学里念了两个冬天的书，学会了读书和写字。快满九岁时，我母亲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叫我到五金制品厂当学徒——不给工钱，只管吃饭，得白干三年。工厂老板是个德国人，叫费斯特尔。他本来嫌我年纪小，不愿收容我，可我那时候长得挺结实，母亲又把我的年龄多报了两岁，他才把我收下了。我给那德国人干了三年，什么手艺也没有学到。老板成天让我干家务活儿，差我买伏特加酒……他总是喝得醉醺醺的……老板一会儿叫我去取煤，一会儿叫我去拿铁……老板娘拿我当仆人，要我倒便盆，叫我削土豆。他们动不动就踢我，常常是无缘无故的。老板娘有个毛病：要是我有什么让她不满意，她就扇我的脸，她因为丈夫酗酒常常拿我们大家出气。我好容易从她家逃了出来跑到街上，可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我能向谁诉苦呢？我母亲远在四十多公里以外，再说，她那里也没有一个我可以安身的地方……后来让我在厂里干活儿，也好不了多少。厂里的工头是老板的兄弟，那浑蛋总喜欢拿我寻开心。一次他对我说：‘小家伙，去把那垫圈给我拿过来！’他指着安铁匠炉那个角落的地上。我就用手去捡那个垫圈——这时才知道那个垫圈是刚刚从炉火里取出来，刚刚打过的。垫圈放在地上看着是黑的，手指一碰上皮都烫掉了。我痛得放声大哭，可是那浑蛋却笑得前仰后合。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煎熬，就逃回母亲那儿去了。但母亲没有地方安顿我，她又把我带回德国人那里，一路上母亲边走边哭。第三年他们才教我一点钳工手艺，但还是照样打我，我又逃走了，就到斯塔罗康士坦丁诺夫去。我在那里的一家腊肠作坊里当雇工，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干的活儿尽是洗肠子，过着连狗都不如的生活。后来老板赌钱把作坊都输了，四个月没付我们一分钱就逃之夭夭。这样我才总算离开了那肮脏的鬼地方。我又爬上火车在日米林卡下车去找活儿干。我很感激日米林卡机务段的一个工人，他同情我的处境，了解到我曾在机务段做过工，就充当我叔叔，竭力向上司求情。我那时个子高，大伙儿以为我十七岁，就收了我做钳工的下手。我转到这里工作已经九个年头了，这就是我过去的生活。至于在这里的工作情况，你们大家都知道。”

阿尔焦姆用帽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深深地舒了一口气。现在他该说到更重要的一部分，这也是最难说的一部分。他不能等别人问起他之后再说。他紧皱那对浓眉，继续说道：

“谁都有权问我，为什么我没有在革命烈火刚燃烧起来时就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我能回答什么呢？那不是年龄的关系，我离年老还远得很。我，我直到今天才找到了自己该走的路。我在这里有什么好掩饰的呢？我们那会儿都迷了路。一九一八年在对德国人举行大罢工的时候，我们就该开始走这条路。有一个水手，名叫茹赫来，他和我们不止一次地谈过。直到一九二〇年我才拿起枪。后来这档子麻烦事结束了，我们把白匪军赶进了黑海，我就又回到了家园。接着就是结婚、生孩子……我一股脑儿地只顾忙家务事。现在，我们的列宁同志逝世了，党发出了号召，我回头再看看自己的生活，我看出在我的生活中缺少一件东西。仅仅保卫苏维埃政权是不够的，还应当替代列宁成为大家庭的一员，把苏维埃政权建设成铁打的江山。我们应当成为布尔什维克——因为它是我们自己的党！”

阿尔焦姆·柯察金就这样简单而又十分诚恳地结束了自己的发言，虽然他对刚才那种不平常的措辞感到很不自然，但他觉得肩膀上的重担已经卸掉，因此挺直了身子站在那儿，等待与会者提问。

“有人要问什么吗？”西罗琴科打破了会场上的寂静，问道。

会场里的人动了起来，可是没有人立刻就发问。一个从火车机车上径直来开会的、浑身黑得像甲虫一样的司炉，语气坚决地喊道：

“还要问他什么呢？我们对他还不了解吗？发给他党证得了！”

个子不高却很结实的锻工吉利亚卡因为闷热和紧张，满脸通红，他像伤风了似的，声音沙哑地喊道：

“他这种人是不会出岔子的，他会成为一个坚强的同志，表决吧，西罗琴科！”

这时共青团员就座的后面几排的位子上，有一个人站了起来，昏暗中看不清他的脸。他问道：

“让阿尔焦姆·柯察金同志谈谈，他为什么住到农村去种地？他身上的农民习气会不会使他背离无产阶级品质？”

会场上对这种问话出现了不赞成的小声议论，有人喊道：

“说得简单明白些！别跑到这里来摇唇鼓舌……”

但是阿尔焦姆已经开始回答了。他说：

“没关系，同志。那个小伙子说得对，我是住到农村种过地。这是事实，不过这并没有使我失去工人阶级的良心。从今天起我就和农活儿一刀两断。我一定把我的家搬到机务段附近，这里好得多。要不然我真要让那些地里活儿给憋死的。”

当阿尔焦姆看见许许多多只手都一齐举了起来时，他的心又怦怦跳了起来，可是他感到浑身轻松了，便挺直腰板回到了位子上。他听见身后西罗琴科的声音：

“一致通过。”

第三个走到主席台前的人是查哈尔·布鲁查克。这个火车司机波利托夫斯基的老助手现在也已当上司机了。他不擅长讲话。他讲了自己一生的劳动生涯，快结束讲话时，他提到近来的情况，他的声音很低，但大家全听得见。他说：

“我有责任完成我的孩子们没有完成的工作。他们牺牲了，他们并不是要让我躲到后院去痛心地哭泣。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行动起来补偿他们牺牲的损失。我们领袖的逝世让我睁开了眼睛。大家就不要问我过去的事，让我从今天起开始我真正的生活吧！”

查哈尔追忆往事，心绪不宁，双眉紧锁。会上没有人对他提出任何尖锐的问题，大家一致举手接受他入党。这时他眉开眼笑，他那白发苍苍的头再也没有低垂。

对这一批新入党的人的审查一直继续到深夜。那些大家一向了解并经受了生活考验的优秀工人被吸收入了党。

列宁的逝世使千千万万工人成为布尔什维克。领袖离开了我们，但这并没有使我们党的队伍失去战斗力。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如果只折断了一根树梢，是不会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