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发动机轰隆轰隆地响着，电车吃力地沿着丰都克列耶夫大街向上爬行。在歌剧院站电车停了下来。从车里走下一群青年，电车就又继续沿街而上。
潘克拉托夫催促落在后面的同伴说：
“快走吧，伙伴们！真的，我们迟到了。”
到歌剧院的门口，奥古涅夫才赶上潘克拉托夫。奥古涅夫对他说：
“还记得吧，根卡，三年前咱们也是这样到此地来开会。那时杜巴瓦带着一批‘工人反对派’回到了我们的队伍里。那天晚上的会开得真好。今天我们又要和杜巴瓦交手了。”
他们走到入口处，向站在门口的检查人员出示了证件，就走进了大厅。这时潘克拉托夫回答奥古涅夫道：
“是的，杜巴瓦又在这个老地方故技重演了。”
会场上有人对他们“嘘”了一声，他们只好就近找位子坐了下来，因为晚上的会议已经开始了。台上讲话的是个女同志。
“咱们来得正好，坐下吧，听听你老婆说什么。”潘克拉托夫用胳膊肘往奥古涅夫腰上碰了碰，低声说道。
“……不错，我们为这次辩论会花了很大气力，不过，凡是参加了这次辩论会的青年都受到了很大的教益。我们非常高兴地指出一个事实，我们组织里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失败已成定局。他们没有理由埋怨说没有给他们发表意见的机会，说没有给他们充分阐明自己观点的机会。不，恰恰相反，他们滥用了我们给的行动自由的权利，做出了一连串极其严重的破坏党纪的事情。”
达丽亚非常激动，一绺头发垂落到脸上，妨碍她说话。她用力把头发向后一甩，又继续说：
“我们在这里听了来自各区的同志们的发言，他们都谈了托洛茨基分子所采用的种种手段。这次大会上托洛茨基分子的代表就相当多，各区特意发给他们出席证，好让大家在全市党代会上再一次听听他们的言论。要是他们自己不愿多说，那可就不能怪我们了。在各区和各支部他们已遭到了惨败，多多少少吸取了一些教训吧。此刻他们恐怕难以跑到讲台上重弹昨天他们弹过的老调了。”
忽然，池座的右角有一个刺耳的声音打断了达丽亚的话。
“我们还有话要说！”
达丽亚转过身去。
“好吧，杜巴瓦，请到台上来说吧，我们洗耳恭听。”她提议说。
杜巴瓦恶狠狠地瞪着她，嘴都气歪了。
“时机一到，我们自然要说！”杜巴瓦大叫了一声，他想起了昨天在自己那个区里所遭受的惨痛失败，因为那个区的人都了解他。
会场上人们不满地小声议论开了。潘克拉托夫忍不住地质问道：
“怎么？还想再一次动摇我们的党吗？”
杜巴瓦听得出这是潘克拉托夫的声音，但他连头也没有回，只是紧紧地咬着嘴唇，低头不语。
达丽亚继续说：
“这个杜巴瓦就是托洛茨基分子破坏党纪的鲜明例子。他在我们共青团内从事团的工作多年，许多人都知道他，尤其是兵工厂的工人更了解他。杜巴瓦是哈尔科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和舒姆斯基在这里已经鬼混了三个星期。这个时候学校里的功课正紧张呢，他们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城里每个区他们都去演讲过。不过，舒姆斯基最近几天已经开始醒悟了。是谁派他们到这儿来的呢？除了这伙人外，在我们市里，还从外地各种组织来了一些托洛茨基分子。这些人从前都在这里工作过，此刻他们跑到这里来，就是要在党内煽风点火。他们所在的党组织知不知道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当然不知道。”
与会的全体代表期待着托洛茨基分子发言，承认自己的错误。达丽亚尽力想启发他们悔过自新，她仿佛不是在主席台上讲话，倒像在进行同志式的促膝谈心。
“大家一定还记得，三年前，也就是在这个剧院里，杜巴瓦和从前的一批所谓的‘工人反对派’回到了我们队伍里来。他当时说的话言犹在耳：‘党的旗帜永远不会从我们手里丢掉。’这才三年，党的旗帜就从杜巴瓦手里丢掉了。是的，我再说一遍，党的旗帜从杜巴瓦的手里丢掉了。他刚才所说的‘时机一到，我们自然要说’这句话就充分说明他和他那些托洛茨基同伙还要继续朝错误的道路滑下去。”
后排有人说话了：
“让图夫塔谈谈晴雨表吧，他可算是他们的气象专家呀。”
会场上响起一片激愤的声音：
“不要开玩笑！”
“让他们答复，他们停不停止反党活动？”
“让他们交代，反党宣言是谁写的？”
会场上群情激愤，会议主席一个劲儿地摇铃。
会场上人声嘈杂，根本听不清达丽亚说的话。但是这阵聒噪很快就平息了，达丽亚的话又听得清了：
“我们接到各地同志们的来信，他们都支持我们，这使我们深受鼓舞。让我把其中一封的片段念给大家听吧。这是奥丽雅·尤列涅娃写来的，在座的许多人都认识她，她现在是共青团专区委员会组织部长。”
达丽亚从一大沓信件中抽出了尤列涅娃的来信，很快地看了一下，开始念道：
“日常工作被丢在一边，四天来，常委会全班人马都到各区去了，因为托洛茨基分子掀起了空前激烈的斗争。昨天发生了党组织难以容忍的事件。反对派在全市所有支部中没有得到任何一个支部的多数人的支持，就集中力量，打算在专区军务支部大干一场。这个支部包括专区计划局和工人教育处在内一共四十二名党员，但全市所有的托洛茨基分子都云集在这里。我们从未听到过像这次会议上所散布的那些反党言论。军务支部的一个托派分子竟公然扬言：‘要是党的机关不投降，我们就用武力摧垮它。’那些反对派对这种言论竟报以热烈的掌声。保尔当即奋起发言：‘你们既是党员，怎能为这个法西斯分子鼓掌哩？’但是那伙人不让保尔继续说下去，有的故意把椅子弄得咚咚响，有的大喊大叫。这个支部的一些党员对这种流氓行为非常愤慨，要求让保尔讲下去。但是，当保尔刚要开口讲话，他们又捣起乱来。于是保尔对他们大声吼道：‘这可是你们的好民主！无论你们怎样捣乱，我还是要说下去！’那时就有几个人抓住他，想把他拽下台。这种举动太野蛮了。保尔推开他们，继续往下讲。可是，他还是被推到后台，又从侧门被推到了外面。一个流氓竟把保尔的脸打出了血。接着那个支部的人几乎全体退出会场。这件事擦亮了许多人的眼睛，使许多人恍然大悟……”
达丽亚念了这段信就离开了讲台。
谢加尔在省党委任宣传部长已两个月了。现在他正和托卡列夫并排坐在主席团的位子上，倾听市党代会代表们发言。发言的都是不久前还是共青团员的年轻党员。
“这些年里他们成长得多快啊！”谢加尔心里想道。
“反对派已招架不住了，”谢加尔对托卡列夫说，“重炮还没投入战斗，青年们就把托洛茨基分子打了个落花流水。”
图夫塔跳上了主席台。全场报以不满的喧嚷声和一阵哄笑声。图夫塔把脸转向主席团，想对这种“礼遇”提出抗议，可是会场这时安静了下来。
“刚才有人把我称作气象专家，但是多数派同志们，你们怎能对一个人的政治观点加以嘲弄呢？”他一口气说了这番话。
他的话招来一阵哄堂大笑。他气愤地把会场的情形指给主席团看。
“尽管你们嘲笑，可我还是要说，青年就是晴雨表。列宁在书中好几次这样写过。”
会场上立刻静了下来。
“列宁是怎样写的？”会场里有人问道。
图夫塔活跃起来：
“准备十月起义的时候，列宁就指示把那些坚定的青年工人都召集起来，武装起来，把他们和水手们一起派到最重要的岗位上。你们要不要我把这一段读给你们听听？我把全部引文都抄在卡片上了。”说着他就伸手到皮包里去取卡片。
“这我们知道！”
“列宁关于团结的问题是怎么写的？”
“列宁关于党的纪律是怎么写的？”
“列宁在什么地方要青年战士和党对立过？”
图夫塔被问得无言以对，他只好换一个话题：
“刚才达丽亚·拉古金娜念了尤列涅娃的信，我们不能为某次辩论会上的某些反常现象负责。”
和舒姆斯基一起坐着的茨维塔耶夫非常气愤地轻轻说：
“让这傻瓜去祈祷上帝好了，他会碰得鼻青脸肿的！”
舒姆斯基也愤懑地轻轻回答道：
“是啊！这个蠢货要叫我们丢人现眼。”
图夫塔那又尖又细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刺耳：
“既然你们组织了多数派，那我们也就有权利组织少数派！”
会场上又掀起一阵聒噪声。
愤怒的喊叫声此起彼伏，图夫塔的话被这喊叫声所淹没：
“怎么？又想把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俄国共产党不是议会！”
“他们是为孟什维克分子米亚斯尼科夫和马尔科夫之流卖命的！”
图夫塔就像要游泳一样挥动着双手，狂热地重复道：
“是的，就是要有小组织的自由。不然我们这些持不同政见的人怎能为捍卫自己的观点去和有组织的、用铁的纪律团结起来的多数派做斗争呢？”
会场里人声鼎沸，喧闹、叫嚷声更加厉害。潘克拉托夫站起来喊道：
“让他把话讲完，听听会大有好处！他把某些人想讲而不敢讲的话全给端了出来。”
会场再次静了下来。图夫塔心里也明白，他说得太过火了，恐怕此刻不该说这种话。他的思路猛地一转，急忙换了话题，于是连珠炮似的结束了讲话：
“当然，你们可以开除或排挤我们，你们已开始这样干了。我就已经被撵出了省团委。没什么了不起，谁是谁非很快就可以见分晓！”说完他就跳下主席台回到会场里。
杜巴瓦接到茨维塔耶夫的一张字条：
“米佳伊，你马上去讲一讲。诚然，这于事无补。我们在此显然打了败仗，但图夫塔的话必须予以纠正。这个傻瓜尽胡说八道！”
杜巴瓦请求发言并立即得到了允许。
当杜巴瓦走上主席台时，会场里的人似乎警惕起来，大家马上默不作声。这种演说之前最通常的寂静却使杜巴瓦感到了老朋友的疏远，全身不禁起了鸡皮疙瘩。他已没有前些日子在各支部发言的那股劲头了。他的气焰一天比一天低落，此刻就像被冷水浇灭了的篝火一样只冒着呛人的轻烟——被无法掩饰的失败、老朋友无情的反对所招致的病态自尊心和死也不肯承认错误的固执愿望使杜巴瓦做了最后挣扎。他决心蛮干到底，虽然他明知道这样做只会和大多数同志走得更远。他发言声音不高，但非常清晰。
“我请求大家不要打断我的话，不要提问题来反驳我。我想把我们的立场完整地申述一下，虽然我预料这是白费口舌，因为你们占大多数。”
当他结束演说时，会场就像炸了一颗手榴弹一样。喊声飓风般向杜巴瓦袭来。愤怒的呼喊像皮鞭抽着他的脸：
“可耻！”
“打倒分裂者！”
“住口！别恶毒诽谤！”
当杜巴瓦走下主席台时，一阵嘲弄的哈哈大笑“欢送”着他，这使他难过万分。愤怒的大吼、疯狂的大叫要比这好受得多。因为这是对他的讥笑，就像讥笑一个唱得走腔跑调的演员。
“现在请舒姆斯基讲话。”大会主席说。
舒姆斯基站起来说：
“我不发言了。”
坐在后排的潘克拉托夫声音低沉地说：
“我想说几句！”
杜巴瓦从潘克拉托夫的音调已了解到他此刻的心情。只有当这个码头工人深受羞辱时他才用这种声调说话。于是杜巴瓦眼光忧郁地目送着这个身材高大、微微驼背的人快步走上主席台，心里感到忐忑不安。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要说些什么。他想起了昨天在索洛明克区和一些老朋友聚会时，他们语重心长劝他脱离反对派的情景。和他一道的还有茨维塔耶夫和舒姆斯基。大家是在托卡列夫那里聚会的。在场的有潘克拉托夫、奥古涅夫、达丽亚、沃伦采夫、泽列诺夫、斯塔罗维罗夫、阿尔丘欣等人。杜巴瓦对朋友们企盼重新团结一致的谆谆劝告一味地装聋作哑。话谈得正热烈的时候，他竟和茨维塔耶夫一块儿扬长而去，以此来表示他们不承认自己的观点错误。可是舒姆斯基当时却留下没走，此刻他又不上台发言。“软弱的知识分子！显然，他们把他说服了。”杜巴瓦气愤地心里这样想。在这次激烈的斗争中他失去了所有朋友。在共产主义东方大学里，他和扎尔基的多年友谊也破裂了，因为扎尔基那时在党委会激烈地反对“四十六人声明”。后来，他们的分歧加深，他和扎尔基连话也不讲。好几次他在自己的家里看见过扎尔基，他是去找安娜的。安娜·波尔哈尔特一年前就做了杜巴瓦的妻子。杜巴瓦和妻子各有各的房间。杜巴瓦认为，安娜之所以不赞同自己的观点，自己和她的关系之所以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恶化，与扎尔基几乎成了她的常客不无关系。这倒不是妒忌，但杜巴瓦和扎尔基断绝了来往，安娜却和扎尔基过从甚密，这使杜巴瓦心里非常生气。他把这话对安娜说了，他们又大吵了一场。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杜巴瓦这次离家到这里来，事先就没有告诉安娜。
潘克拉托夫的演说打断了他的思绪。
“同志们！”潘克拉托夫走上主席台，站到台前的脚灯旁，将“同志们”三个字说得特别响亮而有力，“同志们！九天来我们听了反对派的发言。我坦诚地说，他们的发言表明他们已不再是我们的战友，不再是革命的战士，不再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和共同斗争的朋友了。他们的发言充满深深的敌意和蓄意中伤，是不可调和的，是极其恶毒的。是的，同志们，他们的发言是恶毒的中伤！他们大肆咒骂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党内暴力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是出卖工人阶级利益及革命利益的人。他们把我们党内那些优秀的、久经考验的人和光荣的老布尔什维克战士，把那些锻炼和教育了全俄共产党的人，把那些曾在沙皇专制独裁国家的监牢中受尽折磨的人，把那些在列宁同志领导下与国际上的孟什维克以及托洛茨基做无情斗争的人恶毒诽谤成党的官僚主义的代表。要不是敌人，谁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党和其机关不是一个整体吗？大家想想，他们的居心何在？假如我们的队伍被敌人包围，这时却有人唆使年轻的红军战士去反对他们的指挥员、政委和司令部，那我们把这种人叫作什么呢？比方说，我今天还是个钳工，按照托洛茨基分子的意见，还可以算得上是个‘正派’人，要是明天我当上了党委书记，那就成了‘官僚’‘官老爷’了！在那些所谓反官僚主义、拥护民主的反对派‘英雄’中间，恰恰就有不久前因犯官僚主义错误而被开除公职的图夫塔，就有索洛明克区人人知晓的闹极端‘民主’的茨维塔耶夫，就有在波多尔斯基区因瞎指挥和使用高压手段而三度被省党委开除公职的阿法纳西耶夫。同志们，这岂非咄咄怪事？凡是受党处罚和鞭挞过的人，现在都纠集在一起进行反党活动，这已是铁的事实。至于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个什么货色，就请老布尔什维克去说吧，他们知道得一清二楚。现在必须让青年们了解托洛茨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罪恶活动，了解他经常从一个阵营倒向另一个阵营的丑恶行径。对反对派展开的这场斗争团结了我们的队伍。这场斗争使青年们坚定了信念。在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党和共青团经受了锻炼。反对派里那些危言耸听、造谣惑众的人歇斯底里地狂吠，说什么我们的政治行将彻底垮台，经济面临彻底破产。我们的未来会证明这种预言的荒谬。他们要求我们把我们的老同志，像托卡列夫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都送去看机床，而让杜巴瓦这伙视反党为英雄行为的破‘晴雨表’来接替老布尔什维克的位置。不，同志们，我们绝不会上当！老同志需要有人接班，但接班的绝不是一到困难关头就疯狂攻击党的路线的人。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我们伟大的党的团结。老布尔什维克和青年近卫军永远团结得坚如磐石。我们高举列宁的旗帜与小资产阶级思潮所做的斗争，定将取得胜利！”
潘克拉托夫走下讲台，全场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第二天，在图夫塔的住处聚集了十来个人。杜巴瓦说：
“我和舒姆斯基今天就要回哈尔科夫去。我们在这里再也没有什么事可干了。但你们千万不要散伙。我们现在只有等待时局的变化。很明显，全俄党代会将会谴责我们，不过，要予以镇压我觉得还为时尚早。多数派已决定还要在工作中再次考验我们。现在，尤其是在这次大会以后，要是仍然公开进行斗争，就会被开除出党，这不符合我们的行动计划。前景如何，现在难说。好像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说完，杜巴瓦站起来想走。
瘦个子、薄嘴唇的斯塔罗维罗夫也站了起来，发着不标准的卷舌音，结结巴巴地说：
“米佳伊，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怎么？是不是大会的决议我们可以不服从了？”
茨维塔耶夫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说道：
“形式上还得服从，否则，他们就会收走你的党证。将来如何，要看风向。现在散会。”
图夫塔坐在椅子上不安地动了一下。舒姆斯基愁眉不展，脸色苍白，眼眶因失眠而出现黑圈。他坐在窗边啃指甲。当茨维塔耶夫说了这几句话时，他停止了他那难受的举动，突然转过身来，声音低沉而暴躁地对大家说：
“我反对这种阴险做法，我认为大会的决议必须服从。我们尽管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但对大会的决议还是应该服从。”
斯塔罗维罗夫赞同地看了看他，“是”“嗯”不分地说：
“我的意思也是如此。”
杜巴瓦的眼睛盯着舒姆斯基，露骨地挖苦他：
“谁也不会约束你，你爱怎样就怎样好了，你还有机会到省党代会上去‘悔过自新’。”
舒姆斯基急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你这是什么话，杜巴瓦同志！我老实说，你这些话是在逼我离开你，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昨天的立场。”
杜巴瓦像瞧不起舒姆斯基似的挥了挥手说：
“你别无选择。忏悔去吧，现在还不晚。”
杜巴瓦和图夫塔等人握手告别。
舒姆斯基和斯塔罗维罗夫也随后离开了。
一九二四年冬天，滴水成冰，是历史上罕见的寒冬。一月狂风呼啸，雪盖大地，从下半个月起，飓风肆虐，大雪连绵。
西南铁路线深埋在雪中，人们和凶残的自然灾害展开了斗争。铲雪机的螺旋转子钻进高高的雪堆里，给列车铲雪开路。严寒和暴风雪使电报线裹上冰层，大部分电报线遭到毁坏，在十二条线路中，只有印度—欧洲线和其他两条直通线畅通无阻。
在舍佩托夫卡总站的电报房里，三台“莫尔斯”电报嗒嗒嗒、嗒嗒嗒不停地响着，这不知疲倦的、无休无止的语言只有内行人的耳朵才能分辨得清。
几名女报务员都很年轻，从开始工作到现在，经她们的手收的电报纸带总长超不过两万米，但她们的同事中的一个老头儿却已超过二十万米。他不像她们那样要一字一句读那些电报纸带，碰到难拼的电报字句也从不像她们那样皱眉头。他只要倾听着那机键嗒嗒嗒的声音，就能把电报译文一字一字地抄在电报纸上。他此刻正在听抄电文：
“全国各台站，全国各台站，全国各台站！”
老电报员一面抄下这些字，一面想道：“这大概又是一份关于清除积雪的通令。”这时窗外暴风雪在呼啸，一团团雪片拍打着窗户上的玻璃。他觉得仿佛有人在外面敲着窗户，便不禁回过头来朝窗户望去。电报员不由得欣赏起玻璃窗上那些美丽精巧的冰花。世界上绝没有妙手能制作出这样精美绝伦的雕刻，能绘制出这样巧夺天工的枝叶冰画。
老报务员看得入了神，竟忘了谛听那电报机的声音，等他回过头来时，已积了不少电报纸带了，于是他急忙拿起电报纸带来读：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六时五十分……”
老报务员急忙记了下来，丢开电报纸带，一只手托着头，继续倾听……
“在高尔克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