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国境线上竖着两根界标，相视而立，沉默敌对，象征着两个世界。一根柱子刨平磨光，而且像警察岗亭一样漆上了黑白线条，顶上用钉子牢固地钉上了一只独头猛禽——鹰鹫。它展开双翼，两只利爪抓住黑白相间的界标，伸着它那像要捕食的钩喙，恶狠狠地瞪着对面的金属界牌。另一根界标竖在六步开外，是一根粗大的圆形橡木柱，深深地埋在地里。木柱顶端是一面铸有锤子与镰刀的金属界牌。这两根界标虽然都竖在平地上，但它们——两个世界——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除非你想冒生命危险，否则就休想越过这六步的距离。
这就是国境。
从黑海向北，途经数千公里，直到遥远的北冰洋，那些绘有伟大的劳动标志的界标一根接着一根排成绵延数千公里的长链，如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哨兵，默默地、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苏维埃乌克兰和贵族波兰的国界就从钉着鹰鹫的柱子开始。小镇别列兹托夫在森林深处。小镇离国境十公里，对面就是波兰小镇柯里茨。边防军某营的防区就是在斯拉沃特镇到阿拉波利镇之间。
国境界标越过雪原，穿过林中旷地，跃入深谷，爬上山冈，下到河边，从那高高的河岸上凝望着异国雪封的原野。
严寒。冻雪在毡靴下咯吱咯吱作响。一名身材魁伟的红军战士，头戴英武的盔形帽，从那绘有锤子与镰刀的界标旁走开，双脚有力而缓慢地在他的防地里巡逻。这个边防战士戴着绿色领章、袖章，穿着灰色陆军大衣，脚上穿着长筒毡靴。大衣的外面又披着一件高领子的宽大羊皮外套。他的头暖暖地包在一顶呢子盔形帽子里。他的手戴着大拇指分开的皮手套。羊皮外套很长，一直盖住脚跟，即使刮着大风雪，穿着它也挺暖和。战士肩上背着步枪，津津有味地抽着自卷的马合烟，在边防巡逻线上来回走着，外套的下摆擦着地面上的积雪。在这广袤无垠的平原上，苏维埃国境上的哨兵，相互的距离是一公里，以便可以望见。而在波兰那面的哨兵，相互的距离大约为两公里。
在国境的那一边，一个波兰哨兵沿着自己的巡逻路线迎面向红军哨兵走来。他脚穿粗革制的长筒皮鞋，身着灰绿色的制服和制裤，外面是一件缀着两排发亮的纽扣的黑大衣。他头戴四角形军帽，军帽上嵌着一只白鹰帽徽，肩章上是白鹰，两片领子上也是白鹰。这种穿戴和装束并不能使他稍微暖和一些。寒风刺骨，他边走，边敲脚后跟，边搓麻木的耳朵。他那双戴着薄手套的手已冻僵了。波兰哨兵值班时连一分钟也不能站立不动，如果他一停步，寒气就会马上与他的骨节过不去，所以只好时刻不停地来回走动，有时还得小跑。现在双方的哨兵相互平行了。这时波兰哨兵转身向后，在他那一边的国境线上与苏维埃哨兵并排行走。
国境上严禁谈话，但当四周一片荒原，只在一公里开外才有人影时，谁知道这两个人是默默地行走还是违背了国际公法在互相交谈呢？
那波兰人很想抽烟，但是他把火柴忘在兵营里了。风好像故意把红军哨兵那诱人的马合烟的香味向他吹了过去。那波兰人不再搓他冻木了的耳朵。他回头看了看——说不定班长或者中尉老爷率骑兵巡逻队突然从小山后面出现，前来巡查岗哨。但是四周空无一人，阳光下白雪皑皑，天空中万里无云。
最先破坏神圣国际公法的是波兰哨兵。他把上着短剑似的刺刀的法国连射步枪往肩上一背，用他那冻僵了的手指从外套口袋吃力地摸出了一包廉价的烟卷，用波兰话说道：
“同志，请借用一下火柴。”
红军哨兵听到了波兰人的请求，可是边防军条令禁止战士与境外的任何人交谈，而且他又没完全听懂波兰兵所说的话，因此就继续巡逻。他脚上穿的那双温暖而柔软的毡靴坚定有力地把积雪踏得咯吱咯吱响。
接着，那波兰人又用俄语说道：
“布尔什维克同志，扔给我一盒火柴，让我抽支烟。”
红军战士注视着他的邻人，看来寒风浸透了这波兰兵的五脏六腑，虽然他是个资产阶级的丘八，可他的生活是够凄惨的。在冰天雪地里穿着薄薄的外套出来放哨，冻得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而且还没有点烟的火柴——这也实在说不过去。想到这里，红军战士头也不回地把一盒火柴扔了过去。那波兰兵顺手握住火柴，划了一根又一根，总算把烟点着了。那盒火柴又被他用同样的方法从那边扔了过来。于是红军哨兵无意间自己也破坏了国际公法，对波兰兵说道：
“留着用吧，我有的是。”
但是，从波兰国境那边又传来了回话：
“不，谢谢您，要是发现我有这样一盒火柴，我得坐上两年牢。”
红军哨兵看了看火柴盒，上面印着一架飞机，机头上不是螺旋桨，而是一只有力的拳头，盒上还写着：最后通牒。
“是的，他说得对，给他真不合适。”红军战士暗想。
那个波兰哨兵继续与红军哨兵并排巡逻——他感到一个人在这茫茫雪原上巡逻非常寂寞。
马鞍有节奏地咯吱咯吱响着，马小跑的步伐轻匀、安稳。那匹黑色公马脸上、鼻孔周围、马鬃上蒙了一层白霜。马喘息的阵阵白色雾气从鼻孔里冒出来，消散在空气中。营长骑的那匹斑纹骒马，一面神气地迈着马蹄，一面把它那细长的脖子弯成弧形，顽皮地戏弄着缰绳。两个骑马的人都穿着灰色外套，束着武装带，袖口上都有三个方形红色军衔标志，不过营长加弗里洛夫的领章是绿色的，而他同伴的领章却是红色的。加弗里洛夫是边防军人，他这个营的岗哨长达七十多公里，他是这里的“当家人”。他的同伴是由别列兹托夫来的客人——全民军训大队的政委保尔·柯察金。
夜里下了一场大雪，积雪深厚而松软，既没有马蹄的痕迹，也没有人的脚印。营长和保尔骑着马走出了小树林，在旷野上策马而行。约在侧面四十步以外，竖着一对界标。
“吁——吁——”
加弗里洛夫突然紧紧勒住马。保尔也掉转马头，看看营长停下来的原因。加弗里洛夫从马鞍上俯下身子，仔细地察看雪地上一串奇怪的迹印，好像有人用带齿的轮子在雪地上滚过似的。一只狡猾的小野兽从这里走过，后脚踏在前脚印上，而且还兜了些令人费解的圈子来弄乱踪迹。要说出这些脚印从什么地方来、往何处去是很难的，但营长勒马察看的并不是这些脚印，而是在两步之外被薄薄一层雪盖上了的迹印。这里有人走过。那个人并没有弄乱自己的脚印，而是一直朝树林走去。这脚印清楚地说明他来自波兰。营长策马前进，循着那个人的脚印走到哨兵巡逻线上。在波兰那一方，脚印在十步以外还清晰可见。
“夜里有人偷越边境，”营长嘟囔道，“这回又是穿过第三排的防区，可是在早晨的报告中却只字未提。这些鬼家伙！”加弗里洛夫的小胡子本来就有些灰白，他的呼吸凝成的白霜把他的胡子变成了银白色。此刻这胡子冷冰冰地吊在他的嘴唇上。
两个人迎面向保尔他们走来。一个身材矮小，穿着黑衣服，他枪上的法国刺刀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另一个身材高大，穿着黄色羊皮外套。营长的斑马感到主人小腿在腹上紧夹，便疾驰向前。顷刻，保尔他们就来到了那两人的面前。红军哨兵整了整肩上的皮带，把烟头吐到了雪地上。
“同志，您好。您这个地段有什么情况没有？”营长伸出一只手。红军战士身材很高，所以营长连腰都不用弯。那魁伟的战士迅速脱掉手套和营长握手。
波兰哨兵从远处注视着他们。两位红军军官向一个普通战士问好，就好像见到了亲密的朋友一样！立刻，他仿佛觉得自己正在和扎克尔热夫斯基少校握手，这念头太荒唐，他竟不安地回过头望了望。
“我刚接班，营长同志。”红军战士报告说。
“您看见那边的脚印了吗？”
“没有看见。”
“夜里两点到六点是谁值班？”
“苏罗丁科，营长同志。”
“好吧，您得留神，眼睛要睁大点儿。”
他临走时又严肃地警告说：
“尽量不要跟那些波兰兵并排走！”
当保尔他们那两匹马沿边界向别列兹托夫的大路走去的时候，营长说道：
“边境上时时都得睁大眼睛，稍一打盹就要出事。这是一种眼皮都不敢眨的差事。白天要偷越边境不那么容易，但到了晚上，不但要睁大眼睛，还得竖起耳朵。柯察金同志，您替我想想，在我负责的这一地段，有四个村子都是从村中间划界的，这是最令人头痛的地方。无论你怎样配置哨兵线，只要一遇到婚庆或是什么节日，亲戚们就要越过边界线，欢聚在一起。怎能不发生越界事件呢？边界两旁农户连着农户，相距不过二十来步，而这条小河连母鸡也能飞过去。因此，走私也就在所难免。比方一个老太婆偷带了两瓶波兰出产的四十度茅香露酒，这当然是件小事。可是，还有许多大走私贩子，他们拥有雄厚的资金。您知道那些波兰人在干些什么吗？他们在边界的各个乡村开设了一些大百货商店，在那里日用百货一应俱全。当然，这绝不是为那些一贫如洗的波兰农民开设的。”
保尔饶有兴味地听营长述说。他觉得边界上的生活就像他从前所从事的不能间断的侦察工作一样。保尔问道：
“请问，加弗里洛夫同志，事情仅限于走私吗？”
营长脸色阴沉地回答道：
“问题就在这里呀！”
别列兹托夫是个小镇，是一个偏僻的、死气沉沉的角落，是过去犹太人定居的地方。镇上有二三百户人家杂乱无章地挤在一起。小镇上有一个空旷的市场，那里有二十来家小店铺。市场很脏，到处都是牲口的粪便。在小镇的四周住着许多农户，从犹太人聚住区通往屠宰场的路旁，有一座旧犹太会堂——一座破旧的、令人一看就感到凄凉的建筑物。不错，每逢星期六到会堂去的人还不少，不过景况却今不如昔。负责教规教律、主持犹太宗教仪式的拉比的生活也不是他所希望的那样富庶。显然，一九一七年发生了什么非常不妙的事情，甚至在这个穷乡僻壤，年轻人对拉比也没有起码的尊敬。不错，那些老年人并没有“开斋”，但是已有不少小孩子都吃起亵渎神灵的猪肉香肠来了！呸，连想一想都是罪过！一头猪在粪堆上起劲地用嘴拱着找吃的，气得拉比包鲁赫走上前去狠狠踢了猪一脚。是的，这位拉比对别列兹托夫成为区中心这事儿也很不高兴。更令他厌恶的是不知从什么鬼地方跑来这么多共产党员。他们一天比一天闹得凶，天天都令他不痛快。昨天，拉比包鲁赫看见神甫家的大门口挂起一块新牌子：
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别列兹托夫区委员会
这块牌子的出现绝不是什么好兆头。拉比忧心如焚，苦苦思索，不觉走到了自己会堂的门口，迎面看见门上贴着一张小布告，上面写着：
今晚在俱乐部召开劳动青年群众大会，执委会主席利西岑同志和代理区团委书记柯察金同志将在会上做报告。会后由九年制学校的学生演出歌舞。
拉比气愤地把那布告从门上撕下来，心中暗自思忖：
“瞧，真的干起来了！”
别列兹托夫镇那矮矮的小教堂两面紧邻神甫的大花园，花园中央有一座宽敞的住宅。从前，神甫和他的妻子曾住在那里，就像那座住宅一样，他们俩也已老朽和衰败不堪，过着彼此厌恶的生活。他们住的那些房间里空**、枯燥、毫无生气。可是，当新的主人一来到这座房子里，这些感觉便**然无存。那间从前只有在教堂建堂节恪守教规的主人才用来接待客人的大客厅，现在天天人来人往。神甫的住宅已是别列兹托夫党委会所在地。一进大门，右边有一间小房间，门上有几个粉笔字：“区共青团”。保尔每天就在这里度过他一部分时光，因为他除了担任第二军训大队的政委外，还兼任新成立的区共青团的团委书记。
自从在安娜·波尔哈尔特家里度过那友谊的晚会后，到现在已经八个月过去了，但想起来好像是昨天的事情似的。保尔把一摞公文推到一边，靠在椅子背上沉思起来……
屋子里静悄悄的。夜阑人静。党委会里人去屋空。区委书记特罗费莫夫刚刚离开，现在只剩下保尔一人。窗户上蒙着寒气凝成的奇形怪状的美丽冰花。桌上摆着煤油灯。火炉生得很旺。保尔回想起新近发生的事情。八月里，铁路工厂的共青团委派保尔作为负责人，随抢修列车到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去。一直到深秋，他始终带着一百五十名青年，由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整顿战争所造成的混乱局面，清理被烧坏的和被打坏的车辆。他们的路线是由西涅尔尼科夫到波洛格。这里曾是马赫诺匪帮活动猖獗的地区，到处都是毁坏与劫掠的遗迹。在古里亚伊·波里埃，保尔他们曾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修复了用石头建成的水塔和修补了被炸药炸得百孔千疮的水槽。保尔是个电工，不懂钳工技术，也没干过钳工活儿，但他用双手拿起扳手拧紧了几千只生锈的螺帽！
到了晚秋，抢修的列车又回到了铁路工厂。全厂各车间都欢迎这一百五十个同事载誉归来……
现在，在安娜那里又常常可以见到保尔了。他额头上的皱纹也舒展开了，又常常可以听到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
一群满身油污的弟兄，现在又可以在学习小组上听保尔讲昔日的战斗故事了。他讲被奴役的、勇于斗争的、衣衫褴褛的俄罗斯农民企图推翻沙皇的宝座，他讲斯捷潘·拉辛(1)和布加乔夫(2)起义。
一天晚上，安娜那里又聚集了许多年轻人。保尔出人意料地戒掉了长年累月养成的不良旧习——他几乎从孩童时起就抽烟的习惯。那天他义无反顾地、斩钉截铁地说：
“从今以后我绝不抽烟。”
这件事发生得很突然。原来，有人开始争论说：习惯胜过人的毅力，一经养成就难以克服，抽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大家各抒己见，众说纷纭。保尔始终没有插嘴争辩。可是达丽亚偏不许他沉默，硬要他发表意见。于是保尔把脑海里刚刚闪现的话说了出来：
“人支配习惯，而绝不是习惯支配人。我们能得出别的结论吗？”
茨维塔耶夫在角落里喊道：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保尔就爱说漂亮话。如果拆穿他的西洋镜会怎么样呢？他自己抽不抽烟？抽。他知不知道抽烟没有好处？知道。要戒吧——戒不掉。不久前，他还在学习小组里宣扬‘要养成文明习惯’哩！”说到这里，茨维塔耶夫腔调一变，冷嘲热讽地说道，“请保尔回答，他现在还骂人不？凡是认识保尔的人都会说他现在骂得少了，但骂得狠了。念《圣经》容易，做圣人难哪！”
大家都沉默不语。茨维塔耶夫激烈的腔调和狠毒的言辞使大家极其扫兴。保尔并没有立即反唇相讥。他慢慢从嘴里拿下烟卷，把它揉成烟末，轻轻地说：
“从今以后我绝不抽烟。”
沉默了一会儿，保尔又补充道：
“这固然是为了自己，也多多少少是为了茨维塔耶夫同志。要是一个人不能克服自己的坏习惯，那简直一钱不值。我还有好骂人的坏毛病。同志们，我还没有完全克服这一恶习。不过，就是茨维塔耶夫同志也承认很少听见我骂人了。脏话容易脱口而出，比不得抽烟，所以我此刻还不敢夸下海口说连这个毛病也一起改掉。不过，我绝不会把骂人的坏习惯带进坟墓。”
冬天即将来临，从上游流放下来很多木筏。但秋汛冲散了木筏，冲走了宝贵的木材。索洛明克区委会又派出本区的共青团员去打捞这些珍贵的财富。
保尔患了重感冒，他却不甘落后，瞒着同志们参加了打捞。一星期后，当河岸上的木材已堆集成山的时候，冰冷的河水与凛冽的秋风又唤醒了沉睡在保尔血液里的敌人——他发起了高烧。急性风湿病残酷地折磨着他，他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星期，出院回厂后只能趴在工作台上干活儿。车间主任见了，同情地直摇头。过了几天，秉公办事的医疗委员会认为保尔已失去劳动能力，解除了他的工作，给予他领取抚恤金的权利。但保尔愤然地拒绝了。
保尔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心爱的工厂。他走路时必须拄着手杖，每走一步都疼痛难忍。以前，他母亲不止一次写信叫保尔回去看她，现在他想起老母亲和临别时老母亲讲的话：“只有在你生病或受伤时我才能见到你。”
保尔到省委会领了卷在纸筒里的两份个人档案，一份是共青团的，另一份是党的。为了避免引起伤感，保尔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就动身回他母亲那里去了。大约有半个月，老母亲不断地用热敷和按摩治他那肿胀的双腿。一个月后，保尔不用拄手杖也能走路了。于是，喜悦再度涌上了他的心头，黄昏又变成了黎明。列车把保尔又载到了省城。过了三天，组织部就给他开了一张介绍信，派他到省军事委员部去负责地方武装的政治工作。
一星期后，保尔就到了这冰雪覆盖的小镇别列兹托夫，就这样他当上了第二军训大队的政委。共青团地方委员会让他负责把分散在这个新区各地的共青团员联系起来，成立一个团组织。于是，保尔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外面烈日炎炎。樱桃树枝从窗口窥视着执委会主席的办公室。对面哥特式天主教堂塔尖上的金色十字架在阳光照射下熠熠发光。窗外的小花园里，一群像周围的小草一样嫩绿的、毛茸茸的、有趣的雏鹅，正在那里敏捷地觅食。这些雏鹅是执委会看门人的妻子饲养的。
执委会主席读完了刚刚接到的紧急情报，脸上掠过一道阴影。他那骨节粗大的手不由得伸向他那蓬松柔软的美丽鬈发，并停着不动了。
别列兹托夫执委会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利西岑今年才二十四岁，可是他的同事和党内的同志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年龄。他身材高大，身强力壮，表情严厉，有时甚至叫人感到害怕，看他那样子足有三十五岁。利西岑粗壮的脖子上长着一颗大脑袋，栗色的眼睛敏锐而冷峻，下颌的线条清晰有力。他穿着蓝色马裤和“见过世面”的弗伦奇式的灰军服上衣，胸前挂着“红旗”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