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3
“同志们，在开始讨论团组织当前的任务之前，有一位同志要求破例让他说几句话，托卡列夫和我都认为，应该让他讲一讲。”
会场里发出了赞成的喊声，于是奥古涅夫高声喊道：
“现在请保尔·柯察金讲话！”
会场里，一百个人中至少有八十人认识保尔，因此当这个大家所熟悉的脸色苍白的高个儿年轻人在讲台前面出现并开始讲话时，会场上立刻爆发出热烈的鼓掌声和喜悦的欢呼声。
“亲爱的同志们！”
保尔的声音很平和，却难以掩饰激动的心情。
“亲爱的朋友们！事情变化得真出人意料，现在我又回到了你们中间，又在队伍中站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我归队了，我感到非常幸福。我在这里看见了许许多多老朋友。我在奥古涅夫那里看了一些材料，获悉索洛明克共青团组织增加了三分之一新团员，工厂和机务段的工人不再被迫浪费精力去做打火机卖，而且从废车堆积场拖出了一些报废的机车进行大修。这说明大家鼓足了干劲，我们的国家正在复兴，我们的国家日益强盛。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能在这个时候死去吗？”说到这里，他的眼睛闪现出幸福的微笑。
在雷动的欢呼声中，保尔走下讲台，朝会场里安娜和达丽亚坐着的那个角落走去。他应接不暇地和许多人握手。朋友们挪动了位子，保尔便坐了下来。达丽亚将手放在保尔的手上，用力紧紧地握住它。安娜睁大眼睛看着保尔，她的睫毛在颤动，她的眼里流露出惊讶与敬仰的神情。
时光悄悄地流逝。
这实在不是平平常常的工作日。每一天都有许许多多新的内容，而当保尔早上拟订他当天的工作日程时，时常感到苦恼，时间总是不够分配，他不得不把想要做的部分事情搁置。
保尔跟奥古涅夫住在一起。他已开始在工厂里上班，做电工的助手。
奥古涅夫不同意保尔暂时摆脱领导工作，在保尔还没有说服他之前，他们两人为此争论不休。
“我们现在正缺少人手，可你却想躲在车间里转悠。你别拿健康作借口，我伤寒病初愈后，有一个来月每天都是拄着拐杖到区委会上班的。保尔，我是了解你的，我知道这不是真正的理由。告诉我你真正的原因吧！”奥古涅夫这样追问保尔。
“真正的原因，柯里亚(7)，我是想读一点书。”
奥古涅夫扬扬得意地喊道：
“啊，原来如此！你想读书，难道你以为我就不想读书吗？老兄，这完全是你的利己主义在作怪！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忙得团团转，而你却躲在一旁去啃书本？这不行，好兄弟，明天你就给我到组织部去上班。”
可是，经过一番长时间的争论之后奥古涅夫还是让步了。他说：
“好，我两个月不触动你，你知道我这个人心肠软。不过你和茨维塔耶夫将来恐怕合不来，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家伙。”
茨维塔耶夫对保尔回到工厂的确提心吊胆，时刻提防。他认为保尔一回厂就要和他争夺领导权，于是，这个自命不凡而又怀着病态心理的人就准备与之抗衡。但是在保尔到厂里来的头几天，茨维塔耶夫就断定自己的想法错了。当保尔听到厂团委决定要他参加团委工作时，他亲自跑到厂团委书记办公室找了茨维塔耶夫，以他与奥古涅夫事先的协议为由，说服他将这个问题从议事日程上取消。在车间共青团支部，保尔负责政治学习小组，但从不想插手团委的工作。尽管保尔正式脱离了领导工作，但是他对团委整个工作的影响人人都能感觉得到。有好几次，他都是不动声色地、善意地帮助茨维塔耶夫摆脱了困境。
有一天，茨维塔耶夫走进车间一看，不禁吃了一惊。保尔所在支部的全体共青团员和三十几个青年正在擦洗窗户和机器，清除机器上多年留下的污垢，将废铁和杂物搬到院子里去。保尔正在用大拖布使劲擦洗满是油垢的水泥地。
“干吗要如此装扮车间呀？”茨维塔耶夫有点摸不着头脑，这样问保尔。
“我们不愿意在肮脏的车间里工作。这地方二十年来就没有人清扫过，我们打算一周内使它焕然一新。”保尔简短地回答道。
茨维塔耶夫耸了耸肩膀，走了出去。
那些电工还不满足这些，他们又开始动手清理院子。厂里的大院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成了个堆垃圾的地方。这里什么破烂没有啊！数百个车厢轮轴，堆得像山一样高的锈铁，还有无法计数的铁轨、防冲器、轴承箱——足足几千吨铁在日晒雨淋中锈蚀了。但是这进军垃圾堆的行动受到管理人员的制止：
“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工作要做，用不着忙于清理院子。”
于是电工们就在车间门口用砖头铺了个小方块，并用粗铁丝编了一个刮鞋底的垫子放在上面，这样清理院子的工作暂告一段落。内部的清扫工作在晚间下班后仍继续进行。当总工程师斯特里什一星期后走进车间时，车间里窗明地净，机器也变得油光簇新。那些安着铁栅的巨大玻璃窗，因为清除了经年累月留下的油垢和灰尘，太阳的光线畅通无阻了，射到机器房里，照得揩拭干净的柴油机的铜铸部件闪闪发亮。机身已漆上了绿色，甚至有人还在轮辐上细心地漆上了黄色的箭头。
“嗯……好……”总工程师惊叹道。
在车间远处的一个角落里，有几个人正在那里做油漆的收尾工作。斯特里什走上前去，保尔手里提着一罐调好的油漆迎面走来。总工程师拦住保尔，问道：
“等一等，老朋友。你们这样做我非常赞成，不过你们的油漆是从哪里弄来的？你知道，我曾经宣布过，没有得到我的特许绝对禁止动用油漆，这是奇缺的东西。油漆火车头比你们现在做的重要得多。”
“这些油漆全是从扔掉的空罐里弄来的。”保尔回答道，“我们花了两天工夫在破烂里找到了空油漆罐，从空罐里刮出了约二十五磅油漆。我们全都照章办事，总工程师同志。”
“嗯……”斯特里什又嗯了一声，不过已经有点不好意思了。接着他又说道，“那么你们干吧。嗯……不过，我仍然想知道……你们这种，怎么说呢，啊，自发地追求车间整洁的主动精神怎么解释呢？难道说你们这些工作全是在下班后干的吗？”
保尔听出这位总工程师的话音里明显流露出怀疑，于是他回答道：
“当然是下班后干的，您是怎么想的？”
“是的，但是……”
“斯特里什同志，我要补充您的‘但是’……什么人告诉过您，说布尔什维克对这些垃圾可以熟视无睹？您再等一些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活动开展得更广泛，到那时还会有更多的事情叫您看后感到吃惊呢！”
保尔说完后，就小心地绕过总工程师的身旁，免得油漆弄脏他的衣服。之后，保尔径直朝门口走去。
每天晚上，保尔都到公共图书馆去，直到很晚才走。他和图书馆那三位女馆员混得很熟，同时又运用各种宣传手段，终于如愿以偿，获准随意查阅各种书籍。他可以将扶梯靠在那高大的书柜前，在扶梯上一坐就是几小时，一本一本地翻阅，找寻那些有趣而又有用的资料。图书馆的书多半是旧的，只有一个不大的书柜里放着少得可怜的新书。这里有一些是偶然收集来的内战时期的小册子，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长篇小说《铁蹄》及别的几本书。在旧书中，保尔找到了一本意大利作家拉·乔万尼奥里的长篇历史小说《斯巴达克思》。他花了两个晚上就读完了。保尔把这本小说还回来，跟高尔基的那些作品摆在一起。他总是把那些最有意思的、性质相近的书摆在一块儿。
图书馆女馆员从未阻止他这样做——她们对此漠不关心。
一桩乍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事故，突然打破了厂共青团组织那单调而平静的生活——中修车间团支部的支部委员科斯季卡·费定，一个麻脸、翘鼻、动作迟钝的小伙子，在铁板上钻孔时毁了一只贵重的美国钻头。毁坏钻头的原因完全是他粗心大意。不，甚至比这更糟，几乎可以说是他故意毁坏的。这件事发生在一天早上。中修车间工长霍多罗夫让费定在铁板上钻几个孔。费定开头说他不愿意接这个活儿，但是霍多罗夫坚持要他干，他才拿起铁板开始钻孔。在车间里大家都不喜欢霍多罗夫吹毛求疵的苛求。他过去曾一度是孟什维克，现在他任何社会活动也不参加，对共青团员也是另眼相看。但是他精通业务，恪尽职守。他注意到费定在钻孔时没有给钻头注油，只是在那儿“干钻”，就连忙跑向钻床，将它关住。
“怎么，你是瞎子，还是昨天刚来的新手？”他斥责费定，因为他知道如果这样使用，那钻头一定会报废。
但是费定不但不从，反而谩骂工长并开动机床继续钻下去。当霍多罗夫跑到车间主任那里告状时，费定并未停机，却跑去找注油器，想在领导来调查前把一切都弄妥帖。等费定找到注油器跑回来时，那钻头早断了。车间主任写了报告，要求开除费定。共青团支部却袒护他，他们的理由是霍多罗夫总是竭力压制共青团积极分子。但车间领导坚持开除他，因此这件事的审理便交到了厂团委，棘手的事就这样开始了。
厂团委的五个委员中有三个认为应对费定予以警告，并把他调到别的部门工作。茨维塔耶夫就是这三人中的一个。其余两人干脆认为费定没有过错。
团委会议是在茨维塔耶夫的办公室里进行的。房间里有一张铺了红布的大桌子、一些由木工车间工人自己做的长凳和方凳，两边墙上挂着几张领袖像，桌子后面的整面墙上挂着团旗。
茨维塔耶夫是“脱产干部”。他本来是锻工，由于他四个月来表现出的才干，被提升担任全厂共青团的领导工作，并且做了区团委委员和省团委委员。他曾在机械厂做过锻工，调来铁路工厂的时间不长。他刚一走上领导岗位就大权独揽，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一上台就扼杀别人的创造性。他包办一切，但又包办不了，于是就对自己的助手们大发雷霆，斥责他们失职、无能。
就连这个办公室也是在他亲自监督下布置的。
茨维塔耶夫正在主持会议，懒洋洋地躺在那把由共青团红色角(8)搬来的唯一一把软椅上。这次会议是秘密进行的。当党支部书记霍莫托夫要求发言时，有人在外面敲门，茨维塔耶夫不满地皱起了眉头。外面又敲了几下，卡秋莎·泽列诺娃起身走去开门。门外站着的是保尔，卡秋莎就让他进来。
保尔向没有人坐的凳子走去，这时茨维塔耶夫就喊住他，说：
“柯察金，现在我们开的是秘密会议。”
保尔的脸涨得通红，他缓缓地转向桌子，说道：
“我知道，我很想知道你们对费定事件的意见。我想提出一个与这件事有关的新问题。怎么，你反对我出席吗？”
“我并不反对，不过，你是知道的，出席秘密会议的只能是团委委员。要是人人参加，那就不便讨论问题了。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坐下吧！”
保尔从未受过这样的侮辱，眉宇间现出一条深深的皱纹。
“为什么要注重形式呢？”霍莫托夫不赞成地说道，但保尔打了个手势让他继续谈刚才想谈的问题，自己就在凳子上坐下。
“我想谈一点看法，”霍莫托夫开始发言，“谈到霍多罗夫，不错，他是不大合群。不过，我们的纪律确实也够差的。如果共青团员都随便弄坏钻头，我们马上就会停工。这会给非党青年带个坏头儿。我想应该给费定严重警告处分。”
茨维塔耶夫没有容他说完，就立刻予以反驳。保尔听了十分钟的讨论，就已经明白团委的态度。行将表决的时候，保尔要求允许他讲几句话。茨维塔耶夫克制住自己，让保尔发言。
“同志们，我想就费定事件谈一点意见。”
保尔没有想到自己的声音会那样严厉。
“费定事件只是个信号，而实际情形比费定这件事还要严重。我昨天搜集了几个数字，”保尔从口袋里拿出一本笔记本，“这些数字是考勤员给提供的。请大家注意听，百分之二十三的共青团员每天迟到五至十五分钟，这已成为一种惯例。百分之十七的共青团员每月旷工一天或两天，这也司空见惯。但团外青年旷工的却只占百分之十四。这些数字比挨鞭子还厉害。我还顺便记下了一些数字。党员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四，而迟到的也占百分之四。党外成年工人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十一，迟到的占百分之十三。再看损坏工具的情况，损坏工具的百分之九十是青年工人，其中百分之七是生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咱们团员干活儿的情况比党员和成年工人要差得多。但是，这种状况各不相同，锻工车间值得赞扬，电工车间也还不错，其他车间大致一样。依我看，霍莫托夫同志关于纪律的谈话只涉及问题的一小部分。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纠正这些不正常的现象。我不想鼓动诸位，也不是要求为这事开个大会，但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毫不留情地跟这种玩忽职守和纪律涣散的现象进行斗争。老工人们说得好：‘从前替老板干活儿，干得很不错；替资本家干活儿，也都很尽心；现在我们成了主人，发生这种事情是不能原谅的。’这主要还不是费定和其类似的人的过错，产生这些过错我们大家都得负责。我们本应和这种恶劣行为做斗争，但是，我们不但没有这样做，有时反而寻找各种借口来袒护费定那样的人。
“刚才，萨莫欣和布蒂里亚克说费定是‘自己人’，还说什么他是一个‘信得过’的人，他是个积极分子，担任社会工作。至于弄坏钻头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谁没弄坏过？反正他是‘自己人’，而工长却是‘外人’……可向来就没有人对工长霍多罗夫进行过教育……不错，他虽然爱挑刺，可他干这工作已有三十年的工龄了！我们先撇开他的政治立场，在费定弄坏钻头这件事情上他是对的。他虽然是个‘外人’，却爱惜国家财产，而弄坏从国外进口的贵重工具的却是我们‘自己人’。这种情理颠倒的事实该做何解释呢？我认为，咱们应该对这件事情首先发起进攻，刹刹这股歪风。
“我提议应当把费定这个纪律松弛、玩忽职守、破坏生产的人开除出团。我们应该把这件事在墙报上公之于众，公开地将这些数字写进厂报的社论里，以引起广泛的议论。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我们有强大的后盾，因为共青团的基本群众都是优秀的工人。他们当中有六十个人受过波雅尔卡筑路工程的锻炼，那是一次最好的考验。在他们的帮助与参与下，我们一定能够纠正缺点。只是我们必须完全、彻底地抛弃我们目前处理这个事件所取的妥协态度。”
保尔一向沉着冷静、寡言少语，但这一席话说得尖锐、猛烈。茨维塔耶夫现在才初次认清了这个电工的本色。茨维塔耶夫心里认识到保尔的话是正确的，但一种高度戒备的情绪使他不愿在口头上表示赞成。他把保尔的发言看作对整个团组织的严厉批评，是有意损害他的威信，所以决定要搞垮保尔。反驳时，他单刀直入地斥责保尔袒护孟什维克霍多罗夫。
激烈的辩论一直持续了三个小时。深夜了，辩论的结论已趋明朗：大多数人的意见倒向保尔一边。当茨维塔耶夫被保尔那毋庸置辩的事实和无法驳倒的逻辑所击败而失去了大多数人支持的时候，他竟采取卑劣的手段——违反民主原则，坚持要保尔在最后表决之前离开会场。
“好，我就走，不过，茨维塔耶夫同志，这对你倒不是怎么有面子的事情。我应当提醒你，如果你不顾一切，仍固执己见，明天我就在全体大会上将你的言行公之于众。我相信你绝不会得到多数人的赞成。茨维塔耶夫，你错了。霍莫托夫同志，我想，在全体大会召开之前，你有责任把这个问题向党委提出。”
茨维塔耶夫气势汹汹地叫道：
“怎么，你想吓唬我？用不着你指教，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而且我们还要当众谈谈关于你的问题。要是你自己不想工作，就不要妨碍别人。”
保尔把门带上，用手揩揩热得发烫的前额，穿过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向门口走去。一走到外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他点着了一支烟，就朝巴蒂耶瓦山冈上托卡列夫所住的那间小屋走去。
保尔见到托卡列夫时，他正在吃晚饭。
“把你那边的新消息讲给我们听听。达莉亚，给保尔盛一碗饭来。”托卡列夫说着，让保尔坐下一道吃。
托卡列夫的妻子达莉亚和他刚好是两个类型，她长得又高又胖。她把一盘黍米饭放在保尔面前，然后掀起她的白围裙揩揩湿嘴唇，亲切地说：
“亲爱的，吃吧。”
从前，当托卡列夫在铁路工厂工作的时候，保尔时常到他家里来，坐到很晚才走。这一次的拜访倒还是保尔回城后的第一次。
钳工出身的托卡列夫专心地听保尔讲述，他自己一句话也不说。他一边慢慢地用勺子吃饭，一边嗯嗯地应着。吃完饭，他用手帕擦了擦胡子，又清了清喉咙，对保尔说道：
“当然，你是对的。我们早就该把这个问题认真抓一抓。铁路工厂的团组织是本区的重点单位，整顿工作应当从这里开始。你刚才说，你和茨维塔耶夫吵架了？这样不好。他是个自高自大、趾高气扬的青年，你可是会做小伙子们的工作的呀！正好我要问你，你在铁路工厂究竟干什么工作？”
“我在车间工作。嗯，我在厂里什么都做一点儿。在团支部我负责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在团委呢？”
保尔嗫嚅道：
“这段时间我的身体还未恢复，而且想读一点儿书，还没有正式担任领导工作。”
“哎，你看，毛病就出在这里！”托卡列夫带着一种不赞同的口吻高声说，“幸好你的身体真的还没有康复，孩子，不然，我可要剋你一顿。现在身体怎么样，好点儿了吗？”
“好了一点儿。”保尔说。
“那么，你就该马上把工作抓起来。可不能像从瓶子里斟酒一样慢慢来！谁见过袖手旁观的人能把事情办好？谁都会说你是在逃避责任，这是无法辩解的。明天你就得好好改正。我也要把奥古涅夫好好训一顿。”托卡列夫带着不满的口气说道。
“老伯，你别责怪奥古涅夫，是我自己请求他不要给我压担子的。”保尔解释道。
托卡列夫不屑一顾地嘘了一声，说道：
“你请求他，他也就袒护你啰？唉，我真拿你们这些共青团员没办法……来，来，孩子，还是照老规矩……你读几段新闻给我听听吧，我这双眼睛越来越不中用了。”
党委同意团委多数同志的意见，向党团员们提出了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人人以身作则，个个模范地遵守劳动纪律。茨维塔耶夫在团委会上受到了严肃的批评。开头他还像只公鸡一样挺着脖子大叫，死不肯认错，但是那个上了年纪的、因患肺病而面色苍白的党委书记洛巴欣的发言把他逼到了墙角，使他无言以对。茨维塔耶夫服输了，只好对他的错误承认了一半。
第二天，铁路工厂的壁报上登了几篇文章，吸引了工人们的注意，他们大声念着，热烈地讨论着。当天晚上召开了共青团员大会，出席大会的人特别多，这些文章成了大家谈论的中心话题。
费定被开除出团了。一名新同志被派到了厂团委，由他担任政治教育工作。这个同志就是保尔·柯察金。
会上大家异常安静而且分外耐心地倾听着省团委书记涅日丹诺夫的讲话。他谈到铁路工厂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谈到他们面临的新任务。
会议结束之后，保尔在外面等候茨维塔耶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