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

一个老太婆开了门。她蒙着一条在下巴颏打着结的素净头巾，一副农妇的装束。这是潘克拉托夫的母亲。

“老大娘，伊格纳特(2)在家吗？”

“他刚回来。您找他吗？”

她没有认出保尔，回过头去喊道：

“根卡(3)，有人找你！”

保尔跟着她走进房间，把包袱放在地板上。潘克拉托夫急忙咽下一块面包，从桌子上回过头来，对客人说道：

“既然是有事来找我，就请坐下来谈吧！我得把这缸甜菜汤吃完。从一大早到现在只喝了一肚子白开水。”他说着，便拿起一把大木勺。

保尔在他旁边的一把坏了的椅子上坐下来。他脱下帽子，习惯地拿着它揩了揩前额。

“难道我真变得那么厉害，连根卡也认不得我了吗？”

潘克拉托夫吃了两勺甜菜汤，没有听见客人开口，就又转过头来，说道：

“喂，说呀，你有什么事？”

他手里拿着一块面包，正想送进口里，突然停了下来，神色惊恐地眨着眼睛。

“唉……等等。呸，你这是捣的什么鬼！”

看见潘克拉托夫的脸涨得通红，保尔忍不住笑出声来。

“保夫卡！我们都以为你完蛋了！……等一等，你叫什么名字？”

听见潘克拉托夫的叫声，他的姐姐和母亲都从隔壁房间跑了进来。终于，他们三人都毫不怀疑站在他们面前的确确实实是保尔·柯察金。

全家都已熟睡，潘克拉托夫还在滔滔不绝地向保尔讲述这四个月来的种种事情：

“扎尔基和杜巴瓦去年冬天就到哈尔科夫去了。这些家伙，不是到别的地方，而是进了共产主义大学！扎尔基和杜巴瓦进的都是预科班。我们总共可以去十五个人。我头脑一发热也递了申请。我想，我脑袋里也得塞进些‘馅儿’，不然空****的。但是，你知道吗？在那考试委员会里我‘搁浅’了。”

潘克拉托夫气得呼哧呼哧，接着又继续说：

“起初一切都很顺利，各种条件都合格，党证有，团龄也够，至于地位和出身，那也无可挑剔。但是一到政治测试，我就倒霉了。”

“我和考试委员会的一个同志较了劲，给卡住了。他提问了我一个小问题。他说：‘潘克拉托夫同志，请谈谈你对哲学的认识。’你是晓得的，我对哲学一窍不通。可是我当时却想起我们码头一个搬运工人，那家伙四处游**，上过中学，他当码头工人只是装装样子。有一天，他对我们说，从前在希腊有一些自吹自擂的学者，大家把他们叫作哲学家。其中有一个怪人，我记不准他的名字，似乎叫什么第杰阿根(4)，他一生都住在木桶里，等等。要是哪个人能用四十种方法证明白就是黑，黑就是白，那他就算是他们中间最有能耐的学者。一句话，他们全都是些信口雌黄的家伙。我想起了那家伙告诉我的这些话，心中想道：‘考试委员会这个家伙从右翼来包围我了。’而他却在那里狡猾地望着我，因此我就单刀直入地说道：‘哲学只是空口说白话，尽搞些驴影之争。同志们，对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我一点兴趣也没有。至于党史呢，我倒乐意全心全意地研究它。’他们就让我说出，我是从哪儿获得这些关于哲学的新奇见解的。我就把那中学生说的话再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他们听了全都哈哈大笑。当时我愤怒地对他们说：‘怎么，你们把我当猴儿耍呀？’我拿起帽子就走了。

“后来，我在省党委会遇到了那位考试委员，我们谈了大约三个小时，我这才知道那中学生全是瞎扯，哲学原来是一门很不简单的大学问哩。

“但是杜巴瓦和扎尔基考取了。当然杜巴瓦以前学得不错，而扎尔基并不比我高明多少。不用说，这是他的勋章帮了他的忙。一句话，只有我空欢喜了一场。我被派到这里做码头上的管理工作，代理码头货运主任的职务。从前，我总是为了各种青年工作和码头上的一些什么‘主任’起冲突，现在我自己倒当起码头主任来了。有时候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一个懒虫落在我手里，或者碰到一个又笨又马虎的家伙，那时我只好以团委书记和码头主任的身份开导并督促他们。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逃不过我的眼睛。好了，关于我的情况往后再谈。那么，我还应当告诉你一些别的什么消息呢？阿基姆的情况你已经知道了。省团委那里始终没有调动工作的只有图夫塔一人。托卡列夫做了索洛明克区的党委书记。你们公社的社员奥古涅夫在共青团区委会工作。达丽亚在政治教育部任职。你从前在铁路工厂担任的职位已由一个名叫茨维塔耶夫的顶替。这个人我不大熟悉，只在团省委见过几面，看样子倒还精干，但很自负。此外，你也许还记得安娜·波尔哈尔特吧，她也在索洛明克，是区党委妇女部主任。别人的情况我早已告诉你了。保夫鲁沙，现在党组织送很多人去读书。老干部现在都在省苏维埃党校学习。他们答应明年也送我去。”

直到后半夜他们才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保尔醒来时，潘克拉托夫已经起身到码头上去了。他的姐姐杜西亚是个身体结实、样子像他的姑娘。她招呼保尔吃茶点，很愉快地和保尔谈着各种琐事。潘克拉托夫的父亲是轮船上的大副，正在出航途中。

保尔打算出去，临走时杜西亚提醒他说：

“别忘了，我们等你回来吃午饭。”

团省委总是那样繁忙，门不停地开关，走廊上和屋子里人来人往。办公室里不断地响着打字机的嗒嗒声。

保尔在走廊上徘徊了一会儿，看看能不能碰到一个熟人，但没碰到，他便走到书记室去。团省委书记穿着一件蓝色的俄罗斯紧身便服，正坐在一张大写字台旁。他匆忙瞟了保尔一眼，便头也不抬地继续写他的字。

保尔在他的写字台对面坐下，谨慎地注视着这个接替阿基姆的人。

“你有什么事？”当这位穿俄式便服的书记在写好的文件上最后点了一个句号之后，这样问保尔。

保尔把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一遍，末了对他说：

“同志，请务必恢复我的组织关系，再把我派到铁路工厂去，并请就此做出指示。”

书记靠在椅背上，含糊地回答道：

“自然，你的团籍应当恢复，这是毫无问题的。不过要把你派到铁路工厂去，可就有点儿不大好办，那儿已由茨维塔耶夫负责，他最近当选了省团委委员。我们派你到别处去工作吧。”

保尔眯起了眼睛。

“我到铁路工厂去不会妨碍茨维塔耶夫的工作。我只是下车间干我的本行，而不是去当团委书记。眼下我身体还不大好，请你不要派我干别的工作。”

团省委书记同意了。他在一张字条上匆匆地写了几个字。

“把便条交给图夫塔同志，他会安排好的。”团省委书记说道。

人事处里，图夫塔正在狠狠收拾他的助手——统计员。保尔听他们两人吵了一会儿，但当他发觉他们会吵个没完没了时，就拦住吵得面红耳赤的人事处长，说道：

“图夫塔，等会儿你再斥责他吧。这是给你的便条，先把我的证件办一办吧。”

图夫塔接过便条看了好长时间。他一会儿看看便条，一会儿看看保尔。最后他像茅塞顿开似的说道：

“啊！这就是说，你并没有死？但是该怎么办呢？你的名字早已从团员名单上勾掉了，是我亲自把你的卡片寄到中央委员会去的。再说，你又错过了全俄罗斯团员登记的机会。根据团中央的指示，凡是没有进行登记的人都予以除名，因此你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按照规定重新履行入团手续。”图夫塔说话的口气非常武断。

保尔皱起眉头，对他说：

“你怎么还是那个老样子？你是个年轻人，但却比档案库里的老耗子还迂腐。瓦洛佳(5)，老朋友，你什么时候才会有点儿长进呢？”

图夫塔跳了起来，好像被蝎子蜇了似的。

“请别来教训我。我要对我的工作负责。上级指示发下来，不是叫人随意违反的。至于你侮辱我，骂我是‘耗子’，我可要控告你。”

图夫塔用恐吓的口气说了这几句话。他把一大摞没有拆过的公文函件示威似的拖到自己面前，这举动的意思很明显，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保尔不慌不忙地走到门口，但他想起了什么，便又转回到桌子边，拿回放在图夫塔面前的那张团省委书记的便条。人事处处长图夫塔窥视着保尔。这个年轻的“老头儿”长着一对大招风耳，气势汹汹地坐在那里，摆出一副公事公办、一丝不苟的架势，叫人看了又生气又好笑。

“好吧，”保尔用一种讥讽而又镇定的口吻说，“你当然可以给我扣上一个‘破坏共青团干部制度’的帽子，不过，我倒要请问你，你有什么高招儿处置那些事先没有向你申请而忽然就‘死’了的人呢？要知道，任何人都可能这样：说不定就得了病，又说不定就死了，关于这种事，你大概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条文吧。”

图夫塔的助手听了这话，再也不能保持中立，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图夫塔手里的铅笔尖折断了。他把铅笔扔到地板上，但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回敬保尔。这时，一大群人说说笑笑拥了进来，其中有奥古涅夫。他们一见保尔，又惊又喜，问长问短说个没完。几分钟后，又有一群青年走了进来，与他们一道进来的还有奥丽雅·尤列涅娃。她惊得目瞪口呆，很久没说一句话，然后高兴地握住保尔的手。

老朋友们又让保尔把详细情况一五一十地从头说了一遍。同志们由衷的喜悦、真挚的友谊与同情、热忱的握手和亲切的拍肩，这一切都表明他们情笃谊深，这使保尔暂时忘却了图夫塔惹起的不快。

最后，保尔终于把与图夫塔的不快告诉了他们。大伙儿听了群情激愤。尤列涅娃恶狠狠地瞪了图夫塔一眼，就向团省委书记的办公室走去。

“我们去找涅日丹诺夫！他会使这号人开窍的。”奥古涅夫边说边搂住保尔的肩膀。于是大伙儿就一齐跟着尤列涅娃走了。

“应当撤图夫塔的职，送他到潘克拉托夫那里当一年码头工人。这家伙是死板的官僚！”尤列涅娃气愤地说。

团省委书记和蔼地微笑着，倾听着奥古涅夫、尤列涅娃和其他人所提出的撤销图夫塔人事处处长职务的要求。涅日丹诺夫这样安抚他们说：

“恢复柯察金团籍的事是不成问题的，马上就给他发团证。我也同意你们所说的，图夫塔是个形式主义者，这是他主要的缺点。不过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他的确把共青团人事卷宗和统计表格弄得井然有序。在我工作过的地方，共青团的档案与数字全都一塌糊涂，简直没有一个数字能叫人相信。但这地方却做得十分出色。你们也都知道，图夫塔有时在办公室一直干到半夜。因此，我以为随时都可以撤他的职，只要有把握找到一个无私、能干的人来代替他。要是找到一个不中用的人，那么，官僚主义是没有了，可是团干部统计工作也就完蛋了。让图夫塔干下去吧。我要好好洗洗他的脑子。暂且如此，以观后效吧！”

“好的，这次就饶了他吧，”奥古涅夫同意了，“保夫鲁沙，让我们到索洛明克去吧。今天，正好在俱乐部召开共青团积极分子大会。他们还没有人知道你‘死而复生’。我们突然宣布：‘现在，请柯察金同志讲话！’准叫他们大吃一惊。好样的，保夫鲁沙，你没有死。喂，老朋友，要是你真死了，无产阶级的损失岂不是太大了？”奥古涅夫开玩笑地说道。他扬起双臂搂着保尔，把他推到走廊里：“你来吗，奥丽雅？”

“当然要来。”

潘克拉托夫一家人没等到保尔回去吃午饭，到了夜里，他还没回去。奥古涅夫把朋友领到自己住的地方去了。他在“苏维埃之家”有个单间，他尽其所有，用最好的东西款待保尔，然后又拿出一大摞报纸和两大本共青团区委会会议记录放在他面前，对他说：

“你最好把这些浏览一遍。自从你害了伤寒，已经过了不少时间。你读一读，看看我们做了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天黑时我才能回来，那时我们再一块儿到俱乐部去——要是你累了，就躺下睡一会儿。”

奥古涅夫把文件、证件和公函塞进各个口袋里，他压根儿就讨厌公文包，总是把它丢在床底下。奥古涅夫在房间里告别似的兜了一圈，方才出门。

当奥古涅夫晚上回来的时候，房间地板上到处放满了打开的报纸，一大堆书从床底下给拖了出来，一部分还堆在桌子上。保尔坐在**，正在读中央委员会最近发的函件，这些是他从奥古涅夫的枕头下找出来的。

“你这强盗，看把我房间弄成什么样子了！”奥古涅夫装着生气的样子喊道，“喂，停一停，同志！你怎么偷看机密文件？我这可是‘引盗入闼’了！”

保尔微微一笑，把他正在读的那份文件放在一边，说道：

“这一张刚好不是机密的，而你当灯罩用的那一张，才真正是不应该公开的密件。连它的边儿都给烧焦了。你看见没有？”

奥古涅夫把那张边儿已经烧焦的纸拿下来，看了一下上面的题目，用手掌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儿，喊道：

“真见鬼，我一连找了三天，好像不翼而飞了，怎么也找不着。现在我记起来了，前天沃伦采夫拿它做了个灯罩，后来他自己也找得大汗淋漓。”奥古涅夫拿起那张纸，小心地折好，然后塞在褥子下面，“以后再收拾吧，”他平心静气地说，“现在我们吃点东西，待会儿好到俱乐部去。保夫鲁沙，坐到桌子这边来！”

奥古涅夫从一只口袋里掏出用报纸包着的一条里海长鲤鱼，又从另一只口袋里摸出了两大块面包。他把文件移到桌子一边，又在空的地方铺上一张报纸，然后拿着鱼头，在桌子上拍打着。活泼愉快的奥古涅夫坐在桌边上，一面大口大口地吃着，一面有说有笑却又正儿八经地把近来的一些新闻告诉保尔。

奥古涅夫带着保尔，穿过工作人员出入口，向俱乐部的后台走去。在宽敞的大厅的角落里，在讲台后面的钢琴旁边坐着的是达丽亚和安娜，她俩挤在紧紧坐在一起的铁路共青团团员中间。在安娜对面椅子上摇晃着身子坐着的是沃伦采夫——铁路机务段共青团书记——他那红润的面孔好像一只八月的苹果，头发和眉毛都是麦秸黄色，身上穿着一件烂得不能再烂的黑皮夹克。

在沃伦采夫旁边，一只胳膊靠在钢琴盖上、懒洋洋地坐着的是茨维塔耶夫。他长着浅褐色头发，嘴唇轮廓分明，是一个漂亮青年。他的衬衫领子敞开着。

当奥古涅夫走近这群青年时，他听见了安娜说的最后几句话：

“有些人总是竭力把吸收新同志的工作复杂化。茨维塔耶夫就是其中的一人。”

“共青团可不是谁都可以进来的穿堂院！”茨维塔耶夫固执地、带着粗鲁和蔑视的口气反驳道。

这时候达丽亚看见了奥古涅夫，便喊道：

“你们瞧，你们瞧！尼古拉(6)今天多风光，活像个擦得干干净净的铜茶炊！”

他们把奥古涅夫拖到中间，纷纷向他提出问题：

“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快开始吧，快开始吧！”

奥古涅夫伸出一只手摇动着，让大家静下来。

“同志们，别急嘛！”他说，“托卡列夫一到，我们就开会。”

“瞧，那不是他来了。”安娜指着正朝他们走来的区党委书记托卡列夫喊道。

奥古涅夫走过去迎接托卡列夫，对他说道：

“老伯伯，跟我到后台去，我让你见一见你认识的一个人。你见了准要吓一跳！”

“有那种事？”托卡列夫咕噜道。他用力抽了口烟，奥古涅夫拽着他的手把他直往后台拖。

奥古涅夫使劲地摇着铃，就连那些最爱叽叽喳喳的人也立刻停止了谈话。

在托卡列夫后面，用绿色松树枝编成的像框里是《共产党宣言》的天才作者那浓发密须如同雄狮一样的头像。当奥古涅夫宣布开会的时候，托卡列夫的眼睛一直凝视着站在后台过道上的保尔·柯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