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
乘务员们迎着托卡列夫跑去。老人回答道：
“木柴我可以给，但不能白给。要知道这是我们的筑路材料。积雪阻碍了我们的工作。你们车厢里有六七百个乘客，妇女和孩子们可以留在车里，其余的人都得拿起锨来清除积雪，干到晚上为止。答应这个条件就可以得到木柴。要是拒绝，就让他们坐在车里等着过新年吧。”
“瞧，弟兄们，从车上下来了一大群人！看呀，还有女的呢！”保尔听见背后有人惊奇地叫着。
保尔转过头去。
“这一百个人交给你，”托卡列夫走到保尔跟前，对他说，“给他们安排活儿，看着点儿，别让他们偷懒。”
保尔把活儿分派给这些乘客。有一个身材高大、穿着带有皮领子的铁路员工大衣、头戴一顶暖和的羔皮帽子的男人非常愤怒地转动着手上的木锨。他转向那个站在他旁边、戴着顶上有个绒球的毛茸茸的狗皮帽子的青年女人，牢骚满腹地说道：
“我才不铲雪呢，而且谁也没有权利叫我铲雪。我是铁路工程师，要是他们请我，我倒可以指挥指挥。但是铲雪绝不是你我该干的事，这在铁路规章里没有明文规定。这老头子违法行事，我要控告他。谁是这里的工头儿？”他向在他身旁干活的工人问道。
保尔走上前去。
“公民，您为什么不干活？”
那男子用轻蔑的眼光把保尔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番，然后反问道：
“您算是什么人？”
“我是工人。”保尔回答。
“那么，我和你没有什么可说的，叫你们的工头儿来，或是你们的……”
保尔皱着眉头，不客气地白了他一眼，说道：
“要是您不想干，就别干。只是车票上没有我们的签字，就别想上车，这是我们主任的命令。”
说完保尔又转向那女人，问道：“女公民，您也拒绝干活儿吗？”霎时，他呆住了：站在他面前的是冬妮娅·杜曼诺娃！
冬妮娅好容易才认出这衣衫褴褛的人就是保尔。身着又破又旧的衣服，脚穿稀奇古怪的阴阳鞋，脖子上围着一条脏毛巾，脸好长时间都没有洗修的保尔站在她的面前。只有那对眼睛依然同从前一样，炯炯有神，宛如闪着永不熄灭的火焰。这个衣服破烂得如同乞丐的青年不久前还是她那么热恋的人！世界上的一切真是瞬息万变！
冬妮娅不久前结了婚，这次是和丈夫到一个大城市里去，她丈夫在那里的铁路管理局担任重要职务。她真想不到竟在这样的境况下遇到自己少年时的恋人。她甚至觉得难以和他握手。她的瓦西里会怎样想呢？多么不幸啊，保尔竟潦倒到这种地步。显然，这个锅炉工除了抡铁锹修路之外，再不会有更大的出息了。
她怀着踌躇的心情站在那里，窘得面红耳赤。那铁路工程师叫这个衣衫褴褛的人气疯了，因为他竟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年轻貌美的妻子，在他看来，这简直是无耻下流的行为。他扔掉木锨，走到冬妮娅跟前，说道：
“冬妮娅，咱们走吧。要是再看这‘拉查隆尼’一眼，我的肺都会气炸的。”
“如果我是‘拉查隆尼’，那你就是那个差点被割破喉咙的资本家了。”保尔是读过《朱泽培·加里波第》这部小说的，他知道那青年工程师用“拉查隆尼”骂他是叫花子，因此，就用低沉的声音这样回答他。接着，他又看着冬妮娅，冷淡地一字一句对她说道：
“杜曼诺娃同志，拿起木锨，站到队伍里去吧。别学那个膘肥体壮的水牛的样子。请原谅，我不知道他同您是什么关系。”
接着，保尔又冷笑了一下，看着冬妮娅那双长筒皮靴，补充说：
“我劝你们最好能按时乘车离开这儿。几天前匪徒还来这儿光顾过。”
说完，他就转身向自己的小队走去，他那胶鞋在泥泞里吧唧吧唧地直响。
保尔这最后几句话对那青年工程师起了作用。
冬妮娅终于说服了丈夫一起参加铲雪。
傍晚，当清除积雪的工作结束的时候，乘客们都向车站走去。冬妮娅的丈夫抢在前面，忙着到火车上去占位子。冬妮娅停下脚步，让别人先走。保尔走在最后，他已经疲倦得要命，拄着木锨走路。
“保夫鲁沙，你好！”冬妮娅对他说，“老实说，我真没有想到你会弄成这个样子。难道你不能在现在的政府中弄到比挖土更好一点儿的差事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当上了委员或是诸如此类的领导了呢。你的生活怎么搞得这样惨哪……”
冬妮娅与保尔并排走着。当保尔听完这番话时，突然站住，以惊奇的眼光看着她说：
“同样，我也没有想到您会变得这么……这么酸臭。”他想了一想，才找到这个恰当却又比较温和的字眼。
“你还是那么粗鲁！”冬妮娅的脸红到了耳根。
保尔扛着木锨，大踏步向前走去。他走了好几步路之后，才回答道：
“不，杜曼诺娃同志，我的粗鲁比起您所谓的礼貌要好得多。您用不着为我的生活担心，我的生活倒是过得蛮充实的。只是您的生活已变得比我想象的要腐朽得多。两年以前您还不错，那时您还不怕羞，敢和一个工人握手。现在呢，您浑身散发出樟脑丸的臭味。说句良心话，现在我和您再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保尔接到他哥哥阿尔焦姆的来信。信上说他就要结婚，要保尔无论如何回家一趟。
一阵风把保尔手上那张信纸刮跑了，它就像鸽子一样飞向空中。他没有去参加他哥哥的婚礼——离开工地的事连想都不敢想！昨天，潘克拉托夫这头熊已经超过他那一队了，而且正用一种令人咋舌的速度走在前头。这个码头工人正在拼命地争夺锦标，他一反常态，完全丧失了平常的冷静。他鼓动他那队码头工人以一种疯狂的速度拼命干。
帕托什金注视着这些埋头苦干的筑路工人。他搔着头皮，惊奇地对自己说：“这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哪里来的这冲天干劲？可不是嘛，要是老天爷再这样晴个七八天，我们就可把铁轨铺到伐木场了！俗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到老才知道自己懂得少。这些人以自己的工作业绩打破了一切估算和定额。”
克拉维契克带着他亲手做的最后一批面包从城里来了。他先去见了托卡列夫，然后就来看望保尔。他们互相热情地问好。接着，克拉维契克笑嘻嘻地从麻袋里拿出一件瑞典精工制作的漂亮黄色毛皮短大衣，用手掌拍着那富有弹性的柔软皮面，对保尔说：
“这是给你的。你猜得出这是谁给你的吗？呵，看你蠢得像木头，好好想一想吧！这是丽达·乌斯金诺维奇同志送给你的，为了不让你这傻瓜活活给冻死。这本来是奥利申斯基同志送给她的礼物，她随手就交给我，说拿给柯察金吧。阿基姆曾经告诉她，你在大冷天干活儿，连皮衣都没有。这倒叫奥利申斯基皱起了眉头。他说：‘我可以给那位同志送件军大衣。’但丽达对他笑着说：‘不必了，我想他穿短大衣干活儿更方便！’保尔，拿去吧！”
保尔惊喜地捧着这珍贵的礼物，神情踌躇地把它披在冻得冰凉的身上。那柔软的毛皮立刻温暖了他的后背和前胸。
丽达在日记里写道：
十二月二十日
连日暴风雪。雪飘。风吼。波雅尔卡的人们眼看就要把铁轨铺到目的地了，但是严寒与风雪阻挡了他们。他们陷在雪地里了。要掘开冰冻的土地谈何容易！只剩下四分之三公里了，但这是最困难的地段。
托卡列夫报告说：筑路队里发现了伤寒，已有三个人病倒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
共青团省委召开全体会议。波雅尔卡没有一人出席。离波雅尔卡十七公里的地方，匪帮颠覆了运粮的列车。按照粮食人民委员会全权代表的命令，全体筑路工人都调到出事地点去抢修铁路。
十二月二十三日
又有七个伤寒病人从波雅尔卡送到了城里来，其中有奥古涅夫。我到车站上去了一趟。有几具僵硬的尸体从由哈尔科夫开来的列车车厢通过台抬了下来。医院里很冷。该死的暴风雪，要刮到什么时候啊？
十二月二十四日
刚从茹赫来那里回来。原来，下面的消息是确实的。
奥尔利克匪徒昨夜倾巢而出，袭击了波雅尔卡。匪徒们和我们激战了两小时。匪徒切断了通信联系。直到今晨，茹赫来才得到确实的消息，匪帮被击退了。托卡列夫受了伤，枪弹击穿了他的胸膛。今天就要把他送来。那夜担任守卫队长的弗朗茨·克拉维契克挨了一刀，受了致命的重伤。他一看见匪帮，便发出了警报，边跑边狙击敌人。他还没有跑到他们住的学校，便被砍倒了。筑路队里有十一个人受伤。现在有一列装甲车和两队骑兵在那里防守。
潘克拉托夫升任筑路工程的主任。白天普泽列夫斯基团在格鲁波基村包围了一部分匪徒，把他们杀了个片甲不留。
一部分非党团人员，等不上火车，徒步沿铁路线走回城里。
十二月二十五日
托卡列夫和别的伤员被运回城里了，他们都被安顿在医院里。医生答应无论如何要救活托卡列夫老人。他还是不省人事。别的人都脱离了危险。
省党委和我们都接到了从波雅尔卡发来的电报：“为了应对匪徒的袭击，我们，窄轨铁路的建设者、‘保卫苏维埃政权’号装甲列车和骑兵团的红军战士，在这里召开的会议上共同向你们保证，我们要克服种种困难，一定在一月一日前把木柴运到城里。我们要鼓足干劲，全力工作。派遣我们的共产党万岁！大会主席：保尔·柯察金，记录：别尔津。”
在索洛明克，我们以军礼安葬了克拉维契克。
日夜盼望的贵重木柴已近在咫尺了。但工程进度越来越慢，慢得叫人难以忍受，因为伤寒病每天要夺去几十个不可缺少的人手。
有一天，保尔像喝醉了酒似的，两腿发软，摇摇晃晃地走回车站。他发高烧已有好几天了，但是今天，他觉得周身酸痛，体温比往常高得多。
这使筑路队一蹶不振的伤寒病，现在又悄悄进攻保尔了。他那健壮的身体一直与之抗争，一连五天他都尽力从那铺着稻草的水泥地上爬起来，和大伙儿一道去工地。但是不管是丽达送给他的暖和皮大衣，还是茹赫来送给他的那双已穿在冻伤了的脚上的毡靴，都无济于事了。
他每走一步，就像有什么东西猛刺着他的胸口。他冷得上牙不断碰着下牙，两眼发黑，树木好像奇怪的旋转木马在急速地转动。
他勉勉强强才走到车站。一阵异乎寻常的喧闹声使他从昏迷中惊醒。他用力睁开眼睛，看见站上停着一溜跟车站一样长的列车——在那些平车上有几台机车、无数铁轨和枕木，许多随车同来的人正忙着卸下运来的东西。他挣扎着走了几步，身子就失去了平衡。他只觉得头一晕，就栽倒在地上。他那灼热的面颊贴在雪地上，非常惬意。
过了好几个小时，大家才发现昏倒在雪地上的保尔，把他抬到板棚里。他呼吸困难，辨别不清周围的人。从列车上请来的医师下的诊断结论是：“格鲁布性肺炎和伤寒。体温四十一点五摄氏度。关节炎、颈上的两个痈疮对病人来说是不值一提的‘小病’，然而前两种病症就足以把他送上西天。”
潘克拉托夫和随列车回来的杜巴瓦都尽全力抢救保尔。
保尔的同乡阿辽沙·科汉斯基受托把他送回舍佩托夫卡。
幸亏有柯察金那一小队全体队员的帮助，特别是在霍利亚瓦的高压下，潘克拉托夫和杜巴瓦才终于把不省人事的保尔和阿辽沙送上那挤得满满的车厢。车上的乘客害怕染上伤寒，死也不肯让他们上车，他们威胁说在半路上要把病人扔出车厢。
霍利亚瓦在那些阻挠病人上车的人的鼻子前晃着他的手枪，大声叱道：“这病不传染！就是把你们所有的人都撵下车，也得让他走！你们这些自私鬼，记住，我这就去通知铁路沿线。要是谁敢碰他一下，列车一到站就把你们全都赶下车并送进牢房。”霍利亚瓦吓唬他们说，“阿辽沙，这是保尔的毛瑟枪，谁胆敢动保尔一根毫毛，就向他开枪。”
列车开动了。在车去人空的站台上，潘克拉托夫走近杜巴瓦说：
“你看保尔能活吗？”
没有回答。
“我们走吧，第米特里，听天由命吧！现在一切责任都落在咱们俩的肩上了。今天夜里必须把机车卸下来，明早生火试车。”
霍利亚瓦一直拨电话给沿线在肃反委员会工作的朋友，恳求他们阻止列车上的乘客把生病的保尔·柯察金抬下去，直到每个朋友给予“绝对不准”的肯定答复，他才上床睡觉。
在一个铁路枢纽站，一个浅发青年的尸体被人从客车抬到了站台上。他是谁？得什么病死的？谁也不知道。车站上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想起了霍利亚瓦的请求，便迅疾跑到车厢跟前阻止别人把他抬下车。但当他们证实这青年确已死了的时候，只好吩咐把他抬到车站的停尸房里去。
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立刻与波雅尔卡的霍利亚瓦通了电话，把他那么关切的那个青年朋友的死讯告诉了他。
波雅尔卡又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给省党委，报告了保尔的死讯。
阿辽沙·科汉斯基把病危的保尔送到了家里，他自己却染上了伤寒，发着高烧病倒了。
一月九日，丽达在日记上这样写道：
为什么我这样悲伤？还没坐到桌旁动笔写日记就痛哭了一场。有谁会想到丽达竟然会哭，而且哭得这样伤心！难道眼泪永远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吗？今天流泪是因为有无法忍受的悲痛。这悲痛为什么会在今天降临？为什么正好在这个胜利的日子？寒冷的恐怖已被降服，各铁路车站都已获得了充足的宝贵燃料，我刚从庆祝胜利的大会——市苏维埃为表彰修筑铁路的全体英雄而举行的扩大会议——上回来，为什么恰巧在这个时候悲痛就从天而降？胜利，是的，我们胜利了！为了夺取这胜利，已经有两个同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克拉维契克和保尔·柯察金。
保尔的死使我露出了隐私：对于我，保尔比我所想象的还要亲、还要宝贵。
日记就此中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提笔再写。明天我要写信到哈尔科夫，告知他们我同意调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工作。
(1) 保罗·杰·科克 （1794—1871） ，法国小说家、戏剧家，其作品反映了当时巴黎中产阶级及贫民的生活。
(2) 捷尔任斯基：苏联共产党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曾是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当时任交通线路人民委员。
(3) 黑眼睛：此处指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