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
茹赫来气冲冲地在听筒里大声喊道：
“什么？面包没送到？我马上调查这是谁干的。”
“你告诉我，明天我们拿什么给那么多人吃？”托卡列夫非常生气地对着听筒向茹赫来高声说道。
看来，茹赫来在考虑什么问题。沉默了好一会儿，筑路队党组织书记终于听到这样的回话：
“面包一定连夜弄到，我派小李特克开车给你们送去，这条路他熟悉。明天一大早你们就能得到面包。”
果然，天刚蒙蒙亮，一辆沾满泥污、装满面包袋子的汽车开到了车站，小李特克疲惫不堪地从司机舱里走下来，脸色因彻夜未眠而变得苍白。
为完成筑路工程任务而进行的斗争越来越激烈。铁路管理局告知：枕木已经用光，城里找不到将铁轨和火车头搬运到筑路工地去的运输工具，那些火车头也需要大修。此外，第一批筑路工人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而换班的人还没有着落；要叫这些耗尽了精力的人继续干下去，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
在一间破旧的棚子里，积极分子开了一个座谈会。会议在暗淡的油灯下一直开到深夜。
第二天早晨，托卡列夫、杜巴瓦、克拉维契克带了六个人动身到城里去。克拉维契克是面包师傅出身，被派到供给部门去做监督员，其余的人都被派到普斯切-沃吉查修火车头和运送铁轨。
雨仍不停地下着。
保尔费了好大气力才把脚从污泥里拔出来。他感到脚掌分外冷，这才发觉一只靴子的烂底完全掉了。他到这里以来，吃够了这双烂皮靴的苦头。靴子里一直湿着，走起路来里面的泥浆吧唧吧唧直响。现在一只靴底完全掉了，他那只赤脚只好在冷得刺骨的泥浆里行走。这只靴子害得保尔难以工作。他从污泥里拽出靴底，失望地看了看，骂了几句，这违犯了他立下的不再咒骂的誓言。他拎着破靴子跑到棚子里的厨房，坐在行军灶旁边，脱下沾满泥污的包脚布，把他那只冻得麻木的脚放在炉前烘烤。
养路工的妻子奥达尔佳当上了厨师的下手，她正在厨房里忙着切甜菜。这养路工的妻子天生不显老，而且精明能干，她的肩膀像男子汉，胸部像武士，大腿又粗又壮实。她刀功很好，桌子上切好的甜菜顷刻便堆成了小山。
她不客气地看了保尔一眼，挖苦他道：“你怎么啦？等着吃饭哪？还太早了点。小伙子，看得出你是在逃避干活儿。”她训斥保尔道，“你把脚往哪儿伸？这儿是厨房，不是澡堂！”
这时一个上了年纪的厨师走了进来。
“我的一只靴子全烂了。”保尔解释他为什么到厨房里来。
那厨师看了看那只烂得不成样子的靴子，向奥达尔佳那边点了点头，对保尔说：
“她男人是半个鞋匠，他可以帮你缝一缝。不穿靴子，那你就别想活命啦！”
奥达尔佳听到这话，才仔细地看了看保尔，感到有些难为情。
“我还以为你是一个懒虫哩。”她抱歉地说道。
保尔笑了。奥达尔佳挺内行地看了看他那只靴子，接着说：
“我那口子也修不了这只靴子，烂得没法补！别冻坏了脚，还是让我给你一只旧雨鞋吧。那样的旧雨鞋在我们家堆得像小山。喀，真没见过有谁受过这份罪！说不定今儿、明儿就要大冷了，再这样，你的脚可就完蛋了。”奥达尔佳非常同情他，说着，她就放下刀，走了出去。
一会儿工夫，她拿来了一只长筒雨鞋和一块粗布。当保尔把脚烤热，包在粗布里，穿起那只雨鞋时，没有说话，充满感激之情，看了看那养路工的妻子。
托卡列夫窝着一肚子火从城里回到筑路工地。他连忙把积极分子召集到霍利亚瓦的屋里，把一些令人不快的消息告诉了他们。
“到处都障碍重重。无论你到什么地方，都有人捣乱，弄得事情毫无进展。看来，那些坏蛋我们抓得还太少，这号人够我们抓一辈子！孩子们，我对你们直说了吧：情况糟透了！第二批筑路工人还没有召集好，究竟能送来多少人，现在还不知道。严寒即将来临，就是豁出命来，我们也要赶在严寒到来前把路修到沼泽那边，不然的话，沼泽地冻上了，就是用牙啃也啃不动它。不过，孩子们，那帮在城里捣乱的家伙，定会有人收拾他们，而我们在这里必须加倍努力。即使牺牲生命，也要快速把这条支线修成。要不，我们还叫什么布尔什维克呢？那只能是窝囊废！”托卡列夫说这番话时，不是平常那沙哑的声音，而像是绷紧的钢条发出来的铿锵声。在他紧皱的蚕眉下，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表明了他的顽强和决心。
“今天我们要召集一次党团员大会，把目前的情况向自己的同志们讲清楚。明天党团员照常上工，非党群众明早就可回城。党团员留下是团省委的决定，这是决议书。”说完，他把一张折成四叠的字条交给了潘克拉托夫。
保尔从码头工人出身的潘克拉托夫的肩上望过去，看见决议是这样写的：“团省委决定全体共青团员必须留在工地，第一批木材运出后方能换班。代理共青团省委书记丽达·乌斯金诺维奇（签字）。”
狭小的棚子里没有立锥之地，一百二十个人全挤在里面。有的站在墙边，有的站在桌子上，有的甚至站在灶台上。
潘克拉托夫宣布开会，接着托卡列夫做了简短发言，但他讲的末尾一句话使与会者大失所望。他说：
“所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明天不能回城。”
托卡列夫的手臂在空中一挥，表明这个决定不容更改。这手势使大家告别泥污、返回城里、同家人团聚的希望彻底破灭了。话音刚落，人声鼎沸，什么也听不清。人体的晃动使暗淡的灯光摇曳不定。由于昏暗看不清任何人的面部表情，喧闹声越来越大。有的纵情谈起“家庭的舒适”，有的愤怒地高喊太累，大部分人一声不吭。只有一个人扬言要离队，他在角落里谩骂道：
“真他妈的见鬼，我一天也不多留！送犯人做苦工，那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干吗叫我们来这里服苦役？让我们在这儿干了两个星期——这就够了。我们没有人愿意再当傻瓜了。让那些做决定的头儿自己来筑路好了。谁愿意在泥浆里折腾，就让他们去折腾好了。我可只有一条命。明天我就走。”
奥古涅夫站在那大叫大嚷的人前面，他划了根火柴，想回头看看这个打算开小差的人究竟是谁。火柴一点燃，从黑暗中照亮了一个气得走了相的人脸和张大的嘴巴，奥古涅夫认出此人是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
“你照什么？我又不是贼，我不会躲起来的。”
火柴熄了。潘克拉托夫挺直身子站了起来。
“谁在那里胡说八道？谁说党的任务是罚做苦工？”他的声音低沉，他的眼睛严厉而阴沉地扫着那些站在他周围的人，“伙伴们，咱们无论如何不能回城。咱们的岗位就在这儿。如果咱们都逃之夭夭，城里的人就得冻死。朋友们，我们早些干完，就能早些回城。像刚才那浑蛋一样想当逃兵，那是我们的主义和我们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这码头工人不喜欢长篇大论的演说，然而就是这简短的讲话也叫那同一个叫喊声打断了。
“那非党团员可以走吗？”
“可以。”潘克拉托夫斩钉截铁地说。
那个穿短大衣的城市模样的小伙子挤到桌子跟前。一张小硬纸片像蝙蝠一样在桌子上空翻飞，碰着潘克拉托夫的胸口，又弹了回来，斜着落在桌子上。
“这是我的团证，收回去吧，我不愿为这张硬纸片毁掉我的生命！”
话还未说完，棚子里就爆发出此起彼伏的叱骂声。
“你知道扔掉的是什么？”
“你这没有灵魂的自私鬼！”
“混入共青团，是想升官发财。”
“撵走他！”
“把这瘟神揍一顿！”
那扔团证的家伙低着头，朝门口走去。大家都给他让开路，就像避开瘟神一样。他一走出去，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
潘克拉托夫揉了揉那张扔掉的团证，放到油灯上。
小硬纸片烧着了，卷了起来，变成了个黑色的小圆筒。
林子里响了一枪。一个人骑着马逃离了破旧的板棚，朝树林里飞驰，消失在黑暗中。人们从学校和板棚里一齐跑了出来，有个人无意中撞到一块塞进门缝里的胶合板。人们划着了火柴，用衣服的下摆遮住风，借着火光看见胶合板上写着：
你们全都滚出车站，从哪儿来，就滚回哪儿去。谁敢留在这里，就叫谁脑袋挨枪弹。我们要把你们斩尽杀绝，绝不留情。给你们的期限：到明天晚上。
首领切斯诺克（签名）
切斯诺克是奥尔利克匪帮里的一个头目。
在丽达房间里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未合上的日记。
十二月二日
早晨下了第一场雪，严寒。在楼梯上遇见了维亚切斯拉夫·奥利申斯基，我们一块儿走着。
“我就喜欢初雪。冰天雪地，多么惬意！雪景真迷人，你说是不是？”奥利申斯基说。
我想起了波雅尔卡，便回答他说，这样的严寒和这场大雪一点也不使我高兴，相反，倒使我惴惴不安。我告诉了他个中原因。
“这太主观。要是按你的思想逻辑，那么，你将是对的。比方说，战时的笑声和战时的乐观欢愉的表现都认为是根本不许可的。可是现实生活却不是这样。哪里是前线，哪里就免不了有悲剧。在那里，生命时时受到死神的威胁。然而，就是在前线也还可以听到笑声。而在遥远的后方，生活一切照常：有笑声、有眼泪、有悲哀、有快乐，有对娱乐和享受的渴求，有情感的风波和爱情……”
奥利申斯基的这一席话，很难辨别出来是嘲弄还是正经话。奥利申斯基是外交人民委员会的特派员。他一九一七年加入了共产党。他穿的是西服，胡子总是刮得光光的，身上总爱洒点香水。他就住在我们这幢房子中的谢加尔的那套住宅里。他晚上常来找我。和他海阔天空地闲聊倒挺有趣。他在巴黎住了很久，知道许多西方的事情，但我绝不认为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因为他首先把我看作一个女人，其次才把我看作党内的同志。诚然，他并没有掩饰自己的企图和想法，他倒是有勇气说出心里话。他献殷勤，但不粗野。他善于把自己的情意表达得很得体，我却总不喜欢他。
我觉得茹赫来那种粗犷、质朴的作风比奥利申斯基那种欧化的浮华气质要亲近得多。
今天我们收到来自波雅尔卡的一份简短报告。筑路工程每天只能进展二百多米。必须先把冻硬的土刨开挖槽，再把枕木铺在冰冻的槽里。那边一共只有二百四十个人。第二批派去的人有一半已经逃跑了。条件实在太艰苦。在那样的冰天雪地里，叫他们往后怎样干活儿呢？……杜巴瓦到普斯切-沃吉查已一个星期了。八个车头中，他们只组装好了五个，其余的没有零件可修。
电车公司对杜巴瓦提出了刑事诉讼，控告他带了他那一队人把所有从普斯切-沃吉查开往城里去的电车都强行扣留了。他强迫乘客下车，用这些电车装上窄轨铁路用的铁轨。他们沿城区线路把十九辆电车统统开到车站。电车工人都全力相助。
在车站上，未到筑路工地上去的索洛明克共青团员连夜把要运的铁轨装上车，而杜巴瓦就带着他那一队人把铁轨运往波雅尔卡。
阿基姆拒绝把杜巴瓦的问题提交党常委会。杜巴瓦曾把电车公司那令人难以想象的拖沓作风和官僚主义习气向我们反映过。电车公司断然拒绝给两辆以上电车。只有图夫塔一人教训起杜巴瓦来：
“是该丢掉游击作风的时候了，现在还这样干，就该关押起来。难道就不能商谈？不用武力强夺就不行吗？”
杜巴瓦火冒三丈。我从来没见他这样凶过。
“光会纸上谈兵的家伙，为什么你不去和他们商谈？光知道在这里舞文弄墨，耍嘴皮！没有铁轨，我在波雅尔卡无法交代。为了不叫你在这里碍手碍脚，我看，得把你也送到托卡列夫那里去筑路，让你吃吃苦头！”杜巴瓦的怒吼声整个省委大楼都听得见。
图夫塔写了一个要求处分杜巴瓦的报告。但是阿基姆让我先出去一会儿，他自己同图夫塔单独谈了十来分钟。当图夫塔从阿基姆那里匆匆走出来时，面红耳赤，怒气冲冲。
十二月三日
省党委又收到了新的控告，这次是由交通肃反委员会呈送的，指控潘克拉托夫、奥古涅夫和其他几位同志到莫托维洛夫卡车站去，拆卸了那里的空房子的门和窗框。正当他们把这些东西往车上搬的时候，车站上的一个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要逮捕他们。可他们解除了这个工作人员的武装，直到火车开动了才把拔掉了子弹匣的手枪交还给他。门和窗框都运走了。另外，铁路物资处又控告托卡列夫擅自拿走波雅尔卡车站仓库里的三百多公斤钉子。他把这些钉子发给了农民，作为他们从伐木场搬运长块木料的酬金，这些木料被用来代替枕木。
我把这两次控告都对茹赫来谈了。他笑着说：“这些控告咱们都给顶回去。”
工地上的情况十分紧张，每一天都很宝贵。有时为了一丁点儿小事也不得不采用高压手段。我们常常把一些妨碍工程进度的家伙拉到省委。工地上小伙子们中有越轨行为的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
奥利申斯基给我弄了一个小电炉。我和奥丽雅·尤列涅娃一块儿用它暖手。整个房子并没暖和多少。那些在森林里面的人这一夜多难熬呀！奥丽雅告诉我，医院里非常冷，病人都不敢爬出被窝。每隔两天才能生一次火。
啊，奥利申斯基同志，你说得不对，前线的悲剧现在也成了后方的悲剧。
十二月四日
大雪下了整整一夜。有报告说，冰雪封住了波雅尔卡。筑路工作暂时停顿了。大伙儿正在清除路上的积雪。今天省党委已做出决定：第一期筑路工程一定得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之前完成，把铁轨一直铺到伐木场。当这个决定传到波雅尔卡的时候，据说，托卡列夫的答复是：“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就一定要按期完成任务。”
关于保尔的消息一点儿也没有听到。我很奇怪，他倒没收到过类似潘克拉托夫那样的控告。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老是躲着我。
十二月五日
昨天匪徒又袭击了筑路队。
马匹谨慎地迈着马蹄在柔软的雪地上走着。马蹄踩断雪下的枯树枝，发出噼啪的响声，于是马就打着响鼻，闪到了一旁。它那低垂的耳朵上挨了一枪托，它便狂奔起来，追上了前面的马匹。
十来个人骑着马，翻过山脊。山脊下面是一条黑色的、没有被雪覆盖的路基，像一条蜿蜒的黑色布带。
他们就在这里勒住马匹。马镫碰得叮当响。领头的那匹公马由于长途奔驰浑身冒汗，全身使劲地抖了一下。
领头的人指着那破棚子，对骑马的那些人说：
“来这里的这帮人真他妈多！咱们放放冷枪吓唬吓唬他们。大头目说了，要叫这群蝗虫明天全都滚蛋。眼下看起来，不把这些工人恶棍赶走，他们就会把木柴弄到手。”
他们沿着窄轨铁路鱼贯而行，朝着波雅尔卡车站前进。他们一步一步地走到学校旁的空地边缘，隐蔽在树林后面，不敢跑到露天的空地上。
这一阵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雪团如同松鼠，从月光照得如同银子裹着的桦树枝上飞了下来。短柄马枪从树林里射出火星般的子弹。枪弹钻进剥落的泥墙里，枪弹打在潘克拉托夫好容易弄来的窗户玻璃上，发出叮当叮当破碎的声响。
这一阵枪声惊醒了那些睡在水泥地上的人，他们都蓦地爬了起来，但是枪弹像蟋蟀叫似的在房间里飞，他们又惊恐地躺了下去。
大家卧倒时你碰我撞。
“你上哪里去？”杜巴瓦抓住保尔的大衣，问道。
“到外面去。”
“快趴下，你这傻瓜！你刚露头，他们一枪就会把你撂倒。”杜巴瓦急促地低声说。
他们紧挨着房门并排躺在墙根儿。杜巴瓦趴在地板上，一只手紧握手枪，对准门口。保尔蹲着身子，紧急地用手指摸了摸手枪弹轮上的弹槽，里面还有五发子弹，摸到槽空的地方，就把弹轮拧过去。
射击声戛然而止，死一般的寂静使人惊异。
杜巴瓦低声对卧倒的人命令道：
“弟兄们，有枪的到这边集合！”
保尔小心地推开了门。林中空地上空无人影，只有纷纷扬扬的雪花在空中盘旋，徐徐落下。
那十来个骑马的人快马加鞭，向林中驰去。
吃午饭的时候，一辆内燃机检道车从城里飞也似的开到了波雅尔卡，从车内走出了茹赫来和阿基姆。托卡列夫和霍利亚瓦在站台上迎接他们。从车上搬下了一挺马克沁机枪和几箱机枪弹带，机枪架在了站台上。除机枪外，还带来了二十支步枪。
他们急急忙忙地走向工地。茹赫来大衣的下摆擦在雪地上，留下了锯齿形雪印。他走起路来就像熊一样，左摇右摆。他那当水兵时的老习惯仍然未改：两条腿像圆规一样叉开，仿佛脚下面仍然是颠簸着的鱼雷艇甲板。身长步阔的阿基姆跟得上茹赫来，可托卡列夫就常常得小跑着才能赶上他们。
“匪徒的袭击——这倒还不大要紧。最恼火的是一个山丘横在我们的路上！这该死的山丘真叫人头痛。我们得多挖很多土方。”
托卡列夫停了下来，转过身背着风去点烟。他把手掌掬成一个小船形挡风，急忙抽了两口，就忙着追赶前面的人。阿基姆停下来等他，茹赫来没有放慢脚步，已经走到前面去了。
阿基姆等托卡列夫到了跟前，问他道：
“这条支线要如期完成，你们人手够吗？”
托卡列夫想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说：
“孩子，你当然知道，一般说来，这是不可能如期完成的事，但是不完成也是不行的。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
他们赶上了茹赫来，三人并排走着。这时托卡列夫很激动地说：
“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要知道，这儿只有两个人——我和帕托什金——知道，在条件这样恶劣、人力和设备又这样缺少的情况下，要想如期修成这条铁路是不可能的。但是，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都知道，这条铁路非按期修成不可。因此，我那时才敢向你们说，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完成筑路任务。你们亲眼看看吧，我们大家在这儿挖土已经两个月了，第四班也该到期了，而基本人员却没换一次，只有靠青春的活力才能够这样支持下去啊。要知道，他们有一半人伤风了。看着这些年轻小伙子就会感动得掉下泪来。他们真是无价之宝……这个荒凉的鬼地方会把他们中的不少人送进坟墓的！”
从车站起，已经铺好了一公里铁轨。
再往前面一点，大约在一公里半的地方，新平整好的路基上铺着一排埋在地槽里的长木头，看上去像是给大风吹倒的栅栏，这就是铺好的枕木。再往前，一直到那个山丘，是刚平好的路面。
在这里干活的是潘克拉托夫的第一筑路队。四十个人在忙着铺枕木。红胡子乡下人穿着一双新树皮鞋，不慌不忙地从大雪橇上把木头一根根地拖到路基上。远处还有这样的一些雪橇在卸木头。地上躺着两根长长的铁杆，这就是路轨的标尺，用它来丈量铺上的枕木，看是否平整。为了把路基夯平夯实，斧子、铁钎和铁锹全都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