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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细钻到了我们中间,他们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呢?那些日日夜夜的遭遇简直一言难尽!保尔,那些牺牲的人中有许多是你认识的,如瓦莉娅,如县城里的罗莎,她还是个女孩子,刚十七岁,多好的一个女孩子,长着一对可信赖的大眼睛。还有萨沙·本沙弗特,你记得吧?他也是个排字工人,一个乐呵呵的青年,总爱给老板画讽刺漫画。此外,还有两名中学生——诺沃西里斯基和图日兹,这两人你都认识。其余的是从各处抓来的,一共二十九人,其中六个女的。这些女人遭受了野兽般的虐待。瓦莉娅和罗莎第一天就遭强奸。那些畜生为所欲为地侮辱她们。她们被拖回牢房时已是半死不活的了。罗莎回到牢房就一直自言自语,过了几天她就完全丧失了理智。

“那些畜生不相信罗莎,认为她在装疯,因此每次审问时就严刑拷打她。当她被枪毙时简直都没个人样儿。她的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精神失常,眼神呆滞,样子简直像个老太婆。

“瓦莉娅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表现得仍很坚强。他们全都像真正的战士那样从容就义。我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那股勇气。保尔,我哪能把他们被处死的情形全都告诉你?不能,根本不能,他们死得惨极了,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瓦莉娅参与了最危险的工作——她与波军司令部的无线电报务员保持联系,她又被派到县里去做联络工作。查抄她时,在她房间里找到了一支毛瑟枪和两颗手榴弹,手榴弹就是那个奸细给她的。一切都是事先设好的圈套,诬陷她企图炸毁波兰白军司令部。

“啊,保尔,我实在不想讲他们临死前几天的情形。不过,你一定要听,我也只好给你讲了。战地法庭已经判决,瓦莉娅和另两人被处以绞刑,其他人全都枪毙。

“那些受过我们策反的波兰士兵比我们早两天被判决。

“一个是年轻的班长史涅古尔科,他是无线电报务员,战前他在洛兹当电工。他的罪名是背叛祖国和在士兵中间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被判枪决。他并未要求赦免,在判决后二十四小时就被枪毙了。

“瓦莉娅被传去做证。她告诉我们说,史涅古尔科承认进行过共产主义宣传,但矢口否认背叛祖国。他说:‘我的祖国是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我是波兰共产党党员,我是被迫来当兵的,我的工作是要尽力使那些跟我一样被你们赶到前线作战的士兵睁开眼睛。你们可以因此绞死我,但我没有背叛过,也永远不会背叛自己的祖国。不过我所说的祖国与你们所谓的祖国根本不同。你们的祖国是地主老财的祖国,而我的祖国却是工人、农民的祖国。在我的祖国中——我深信它会建立起来——绝不会有一个人说我是叛徒。’

“宣判了之后,我们都被关在一起。在行刑之前我们被投进了大牢。夜间,他们在监狱对面的医院旁边竖起了绞架。离绞架不远,在树林旁的大路边有个陡坡,他们挑选这个地方执行枪决,在那里他们为我们挖了个大坑。

“行刑的布告在城里贴了出来,全城的人都知道要处决我们。他们又决定在白天行刑,要叫每个人都亲眼看看,要让每个人都感到害怕。一大早他们就把城里的人赶到绞架的旁边。有些人出于好奇,虽然害怕,但还是来了。绞架周围挤满了人,眼睛所及之处人头攒动。你是知道的,监狱用圆木围了一排栅栏,绞架就竖在那里。我们听得见嘈杂的人声。在后面的街上架起了一排机枪,城里的步巡和骑巡队也都调来了。还有一整营士兵在周围警戒。我们默默地等着最后的时刻,只是偶然悄悄地说上一两句话。我们已在头一天晚上交谈过了,也互相道了别。只有罗莎躲在牢房的一角,不住地喃喃自语。瓦莉娅惨遭毒打和奸污,行动不得,一直躺着。两个由乡下抓来的女共产党员是一对亲姐妹,两人互相紧紧地拥抱着,无法抑制自己,放声大哭起来。这时,像大力士一样健壮的年轻人斯捷潘诺夫——他在被捕时曾奋力反抗,打伤了两个宪兵——坚决要求她们:‘同志们,别流泪!要哭就在这儿哭吧,可别在刑场上哭!绝不能叫那些嗜血成性的畜生开心。反正他们不会饶了我们的,我们是死定了,那就应该从从容容地去死。我们谁也不能卑躬屈膝。同志们,别忘记,要死得光荣!’

“接着,他们来押解我们了。走在前面的是侦缉处长什瓦尔科夫斯基——一个好色的暴徒,一条疯狗。即使他自己不参与强奸,也会让宪兵们动手,自己站在旁边看着取乐。在由监狱到绞架的路上,宪兵们排成了两道人墙。那些‘黄狗’——他们制服的肩上有黄色军官穗带,我们都这样称呼他们——都拔出佩刀,站在两旁。

“他们用枪托把我们赶到监狱的院子里,让四人一排,然后打开大门,把我们带到大街上。让我们站在绞架前,好叫我们先亲眼看着我们的同志被绞死,再处决我们。绞架很高,用粗木头搭成,横梁上系着三个用粗绳子结成的圈套,绞架下面有三个用小木柱支撑的平台,小阶梯靠在平台上。围观人群在**,隐约可以听见嘈杂的声音。大家的眼睛全都注视着我们,我们能辨认出自己的亲友。

“波兰的一群小贵族崽子手里拿着望远镜,聚集在稍远一点的台阶上。夹在其中的还有波兰军官。他们是来欣赏怎样绞死布尔什维克的。

“地上是松软的白雪,树上白茫茫的,就像撒上了一层棉花。雪花在空中飘**,落在我们灼热的脸上,立即就融化了。绞架下的平台上落满了白雪。我们的衣服几乎被剥光了,但谁也感觉不到那刺骨的寒冷,斯捷潘诺夫甚至没有感到自己脚上只穿着短单袜。

“军事检察官和高级军官们都站在绞架旁边。瓦莉娅和另两个被判绞刑的同志从监狱里给押了出来。他们三个手挽着手。瓦莉娅走在中间。她实在没有力气走路,那两个同志扶着她,她也竭力昂起头往前走。她记着斯捷潘诺夫所说的‘应该从从容容地去死’这句话。她没穿外套,只穿了一件手工织的短毛线衣。

“什瓦尔科夫斯基那条疯狗显然不满意他们挽着手走,便使劲踢他们。瓦莉娅说了句什么,一个骑马的宪兵便扬起鞭子往她脸上猛抽。

“这时,人群中突然有个妇女凄厉地叫了一声。她呼天抢地冲了过去,竭力想挤过人群,跑到那三个行将就义的人跟前。但她被抓住,不知被拖到什么地方去了。那老人一定是瓦莉娅的母亲。当离绞架不远时,瓦莉娅唱了起来。我从未听过那样的歌声——只有视死如归的人才能那样英勇热忱地歌唱。她唱《华沙工人之歌》。那两个同志也和着她唱。骑马的宪兵用马鞭抽打他们。这伙宪兵发狂一般抽打着我们的同志,但他们好像没有感到疼痛。宪兵们就推倒他们,提着他们的脚,像拖麻袋一样把他们拖到绞架上去。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草草地念了判决书就套上了绞索。这时我们大家就齐声高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匪徒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扑来,这时我看见一个士兵用枪托把支撑平台的小木柱推开,我们的三个同志就吊在绞索里抽搐着……

“就在我们等着就义的时候,忽然听到给我们十人宣判,因受‘将军的恩赐’,改死刑为二十年苦役。其余十七人全被枪决。”

沙木伊尔猛拽自己的衬衣领子,好像衣领使他窒息似的。

“被绞死的三位同志的尸体在空中整整吊了三天,日夜派有哨兵看守。后来新关进来的犯人告诉我们:‘吊着托博利金同志尸体的绳子第四天断了,他是三人中身体最重的一个。’这样他们才把另两人的尸体也解下来就地掩埋了。

“但绞架一直没有拆掉,当我们被押到这里来的时候,还看见绞架立在那里,绞索在空中悬着,等待着新的牺牲者。”

沙木伊尔不吭声了。他的目光凝视着远方。保尔没有意识到沙木伊尔的讲述已经结束。

保尔的眼前呈现出那三位同志的尸体,面孔可怖,脑袋歪向一边,在寒风中含怨地摆动。

骤然,街上吹起了集合号,这号声使保尔清醒过来。他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咱们到外面去吧,沙木伊尔!”

波兰俘虏们在骑兵的押解下走在大街上。团政委站在监狱的门边,在战地记事本上写下一道命令。他把这命令交给矮胖的骑兵中队长。

“安吉波夫同志,这是命令,”他说,“派一小队骑兵,把这些俘虏押到诺夫格勒-沃伦斯基。负了伤的给包扎好,抬到大车上去一齐运走。把俘虏送到城外约二十公里的地方,就放他们回去吧。我们没有工夫管他们。注意,不许虐待一个俘虏。”

保尔跨上马,转过头来对沙木伊尔说:

“你听见了吧?他们绞死我们的同志,而我们送他们回去,还不许虐待!多么宽宏大量啊!”

团长回过头来,注视着保尔。保尔听到团长好像自言自语地说出了坚定而严肃的话:

“虐待解除了武装的俘虏是要受枪毙处分的。我们不是白军啊!”

当保尔策马离开监狱大门的时候,想起了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最近的命令,这命令当着全团的官兵念过,其中最后几句是:

“工农的国家爱护自己的红军,以自己的红军为荣。它要求红军不准在自己的旗帜上染上一个污点。”

“不要染上一个污点!”保尔的嘴唇微微地嗫嚅着。

当骑兵第四师攻占了日托米尔的时候,第七步兵师第二十旅——这是戈里科夫同志的突击部队的一部——也在奥库尼诺沃村附近强渡了第聂伯河。

由第二十五步兵师和巴什基尔骑兵旅组成的一支部队也奉命强渡了第聂伯河,在伊尔沙车站附近切断了基辅至柯罗斯金的铁路。这次的军事行动的目的在于截断基辅波兰白军的唯一退路。舍佩托夫卡共青团员米什卡·列夫丘科夫就是在这次渡河战役中牺牲的。

正当战士们跑到摇晃的浮桥上时,忽然从山后发出“嗖——”的一声,一颗炮弹掠过头顶落在水里爆炸了,激起一股水柱。米什卡就在这一刹那间翻身坠下浮桥,河水吞没了他。只有头发淡黄、戴着掉了遮檐的军帽的亚基明科惊叫道:

“哎呀,不好了,米什卡掉到水里了!他给冲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停住了脚步,呆望着那汩汩流淌的河水。后面的人已拥了上来,推着他喊道:

“喂,你这傻瓜,干吗张着嘴站着?走呀!”

当时,实在没有工夫去管个别同志的死活,因为该旅已落后于其他部队,兄弟部队早就占领了右岸。

谢辽沙直到四天之后才知道米什卡落水牺牲的消息。那时他们旅经过激战攻克了布恰车站,随即又掉转头来向基辅挺进,击退了企图向柯罗斯金突围的波军。

在散兵线阵地上,亚基明科趴在谢辽沙的旁边。他停止了猛烈的射击,费劲地拉开灼热的步枪枪机,然后将头贴着地面,转向谢辽沙说:

“枪也得休息一下,烫得真像火烤的一样!”

炮声隆隆,谢辽沙几乎听不见他说的话。过了一会儿,枪声稍稍停息了,亚基明科才给谢辽沙顺便提了这件事:

“你的那个同乡掉到第聂伯河里了,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他就被水冲走了。”他说完后就打开枪机,从子弹带里拿出一排子弹,聚精会神地把它装进了枪的弹槽里。

攻打别尔基捷夫的第十一师在城内遭遇了波军激烈的抵抗。

城里每一条街上都展开了流血的战斗。敌人用机枪连珠般地射击,企图阻挡骑兵前进的道路。终于别尔基捷夫城被攻克了,溃军的残部狼狈逃窜。他们在车站上截获了好几列军用火车,但是波兰白军遭受的最大打击还是一百万发炮弹爆炸了——波军前线的军火库被炸毁了。破碎的玻璃像雨点一样落遍全城,房屋仿佛厚纸盒似的被炸得摇摇晃晃。

日托米尔和别尔基捷夫两地相继失守,给波兰白军后方以沉重的打击,他们腹背受敌,便分成两路,潮水般地撤出基辅,仓皇逃窜。他们杀出一条血路,拼命冲破围困他们的“铁环”。

保尔已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近来每天都在狂热地鏖战。他,保尔·柯察金,已融入集体之中;他像所有参战的人一样,已忘掉了“我”字,脑海中只知道“我们”——“我们团”“我们骑兵连”“我们旅”。

同时,战局发展迅猛,战报如同狂飙传来,新的消息层出不穷。

布琼尼的各骑兵队伍给敌人一个又一个沉重打击,以排山倒海之势冲溃了整个波兰白军的后方。各骑兵师满怀胜利的喜悦,猛攻诺夫格勒-沃伦斯基这个波兰白军后方的心脏。

布琼尼的骑兵将士像冲击峭壁的巨浪一样退了回来,顷刻间又发出令敌人心惊胆寒的“杀呀”喊声向前猛冲。

不论是铁丝网还是城里卫戍部队的拼死抵抗,都不能挽救波兰白军的败局。七月二十七日早上,布琼尼的一队骑兵排成整整齐齐的队形,渡过了斯卢奇河,冲进了诺夫格勒-沃伦斯基,并继续追击朝利列茨逃窜的波兰白军。同时,第四十五师也在新美罗波里渡过了斯卢奇河,而科托夫斯基骑兵旅则进军柳巴尔镇。

骑兵第一军的无线电台接到了前线总司令部调全军骑兵夺取罗夫诺的命令。红军各师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溃不成军、士气沮丧的波兰白军纷纷四散逃命。

有一天,保尔被旅长派到车站去送公文,那里停着一辆装甲列车。他竟在那里和一个连想也不敢想的人相见了。他的马驰上了陡峭的路基。在第一节灰色车厢跟前,他用力勒住了马,因为那装甲列车样子威严,那些隐在炮塔里的大炮黑洞洞的炮口实在吓人。几个满身油污的人正在车旁忙着揭起保护车轮的沉重铁罩。

“请问,装甲列车的队长在哪儿?”保尔向一个穿着皮上衣、提着水桶的红军战士问道。

“就在那儿。”他用手指着火车头。

保尔跑到火车头跟前,问道:

“哪一位是队长?”

一个从头到脚紧裹着皮装、满脸麻子的人转过头来,说道:

“我就是。”

保尔从袋里掏出一封公文,交给了他。

“这是我们旅长的命令,请在公文袋上签个字。”

队长把公文袋放在膝盖上签了名。在火车头中间的巨轮上,有一个人正在加油。保尔只能看到宽阔的肩膀和从那人皮裤口袋里凸出来的转轮手枪的枪把儿。

“签好了,给你。”穿着皮衣的队长把签好名的公文袋交给了保尔。

保尔拉紧马缰,正准备掉转马头往回走,这时那个加油的人突然站直了身子,转了过来。就在这一瞬间,好像狂风把保尔从马背上刮了下来似的,他一下子跳到地上,喊道:

“阿尔焦姆哥哥!”

那满身油污的火车司机立刻丢下油罐,像只大熊一样抱住那年轻的红军战士。

“保尔,你这小兔崽子!原来是你呀!”阿尔焦姆喊道,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装甲列车队长惊羡地看着这一场面。列车上的炮手们都快活地大笑起来,说道:

“看哪!兄弟俩喜相逢了!”

八月十九日,在里沃夫地区的激战中保尔丢掉了军帽。他勒住了战马,但前面骑兵连的弟兄们已冲入波兰白军的散兵线,进行着殊死的肉搏战。杰米托夫在洼地的丛林中飞驰。他一面朝河岸那边飞奔,一面大声叫喊:

“师长牺牲了!”

保尔哆嗦了一下。他的师长,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列图诺夫同志牺牲了!保尔无比愤怒。

保尔用马刀背拍打着已经精疲力竭、嚼子上沾满鲜血的战马格涅特克,向激烈厮杀的人群冲去。

“砍死这帮畜生!砍死他们!砍死这些波兰小贵族!是他们杀死了列图诺夫!”保尔狂怒至极,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就愤怒地向一个穿绿制服的人劈去。为了替牺牲的师长报仇,骑兵连全体战士燃起了复仇的怒火,把波兰白军杀得落花流水。

他们冲向旷野,追杀残兵败将,可是波兰炮队瞄准他们射击,榴霰弹在空中爆炸,向四周散播着死亡。

绿色的火焰像镁光在保尔眼前闪烁,雷一般的响声震痛他的耳朵,他的头像被烧红的铁灼伤了。大地可怕地、不可思议地在旋转、在翻动、在向一侧倾倒。

保尔像稻草人似的滚下马鞍,滑过黑马格涅特克的头,沉重地摔倒在地上。

这时好似黑夜骤然降临在保尔的头上。

(1) 骑兵第一军:由著名军事家布琼尼、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伏罗希洛夫指挥。

(2) 《牛虻》:英国女作家爱瑟尔·伏尼契 (1864—1960) 所写的著名小说,书中的主人公是19世纪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牛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