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章鱼的一只眼睛鼓鼓的，像猫头那么大，周围是暗红色，中间为绿色。这眼睛放出光芒，变换着色彩。章鱼用几十条腕足游弋。这些腕足像一群蛇不停地蜿蜒蠕动，上面的硬鳞发出讨厌的沙沙摩擦声。章鱼在游动，保尔看见它爬到了眼前。腕足在他身上爬着，冰凉冰凉的，像荨麻一样刺得人生疼。章鱼伸出它那长长的毒刺，像水蛭一样地刺进他的头，随即又**地收缩，吮吸着他的血液。保尔觉得血液正由自己体内流进章鱼那臃肿的躯体里。章鱼的毒刺就这样吮吸着、吮吸着，保尔头上被毒刺刺进的地方，疼痛难忍。
保尔好似听见远远的地方有人说话：
“现在他的脉搏怎么样？”
另一个人话音更轻，像一个女人，回答道：
“脉搏一百三十八，体温三十九度五。一直说胡话。”
章鱼消失了，但头依然刺痛。保尔觉得有个人的手指按着他的手腕。他想睁开眼睛，但眼皮是那样沉重，他无力睁开。为什么那样烫呢？啊，一定是母亲生了火炉。又有人在说话了：
“他的脉搏是一百二十二次。”
保尔竭力想睁开眼睛，但他体内像火在燃烧，他感到热得喘不过气来。
喝水，保尔多么想喝水啊！他巴不得跳起来大喝一顿。但他为什么起不来呢？他想动一动，但立刻觉得那不是他自己的身体，而是别人的，根本不听他使唤。母亲大概会马上给他送水来喝。他想对母亲说：“我渴死了。”在他旁边有什么东西在动。是不是那章鱼又爬到跟前来了？不错，就是它，看它那红色的眼睛……
保尔听见远处有轻柔的声音：
“弗罗茜亚(1)，拿点水来。”
保尔使劲回想，这是谁的名字？一使劲他又掉入了黑暗的深渊。当他清醒点儿时，他又想起了：“渴死了。”
保尔又听到了说话的声音：
“他好像活过来了。”
接着那温柔的声音更近更清晰了：
“病人，想喝水吗？”
“难道我害病了吗？要不，他们不是在问我？”保尔自己问自己，“我是害了伤寒了吧？难怪叫我病人呢。”于是他第三次试着睁开眼睛，这回终于睁开了。从那睁开的眼缝中，他最初看到的是头顶上方的一个红色的圆球，但是接着又有个什么黑东西遮住了那红球。那黑东西正俯向他，于是他的嘴唇触着一个玻璃杯的硬边儿，而且感到湿润，那使人恢复活力的湿润。他立刻感到腹内的火多少熄了一点儿了。
保尔非常满足地低声说：
“现在好多了。”
“病人，您看得见我吗？”
这声音是从俯向他的那黑东西发出来的，但他随即又昏睡了，不过他还是来得及回答的：
“看不见，能听见……”
“谁会想到他竟会活过来？！然而，您瞧，他竟挣扎着活过来了，他的体格真是惊人地强健！妮娜·弗拉基米罗芙娜，您的确可以感到骄傲。这归功于您护理得好啊。”那个人的声音又说道。
“啊，我真是高兴极了！”一个女人的声音非常兴奋地回答道。
十三天后，保尔终于恢复了知觉。
保尔那年轻的身体抗拒了死亡，体力也渐渐恢复了。他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他感到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新奇的、不同寻常的。只是他的头还被沉甸甸的石膏壳箍得不能动弹。身体的感觉已经恢复，他的手指也已经能屈能伸了。
陆军医院的见习医生妮娜·弗拉基米罗芙娜坐在方形房间的小桌旁边，翻着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封面的日记本。下面就是她那秀丽的斜体字所写的简短札记：
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今天救护列车送来了一批重伤员。一位头部炸伤的红军战士被安置在病房角落里的一张靠窗的病**。他只有十七岁。我收到了一个小包，里面有从他衣袋里找出的、装在信封里的证件和医生诊断书。他的名字叫保尔·安德烈耶维奇·柯察金。信封里装有：磨损了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第967号团证，撕破了的红军战士证书，还有一张团部嘉奖令的摘录，上面写着：“因英勇进行侦察工作，特对红军战士柯察金予以嘉奖。”此外，还有一张似乎是他亲笔写的字条：
“拜托诸位同志，如我战死，请通知我的亲属：舍佩托夫卡市铁路机务段钳工阿尔焦姆·柯察金。”
这位伤员从八月十九日被炮弹碎片炸伤起一直都处于昏迷状态。明天阿拉托里·斯捷潘诺维奇要检查他的伤势。
八月二十七日
今天查看了柯察金的伤，伤得极深，头颅被击穿，头的整个右部麻痹，右眼发肿，眼内溢血。
阿拉托里·斯捷潘诺维奇想摘除保尔的右眼，以免发炎。但我建议，只要病人还有消肿的希望，暂不必如此。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我之所以这样主张，完全出于爱美的心理，要是这青年可以康复，为什么要摘除眼球使他破相呢？
伤员总是说着胡话，反复不停，身旁必须经常有人护理。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时间。他太年轻，我真可怜他。只要有可能，我愿竭尽全力把他从死神的手中夺回来。
昨天，下班之后我又在病房里待了几个小时，他的伤势最重。我倾听他说的胡话，有时他说胡话就像讲故事一样。我从他的胡话中知道了他的许多生活经历，但有时他骂得很凶，那些咒骂的话不堪入耳。我不知为什么一听到他那可怕的咒骂就感到心疼。阿拉托里·斯捷潘诺维奇断言保尔一定不会活过来。这位老人生气地嘟囔着：“我真不懂，他几乎还是个娃娃呀，为什么部队会把他收下？真是岂有此理！”
八月三十日
柯察金仍然没有恢复知觉。现在已把他转到重危病房，那里尽是些不久于人世的病人。一个名叫弗罗茜亚的护士几乎成天不离开他的身边。原来她认识保尔，他们从前曾在一起做过工。她是那么温存地照顾着这位伤员！现在保尔的病情连我也觉得没有什么指望了。
九月二日晚十一时
今天是多么值得纪念的日子啊！我的病人柯察金已经恢复知觉了，他活过来了。危险期终于度过了。这两天我一直守候在他的身边。
此刻，我的愉快心情真是难以形容，因为我又救活了一个人，我的病房里又可以少一个人失去生命。在我这劳累的工作中，最令人高兴的就是看见病人恢复健康。他们都像孩子似的眷恋着我。
病人的友情是那样真挚、淳朴，分别时我有时甚至哭出声来。这有点儿好笑，但这是真情的流露。
九月十日
今天我替柯察金写了第一封家信。他在信中说他受的是轻伤，很快就可康复，并一定回家看望他们。实际上他流了许多血，脸色像纸一样苍白，身体仍很虚弱。
九月十四日
柯察金第一次微笑了。他笑得很动人。平时他太严肃，和他的年龄极不相称。他的身体恢复得令人吃惊。他同弗罗茜亚是很好的朋友。我经常看见弗罗茜亚坐在他的床前。显然，她已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保尔，不用说有些夸大其词，因此病人每逢我进去时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昨天柯察金问我：
“医生，您手上怎么青一块、紫一块的？”
我没有告诉他，这些伤痕是他在昏迷时用两只手死死抓成这个样子的。
九月十七日
柯察金额上的伤口快长好了。给他包扎时他那惊人的忍耐力使我们所有的医生都感到吃惊。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会痛苦地呻吟或大发脾气，可是保尔却一声不吭。当我给他那炸开的伤口搽碘酒时，他总是把身子挺得像弓弦那样直。他时常痛得失去知觉，但从未呻吟一声。
我们大家都知道，要是保尔呻吟，那就是他已昏迷过去了。他打哪儿来的这种顽强精神呢？我真不明白。
九月二十一日
今天柯察金第一次坐着手轮车被推到医院那宽敞的阳台上去。他以多么异样的眼神看着花园的景物啊！他以多么贪婪的神情呼吸着户外清新的空气啊！他满头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只眼睛，但这只眼睛是那么机灵、那么明亮。他眺望着周围的景物，好像初次看到这个世界。
九月二十六日
今天，有人叫我到楼下的接待室里去，我看见两个姑娘在那儿等我。其中一个姑娘很漂亮。她们请求准许探视柯察金。她们是冬妮娅·杜曼诺娃和塔季扬娜·布拉诺夫斯卡娅。冬妮娅这名字我早已知道，柯察金在说胡话时老喊着她。我允许她们去见保尔。
十月八日
今天，柯察金第一次独自到花园里去散步。他不止一次地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告诉他说：快了。那两个姑娘一到探视日就来看他。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疼痛时他从未呻吟。当我问他这个问题时，他这样对我说：
“请您读读《牛虻》，您就会知道的。”
十月十四日
保尔·柯察金今天出院了。我们亲切地握手道别。他那只眼睛上的绷带已经揭掉了，只有前额还包扎着。那只眼睛失明了，表面上倒还看不出来。和这样一个好同志分别，我感到十分难过。
总是这样：当病人一痊愈，就离开我们，而且他们都不希望再回到这里来。当我们告别的时候，保尔·柯察金说道：
“我宁愿左眼瞎掉，现在我怎样瞄准开枪呢？”
保尔还一心想着前线。
保尔出院后头几个星期住在布拉诺夫斯基家里。冬妮娅也暂住在那儿。
保尔立刻就想吸引冬妮娅参加社会活动，邀请她参加市共青团大会。冬妮娅答应了，但当她换好衣服，从房里走出来时，保尔却紧咬着嘴唇，皱起了眉头。她打扮得异常漂亮，派头十足，保尔真没法儿带她去见伙伴们。
保尔和冬妮娅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当保尔问她为什么要打扮得那样漂亮时，她生气地说：
“我就喜欢与众不同，从不喜欢随大流。要是你不便带我去，我就留在家里。”
那天，在共青团俱乐部里，冬妮娅浓妆艳服，在那些穿褪色服装的男女青年中显得那样突出，弄得保尔十分尴尬。同志们都把她看作“外人”。冬妮娅也感到了这一点，并且用轻蔑、挑衅的态度对待他们。
货运码头共青团书记潘克拉托夫是个肩膀宽阔、身穿粗帆布衣的装卸工。他把保尔叫到一边，瞟了冬妮娅一眼，不客气地看着保尔说：
“这美女是你带来的吗？”
“是的，是我。”保尔粗声回答道。
“唉——是啊，”潘克拉托夫拉长声音说，“她看起来不像咱们的人，倒像个资产阶级娇小姐！怎么能让她到这儿来呢？”
保尔太阳穴突突直跳。他说：
“她是我的朋友，是我把她带到这儿来的，明白吗？她并不敌视我们，只是在服饰上有点儿特别。但是不能凭服饰来给人扣帽子。我懂得什么人才可以带到这儿来。你用不着找我的碴儿，潘克拉托夫同志。”
他本想说一些更粗鲁的话来，但他抑制住了自己，因为他明白潘克拉托夫的话代表了大家的意见。所以他就迁怒起冬妮娅来了。
“我早就告诉她了！真见鬼，她为什么要出这种风头哩？”
那天晚上，他们俩的友情破裂了。保尔怀着惊诧与痛苦注意到一向似乎是那么稳固的情谊出现了裂痕。
又过了几天，每一次会面、每一次谈话都使他们彼此感到格格不入，感到极不愉快。冬妮娅那庸俗的个人主义使保尔难以容忍。
感情的破裂在所难免，这一点他们俩心里都很清楚。
这天，他们俩一块儿来到落叶狼藉的库别捷斯基公园，打算做决裂前的最后一次谈话。他们依着陡坡上的柱形栏杆，第聂伯河的洪流在下面滚滚流淌。一艘拖轮从巨大的桥孔里钻了出来，轮翼倦怠地拍打着水面，拖着两个大驳船缓缓地逆水航行。落日给特鲁哈诺夫岛涂上了一抹金黄，楼房的窗户上，块块玻璃映着晚霞，宛如团团火焰。
冬妮娅凝视着金黄的晚霞，满怀深深的忧伤，说道：
“难道咱俩的友谊真像这落日的余晖，就要完了吗？”
保尔两眼盯着冬妮娅，紧皱眉头，低声回答说：
“冬妮娅，这事咱们早就谈过了。当然，你知道，我曾经爱过你，而且就是现在你我间的爱情也可以恢复，为此，你必须和我们志同道合。我已不再是你从前认识的那个保夫鲁沙。要是你坚持我首先应该是属于你的，然后才是属于党的，那我将不是你的好丈夫。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属于你和其他亲人。”
冬妮娅悲伤地凝望着碧蓝的河水，双眼噙着热泪。
保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那熟悉的脸庞、她那浓密的栗色头发，一股对这个他曾那样钟爱、那样亲近的姑娘的怜悯之情像浪潮般涌向心头。
保尔满怀温情地将手放在冬妮娅的肩膀上，对她说：
“冬妮娅，抛弃一切困扰你的东西，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吧！让你我一道为摧毁统治阶级而奋斗吧！我们的队伍里有许多好姑娘，她们不但和我们一道进行残酷的斗争，而且也和我们一道忍受艰难困苦。她们也许不像你那样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呢？你说，丘扎宁曾想用暴力占有你，但丘扎宁是个堕落分子，而不是个真正的战士。你又说，我的朋友对你不友好，你那天为什么要像参加资产阶级的舞会似的穿得那样漂亮呢？你是虚荣心在作怪，不愿跟那些穿一身脏制服的人一样。你有爱一个工人的勇气，然而你却不爱工人阶级的思想。我舍不得同你分手，我希望对你永远留下美好的记忆。”
保尔不再往下说了。
第二天，保尔在街上看到一张有省肃反委员会主席签名的布告，那个签名的人正是菲多尔·茹赫来，他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他好容易才找到了茹赫来办公的地方，但门卫不让他进去。保尔死乞白赖地纠缠了一阵，差点儿被抓了起来，但他终于达到了目的。
弹片夺去了茹赫来的一只手臂。和茹赫来的会见令人欣喜，他们两人当时就把工作问题谈妥了。茹赫来对保尔说：
“你暂时还不适合上前线，就帮助我进行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吧。明天就到这儿来上班。”
同波兰白军进行的战争已经结束了。红军已兵临华沙城下，但因为远离后方基地，不能及时补充人力和物力，所以未能把波兰白军的最后防线攻破就撤退了。波兰白匪把这次红军在华沙城下的撤退叫作“维斯拉河上的奇迹”。这样一来，地主老财又可以在白军控制的波兰苟延残喘一些时日，而成立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想暂时也就不能实现了。
洒满鲜血的国家需要暂时的休憩。
保尔还不能回去看他的亲人，因为舍佩托夫卡又被波兰白军占领了，而且成了前线的临时分界线，正在进行和平谈判。保尔日夜都在肃反委员会执行各种任务。茹赫来的房间成了保尔的临时住所。当保尔听到波兰白军占领了舍佩托夫卡的消息时，心里非常沮丧。他对茹赫来说：
“怎么办呢，菲多尔？要是按现在的局势媾和，我母亲不是要被划到国外了吗？”
茹赫来安慰他说：“边界一定是沿着河流经戈伦城走向的，因此舍佩托夫卡一定仍归我们管辖。放心吧，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许多师团都迅速由波兰前线调到南方。当时，因为共和国正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波兰前线，所以弗兰格尔就趁机带领他的匪帮由克里米亚老巢出动，沿着第聂伯河由南向北推进，迫近了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省。
现在和波兰的战争既然已经结束，国家就把军队调到克里米亚，以铲除这个反革命的最后巢穴。
满载着士兵、车辆、锅灶和大炮的军用列车不间断地经基辅向南开去。铁路肃反委员会的人忙得不可开交。源源不断的列车会集到这里，造成交通阻塞，车站挤得水泄不通，连一条空轨道也腾不出来，因此交通中断了。收报机不停地收到许多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命令腾出轨道，让某个师乘的列车开过去。这样的电报简直没完没了，每一份电报都用大致相同的字句，如“应优先……”“命令十万火急……”“立刻腾出轨道……”，而且差不多每份电报上都有这样的警告：“如不执行命令，交军事法庭制裁。”
铁路肃反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交通阻塞。
各个部队的指挥官都风风火火地跑来，挥动着手枪，要求立即发车，扬言根据某某司令官某日所发的电报，立即让他们的列车开走。
他们谁也不愿听到“这办不到”。他们都嚷道：“无论如何得让我们先开走。”接着就破口大骂起来。每当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就及时请出茹赫来。于是那些大动肝火、眼看就要拔枪相向的人立刻平静了下来。
茹赫来那铁铸般的体格，那冷静镇定的神态，那响亮且不容置疑的声音，使那些气势汹汹的人把掏出的手枪又装进了枪套里。
保尔常常感到针刺般的头痛，可还得照样跑到站台上去。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对保尔的神经损伤极大。
有一天，保尔突然看见谢辽沙坐在装满弹药箱的平板车上。谢辽沙从车上跳了下来，向保尔扑了过去，差一点儿把保尔撞倒。他紧紧抱住保尔，说道：
“保夫卡，你这鬼东西，我一眼就认出你了。”
这两个朋友简直不知道该互相问些什么，该互相说些什么，因为他们分别之后都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他们问长问短，但没有等到对方回答，自己就说出来了。他们谈兴极浓，没有注意到汽笛的响声，直到车轮开始缓缓地转动了，他们方才分手。
有什么办法呢？刚刚见面却又要分别了。火车在渐渐加速，谢辽沙怕误了车，最后一次对他的朋友喊了句什么，就沿着站台跑去，抓住货车取暖车厢的把手，车上伸出好几只手把他拉了上去。保尔呆呆地站在那儿瞭望，这时他才想起没有把瓦莉娅牺牲的消息告诉谢辽沙。他走后一直就没有回过故乡舍佩托夫卡。这意外的会见使保尔欣喜不已，竟忘了把这件事告诉谢辽沙。
“不让他知道也好，让他安心地走吧。”保尔心里想道。可是他没有料到，这是他和谢辽沙最后一次会面。谢辽沙自己也不知道，他会站在车顶上，胸脯顶着秋风，去迎接死神。
红军战士多罗申科身穿一件背上烧了窟窿的军大衣，对谢辽沙说：
“坐下来吧，谢辽沙。”
谢辽沙笑了笑，回答说：
“不要紧，风是我的朋友，让它吹个痛快吧。”
一个星期后，谢辽沙第一次投入战斗就倒在了乌克兰秋天的草原上。
由远处飞来了一颗流弹。
流弹击中了谢辽沙，他向前踉跄了一步，胸口灼痛。接着，他一声不响地左右摇晃，伸开双臂，像要抱住空气，然后双手紧紧抱住胸膛，弯着身子，像要跳跃似的。他那变得僵硬的身体栽倒在地上，一对瞪得直直的蓝眼睛凝视着那广袤无垠的草原。
十分紧张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影响着保尔那没有康复的身体，震伤的疼痛又经常发作。有一次，他一连两天没有合眼，终于失去了知觉。
那时他才对茹赫来说道：
“菲多尔，我想请求调动工作，你觉得怎么样？我想到铁路工厂去干我的本行，我总觉得我在这儿力不从心。医疗委员会的人告诉我，我不适于搞军务，但这儿的工作比前线还紧张。这两天清剿苏特尔匪帮的工作真把我累垮了，我不能再动刀弄枪与敌人拼了，该退役了。菲多尔，你也明白，我站都站不稳，怎么能当个好肃反特工人员呢？”
茹赫来关切地看了看保尔，说：
“是啊，你的身体看起来的确很不好。我早就该调换你的工作。是我的过错，对你照顾不周。”
谈话之后，保尔手中拿了一张介绍信，来到了省共青团委员会。介绍信上写明：“兹介绍保尔·柯察金前来联系工作，请省团委予以安排。”
一个故意把鸭舌帽拉到鼻梁上的调皮小伙子看了看介绍信，对保尔做了个怪脸，说道：
“从肃反委员会来的？嘿，那是个好机关。好吧，我们马上给你安排工作。我们正闹人荒哩！派你到什么地方呢？想到省粮食委员会去吗？不愿意？不愿意算了。那么，到码头宣传站去怎么样？也不愿意？哎，那你可就错了，那是个肥缺，可以领到特等口粮。”
保尔打断他的话说：
“我想干铁路，派我到铁路工厂去吧。”
那年轻人惊异地看了看他，说道：
“到铁路工厂去？嘿……那里并不要人。那么好吧，你去找乌斯金诺维奇同志，她会安排你到合适的地方去。”
保尔和那个皮肤黝黑的姑娘谈了一会儿后，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保尔被派到铁路工厂去担任不脱产的共青团委书记。
这时，在克里米亚的“门口”，在半岛狭窄的“瓶颈”处，在以前划分克里米亚鞑靼人和扎波罗什哥萨克人边界的地方，波兰白匪军重建了一座要塞——佩列科帕，要塞上碉堡林立，工事固若金汤。
从全国各地被驱赶到这里而且注定要被消灭的那些旧世界的残渣余孽，都自以为在佩列科帕那边的克里米亚绝对安全，因而他们在那里尽情享受良辰美景，沉湎于花天酒地。
在一个雾蒙蒙的秋夜，千千万万个劳动人民的儿子涉着冰凉的海水，准备连夜渡过锡瓦什海湾，从背后去进攻龟缩在工事里的敌人。伊万·扎尔基也是这千万人中的一个，他小心翼翼地把机枪顶在头上，涉水前进。
拂晓的时候，先头部队已渡过了锡瓦什海湾，在白匪后方的利托夫斯基半岛登陆。数千人越过了障碍，迎头痛击敌军。佩列科帕人声沸腾。在最先爬上嶙峋海岸的人中就有伊万·扎尔基。
一场空前残酷的血战开始了。白匪的骑兵野蛮而凶残地扑向爬上海岸的红军战士。扎尔基的机枪不停地劲扫，子弹喷射，人仰马翻，在枪林弹雨中死伤的人马聚集成堆。扎尔基情绪激奋，疯狂般地将弹盘一次又一次地装进机枪。
佩列科帕海岸的几百门大炮怒吼着。数千发炮弹叱咤长空，散布死亡。大地似乎迸裂了，落入无底的深渊。炮弹凄厉地尖叫，划过苍穹，炸成碎片。大地被炸得遍体鳞伤，一柱柱泥土腾空而起，遮天蔽日。
毒蛇的头终于被砸碎了。红军像汹涌的狂涛涌进了克里米亚。红军骑兵第一军各师给敌人以最后的打击。骑兵师的凌厉攻击令敌人心惊胆寒。白匪近卫军如惊弓之鸟，拥上就要驶离码头的轮船，仓皇逃窜。
共和国将金光闪闪的圆形红旗勋章挂在那些身穿褴褛制服的战士胸前。机枪手、共青团员伊万·扎尔基的胸前也挂着一枚勋章。他们的心激动地怦怦跳动。
与波兰签订了和约，正如茹赫来所预料的那样，舍佩托夫卡仍属苏维埃乌克兰管辖。离该市约三十五公里处的一条河成了两国的分界线。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的一个值得纪念的早晨，保尔乘坐火车回到了他熟悉的故乡。
保尔走上覆盖着皑皑白雪的站台，瞟了一眼写着“舍佩托夫卡N01”的站牌，就转向车站机务段。他去找哥哥阿尔焦姆，可是哥哥不在那里。保尔裹紧军大衣，大步流星地穿过森林，向城里走去。
保尔的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芙娜听见敲门声，转身喊道：“请进！”当一个满身披着白雪的人出现在门口时，她立刻认出了那是亲爱的儿子的面容。母亲双手抓住胸口，高兴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母亲那瘦小的身躯紧紧地依偎在儿子的胸前，不停地亲吻儿子的面颊，她的双眼流着幸福的泪水。
保尔紧紧地拥抱着母亲，凝视着她那被忧伤与期待折磨而消瘦了的、布满皱纹的面庞。他一言不发，等着母亲平静下来。
受尽苦难的年老母亲的眼里又闪现着幸福的光芒。在保尔回家的那些天里，母亲看也看不够他，和他有说不完的话，她还以为再也见不到儿子了呢！又过了三天，在一个深夜里，当阿尔焦姆背着一个旅行袋走进这座小屋子时，母亲更是喜上加喜。
在这座小屋里，柯察金一家又团圆了。兄弟俩历尽磨难，受尽千辛万苦，幸免于难，又欢聚在一起了……
“你们两人往后打算干些什么呢？”母亲问两个儿子。
“我还是去干我的老行当，妈妈。”阿尔焦姆回答说。
保尔在家住了两个星期后又起程回基辅去了，那里有工作等待着他。
(1) 弗罗茜亚：车站食堂女工弗罗辛卡的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