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性文化的缺陷，唯美主义倾向，“忧郁”的概念

平安朝时代的这种片面发达的审美文化，与知性文化比较来看，是极不谐调、不均衡的。从《源氏物语》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贵族子弟，对社会交往、出仕宫廷所必要的教育与教养相当热心，无论是源氏还是夕雾，这些人物都是作为在此方面富有才干的人加以描写的。然而这个意义上的教育与教养，其主要内容还是和汉历史、汉文学、修身道德等一般的东西。当时佛教的研究已经很盛，从中国归来的学僧在这方面都很有学养，这个高深的学问作为一种哲学被一部分人埋头钻研，但那些学者同时也是佛教徒，他们的学问实际上是远远地脱离现实的。当时佛教的礼仪乃至佛法修行都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在纯学问思考的方面却与普通的社会人群相隔绝，故而对世界与人生的根本问题做抽象的哲学思考的纯精神的倾向，在那个时代有学识的贵族中间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他们的大多数即便已经出家遁世，过着吃斋念佛的生活，却仍然不能切断对眼前世俗问题的关心。从这一角度来看，在当时可以称为知性文化的东西当中，哲学思考这样一种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进行深刻探求的倾向，在本质上是很匮乏的。

然后就是属于知性文化范畴的自然科学，这方面不仅是日本，也是东方各国普遍存在的短处，因而不必特意将这一点作为平安时代的缺陷来看待。但我还是要说，与那个时代审美文化的片面发达相比，平安时代的人们在自然科学方面是极其幼稚的，作为人类精神的内在发展方式，这是必须加以注意的一种特异现象。

如果在平安时代的日本去寻找我们在古希腊所看到的数学、物理学等纯学术的研究，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正如我们在物语文学中所看到的那样，对于疾病这种对人生的幸福安康造成巨大威胁的现象，人们完全缺乏科学的研究和理性的应对，而是极为消极无奈地对待，物语文学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的相关印象是无论如何都难以磨灭的。

以《荣华物语》(15)为例，这部物语作品对以藤原道长为中心的藤原家族的荣华富贵做了细致的描写。正如书名所表示的那样，这本应该是一本以“荣华”为主题的风格明朗的作品，其中所描写的宫廷贵族生活，大都是我们在上文指出的那些千篇一律的冠、婚、丧、祭之类的内容，以及伴随着这些事件的情绪反应，这些我们毋庸多说。读完这部作品，无论任何人都会感受到在荣华富贵的绚烂描写之下，所隐含着的那种难以名状的阴郁、惨淡、忧愁的气氛。这些气氛究竟来自何处呢？我想任何人都会立刻找到答案。按这部作品的记述，与宫廷贵族的荣华生活形成对照的，是疫病的流行、天灾地变，尤其是火灾的频发。形成藤原道长家族飞黄腾达的要素，就是把女儿培养成皇后，以及依赖皇后所生子女（这不仅限于道长家族，其他家族也使用同样的手段）。然而由于疾病，这些子女往往不能寿终正寝，常常是夭折。再就是孩子的出生，这本来是喜庆的事情，但由于医术的不发达，孩子的出生往往是凶多吉少。而对一般的疾病，采用的则都是加持祈祷的方法，根本没有想到尝试采用合理的疗法加以治疗。所以，一旦患病，大多是不治而终，因此与疾病直接相联系的就是死亡的恐怖。

以上所说，本居宣长的著作也有相同论述，对此我们不可忽略。他在《源氏物语玉小栉》中有一段话——

或问：在《源氏物语》中，人一旦有了病，就做加持祈祷，死前死后之事也都一任和尚处理，却不用医药，岂不愚蠢吗？

答曰：这也是当时的风俗人情。见《源氏物语》中未写医药，就有人怀疑那时是否有医药，这是对古代事情的无知。我国古代的医药之事早就见诸文献典籍，如《若菜》卷中就有“医师的样子”云云，《宿木》卷有“忝列医师之中”。由此可见，当时已有医生这一行业。然而为什么不写医生治病，而一味表现祈祷驱邪的灵验呢？只相信神佛的灵验，是因为信奉神佛灵验有助于描写风俗人情，听起来也有美感。而依赖于医生，乞灵于药物，则显得过于理性，而不近人情，听起来也不风雅。东三条天皇玉体欠安的时候，也没有请医生诊疗。这一点见于《荣华物语》。……紫式部在这方面的描写非常用心，她在写“药”的时候不称“药”，而写作“御汤”，在描写患者的时候写的“御汤”实际上指的是“药”……

从宣长的论述可以看出，当时不仅是医术不发达，相信合理疗法的理性精神，对当时所有人而言都是严重欠缺的。而且也不只是个人患病的场合，即便是对洪水地震、疫病流行、火灾等事的预防也大都如此，可以想象当时的人也都是束手无策的。正如宣长所指出的那样，认为“依赖于医生、乞灵于药物”是“不风雅”的行为，这种想法在贵族社会是共通的。这种唯美主义的生活态度——特别是就女性而言——常常招致牺牲健康甚至身家性命的后果，这样的事情恐怕绝不在少数吧。

以上只是粗略而言，由此可知当时的审美文化与知性文化之间存在严重的跛行现象，其结果，就是人们在满足审美要求的绚烂精美的生活之下，又不得不随时随地地直接面对频频发生的充满血泪的人生悲惨事件。与表面上的荣华辉煌相对照的，是隐含在深处的惨淡哀愁的阴影。这样的例子无须多举，我们只要看看《荣华物语》中《玉饰》里为道长的女儿妍子送葬的描写就很清楚了——

上了御车，突然响起了一阵哭声。一品东宫的回廊卸下了隔板，能看到这场面，更令人伤心欲绝。乳母们没来，但从宫中传出的忍受不住的哭声，令人悲哀有加。女房们在平日不穿的**和红叶的内衣之上套上了粗布外衣，看上去越发教人觉得悲哀不祥。因为不是平日的外出，须旋即返回。那场面既哀且悲。或许因为是秋季吧，天空没有云彩，却更教人觉得非同平日。

到了晚上，是一个月明之夜，连女房们的衣裳花纹都看得清。这样的时候，凡知物哀的人，都难堪其悲。看到女房的车辇，想起了世事无常，遂咏歌曰：

身穿粗布衣，

悲伤从心内生起，

含泪别依依。

如今的鲜花，

飘然凋零落地，

令人悲戚。

自己只能这样悄悄地以歌遣怀……

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想象得到，述说人生无常、厌离现实之类的佛教思想将会是多么让人容易接受的啊。

平安朝文学所表现的贵族的生活深处所弥漫的是一种类似“世界苦”或忧郁（Ennui）的感受与情绪。这里使用的“忧郁”一词，个人的解释会有所不同。法国心理学家塔尔迪厄（émile Tardien）在其著作《忧郁》一书中，对这种心理状态做了精细的研究。他对“忧郁”心理的解释是：“从无意识的不开心的情绪中加以反省所造成的悲观，进而发展为苦恼，它有种种成因，主要起因于生活中显著的缓慢性。这是一种特别主观的心理，可以通过无聊、倦怠、无精打采、逆反情绪等予以确认。”对这个词的根本含义，法兰西学院的辞典中有这样的解释（大意）：

没有了兴趣，灵魂将厌倦不已、虚弱不堪、困顿无比。了无生气、令人生厌或过于漫长，尤其当我们都厌倦了这种救赎的精神，我们从中无法得到任何快意。——这些，指的便是忧虑、悲伤、不满和忧思。

我想，上文中所引用的《紫式部日记》中的那段话所表现的情绪，也是对这种“忧郁”最好的诠释。

在西洋，“忧郁”从一般概念进一步发展为一种概括某种时代精神的概念，即所谓“近代的忧郁”（Der moderne Ennui），并且与近代文艺中所谓“颓废派”的思潮有着深刻联系。对于这个意义上的“颓废派”即唯美主义与恶魔主义文学思潮，我国学界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颓废”这个词从更广义上来看，是一种精神和文化史的现象，对此加以哲学考察的代表性成果，可以举出冯·西多的《颓废的文化》（Die Kultur der Dekadenz）一书。作者在这本书的开篇伊始就指出要对“颓废的文化”与“文化的颓废”加以区别，认为在颓废中，作为颓废的精神形态有其文化的特殊性，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有着积极的意义。这表明该书的主题并不仅仅是颓废文化或文化上的颓废现象本身。

接着，冯·西多首先对与“忧郁”相关的若干概念做了解释，以便对“近代的忧郁”的本质加以把握。他的结论是：“对于生的痛苦所充满的反抗意志”（Der schmerzvolle Widerwille gegen des Leben），这是最德语化的“忧郁”定义。与这个概念相关的“Schw?chegefühl”和“Iangweile”等，最终都是从“忧郁”情绪中一同衍生出来的。要问“忧郁”的这种反抗和逆反是从何处产生的呢？人面对现实感到无可奈何，而又盲目地好高骛远，受到挫折后便产生了“忧郁”即逆反心理。人们常常会受到这种情绪的支配，这是对存在本身的逆反，是对所有生命的反感进而成为对自身的反抗，久而久之，这种苦恼变本加厉，就具有了进攻性，不单单是个人沉浸于悲哀失望，更进一步发展到欲对人生进行复仇。冯·西多对“忧郁”的解释就是这样。

冯·西多所强调的，就是在“忧郁”这一概念中，人们往往从被动的感情状态，发展为“发动的、反拨的”状态，这恐怕是对以波德莱尔为中心的“近代的忧郁”所做出的概括。（在波德莱尔那里，相当于“忧郁”一词的还有“spleen”。）

上文中已经说过，在平安时代的精神文化中有一种唯美主义倾向，在其生活气氛及对客观世界的感受感情中，存在着一种“忧郁”。但我们不能把这种时代精神与西洋近代的唯美主义及颓废思潮做同一观点。从上述“忧郁”概念的语义分析来看，平安朝时代生活感情中的“忧郁”是一种被动的感情，即冯·西多所说的“忧郁”中的次要因素，也就是无力感、倦怠感，可以说更接近于法语中的“忧郁”的原本语义。《源氏物语》的《夕雾》卷中有一句话是“近于物哀程度的无聊……”本居宣长在《紫文要领》上卷中说：“这就是一个年轻女子在无依无靠寂寞中，心理状态自然而然地表达。在这种时候，知物哀者所见所闻，无论是草木虫鱼，都会触动心扉。假如将这种感悟之心加以压抑，那么人心就将逐渐枯萎迟钝……”这种心理状态实际上就是“忧郁”。

如上所说，当时的贵族男女在生活总体上处于稀薄、单调、无力的状态，从这一点上看，这可以说是真正“忧郁”的生活。但另外，当时上流社会的男女恋爱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检点的、自由放肆的，本居宣长试图对这一点加以辩护。但即便那是一种形式主义的习惯方式，即便并非没有拘束，但在道德的意义上说，在有教养与身份的人那里，还是有很多人在恋爱方面是放纵行事的。和泉式部(16)的行为在当时就已经引起过物议，而《蜻蜓日记》(17)的作者则因地位高贵的丈夫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无尽烦恼。这种自由和放纵，因其在哲学知性上的缺陷，并不伴随内在的道德上的烦闷、怀疑与苦恼，社会上对此也相当宽容，因而当时的“忧郁”并非来源于唯美主义与社会道德规范之间的冲突，也并非是由深刻的苦恼所产生的反抗意志与逆反情绪，即“Spleen”那样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可以认为当时的生活感情是较为自由自在、悠然自得的。

因此，平安朝时代的“忧郁”含有一种漠然的深深的哀愁苦闷，这主要是由上述过分发达的审美文化与无力的知性文化之间奇妙的跛行性所造成的一种独特现象。最值得注意的是，平安朝时代的“忧郁”是一种被现世的、感性的、被动的、静观的乃至游戏享乐的生活感情——广义上的满足感——所包含的根本的宿命感以及无可奈何的深深的哀愁之感。《大和物语》(18)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无聊的日子里，这位大臣身边有俊子，有一位相当于姐姐的年轻女子，长相像母亲，很有情趣，还有一位叫作呼子的人，也是知物哀、心地优雅。四人在一起，无话不谈，谈世间的无常，谈人世的哀愁之事。大臣吟咏一首歌：

无常互诉说，

睹物思人哀如何，

尚能见君否？

听了这首歌，大家都默默无语，嘤嘤啜泣起来……

这样一种时代的生活氛围中，可以使我们在本质上理解作为审美范畴的“哀”的含义，理解“哀”的意味是如何在文学艺术的摇篮中逐渐产生和成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