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朝时代的生活氛围与“哀”的审美文化

“哀”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特殊的审美范畴，是否有历史文化的依据和基础呢？以下我将对这一问题加以考察。

倘若“哀”作为一种审美范畴被认可，那么它就不能像艺术史上的那些极其特殊的样式概念一样，仅仅是某个民族、某个时代的特殊产物，而必须是能够概括美的本质，至少要在理论上具备体系性和超越时空的普遍性。然而另一方面，任何一种审美意识概念又都是在一定的艺术发展过程中鲜明地呈现出来的，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它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土壤，这两个方面是不矛盾的。在这个意义上，不可否定的是，“哀”这一特殊的、派生性的美学范畴是与日本人固有的美意识深深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与平安时代一般意义上的精神发展史密切相关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有必要对“哀”的历史文化背景加以考察，但这种考察的目的并非在于历史文化的考察本身，而是把这种考察作为我们理解“哀”之本质的必要途径，因而没有必要对平安朝的时代状况、文化样式及精神史的史实做过细的追究和叙述，而是要将最能体现“哀”的审美本质、最能代表那个时代审美本质的所谓“物语文学”作品作为材料，来把握当时人们的一般生活氛围和自然感情的特性，并与“哀”联系起来加以理解。

首先，一旦我们回顾那段历史就可以看到，一直到中世时代武士文化兴起为止，平安朝时代在政治上并没有出现足以激起国民兴奋的大事件、大战乱。当时的各种制度趋于完备，以藤原氏为中心的宫廷贵族荣华奢侈，远远超越了当时普通民众艰辛的经济生活水平，使得上层阶级统治下的贵族文化出现了高度的繁荣和成熟。这中间偶尔也有类似动乱的事件发生，宫廷中也有小小的阴谋内乱，但在总体上还是太平无事的。那些达官贵人在樱花树下春游赏花，看上去一派优哉游哉的祥和气氛。当时的这种有余裕的生活和文化繁荣，实际上仅仅限于一部分贵族特权阶层，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结构上的畸形现象。同样，从人们的内在生活来看，也存在畸形现象。因为这种文化繁荣主要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形式化上，即仪式、仪礼方面，偏重于感觉和情绪的生活方面，加上受佛教的影响，整个文化的基调带有女性化、老人化的性格，此乃显而易见的事实。反映当时生活的物语文学与历史文学，所记述的生活内容大多是冠、婚、丧、祭(13)之类的仪式性的东西，除此之外不过为游戏、恋爱和观赏自然之类，这种单纯和单调性不能不令今人感到惊讶。

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许多都是女性，她们喜欢描写的主要是上述事情。在当时的社会，人们公私生活的主要内容很少能够超出这个范围。神事和佛事本来是宗教仪式，当时这些宗教仪式却与人生中的冠、婚、丧、祭极为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从内部看来，是极其严肃、极其认真的。从当时的物语作品中可以看出，连个人的出家遁世这种行为也往往不过是填补当时空虚单调的贵族现实生活的一种手段而已，虽然有的人打着“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旗号，但实际上只是现实世界中贵族奢侈生活的一种延续。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的想象力往往与审美的想象力结合在一起，是要在现实世界里制造一种超现实的理想境界（极乐净土）的代用物。对他们来说，现世实际上并非秽土，同时，他们所欣求的净土在有限的现实中尝遍之后，还希望无限地加以补充和延长。相反地，在现实生活中感受不到欢乐与幸福的人，便将其悲观的心情投影到彼岸世界中。正如《更级日记》(14)中所描写的那样：“人像这样万事不如意，只能一筹莫展，彷徨四顾了。命中注定不幸，但一时难绝性命，来世恐怕也不会如意，想来真叫人惶惑不安……”

这种宗教与生活的浑融，一方面使得严肃深刻的宗教心多少带有一些浮华浅薄，同时也给宗教氛围中带来一种明朗性。另一方面，对现世幸福欢乐的满足感却常常会出现分裂，从而失去其朴素性，进而发展为一种阴郁的无常感，这是不难想象的。紫式部在其日记中对自己的这种生活感受做了敏锐的反省，她写道：

每当看到可喜的事情、有趣的事情，心儿总是受到吸引和感染，但也不由得生起一种忧郁倦怠感，并为此而感到苦恼。如何忘掉烦恼，去掉牵挂，反省罪过？于是吟歌。看到水鸟无忧无虑地游来游去，便吟咏一首歌，曰：

看到水鸟

在水上漂游

想起自己在世间彷徨

看到水鸟用心地在那里漂游，不由以身自况，倍感苦恼。

这一描写反映了那个时代生活气氛的本质特征，即在浮于表面的华丽、悠闲、明朗中隐藏着斩不断的哀愁。佛教的厌世观、无常观只是表面上的影响，却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我想有必要从当时人们生活感情的深处，进一步探索佛教思想的影响渗透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在我看来，当时的社会生活深处之所以隐含着浓郁的悲哀忧郁的气氛，其根本原因简而言之就是：一方面是异常发达的审美文化，另一方面是极其幼稚的知性文化，两者之间极不均衡、极不谐调，造成了两个方面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中呈现出极端的跛足现象。这一点是今天我们阅读当时的物语文学、日记文学时所产生的最强烈印象。对此，我在下文中将做论述，而在此之前，有必要先将当时的审美文化本身的特性做一个简单的考察。

我说当时的审美文化是异常的发达，当然指的是特定意义上的发达，并不意味着审美文化全面的、本质的发达。同样是审美文化的发达，却并非欧洲古希腊及文艺复兴时代的那种发达。对平安朝审美文化的特性加以研究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我在这里只能是粗陈大概而已。大体上看，平安朝时代的审美文化与其说是艺术生活的发达，不如说是生活的艺术化乃至美化，即某种意义上的“美的生活”本身的发达，我认为这就是那个时代审美文化的基本特点。与其说那时的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艺术形式通过艺术家之手取得了伟大成就（在某些方面当然也不能说没有伟大成就），不如说各种艺术形式都渗透在当时的贵族生活中，都是美化生活的手段。他们以非专家的练达，将艺术本身提升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在这个意义上，才有了审美文化的显著繁荣。因此，那个时代的审美文化并不是局限在既成的艺术样式的范围内，而是在艺术以外的世界，即自然现象及直接的社会生活中，追求一种艺术之前的艺术、艺术之前的创造。他们在严格意义上的艺术范畴之外，如各种工艺美术、园林艺术、服装色彩花纹等方面，追求审美官能上的或者较为低下的嗅觉闻香方面的满足。沿着这样一条日常生活的轨迹，他们在审美文化方面取得了令人吃惊的繁荣。此外，当时的贵族还以各种游戏活动来消除生活的无聊空虚，在这种游戏类的活动中，无论男性的动，还是女性的静，在材料、方式方法方面，都是与优美高雅的时代趣味相适应的。

想来，《源氏物语》中所表现的情绪生活中的审美理想，《枕草子》中所表现的审美直观的敏锐化，都是那个时代审美文化的产物。这些作品都是日本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纪念碑式的成果，所体现出的各自丰饶的审美趣味足令今人大为感叹。但倘若换一个角度，要问这些作品是否属于那种有着高尚的精神境界、博大精深的睿智、深刻的思想感情、富有伟大精神创造的艺术作品？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有所踌躇。像《源氏物语》那样的作品在结构宏大方面是出类拔萃的，但是若从精神内涵方面来说，它在许多方面仍不能令我们满足。例如，源氏与藤壶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充满罪感意识和深刻烦恼的事件，在这个问题上对源氏内心世界的描写有着更深、更大的余地，但在以“物哀”为宗旨的作品中，却没有朝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开拓的可能。

这样一种审美文化，这样一种在某些方面畸形发达的时代的精神生活，大体上似乎都带有一种唯美主义的倾向。对于我们来说值得注意的是，在物语文学中出现的这种唯美主义倾向里，人物自身因袭的道德意识与来自社会惩罚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带来的苦恼似乎很少。众所周知，本居宣长曾经说过，源氏与藤壶虽然在道德上应该受到指责，但紫式部仍然把他们作为“好人”“优秀的人”加以充满同情的描写。宣长就是从这个事实出发，矫正了《源氏物语》评论中那些劝善惩恶论的谬见，这是非常卓越的见解。从艺术自律性的角度来看，这在今天已经完全不成问题了，紫式部本人很好地意识到了艺术创作的审美自律性，并以此写出了《源氏物语》。假如那个时代是一个道德的或道学的意识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恐怕就会对这部物语作品发起猛烈攻击，并会对作品的流传普及加以阻止和弹压吧。从这一点上可以想象，那个时代在道德方面还是非常宽容的，或者说是松弛的，而在审美方面却是异常发达的。

由于那个时代所具有的唯美主义倾向，使得人们唯美的行为难以与社会习惯、道德观念造成深刻的矛盾冲突，因而人们强烈的悲痛和忧郁就难以被激发起来，这是当时审美文化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比较而言，在西方近代的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中，这种社会与个人冲突所造成的苦恼忧郁是非常强烈的，而平安朝时代精神生活的深处所流贯着的哀愁与忧郁，却是不能从这个角度加以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