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审美体验的“哀”的构造

如上所述，对“物哀”的直观与感动的感知，在某种意义上是类似于“世界苦”的哀感性的特殊审美体验，“物哀”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随时随地都会被现实世界的一切事象所唤起，它是一个沉潜于内心世界幽暗深处的东西。“物哀”具体内容即便是高兴、有趣乃至可贺、优异之事，在其积极的生活感情中，也常常隐含着深层的生命体验。这种深层生命体验的感情与表层的情调而言，必定是带上一种哀感，与在表面上浮动、摇曳的“高兴”“有趣”等积极的情感色调混合在一起，从而表现出一种不能用概念来加以界说的微妙的情趣和氛围。在平安朝时代作为审美情感的“哀”中，在表面华丽的贵族生活中，都有着这样的特殊底色和构造。这一点后文还将详加分析。

以上谈到了作为审美概念的“哀”的形成依据，但就具体的审美意识而言，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或者说“艺术感的因素”与“自然感的因素”都是融合为一的。考察作为审美范畴的“哀”的形成过程，当然也必须考虑其审美意识中的“主观态度”问题。我上文中曾指出，宣长所说的“物哀”，其一般心理学的意味是高于一般审美意味的，接着又梳理了它发展演变为一个审美概念的大体路径。在对审美意识的主观态度本身加以探讨时，也必须考虑到与上述的路径相照应或相并行的关系。这种发展路径主要是顺着客观的方向，从特殊的心理学意味的“哀”，发展到包含着所有情感内容的、一般心理学的层面，然后更进一步发展到表达“世界苦”之体验的“哀”。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第二阶段的一般心理学意味上的“哀”，在超越了“悲哀”“伤感”“可怜”等特殊情感内容的同时，也具有了谛观和咏叹的因素，这本身已经与一般的审美意识很接近了。

在这里，我们若是再次尝试着完全站在主观主义立场上，让作为一般审美体验的“哀”所体验的“态度”，再次返回到作为特殊感情的“悲哀”“伤感”“怜悯”上去，使其与特殊的对象与情景相关联，那我们就会明白，虽然情感的对象是相同的，但实际上我们的体验已经不可能再次返回到作为特殊心理学意味的“哀”了。也就是说，这已经不是我们最初实际体验的那个“哀”了，而是在面对应该感到悲哀、同情、感伤的对象时所产生出的一种审美的快感与满足，至少这种感情会占据优势，因为这是一种特殊的体验方法，是意识的一种特殊的活动方式。这一点本质上属于我们上文所说的第三阶段的“哀”的范畴，只是在具体表现上稍有不同。正如在西洋美学中把“悲壮”“悲怆”也作为一种“特异的美”来看待，认为它同样给人以美的满足乃至快感一样，这是由审美对象的特殊性所造成的特殊复杂的审美体验。简言之，以上所说的作为一个特殊审美范畴的“哀”，其审美内涵的形成，实际上就是在这一意义上的审美快感与审美满足的一种特殊表现。

不过，我们依据这个意义上的特殊性（心理的、主观态度的特殊性），还不能充分理解作为特殊审美范畴的“哀”。诚然，在平安朝时代的文学中，有很多作为审美宾语的“哀”的用例，也都强调主观心理这个侧面。（关于这方面的用例，后文还将加以考察，这里暂且从略。但谈到这个问题时，仅仅以用例为依据是不行的，因为对于那些用例的使用者，我们无法准确揣摩他们对“哀”的审美本质如何反省。）例如，能够激起我们同情的幼小、纤弱，或者在外观上能引发我们同情的东西，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会把它们作为一种审美的对象、一种能够给予我们特殊快感的审美感动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使用“哀”这个词来表达（在接近das Niedliched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中，针对的不仅仅是自然美的审美对象，也有不少是以人类生活中的创造物为对象的，但后者也更多地含有“有趣”“优”“艳”等因素。这些审美因素往往是相互混杂而生的。又如，宣长所说的“悲哀之事”“忧伤之事”与上述的场合也很吻合，假如宣长所说的“深刻的感动”必然是一种审美的满足，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宣长的“哀”论不单单是这个概念的一般美学意味，而是《源氏物语》等作品中作为一种特有审美情感的“哀”，亦即一种特殊的审美意味。而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意识到，宣长的观点在美学上的论述还是不充分的。

总之，在我看来，美学意义上的“哀”，要通过两个途径来超越心理学意义上的“哀”的局限性。第一，是狭义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哀”扩大、深化到形而上学的高度，从而形成“物哀”，使“哀”成为一种表达一般审美感动的美学范畴。第二，对于引发纯主观的、狭义的哀感乃至怜悯对象与事物，也应该由一种精神姿态来克服和超越，进而从中感到一种特殊的审美满足。实际上，这两个途径常常是合二为一的，从而产生了平安朝时期“哀”的特殊审美体验与特殊审美构造。从纯理论分析的角度来说，我还是倾向于将前者作为最为本质的途径。这是因为，作为审美范畴的“哀”，其最终的价值依据毕竟不是能以满足感和快感加以说明的。在上述的两种途径中，后者是有其界限的。倘若心理学意义上的“哀”的对象和事态过于强烈，那么就容易强化我们的消极感情，比如悲惨、哀痛等，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要产生一种审美体验是很困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不是站在西洋近代文艺史上的波德莱尔、奥斯卡·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乃至恶魔主义那样的极为特殊的立场上，要真正贯彻这种理论是困难的。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说，平安朝文学中的“哀”在其深处，在其精神实质与世界观上，与西洋的唯美主义似乎也是有相通性的。这个问题后文还将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