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问有种种不同的方面，上文最初提到的各种自成系统的学问领域中，有一种研究律令的学问。古代日本的制度与唐代的制度相融合，产生了适应日本自身情况的制度。其中借鉴唐朝制度之处甚多，日本据此而将原有的制度进行了诸多改革。所以要研究律令，就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

假如对这个领域的汉籍不加以很好地钻研，就不可能登堂探奥。要登堂探奥，就要在阅读汉文书籍方面付出相当的精力。要在日本方面的学问上有所造诣，也需要耗费很多的精力。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考虑。

关于官职、礼仪，日本受中国的影响也很大。但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却不需要过多依赖于汉籍，这和律令的研究不同，官职的研究可以以“职员令”为基础来进行。但世间学者多数以《职原抄》(27)为基础进行研究，而那部书主要记载的是后世的相关情况。朝廷的种种法规，随着时代推移也不断有所变化，所以还应该从源头上加以探讨与研究。

关于官职沿革的书籍，后世的著作有很多，关于礼仪的研究，《贞观仪式》和弘仁的《内里式》(28)等较为古老。此外，研究者使用较多的是《江家次第》(29)。但这部书的内容与古代不同之处甚多，这一点与《贞观仪式》两相比较就会知晓。晚近出版的《礼仪类典》(30)一书是一部好书，但篇幅巨大，通读不易。

关于服饰、日用器物，世间一般对平安朝以后研究得较为细致，能够上溯到上古时代的研究者不多。关于服饰、器物的研究成果很多，但今后应该从古代的相关典籍着手进行研究。所谓古代的相关典籍，首先是《延喜式》。此外，《西宫记》与《北山抄》二书的内容不限于服饰、器物，对律令、官职、礼仪等各方面都有涉及，记载了朝廷的种种事情，是研究者必读之书。

以上所说的种种学问，以及上古时代的情况，在“六国史”中都有详尽的记载，应该好好加以参考。平安朝以后的事情，各家都有相关的研究著作，也值得参考。

关于和歌的学习研究，后文还将论及。从前所谓“四道”学问，涉及各种方面，都属于汉学的系统，不在我所论述的范围内。所谓“四道”，就是“纪传”(31)“明经”(32)“明法”“算道”。其中有所谓“明法道”，属于研究律令的学问，与上述的律令之学相同，但从前是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而不像现在这样仅仅是文献学的研究。

对于外国的学问，包括儒学、佛学等各种学问，因为都是别国的事情，在此不遑论及。我认为，与其将精力用来研究外国的问题，不如用来研究本国的问题。至于本国的事情与外国的事情孰优孰劣，暂且不论，但埋头于外国的事情，对本国的事情却懵懂无知，岂不令人羞耻吗？

所谓立志高远，是说做学问要从一开始便立下远大志向，下决心对疑难问题进行深入彻底的研究。假如志向不大，学问就很难进步，也容易怠惰。

对于我们为什么主要研究以“道”为主的学问，其理由不遑详述。简单说来，就是我们对于人间之“道”究竟是什么不能无知。当然对不做学问者又另当别论，对于有志于学问的人，就要为“道”的探求而努力。假如对于“道”漠不关心，视为无关紧要之事，那就脱离了学术研究的宗旨。

对于“道”的探寻者来说，天地宇宙中，生在这个将“道”最完美地传承下来的日本国，是幸福中的幸福。意识到这一点，对于为什么要研究我们的皇国之道，就无须多言了。

这个“道”，为《古事记》与《日本纪》二书所记载，包含在二书关于神代的种种记载中。不过，它们不像儒教、佛家的书籍那样，将何为“道”做了如此这般的明确阐述，所以，以儒家、佛家的眼光来看，日本的“道”究竟是什么，似乎难以理解、难以把握。因此之故，自古以来的学者就不去把握、不去理解，或者以佛教之意、儒教之意加以理解。

其中，以前对皇国之道的言说，大多是依傍于佛教的，因此一百五六十年以来，许多学者意识到那些依傍于佛教的学说都是错误的，从而将佛教之意加以清除。然而，却又有许多人陷入了儒教藩篱，晚近的各种各样的神道学者都是如此。

这当中又有不同宗派，虽然各自有所差别，但基本上大同小异。他们的研究以“神代纪”为主，包括其他各种神道典籍，但总体上都以阴阳、八卦、五行等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加以理解，与日本古代精神不相符合，而阐发的内容也都是儒家的，只是名称叫神道而已。

世间的一帮儒者，听了这些神道学家的学说，便认为所谓神道不过是“近世制造出来的”，并加以轻蔑，他们的嗤笑是有原因的。可笑的是，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同样也是错误的。

如此说来，那些人以为“神道”与“儒道”是一回事，所以就借儒道来阐发神道。他们说：“从神道中不能引出佛来。”以此终究不能领悟皇国之道的基本精神。同样地，那些以佛道阐发神道的人就会说：所谓神道，并不在佛道之外，两者相同。这些都是陷入了各自的“道”的藩篱。

神道与儒教的思想有很多差异，绝没有相同之处，而晚近的神道学者却对神道持有上述的观点。他们就像汉学家中的宋学(33)一派。看上去他们是在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地探究“道”，实则是在研究汉学，根本不去探求日本古代的独特精神。他们所持有的思想观念，统统都是儒学的，所以研究得越深，离日本的“道”越远。

而站在佛教立场的人则认为，日本古代的礼仪风俗，与佛家的礼仪风俗十分相似，并不是日本古代固有的东西。而晚近受儒学影响的神道学家们，一方面认为“这就是神道的礼仪”，但同时又声称丧葬之礼、祭礼以及其他一些风俗礼仪，与世间一般的风俗礼仪有所不同，属于另外一种礼仪。它们大多是在吸收儒教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不是纯粹的日本古代的礼仪文化。

总体上看，日本古代的万事万物都仰慕汉风，并根据汉风来改造原有的东西。因而古代的礼仪消失了，许多东西失传了，详细具体的东西难以确知，实在可悲可叹。只有在偏远的乡间，还残留着一些可以认为是古代礼仪的东西，但那也掺杂了佛家的习俗。纯粹完整保留下来的极为罕见。

所谓“道”，是统治者施行的东西，对被统治者来说，只有统治者在世间施行的东西才是道，道不是随便被制定出来的。那些神学家所谓的神道礼仪，与世间所施行者并不相同。有些东西即便与古代的礼仪相一致，也是现代人随意所为。“道”本是天皇统治天下的正大光明之道，而将一己之私有、个人褊狭之说、巫觋式的勾当，或离奇古怪的行为都称之为“神道”，是非常可耻可悲的。

一切被统治者，无论善恶好坏，都按照所处时代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度行事，这就是日本古代之“道”的精神。

因为对“道”持有这样的理解，我在自己家里，无论是祭祖还是供佛，还是施舍僧侣，一切都按祖辈传下来的规矩行事，与普通世间人家没有不同，唯有更加勤勉不懈而已。

学者的责任就在于探明“道”，而不是自己随意行“道”。所以应该尽可能阐明古代之道，即便是五百年一千年之后，时来运转，能有统治者加以采用，于天下政事有所裨益，则也应翘首以待。此为宣长之所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