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需要吹响号角，她是制造号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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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光晕过于柔和的黑白相片里，凯特·肖邦梳着发髻、穿着严严实实的维多利亚时期的长裙，凝视着镜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来自过去的人物。就像在老照片里看到那些穿旗装、裹小脚的女性时，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晚清的、属于19世纪的不幸女人，而很少会想到，她可能是那个时代的先锋，是某一个领域，或是自己生活中的勇者，更不会去想，她和今天的世界有什么关联。

当你带着后见之明，再看一眼照片，这次读出了凯特·肖邦美丽光洁的容貌，明亮而智慧的眼神。然后呢？疑问仍接踵而来。照片中的女性到底是谁？一百多年后，为什么我们要阅读这个陌生的名字？图像可以提供的信息毕竟有限，要想知道凯特·肖邦，还得进入她所生活的世界。

1851年，凯特·肖邦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当时的美国，建国不到百年，领土还在扩张中，在大部分州，使用黑人奴隶来种植棉花等作物，仍然是重要的经济形式。十年后，以废除奴隶制为名，南北战争爆发。那仍然是一个拓荒的、积累和成长中的国家，还远远没有成为世界强国，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美国还没有建立起伟大的文学体系。虽然爱默生、惠特曼、马克·吐温都已出现，但是对于很多读者和写作者来说，最值得向往、象征文学最高标准的还是欧洲文学。

凯特·肖邦就是如此。她成长在一个有黑奴的白人家庭，父亲是爱尔兰裔，母亲是法裔。由于父亲早逝，凯特由母系家族抚养，她在女性的力量中长大，也在双语环境中长大。当她未来开始写作时，文学上对她影响最大的，是法国小说家莫泊桑。

十八岁时，凯特遇到了奥斯卡·肖邦。她在笔记本上写道：“我要结婚了，和那个对的人。这并不像我曾经以为的那么奇异——我感觉很平静，很镇定，所有人都惊讶极了，因为我的秘密保守得太好了！”第二年，他们结婚。肖邦，变成了凯特的姓。

婚后，凯特随奥斯卡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奥斯卡在那里经营棉花、玉米、蔗糖等生意。凯特先后生了五个儿子，一个女儿。有人回忆说，凯特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个子不高，有点丰满，但很好看，一头浓密的棕色卷曲长发，率真、明亮的棕色眼睛。朋友记得她端庄的仪态和爱尔兰式的俏皮机智，她很爱笑，也喜欢音乐和跳舞，但尤其喜欢智性的谈话。在这些谈话中，她很直率，也很有见地。

路易斯安那曾是法国殖民地，聚居了大量法国移民，奥斯卡·肖邦的父亲就是从法国迁居而来。19世纪70年代，南北战争结束不久，南部各州在重建中，经济和种族问题非常严峻，路易斯安那也不例外。但是作为州中最大的城市，新奥尔良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有法国歌剧院、赛马场，还有狂欢节。1872～1873年，法国印象派画家埃德加·德加还曾在这里住过几个月，创作出了画作《新奥尔良棉花交易所》。

和很多作家一样，在青少年时期，凯特就表现出阅读和写作的兴趣，她曾在笔记本上写满了诗歌和随记，但在当时，写作仍是属于男性的特权。19世纪的女作家，往往各出奇计，才能持续地写作下去，乔治·桑、乔治·艾略特、勃朗特三姐妹，都为自己取了男性的笔名；艾米丽·狄金森终生未曾发表自己的诗作；而简·奥斯汀一辈子都只能在公共的起居室写作，每当门轴的“吱嘎”声响起，她就把稿纸盖好，免得有人发现自己正在写作。迟至1928年，弗吉尼亚·伍尔夫才写出那句至理名言：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个自己的房间。

作为妻子和母亲，婚姻生活、生养六个孩子，占据了凯特·肖邦的大部分时间。毫无疑问这是实际的困难，但更大的问题在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她很难梦想自己成为一名作家。

转折来得相当有戏剧性。1882年，奥斯卡·肖邦死于疟疾。凯特带着孩子们回到了家乡圣路易斯，和母亲一起生活。但是很快，母亲也去世了。凯特沉入了悲伤和抑郁，于是朋友鼓励她，把写作当作疗愈的方法，释放生命的活力。凯特接受了这个建议。

1889年，凯特的两篇短篇小说《智胜神明》（Wiser Tan a God）和《分歧所在！》（A Point at Issue！）分别发表在两份地方报刊。这年她三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