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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泊桑比凯特·肖邦早一年出生。19世纪70年代，他在法国文坛声名鹊起，1880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羊脂球》，轰动一时。

在一篇文章中，凯特评论莫泊桑：“他的小说令我惊叹。小说中有生活，而不是编造；这种叙事艺术的关键在于，他用令人着迷的暧昧、不可思议的方式处理那些情节、老套的技巧和机关。他逃脱了传统和权威，进入自身，用自己的眼睛向外观察，以一种简洁直率的方式，告诉我们他看到的东西。”

莫泊桑、契诃夫和杰克·伦敦，被称为短篇小说的三个圣手，他们奠定了短篇小说这种形式的基本技术，比如它是漫长生活里的一个截面，结尾处出人意料的反转，等等。但是，在后世的文学写作中，这些常常沦为套路，常常为了反转而反转，工于技巧，却忘了这些技巧的核心，包含着对于生活的深刻洞察。正如莫泊桑在一篇文章中转述福楼拜的话，“才气就是长期的坚持不懈。这就是说，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注意力来观察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并从中发现鲜为人知的现象。一切事物中都包含着未知的东西，它们之所以未被发现，是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用前人对某一事物的固有见解来观察这些事物。再微小的事物也会包含未知的东西。把它们找出来吧！”

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发现生活中那些未知的、还没有被描述过、更没有形成套路的秘密，把它们小心地包裹在技巧的核心。如果没有这些秘密，技巧再好，也是庸作。

在凯特·肖邦那些最好的小说里，比如《德西蕾的孩子》《一小时的故事》《暴风雨》，正体现了这样一种小说美学。流畅的叙事，快速的转换，最后都揭示了一个生活的秘密。它们不是普通的小说，不是故作惊人语，而是一枚深水炸弹。看完最后一行，读者获得的不仅是愉悦，更使你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这正是凯特·肖邦的文学理想：揭下伦理、传统的面纱，揭示出生活微妙、丰富的真相。

重述这些小说，会有剧透的嫌疑，从而破坏阅读的快感。但总的来说，这些小说关乎女性在婚姻中的真实感受。富足、衣食无忧，丈夫并非坏人，但是生活是如此庸常、无聊，**无处放置。20世纪60年代，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著作《女性的奥秘》（Te Feminine Mystique）出版，将家庭主妇的生活形容为“舒适的集中营”，女性在婚姻中的压抑、没有价值感一时成为广泛的话题，也成了美国第二波女权运动中的重要著作。而早在19世纪末期，原来就有小说家如此准确地描述了这种生活，如此犀利，又是如此勇敢。

不用说，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短篇小说《暴风雨》中，凯特·肖邦讲到了婚姻中女性的情欲，这场暴风雨中的出轨本身就逾矩了，更有甚者，它非但没有影响婚姻，反而使之更稳定。“就这样，暴风雨过后，每个人都称心如意。”这篇大胆、自信又戏谑的小说，在凯特生前从未投出，真正成了写给抽屉的作品。

在当时，女性文学还没有形成文学史的谱系。凯特·肖邦常被归类为乡土文学（local color literature）作家——由于作品具有地方色彩，使用方言。她的作品中，又有很多是儿童故事，在当时勃兴的期刊市场，这类作品很好卖。

1899年，凯特的长篇小说《觉醒》问世。小说写了一个婚姻中的女性，感觉到受困、空虚，恋上别的男人，想要逃离婚姻的故事。小说出版后，迎来了大量恶评，评语有“病态”“不健康”“丑陋”，等等。

这些评论是从保守道德出发的，但也不得不承认，从技巧来讲，《觉醒》不如凯特·肖邦的短篇小说那么成熟。也许对于凯特·肖邦来说，这本书意味着更大的野心，她不再希望自己所洞察的秘密只是灵光一现，只是俏皮、幽默的反转，她希望能够将它们展现在更广阔、更细腻，也更深沉的日常生活中。可是，长篇小说的写作需要更多时间，更加专注，需要积累和反复练习，六个孩子的母亲，承担着经济压力的凯特·肖邦，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又会不会得到足够的鼓励和支持？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花了四年零四个月，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假如一个女性作家写出自己版本的《包法利夫人》，会是什么样的？也许《觉醒》就是这样的尝试，只是可惜，我们无法从凯特·肖邦身上看到进一步的可能性了。

受到《觉醒》恶评的打击，凯特·肖邦回到了短篇小说的创作。

1904年，圣路易斯举办了世界博览会。当时的世界博览会之壮观，就像今天的奥运会。据说，每天有十万游客从世界各地前来游览，是一时盛事。8月20日，五十四岁的凯特·肖邦去博览会参观，回来后感觉非常疲倦。半夜，她叫来儿子，说自己头痛。医生判断说，她可能是脑出血。两天后，凯特·肖邦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