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静一机　体用一源

阳明在滁州待了不到七个月，正德九年升南京鸿胪寺卿。这个衙门在北京的还有点儿事儿干，朝会之时当当司仪，有外宾来时担负相当现在礼宾司的工作。那时，也没什么外事活动，明朝的皇帝不上班的居多。经常性的工作是管皇室人员婚丧嫁娶的外围礼节。在南京则连这类事情也没得管，纯粹是奉旨休闲。没事找事的人便两眼盯着北京，找秉政者的碴儿，以便取而代之（这也是明朝党争特别热闹的一个原因）。这次，只用了四天就走马上任完毕，说明他还是很满意这次升迁的。他终于入了国家“九卿”的行列，尽管现在还是个闲职，但进入了最高层的眼帘，若国家有事就可以特擢要职，一显身手了。他在这个位置上等了二十九个月零十二天，就开始领兵打仗。

他离开滁州时，众徒儿依依不舍，一直送到乌衣，尚“不能别”，留居江浦，等先生过江，真有点儿柔情似水的女儿态了。阳明也没有唐人王勃那种天才的残酷，用“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话头打发他们，他歌诗敦促学生回去，但可能因为也在伤感中，勉强豪迈也找不着感觉，写得无滋无味，无非是些“空相思，亦何益”之类的老生常谈，还有些道德劝勉。而且有些语意不连贯，结尾也莫名其妙（“逆旅主人多殷勤，出门转盼成路人”），像没写完似的。

在滁州六个月，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与湛甘泉相会。湛从安南出使回来，返京复命，在滁州特意住了几天。当年他们在北京长安灰厂故意比邻而居，早晚随时切磋，已结下深厚情谊。在别人眼里他们是一派，讲心性近禅。他们不但不认为自己是禅，而且两个人在理论问题上互不相让，直到最后也没有统一起来。这次，在滁州他们连夜辩论的问题，居然是王主张禅与道都和儒没有多大区别（“道德高博，焉与圣异”），湛主张儒门高广，可以包容佛、道，但有“大小公私”的差别，佛、道在我儒范围之中而已。难怪湛更有近禅的名声。湛进京后两年逢母丧，“扶柩南归”。这时阳明已到了南京，他特意迎接湛的丧队到龙江湖，湛是有名的大孝子，王是性情中人，信真礼教。湛在《奠王阳明先生文》中这样追述这两件事：

一晤滁阳，斯理究极。兄言迦、聃，道德高博。

焉与圣异，子言莫错。我谓高广，在圣范围；

佛无我有，《中庸》精微；同体异根，大小公私；

斁叙彝伦，一夏一夷。夜分就寝，晨兴兄嘻。

夜谈子是，吾亦一疑。分呼南北，我还京圻。

遭母大故，扶柩南归。迓吊金陵，我戚兄悲。

他们俩共同为摆脱朱子的影响而创立新说。他们俩的辩论也从来没有终结过。他们俩的情谊洋溢着心学家的情调韵味。与王并驾齐驱又几十年交好如一的朋友首推湛，与王进行真正的学术论战而并不是党同伐异的也首推湛。就是在王去湛家吊唁之际，两个人依然就格物问题展开辩论。

湛持旧说，王说那就求之于外了。湛说：“若以格物理为外，那就自小其心了。”

阳明反对求之于外，强调摒弃一切外道功夫，直奔那绝对存在又不依赖任何外缘的心本体，就是为了把经验世界用括号括起来，把它悬隔起来，从而把这棵树上挂着的所有那些辞章讲诵之学一把甩开，像禅宗那“截断众流”法，一意去明心见性——然后，再以见了道闻了道的境界回到治国平天下的正道上来。如果说，后者是俗前者是雅的话，那便先来个大雅，再来个大俗。

目的是如此，方法也就特殊。学生怎么说都会得到他的纠正性的指点，总难搔到“当下即是”的那个痒处。非过，即不及。早不如好，好不如恰。恰到好处与恰恰相反精微至极——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也。后学觉得他的“上一句”与“下一句”是自相矛盾的，他却唯其如此才正好左右逢源。真可谓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他那一套心诀，在他是得心应手，如船夫掌舵；在别人，尤其是没有亲炙其门下、没有进入过其语境气场的人来说，则是莫名其妙。而凡是直接承接感受过其春风雨露的人还真从心眼里受感化，那种教主的魅力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