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动于气　不着意思

众所周知，宋明书院是世界文明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页。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动情地指出：“故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王）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朱）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东林者益本经义推之政事，则仍北宋学术真源之所灌注也。”

东林书院名垂青史。但东林的宗旨一是矫挽王学之末流，一是抨击政治现状。而阳明在滁州开始广招天下士时，东林书院刚刚擗划，阳明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东林书院记》，正好填补了鲜有人道及的这一段东林历史。人们都从宋朝的杨龟山一下子跳到明万历的顾宪成兄弟。据阳明此文说：杨龟山死后，其地化为僧区，沦为佛、老及讲授训诂辞章的地方，长达四百年之久。明成化年间，邵泉斋（可能是邵半江，成化进士，诗人）“收复”这片宝地，在此聚徒讲学，他当时还是个举人，后来中进士走了，这片地又荒了，归了无锡的一个姓华的人，这个人是邵的学生，邵在正德八年（癸酉）退休又回到这里，华氏主动让出来给老师办书院。这个地方在无锡百渎，东望梅村二十里，周初泰伯退让王位曾躲避于此。王阳明除了赞扬邵从佛门夺回这片地盘，以上接杨龟山的儒脉，就是赞扬华氏有泰伯遗风——这些都是抵挡佛风和辞章讲诵之习的法宝。

现在，尽管他还没有打出书院的名号，但已有了书院之实。在京城与山阴都还是小范围的讲论。现在他身边聚集了上百名学生，与贵州的龙岗书院、文明书院情况已大不相同。他的气质、秉性决定了他的教学风格是一以贯之。既不照本宣科地死抠经义，也不像朱子那样用注解经书的方式，他搞的是德育至上的素质教育，领着学生白天去游琅琊山、去玩酿泉之水。月夕则与学生环龙潭而坐，百十人“歌声振山谷”。（《年谱》）

琅琊山，离滁州古城五里。东晋元帝司马睿当琅琊王时曾避地此山，故名。欧阳修《醉翁亭记》开头即是：“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两山之间者，酿泉也。”

据阳明的学生回忆，他“点化同志，多得之登游山水之间”。每逢月夜，就与学生牵臂上山，环龙潭而坐，彻夜欢歌，饮酒赋诗，声振山谷间。阳明的教法是诗化、审美式的，注重改变性情，改变气质，而不注重传授什么书本知识，所以能如此随地指点，想起什么说什么。

“随才成就”是他的基本教育方针。他认为每个人也应该选择自己性相近的专业去努力才有可能成才。如夔选择音乐、稷选择种植，是他资性合下便如此。所谓成就，也就是要他的心体纯乎天理。其运用处，皆从天理上发来，然后谓之才。到了纯乎天理的地步，就干啥都一样了（“不器”），使夔和稷易艺而为，当亦能之。圣人说的“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也是“不器”。但是必须心体正才能如此。这样解释使“君子不器”变成了可以成为任何“器”。

薛侃拔除花中间的草时说：“天地之间为什么善难培育，恶难除去？”

王说：“未培未去尔。”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像你这样看善恶，是从躯壳（以自己的身体为中心的自我中心）起念，肯定是误解。”

薛侃不理解。王说：“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你要看花，便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果要用草，便以草为善了。此等善恶，都是因你的好恶而生，所以是错误的。”

薛侃是善于深思的，他追问：“那就没有善恶了？万物都是无善无恶的了？”

王说：“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这就是所谓的至善。”

薛问：“这与佛教的无善无恶有什么差别？”

王说：“佛一意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的无善无恶，是要求人不动于气，不要故意去作好、作恶。”

薛说：“草既非恶，即草不宜去掉了？”

王说：“你这便是佛、老的意见了。草若有碍，何妨去掉！”

薛说：“这样便又是作好作恶了。”

王说：“不作好恶，不是全无好恶，像那些无知无觉的人似的。所说的‘不作’，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就是不曾好恶一般。”

薛问：“去草，怎么做就一循于理，不着意思了？”

王答：“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尔没拔，也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心体便有拖累负担，便有许多动气处。”

薛问：“按您这么说，善恶全不在物了？”

王答：“只在你心，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

薛说：“说到底物无善恶。”

王说：“在心如此，在物亦然。那些俗儒就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才舍心逐物，将格物之学看错了，终日驰求于外，终身糊涂。”

薛问：“那又怎样理解‘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呢？”

王答：“这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如此，本无私意作好恶。”

薛问：“如好好色，如恶恶臭，难道没有着个人意思？”

王说：“那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也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好恶则不得其正，须是廓然大公，才是心之本体。”

另一个学生问：“您说‘草有妨碍，理亦宜去’，为什么又是躯壳起念呢？”

王有些不耐烦了：“这须你自己去体会。你要去除草，是什么心？周濂溪窗前草不除，是什么心？”

这时，周围已经拢来许多学生，王对他们说：“若见得大道，横说竖说都能说通。若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大道。”

他这种思想后来被高度提炼为“天泉证道”之四句教，核心便是“无善无恶性之体”。尤其经泰州学派的鼓**而风靡天下，亦生流弊。东林党、还有心学内部的刘宗周都起而力矫其弊。刘宗周说：“天泉证道，龙溪之累阳明多矣。”东林党是使王学产生深远影响的功臣，党魁顾宪成有一段总结性的言论，说得也很俏皮：

夫自古圣人教人，为善去恶而已，为善为其固有，去恶去其本无。本体如是，功夫如是，其致一而已。阳明岂不教人为善去恶？然既曰无善无恶，而又曰为善去恶；学者执其上一语，不得不忽其下一语也。……忽下一语，其上一语虽欲不弊，而不可得也。罗念庵曰：“终日谈本体，不说功夫，才拈功夫，便以为外道。”使阳明复生，亦当攒眉。王塘南曰：“心意知物皆无善恶，使学者以虚见为实悟。必依凭此语，如服鸩毒。四无之说，主本体言也，阳明方日是接上根人法，而识者至等之鸩毒，未有不杀人者。”海内有号为超悟，而竟以破戒负不韪之名，正以中此毒而然也。且夫四有之语，主功夫言也，阳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外道。然则阳明再生，目击兹弊，将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攒眉已乎。

《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与李孟白》

顾宪成认为阳明太偏佛了。他说佛学三藏十二部一言蔽之，就是这个“无善无恶”。呜呼，阳明生怕因药发病，却未能逃出此劫。顾宪成认为无善无恶之语坏天下教法，辩难不遗余力。有的人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亦陈旧。阳明是想预支永恒正确，却很快成了箭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