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爱为根

若说朱像是持佛门的智度法，王则像是在持慈度法。智度究理，慈度明心见性。儒门还不是要人出世，而是要把人超越了之后再拉回进取的轨道来，拉回到治国平天下这条总路线上来。既超越又进取，比释、老繁难纠缠多了。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二氏之学反对“爱”，而儒却要深爱博爱、扩大爱、致爱于万事万物，从而让万事万物属于我、皆备于我。这是儒学万物一体学说的内在机理。

他要想代替朱子，也不能空手套白狼，还得依傍经典。最可下手处，唯有《大学》。《大学》是儒学的宣言，是最简明又全面地阐述了儒学本体论与功夫论的宪章纲领，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论就依此而发。但朱的起步处却在《易》与《中庸》，靠《易》讲他的“太极”——客观本体论；靠《中庸》讲他的境界修养；尽管全国通用他的《大学集注》为统编教材。

阳明也借用一点儿古儒的办法，他“找”了一个古本《大学》，然后说这才是真《大学》，朱子把经改歪了。如开宗明义的第一句：本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将“亲民”改成“新民”，使后文没有了着落。他用的是“理校法”：下面的治国平天下与“新民”无发明，而亲民则符合孔孟的一贯之道。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

王跟徐讲：“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儒家以教化为本，以保民养民为本。这是自周初形成“敬天保民”的传统以来贯穿儒学的基本路线，所以阳明觉得这是根本，不能跑偏。验之于历史，则正好有一对比：鲁国国君嘲笑齐国国君整天新民新政开放搞活，弄下去，国家将不再是你的。齐国国君嘲笑鲁国国君封闭不新民迟早落后挨打玩儿完。果然：“徒亲民而昧于新民，此鲁国之所以寝衰。”“徒新民而昧于亲民，此齐国之所以多故。”（《传习录》第一条后但衡今评语）

爱问：“您讲只求之于本心就可以达到至善境界，恐怕不能穷尽天下之理。”

王说：“心即理也。天下哪里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

爱说：“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不可不察。”

王说：“这种错误说法流行已经很久了，一两句话点不醒你。且按你说的往下说：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和民上求个信和仁的理——这怎么能成？其实理就在这一个‘心’上。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的遮蔽，即是天理，不需外头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运用在对待老人上便是孝，用在君上便是忠，用于朋友和百姓便是信和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便是。”

爱说：“您说的我有些明白、开窍了，但旧说缠于胸中，一时难以脱尽。譬如孝敬老人，其中许多细节还要讲求吗？”

王说：“怎么不讲究？只是有个头脑，只要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便自然在冬凉夏热之际要为老人去求个冬温夏凉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有此心才有这条件发出来。好比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才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再去种根。《礼记》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总而言之，须是以深爱为根，有深爱作根，便自然如此。”

另一个学生问：“至善也有必须从事物上求的吧？”

王说：“此心纯乎天理便是至善。要从事物上求怎么个求法？你且说说看。”

学生说：“就还拿事亲来说，怎样恰到好处地保温凉？平时奉养怎样适当？都是有学问的，都需要学习、琢磨。”

王说：“单是温凉之节、奉养之宜，一日两日即可讲完，用不着做学问。唯有在为老人保温凉时还心存天理才是真正的关键，若只是在外观仪式上得当，那不是成了表演了吗？即便是做得无可挑剔，也只是扮戏子而已。”

徐爱深受触动：“以爱为根的确是关键。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孔子还那么讲究礼？心既然本来是至善的，为什么还需要做功夫才有希望止于至善呢？”

王说：“礼就是理。循礼的功夫就是存天理去人欲的功夫。心，是一个心，未被俗化的心是道心，夹杂了人欲的心是人心。程子说，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因习染深重，必须存天理去人欲。做功夫就是在道心——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

为什么朱子的格物法不能让人到达至善之境呢？——徐爱又进一步问。

王说：“朱子的格物是用我心到物上去求理，如求孝之理于其亲，那么孝之理是在我心呢，还是在亲人身上呢？若在亲人身上，那么亲人死了，我心就再也没有孝之理了？再如见孺子落井心生恻隐，理在我心还是在孩子身上。万事都是这个道理。朱子的问题主要是牵合附会。他将心与理分为二，然后再去合，有困勉初学者打掉自以为是的作用。但又使人没个下手处，倒做了。所谓‘格’就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而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君自然知忠，见孺子落井自然恻隐，这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良知就是天理，天理就在心中。”

王接着说：“身之主宰是心，心产生意，意的本质是知，知之所在就是物。如意在事亲，事亲便是一物。所以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所以关键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去其心之不正。致知就是使良知无障碍，得以充分发挥，也就是意诚——‘胜私复理’。”（《传习录》上）

王阳明“原则上”赞扬秦始皇的焚书之举，说他错在出于私心，又不该烧“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把那些反经叛理的邪说都统统禁毁了，倒正符合孔子删削古籍的本意。孔子笔削《春秋》就是笔其旧、削其繁；孔子于《诗》《书》《礼》《乐》何尝添过一句话？只是删削那些繁文，只怕繁文乱天下。春秋以后，繁文日盛、天下日乱——秦始皇要是能像孔子那样保留、表彰一些差不多的，那些怪诞邪说便渐渐自废了（譬如说像明朝修《永乐大典》、清朝修《四库全书》那样）。后来，王形成他的“拔本塞源”论，以彻底重建儒家德育为首的教育方针。他痛恨孔孟之后，圣学晦而邪说横行，他们窃取近似圣学的话头装扮成先王之学，以遂其私心己欲，日求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用猎取声利之术来欺天罔人，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被“霸术”深深遮蔽。后世儒者想用训诂考证“追忆”恢复圣学，却让人入了百戏之场，看见的是各种让人精神恍惚的杂耍。圣人之学日远日晦，功利之习愈趣愈下。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内在的逻辑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

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

《传习录》中

王还绝对是真诚地为了让人人都成为君子，让国家成为君子国，为了正人心、美风俗。他认为繁文就是精神污染，有“六经”就够了，注解经的传疏都是多余的。这容易让人联想到柏拉图要从理想国驱逐诗人、卢梭反对在日内瓦建造剧院，以及诸如此类道德理想王国的失败。

徐爱说，许多经没有传疏就难明了，《春秋》若无《左传》就难知道原委。

阳明说，《春秋》若须《左传》的解释才能明白，那《春秋》经就成歇后谜语了。孔子又何必删削它？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再说那个过程。圣人述“六经”只为正人心，为了存天理、去人欲。对于那些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怎肯详细广而告之，那便是助长暴乱引导奸邪了——就犯了导向错误。孔门家法不讲齐桓、晋文之事，抹去那种历史。后儒只讲得一个“霸术”，所以要研究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这是文化监管策略，《四库全书》就运用了这个办法，将历史上所有涉及夷狄的都删除，而且寓禁于征，借整理出版而大毁天下图书。

王对徐爱讲：“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他还说“五经只是史，用史来明善恶，示训戒”。（《传习录》上）。其实还是把史纳入了经，把事变成了道，把事实价值化，把历史伦理化——所谓中国的伦理本质主义的真相在此。毋庸讳言，这也是极权主义的理论。用于美学、教育有魅力，用于政治则学说杀人矣。

就个人修养而言，这种一元化，就是把功夫论与本体论一元化，王学认为要想有效就必须一元化。

徐爱这样总结老师的思想和教诲的魔力：

爱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是惊骇不定，无入头处。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知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旁溪小径、断港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行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唯精是唯一的功夫。诸如此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

《传习录》十四条后的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