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得破知见

猴年（1512年，正德七年），黄绾告别京华，归隐天台山，专门修炼自得之学，以期明心见性去了。

阳明的《别黄宗贤归天台序》写得“哲”情并茂。这一时期，阳明的“中心思想”是自得二字，自然开口就是这个主题。他说，心本体是光滢明澈的，欲望把它挡黑了，经验把它污染了，要想去掉遮蔽清除毒害，使之重放光明，从外边着手是不管用的。心像水，有了污染就流浊；心像镜子，蒙了尘埃就不亮。若从清理外物入手，逐个对付是不现实的。最主要的是，那样就得先下水，就等于入污以求清，积尘以求明。黄开始也是遵循着这种流行文化方式去做的，结果是越勤奋越艰难，几近途穷。

王则教他从“克己”做起，从我心做起，“反身而诚”，明心见性，这样就可以不依赖外界改善自己的德行水平。主体高大了，外界就渺小了。黄深以为是，总是如饥似渴地听他的教诲，每每喜出望外。

那位到南京当学道的王纯甫与上上下下的关系都相当紧张，阳明刚听到这个情况，一开始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就高兴起来。他写信告诉纯甫，感觉不好是世俗私情，感觉高兴是说明你正在像要出炉的金子一样，经受最后的冶炼。现在的难受事小，要成就的重大。这正是变化气质的要紧关头：平时要发怒的现在不能发怒，平时惊惶失措的现在也不要惊恐不安。“能有得力处，亦便是用力处。”

他说，天下事虽万变，我们的反应不外乎喜怒哀乐这四种心态，练出好的心态是我们学习的总目的，为政的艺术也在其中。

自得，就是在千变万化的境遇中，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自己能找到正确的心态、意态，保持虚灵不昧的状态，从而运用自我的力量完善自我。这是自家吃饭自家饱的事情，谁也不能给谁、谁也替不了谁，自己也不能从外头弄进来，必须从自己的心本体中领取能得到的那一份。你自修到什么程度就得什么果位。

王纯甫收到阳明的信，琢磨了好长时间，给阳明写了封回信，辞句非常谦虚，但语意之间其实是很自以为是的。阳明很反感自以为是，因为这事实上是没有求益的诚意，无论你说什么，对方也听不进去，本想不予理睬了。后来，想了想，生命不永，聚散无常，他自以为是是他犯糊涂，并非明知其非来故意折腾我，我怎能任性只顾自己？

自得之学的天敌便是自以为是。后来心学门徒就有把自以为是当成自得之学的，所谓“良知现成”就是这种口号。

王阳明深知个中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界限。首先是个“诚”的真伪深浅的问题。自以为是者都认为自己是真诚的，弄不好还认为唯我“明善诚身”，别人倒是在装蒜。

这其实是人类的绝症，也是东方主体哲学的“天花”——不自信其心就不会向往那绝对的善，太自信其心必自以为是。而自以为是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朱熹是想把心灵问题学术化，类似于用科学解决宗教问题，也的确出现了只有学科而无学的问题，尤其是成为应试的举子业后，与微妙的心灵几乎毫无关系。

阳明是想找回这个“学科”的灵魂，把学术问题变成身心问题，而且这个转化是不能把“外”当成“内”的，要从内心向外转，扩良知于事事物物，而不是相反。怎么克服自以为是的毛病呢？只有更真诚深入地用人人心中本有的无条件存在、无限绵延的大“是”——他后来管它叫良知——来收拾每个人的那点儿自以为是。王纯甫就是支离外驰而不觉，以为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须逐个求个至善，才能得到“明善”——这类似后来唯物主义的无数相对真理之和就是绝对真理的说法，现在已基本被证明是幻想。阳明只能是坚持他的一元论：

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

若将心与物分为二，必活得破绽百出，遇事便纷扰支绌。而盲目自以为是，是“认气作理，冥悍自信”。这种人其实是瞎牛。

所以，必须在事上练心，克服自以为是的良方是“必有事焉”。有了事，检验是与不是的标准就不是我以为了。这不但与心即理不矛盾，反而是心即理的延伸，因为事变都在人情中，“心外无事”不是说真的没有事情而是说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事不在心外，干事即是在练心。

王阳明最反对“堕空虚”，他不满于佛教的一事不干，既放弃了伦理责任，又无法找到活泼的“心”。王学是实用精神哲学，既非逻辑的也非经验的，而是既先验又实用的：“明善至极，则身诚矣。”诚则成物，不诚则无物。诚，是意术。

阳明的自得之学虽是他自得而来，却得了湛甘泉不少诤议、强化训练，所以，王总说湛使他去了邪僻，得入正道。这其中有客气、推誉的成分。要从思想史上说，自得之学的首创者是湛的老师陈白沙。白沙初年，由书本寻找入道门径，累年无所得。他真诚地修炼，说出的话令人可信：我心与此理总不接茬，不搭界。他开始转向，转变到从我心中自求的道儿上来。他的口号是：“道者也，自我得之。”遂成了明代由朱转陆的第一人、心学运动的先驱。

湛甘泉一生极尊师道，弘扬师道不遗余力，只要有条件就建造白沙祠堂，使白沙心学广泛流传。从大方向上说，阳明与湛、上至白沙是一条道儿上的。但阳明自有独到之处。

现在方叔贤已去西樵山修自得之学去了，黄宗贤也到雁**山与天台山之间修自得之学去了，湛甘泉则在萧山和湖湘之间盖起了别墅，离王的阳明洞才几十里，书屋也将落成，阳明“闻之喜极”。他曾与黄、湛有约，要继续在一起聚讲身心之学、自得之学，还将像在京城一样——几个人“死缠烂打”在一起，共进圣学之道。黄则声称他是为二人打前站的，王信以为真。他觉得人活着乐趣莫大于此，跟孔子最欣赏的曾点的活法差不太多了。

他别方叔贤的诗说：“请君静后看羲画（指八卦），曾有陈篇一字不？”因为方叔贤有重书本的倾向，特提出规劝。关于自得的话头是：“道本无为只在人，自行自住岂须邻？”大道如江河，你必须“亲自”去汲取，必须自得，这是无援的思想，而且必须“陈言务去”，才能有所得。他嘲笑那些想从知见觅虚灵的做法是在缘木求鱼。“知见”相当于黑格尔说的“意见”（黑格尔说学哲学必须学方法、原理，不能学一堆意见），是“闻见道理”，不是亲证亲会的真东西，不可能给人智慧和力量。

他别湛甘泉的诗充满了生离死别的忧伤。在飞短流长的官场文人圈子中，像湛那样淡泊的人，依然有人瞎猜疑，王的答复是：“黄鹤万里逝，岂伊为稻粱？”阳明的紧迫感跃然纸上：“世艰变倏忽，人命非可常。斯文天未坠，别短会日长。”最后以他们幽居林泉讲学论道、共辅斯文不坠作结。

呜呼！世风浇漓如此，已无外援可恃，只能从本心“自得”道德意志了，恰似蜻蜓自食其尾以汲取氧气。

但是，他们却生机勃勃得很，而且颇多狡黠幽默的“趣”。后来公安派的袁伯修在《白苏斋类集》卷二十二中追记了一则听前辈讲来的故事：

阳明接人，每遇根性软弱者，则令其诣湛甘泉受学。甘泉自负阳明推己，欢然相得。其实阳明汰去沙砾，直寻真金耳。

从中不难看出阳明比甘泉有“术”。自得之学，各人得其所学。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机者执之即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