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互补

庐陵（今吉安）县衙在府城南门的欧家祠路。出南门稍东，有白鹭洲，处赣江中心，洲上的白鹭洲书院是当时江南四大书院之一。阳明在里面开辟了一个自己讲学的场所。在城南二十五里有青原山静居寺，今天还有阳明手书的“曹溪宗派”，落款居然是“乐山居士王守仁书”。青原寺内右侧屋曾是朱子的讲坛，称青原书院。阳明也在青原书院讲学。阳明离任后，他的大弟子邹守益继续在此讲学。后来阳明的学生在寺的对面又建了一所阳明书院。

此刻的阳明并没有想到身后的盛名。他现在无悲喜反应，主于静的修炼给了他一种定力，不再因外界的情形影响主体的状态，他已找到了知行合一的那种根本感觉。把握了自己，这个世界就好把握了。他此时还未达纯粹的“澄明之境”，但已能凿壁偷光，看出这个世界的缝隙了。知道该怎样应物而不伤自己——智慧是把双刃剑，而自己要成为剑体本身。他算当了一回“具体而微”的小皇帝，将其所学也具体而微地运用了出来。

他用的是儒家“风流而治”的办法，张贴告示，起用三老，将行动规范广而告之，做到的奖，做不到的罚。他在这个县工作了七个月发布了十六个告示，不但使该县由乱而治，还留下了许多历久不衰的善政。其高超得力之处，在于以无厚入有间，用那把双刃剑，既克治官府的扰民行为，也整治刁民的乱法勾当。“亲民”，是为大多数人谋求最大的利益，而且是想办法从根本上谋求长远的利益。但阳明的身体不堪繁劳，不可能也没想事必躬亲。依靠谁的问题是中国人治社会行政的根本问题！他依靠由他慎重选择的知礼有德的三老（老吏、老幕、老胥）。后来，他在江西和两广推行乡约治村社。

庐陵虽是小县，却是四省交通之枢纽。尽管曾是“文献之地”，却因世风不正，苛捐杂税太多，民风大坏，盗匪繁衍，正不压邪。官府有官府的问题，百姓有百姓的问题。他刚到县衙，就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突然有上千乡民拥入县门，号呼动地。他也一时难以搞清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但很平静，耐心听懂了他们的要求，是要宽免一项征收葛布的摊派。理由是本地不出产此物。他想，既然不出此物，上边要得也没道理，也不想激起民变，就同意了乡民的请求。

但他想此风不可长。为对付这个有名的“健讼”之区，他下的第一道《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书》的主题，就是息讼。他说因为我糊涂，不能听断，且气弱多疾，你们非重大事情不要来打官司。来告状的只许诉一事，不得牵连，状子不能超过两行，每行不能超过三十字。超过者不予受理，故意违反者罚。号召谨厚知礼法的老者“以我言归告子弟，务在息讼兴让”。

告示发出，并不能立竿见影。能以健讼著名的地方的人哪会那么好说话？舆论哗然，但他就是不“放告”——不开门受理官司，却发了另外一个告示：现在，瘟疫流行，人们怕传染，至有骨肉不相疗顾，病人反而死于饥饿者。然后又归咎于瘟疫，扩大恐慌。疗救之道，唯在诸父老劝告子弟，敦行孝悌，别再背弃骨肉，将房屋打扫干净，按时喂粥药。有这样的能行孝义者，本官将亲至其家，以示嘉奖。我现在正闹病，请各位父老先代我慰问存恤。

这种道德感动法大约见了效果，瘟疫也不可能一直流行。他便腾出手来用更大的精力去解决行政问题。他搞了调查研究，访实了各乡的贫富奸良，用朱元璋定的老办法，慎重选定里正三老，让他们坐申明亭，进行劝导。同时他又发了一个告示，说：我之所以不放告，并不是因病不能任事，而是因为现在正是播种季节，放告之后，你们牵连而出，误了农时，终岁无望，必将借贷度日。而且一打官司，四处请托送礼，助长刁风，为害更大。你们当中若果有大冤枉事情，我自能访出，我不能尽知者有乡老据实呈报。他们若呈报不实，治他们的罪。我为政日浅，你们还不相信我。未有德治先有法治，我不忍心。但你们要是不听我的，则我也不能保护你们了。你们不要自找后悔。

这回，震动了他们。来告状的有涕泣而归者，在乡下的有后悔盛气嚣讼者。监狱日见清静。他还施行诬告反坐法，效果很好。乱哄哄的局面结束了，“使民明其明德”的亲民治理法大见成效。

他调过头来，治理驿道，杜绝任何横征暴敛的行为。遍告乡民，谁以政府的名义去乡村私行索取，你们只把他们领到县里来即可，我自会处置。还移风易俗，杜绝任何神会活动，告诉百姓只要行孝悌，就会感动天地，四时风调雨顺。他上任的这一年，亢旱无雨，火灾流行。阳明像皇帝下罪己诏一样，说是由于他不称职，才获怒神人，并斋戒省咎，停止征税工作，释放轻罪的犯人。同时告诫全县百姓“解讼罢争，息心火，勿助烈焰”。他还告诫乡民不要宰杀牲口喝大酒，以免触怒火神。这是和董仲舒一样的逻辑。

他下令严防奸民因火为盗，勒令军民清出火道来。居民夹道者，各退地五尺，军民互争火巷，他亲去现场拍板。有人说他偏袒军方，他说你们太小瞧我了，军士亦我民也，他们比驻扎边疆的吃苦少一些，但也半年没口粮了。本官“平心一视”，对谁也不偏向。他还恢复了保甲制度以有效地控制盗匪的滋生和作乱。

最难对付的是上边。上边一味追加摊派的名目和数额，搞得民情汹汹，他这个县官实在是两头为难。他刚上任就碰到的那个麻烦事并没完，吉安府派人下来捉拿管理征收钱粮的小吏。因为此地从来不出产这种东西，乡民怕成为“永派”才聚众请愿的。上次就是几个主管的吏员赔了几十两银子了事，现在跟百姓要，要不出来；再赔又赔不出了。不交，上边就来捉人。这成何事体？他给府里打了报告，请求减免。上级若不宽免，将有可能激起大变。他很动感情地说：不但于心不忍，而且势有难行。我无法称职地完成任务。“坐视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时弊而不敢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处下位？”他恳求当道垂怜小民之穷苦，俯念时事之难为，宽免此项目。要抓人，就立即将我罢免，以为不职之戒。我“中心所甘，死且不朽”。

王阳明考入仕版的中式文，就是论《志士仁人》，他是真把教养里的词藻当真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创立“知行合一”的理论体系。他的应试文居然这样动真情：

所谓志士者，以身负纲常之重，而志虑之高洁，每思有以植天下之大闲；所谓仁人，以身会天德之全，而心体之光明，必欲贞天下之大节。

承担纲常之重，“节”是根本。会天德之全，仰赖“气”之正大发用。不要官的人才能当好官，自然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未必是上司眼中的好官。晚明有人盛赞阳明的功业、气节和文章并世无双，其实气节是枢机之所在。

他个人当官的方式是汉代黄老派的汲黯式的“卧治”。基本上是足不出户，四两拨千斤，抓住扼要问题，以点带面，攻心为上，感化优先，风流而治。但他还是觉得“烦”，不堪繁巨。有人嘲笑他像大姑娘。最后，他解嘲式地出来走走，也只是到本地的风光区游览、寺院中小憩一下。这跟他的身体状况有关，也跟心态有关。他对尘世的繁华毫无兴趣，也没有一般当官即美的知觉系统。

他总是焦虑，总难忘怀责任：“忧时有志怀先进，作县无能愧旧交。”“身可益民宁论屈，志存经国未全灰。”他可惜自己这三年时间白耽误了，现在“逢时”可以出来干点儿事情，但在那样落后的地方，没有学习，没有进步——他每天都在追求日新日日新，正因此总觉得没有长进。相反，那些故步自封的人却总觉得自己天天天下第一。对自己不满意的心学家才是真正的心学家——这是他与其沾沾自喜的后学门徒的根本区别之一。

他的公馆旁边就是寺院，他理论上要排斥社会上崇拜佛老的风气，内心里却喜欢寺院道观的肃穆气象。有一次，他去本县的香社寺，本想去午休，结果寺院隆重其事，“佛鼓迎官急，禅床为客虚”。要拍大老爷的马屁，他却觉得很可笑。他感兴趣的是山光水色，是花开花落所包含的生命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