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虚动直

他坐船顺沅水东下，经溆浦大江口、辰溪，到达沅陵。沅陵是当时辰州府府治所在地。《沅陵县志》卷十三载：“阳明喜郡人朴茂，留虎溪讲学，久之乃去。”虎溪山在沅陵城西，山上有龙兴寺院。此时当地无书院，阳明便在寺院讲学。环境很好，正德九年，他还有诗回忆当时的情景：

记得春眠寺阁云，松林水鹤日为群。

诸生问业冲星入，稚子拈香静夜焚。

《与沅陵郭掌教》

他在这里教的主要是“静坐”，让人收放心。这是王学中的一段公案，是王学近禅的证据之一。当时主要受业的是冀元亨、蒋信，都没有流于禅。嘉靖二十年，蒋信任贵州提学副使，重修文明书院，大讲阳明心学，“贵州人文风教为之一振”。阳明离开辰州后，写给辰中诸生的信中，再次强调：“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务纷挐，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一段放心功夫耳。”

禅法的静坐是通过一套调呼吸的办法（如听呼吸的微声、恹鼻孔、眼观鼻鼻观心等等）达到一种无念、无知觉的入定状态，追求元神不动。阳明讲过人不可能无念地体会。所以他只追求正念，不求神通，息息去私意、存天理。阳明所说的，让学士修习的静，是静虑，是《孟子》说的“收其放心”，心思观照，不能心存鸿鹄，逐一检查灵魂深处有无私心杂念。阳明所教的是纯粹的儒家修为。

而且，阳明是明通之士，坚持不离世间法。他固然热爱山林清幽，悦目赏心，无市尘之纷扰，扑鼻无浊气，入耳无噪声，就他的私心而言，他喜欢这种“境”。但他内心的意境不在于此，他心中想的是普法于世间，与众生一起超凡入圣，不当自了汉。这其中有高尚的弘道精神，也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的功名心。这个功名心使他区别于禅门，近禅的那一面又使他区别于没有超越意识的功利派。

他教人静坐的具体功夫是单看书绝对弄不清楚的，而且也没有留下多少记载。推测应该是吸收了佛道的静坐技巧，来做儒学“处心有道”的功课；应该是孟子、韩愈一条线上的知言养气那一套，为了“集义”，找心无亏欠的沛然状态，与圣贤进行精神交流，像韩愈说的“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达到纯熟的境界，以期随心所欲不逾矩。阳明这个功课，与他的一系列思想是一致的，首先是“心即理”的一种贯彻落实，其次可以检验知行合一到什么程度；对于找到良知也是必不可少的克己省察的功夫。

阳明的精一于静的直接导师是周濂溪。濂溪主静的路数主要是强调诚、神、几，如《通书·圣第四》中所说：“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周发挥《易传系辞》静专动直的说法，改为“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

阳明曾手书程明道、李延平讲守内主静的语录为座右铭。明人张诩用高价买了阳明的手迹，全文过录于张的《戒庵老人漫笔》卷七：“明道先生曰：‘人于外场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个身与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时，却不知道自家身与心已自先不好了也。’延平先生曰：‘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于此有得，思过半矣。’右程、李二先生之言，予尝书之座右，南濠都君每过辄诵其言之善，持此纸索予书。予不能书，然有志身心之学，此为朋友者所大愿也，敢不承命，阳明山人余姚士守仁书。”

总而言之，只有静下来才能找到为己之学的门径，才能找到万派归宗的心海，找到“我”的本来面目，陈献章因此主张静养善端。凡心学都有主静的特点，阳明则是静生动一路的。他在赣州抄录周子《通书》“圣可学乎”，末下按语：“《通书》云无欲则静虚动直，是主静之说，实兼动静。”静兼动静，才诚、神、几。

在他诸多的“到此一游“的诗中，不能忽略《再过濂溪祠用前韵》这首标志着其思想独立成型的诗：

曾向图书识面真，半生良自愧儒巾。

斯文久已无先觉，圣世今应有逸民。

一自支离乖学术，竟将雕刻费精神。

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莲池长绿萍。

从书本来寻证我心自性的真面目使他半生错用功夫（愧儒巾），现在他差不多觉得自己是先觉了——“逸民”在这里是“先觉”的谦称。凡向图书识道真的做法都是强调了“学”，因为不能落实到“行”，从对心体的建设这个终极意义而言，那便只是“伪学”。现在“我”觉悟了，因为我悟到了知行合一直抵圣域的门径，不再走那条纸上求圣的铺满鲜花的歧路了——“一自”两句是心学叛逆理学的宣言，尽管还是“接着”陆九渊讲，但因王学广为流传而成为口号。问题在于将学行分离才算“支离”“雕刻”。然而王学门徒不经再传便忘了乃师半生在书上下过死功夫，忘记了“点传师”钱德洪“学问之功不可废”的谆谆教诲，也忘了阳明本人多次说过的“学问之功何可缓”“政事虽剧，亦皆学问之地”之类的教诲。他们是故意忘记，他们用下等“拿来”法，专取合口味的，不管祖师的完整体系。理解一个主义难在不肯诚实地对治自己。

诚实的“怎么办”是在乱的时候、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先静下来，“万物静观皆自得”。在诚静之中，发正信，立正志。“立志”是个信仰问题，是个准宗教问题。阳明从悟道之后就一直强调首在立志，将立志问题提炼为“一个即所有”的问题。立圣贤之志，就是愚夫愚妇也可以悟道，若不立圣贤之志，则再饱学亦无济于事。

所谓“实处”的功夫，阳明在《书汪进之卷》中说：就是“为己谨独之功”，能实行这种修养功夫，就会辨别天理人欲，就能分清怎样做是支离、是空寂、是似是而非、是似诚而伪。有了正确的标准，就能修到实处了。否则，只会忘己逐物，把精力消耗在捕风捉影的事情上。至少，也会把指月之指当成月本身。支离的最大危害就在于“辨析愈多，而去道愈远矣”。“夫志，犹木之根也；讲学者，犹栽培灌溉之也。”

那么，又怎样培养志根呢？阳明学说的特点就在于——怎样都行。洒扫应对，当官为宦，读书讲学，都可以找到天下一体的感觉。在阳明还没有离开贵州时，有个要去辰州做官的人向他请教该怎样做，他说，县官是亲民的职位，你讲究亲民之学就行了。问：“怎样才算亲民呢？”王说，明明德于民，使民树立良好道德。明德与亲民是一体的，在任何时候都能把别人的老人当成自己的老人，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