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根据

从学程朱，出入于佛、老，到现在“悟格物致知之旨”，大讲知行合一，经历了“三变”，王记心学宣告诞生。他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其心学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既能在很短的时间内风靡天下又能盛传不衰呢？

简单地说：他要给道德找根据，而且人们迅速信服了他找的这个根据和寻找根据的方法，于是风动天下。给道德找根据，对于没有宗教的中国人来说是天大的问题，所谓存在的家园的核心构件就是这个根据，所有的精气神、安全感、归属感等等都要从这个根上“出”。人们尊奉孔孟圣学就是在维护这个存在的家园。孔子从人情上确立了这个根据（孝亲原则），孟子从恻隐、廉耻等四端上确立了这个根据。从荀子开始关注点跑偏了，一直到朱子。朱子在宋朝受压，元朝成为官学延续到明代。王阳明现在觉得他从心外面找理（这个理既是根据也是规则）正好把这个根据给失掉了。如小和尚眼一直看着远飞的大雁心也就跟着雁走了，应该把心收回来。道德的根据就在吾心、吾性。所谓物有本末、知有先后，把诚意放在首位就是把心放在格物致知的起点上——今天人们也趋于认同道德是科学的依据了。（参看舍斯托夫《无根据颂》）道德的根据是第一意义问题、第一哲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事实的世界中找出真正的价值来。

为什么从“吾性自足”“知行合一”这类命题就能找出人人意中有语中无的那个意义呢？它们凭什么就能做到这一点呢？天下读书人都读的朱子的书为什么就不灵光了呢？

长话短说，最关键的是朱的理路是心物二分、知先行后的，有点儿像近代西式的主观去把握客观，把握得对了多了，就“穷理”了。阳明认为那是本末倒置、是逐物永远不会穷理。阳明追求的是心理和物理毫无缝隙的高度统一的“纯粹意识”状态。阳明认为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以这种状态出现的，找到它，直接培养它，才是在本原上做功夫。王学的“心体”就是这个统一体，是在意志的要求与现实之间没有一点儿空隙的、最自由而活泼的状态。从纯粹意识的立场看，没有离开主观的客观，所谓“理”，就是把经验和事实统一起来的东西。知情意是绝对统一的，“心”永远是最能动的，且是唯一属于“我”又能使我走出小我去实现大我（成圣）的本原性力量。一切真理的标准不在外部，而从物上求理永远只能得到不完全的“理”，还得永远没完没了地去求，迹近蚂蚁爬大象。

这样把“意义”的基地建筑在我心，就等于从外界找回了自我，这从理论上结束了人类镇日逐物、心随物转的历史。把“放（逐于外的）心”从形形色色的现象界拉回到本体界。王常说的“心体”就是说心是本体，是“元”，是先于每个人而存在的深远的统一体。人们之所以把心“放”了，就是受外界影响迷了路，纯粹意识被破碎为鸡零狗碎的私心杂念。全部的修养功夫就是“去蔽”，减去这些后天加在人心上的“欲障”“理障”。

“吾性自足”方法论的意义是：自我是生成自我的力量；或者这样说，每个人的“性”都是可以通“天”的（孟子说人人皆可成尧舜。王艮说满街都是圣人，都是从性上说的，圣人才力高贡献大，所以“分量”重，平凡中的伟大人物的“成色”却与圣人同）。性与万物不是“形”通，而是“性”通。若不坚信这一点，便找不到真理、讨不得真心，单凭惬意或不惬意的感觉生活着，那只能找到合不合己意的理，找不到真理。

人作为精神实体，有相同、相通的知觉性。人性共同也好、人心相通也好，都是因为这个知觉性相同、相通。阳明把它叫作“心体”（他现在还不敢说这个心体“无善无恶”）。所谓的知行合一的功夫就是从此心体出发，这就是诚意。没有永恒、现成的“知”；就是有那种知，你不用行动去体现它，它对你也不存在。真知在能够做到它的人的心中。他说过去“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是批评朱子在对象上求理的思想方法。朱子的理路是压缩自我、抬高“上帝”，舍去“行”去找那个比人伟大得多的“知”。阳明认为那样根本就找不到“知”，反而会永远处于“半个人”的状态。譬如于父身上求孝的理，若父死了，就不讲孝了？

知行合一标准的哲学表达式，就是“存在就是行动”；只有通过行动，人才能成为自己；人只有通过自己选择的行动、生活来创造完成自己。这比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多出了“行”的维度，不只是“知道那个事实”，还“知道怎么做”。可以用下棋来辅助理解：不但知道下棋的规则，还能下出技巧、下出水平。也不同于肤浅的“世界的一切都是自己的观念”的唯我论、观念论，毋宁说王阳明最恨这两样，因为前者傻、后者假。他要建立的是一种类似宗教觉悟的实践性、生成性极强的“行为理论”。

知行合一，强调的是一种开放的动态的生生不息的每时每刻都把握“当下此际”的意术，永远不会有固定的结论。他后来说：“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而且自家吃饭自家饱，父不能替子，师不能代徒，必须亲身修炼。意术是种思维和意志里都有的“质的直观”（胡塞尔，可以进行本质还原的直观）。

阳明所悟的“格物致知”之旨，就是要用诚意这种根本知觉性去统一知情意。真正的“我心”就是这个统一的知觉性。所有的学问道德都起步于这种根本知觉性以及这种知觉性所形成的根本情绪。诚意诚到虚灵不昧的时候，良知就成了本知，良能就成了本能。尽管本来如此，但是人们的私意隔断了这个本来如此，不得不在实处做功夫来“复性”。格物致知也好、知行合一也好，都是为了完成这种复性训练：良知成为本知，良能成为本能。

阳明认为，朱子学只能寻找到间接知识、间接经验，而这是没有积极意义的，更不会有终极意义。在人处于深渊绝境时（譬如他初到龙场时）与人情事变中，对人毫无用处。所谓“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是大方向错了，南辕北辙，功夫越深错误越重，像他当年格竹子似的。只有建立起诚意这种根本知觉性，直接培养这“良田”才有意义，才能在有生之涯“成圣”。否则都只是错用功夫。

1551年，即阳明离开龙场四十八年后，阳明的学生赵锦以巡按贵州的御使身份在龙岗书院的北边造了一座比当年书院堂皇得多的“阳明祠”。一彪王学弟子、当朝大员，一起共举祠祀。后成名儒的罗洪先的那篇《祠碑记》是难得的大文章，精辟地阐明了王学得于患难的“道理”：“藏不深则化不速，蓄不固则致不远”，先生于“屈伸剥复之际”，“情迫于中，忘之有而不能，势限于外，去之有不可……盖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于吾身之外。至于是，而后如大梦之醒，强者柔，浮者实，凡平日所挟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实足以增吾之机械，盗吾之聪明。其块然而生，块然而死，与吾独存而未始加损者，则固有之良知也。”

罗氏接着说：今日之言良知者，都说“固有固有”，却绝不做这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致知功夫。这叫什么呢？叫良知固有，而功夫并不固有。没有功夫，现成的良知会沉沉地死睡着，像宝藏睡在地下，不开发出来，对你还是不存在。怎样去开发呢？只有不欺心地去做知行合一的实功夫。如果不用这种实功夫，再回到以学解道的道儿上（如本书），阳明建立起诚意正心的心学，还会变成可以口说心违的伪道学。

光绪三十年日本侍讲文学博士三岛毅造访阳明小洞天，这样概括阳明的这个卧龙岗：

忆昔阳明讲学堂，

震天动地活机藏。

龙岗山上一轮月，

仰见良知千古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