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书院

贵州的提学副使席书过去佩服阳明的文章，现在敬重阳明的道行，专到龙场来向他讨教朱陆异同。具有“以无厚入有间”之智慧的阳明，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也没有谈论朱陆各自的学理（有学者推测阳明从此才开始关注陆九渊），直接开讲自己新悟的心境界：“说”若不能变成“在”，那些高头讲章因不能落实到日用的“行”上已造成了全体士林的表里不一；像焦芳那样的奸狡小人也居然能入翰林当阁臣，就因为知行之间的缝隙大得可以让任何坏人钻入国家的任何岗位，窃取神圣名器。必须坚持知行合一的修养法门，每个人都能从我做起，恢复真诚的信仰，用“行”来说话，用“行”来做检验真伪是非的标准，才有希望刷新士林道德，恢复儒学的修己治人的教化真功，等等。

席书听了半天，不明就里，在他面前展开的是一片新的天地，是朱子陆子都不曾说过的东西，他已有的知识和思想不足以消化这些内容。“（席）书怀疑而去”。

阳明自然是无可无不可，意态闲闲地送提学大人上马回贵阳去了。

哪知，席书第二天就返回龙场。显然，阳明的那一套，搔着了他的痒处。他怀疑王是在用自己杜撰的异想天开的东西来故意标新立异。王说，我自己起初也怕有悖圣学，遂与经书相验看，结果不但与经典和合，还正得圣人本意。比如说，《大学》讲“止于至善”，明德，亲民，其实，只要能尽其心之本体，就自然能做到这些。常说君子小人，其实君子小人之分，只是个能诚意不能诚意。一部《大学》反复讲修身功夫只是诚意，修齐治平的起点是修身。格物致知的关键在于能否意无所欺，心无所放，正其不正以归于正。

阳明深情地说：“人之心体惟不能廓然大公，便不得不随其情之所发而破碎了本心。能廓然大公而随物顺应的人，几乎没有吧。”

席书这次多少有点儿“入”，约略知道王先生这套新说的分量了。阳明的本意是安顿自己，自然也可以“一以贯之”地用自己的臆说去点化来问业的学生，没想到“擒贼擒王”给学官上了很好的一堂课。素质决定发展，积累和准备领取机遇。

席书也不是头脑简单之辈，不可能轻于伏就。他还要再想想。他是弘治三年的进士，比王早九年登科，早在王出道之前已有名声。如弘治十六年，云南连明带夜的地震，这是老天爷示警。迷信的明王朝尽管玩忽，还是怕老天爷。就派遣官员去云南考察，结果是要罢免三百多名监司以下的人员，以谢天威。席书上书说：云南只不过是四肢，应该治朝廷这个本。朝中、大内供应数倍于往年，冗官数千，冒牌的校尉数万，天天到寺院道观去做佛事法事，浪费无算，织造频繁，赏赐过度，皇亲夺民田，大量增加宦官并增派到各地，大臣贤能的不起用，小臣因言贬官不平反，文武官员中活跃的是那些“传奉官”，名器大滥。“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不治根本去大害，怎能保证老天不再发怒？这些见解，与阳明在弘治十七年主试山东时说的话如出一辙。

席书往返四次，一次比一次深入，终于，豁然大悟，说：“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没必要再辨析、纠缠下去，求之吾性本自可以明了。”

他是个敢作敢为、说干就干的人，他回到贵阳，与按察副使毛应奎一起修复贵阳文明书院，正式礼聘王先生主持书院。席率领全体生员，向王行拜师大礼。他年长于王，官高于王，终身以师礼侍王，是个有求道**的人。

后来，在嘉靖朝席书以“议大礼”得贵，力荐阳明入阁。他说：“今诸大臣皆中材，无足以计大事。定乱济时，非守仁不可。”尽管他举荐没有成功，但他这几句话确实说得既公平又动人。

因为我们和他们并非生活在相同的思想背景中，所以很难感受、领会阳明的新教旨的震撼力量，也无法体会席书何以感动到亲自下拜为徒的心路。

宋初元气淋漓的诸位大儒以先天下忧乐的承当精神开创了道学政事合为一事的新局面。若说古代中国有过什么“内圣外王”一体化的好时期，就是这一时期。什么“为政不法三代，终苟道也”“纲纪世界，全要是非明白”是他们的共识。宋学的精神实质大端有二：革新政令，创通经义。其根据地则在书院。朱陆共鸣时期，外王的风头已减，但内圣之劲头正健。理学又称作性理之学或性命之学，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人格，并强调用扎扎实实的修养功夫在日用中不断克尽人欲、体察天理、变化气质，化血气为义理。而且朱子也说过“理具于心”之类的话。阳明同时代的人卢冠岩指出过：朱子也说过“致得吾心本然之知，岂复有所陷溺”“但朱子止就一义说，阳明认得十分端的；故执此一说，左来右去，直穷到底，累千万而不离”。（《献子讲存》）阳明这样真诚恻怛才能立乎其大。朱子语录变成教科书后，那些至理名言就成为“现成思路”“现成词语”，便成了套话空话现成话，便成了人皆可说而并不做的“说教”，哄老实人还可以，是绝对不能满足充满躁动的“戾气”的明代士夫们的心理要求了。明代士人的整体文化思想水平、个性气质可以说空前的高——至少阳明这一路的人觉得他们那一套玩儿不转了，需要再“翻”一个身了。别看阳明很淡泊，好像是专为安顿自己的心而修炼自己的道行，其实，其志也正在于开宗立派（从他称赞朱熹气魄大，下手就想“继往开来”亦可侦知）。

他很真诚，觉悟到了必须自明诚才能实现这个理想。任何苟取的办法都适足以自败而已。即使能侥幸成功，也悖道害义，只是名教罪人而已。这从他对一个急于要“立言”的学生的批评中就能看得出来。他说：“此弊溺人，其来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于人知，正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耻其名之无闻于世，而不知知道者视之，反自贻笑耳。宋之儒者，其制行磊荦，本足以取信于人。故其言虽未尽，人亦崇信之，非专以空言动人也。但一言之误，至于误人无穷，不可胜我，亦岂非汲汲于立言者之过耶？”（《传习录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王阳明全集》1178页，下注《全集》皆指此书）

他还说：“言不可以伪为。且如不见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说出和平话？纵然做得出来，后一两句，露出病痛，便觉破此文原非充养得来。若养得此心中和，则其言自别。”（同上）

这些话都涉及到阳明哲学的一个根本路径：抗拒口耳之学，坚持身心之学。而且看似简易，做到却着实难。譬如，“修辞立其诚”这则圣人古训，代代有人标榜，不真诚地信奉之，便是一句学童都能搬弄的口号。真诚地信奉之，连王阳明后来的许多话都并未立其诚。

阳明似乎并不是闻召即至，他已变得很沉着“渊默”，不复少年时的任侠峻急了。他已经有了“吾性自足”不动如山的镇物雅量，更重要的是，他对现行政府有了“宾宾”自处的分离意识。这从他给自己的居室起名“宾阳堂”即可看出。他在《宾阳堂记》中用《尚书·尧典》“寅宾出日”的话头，说了一通君子小人的道理，无非是说自己每当拥抱太阳时都滋长君子之元气。这只是在说可以说的话，用“可以明言的”表面意思来掩盖其不可明言的深曲的内心“态度”。他在文中屡次提到“宾宾”，但只做哲学式的发挥，此时正在重温“五经四书”的他，不可能忘记孟子呼吁士子要跟君主要求“宾宾”之道，要甘心以客卿自居——只是家天下的“宾”，道相同则相与为谋，和则留，不和则去。朱元璋憎恶孟子也包括这一条，朱要求士夫臣子像家生子奴才一样别无选择地依附主子。受了王阳明许多启发的龚自珍专门写了一篇《宾宾》奇文，将个中道理及意义说得相当明白，正好是阳明这个“宾阳堂”及其《记》的上等注解。现在阳明不再去鸡蛋碰石头了。他要为全人类弘扬圣学，在某一朝的得失穷通已不值得过于费神计较，当年扬才露己、自我显白的着急劲一去不复返了。

席书的前任毛科曾聘请过阳明，阳明因病谢绝了。他在《答毛拙庵见招书院》的诗中说自己疏懒学荒，不配做师范，让学生跟着我肯定一无所获。他现在还真是又病得难以招架了，当地人和学生劝他用土巫为他作法祛病，他拒绝了。他用孔子的我每天都在祈祷从而拒绝祈祷的典故来回答那些迂阔的“众议纷纷”。不知是因为他的病还是因为办理“调动手续”有个过程，他在龙场自己的“玩易窝”中又住了些时日。

玩易窝是与何陋轩等同时建成的，他照例有篇《记》，既很好地记载了他的心思，也有足够后人共享的精神营养。“精粗一，外内翕”的生生之“易道”，给予了他“视险若夷”的洞明通透的慧眼，他激动地“抚几而叹曰：‘嗟乎！此古君子之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老之将至也夫！吾知所以终吾身矣！’”——自己声明了这种处境的“进修”作用。关于《易》，他只用了这样几句话就说透了它的全方位的功能和意义：

夫“易”，三才之道备焉。古之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观象玩辞，三才之体立矣。观变玩占，三才之用行矣。体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动而化。神，故知周万物而无方；化，故范围天地而无迹。无方，则象辞基焉。无迹，则占变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于密，斋戒以神明其德。

在阳明之前，大圣小贤关于《易》说了千言万语，最有势力的一路，是从《易传》到朱熹这一脉，让人们相信肯定能从言、象中得到意、道，言意象道的关系是个可以拾级而上由表及里的层层递进的关系。也就是说，形而上的道可以而且应该从言、象这种可说可见的“现象”中把握得到。这是个“学”的路线，是个可以追求言传的路线。

阳明则反乎是。他认为可以口耳相传的知识只是“说”，并不能由此体悟不可视见的本体大道。“得”道必须靠超越这些闻见之知的由心体发动的“悟”。孟子有此境界，但这心路广被士林还是靠禅宗的普度。阳明觉得禅释不在人伦日用中开花结果是蹈虚，阳明儒学立场的贡献在于坚持“用”和“行”的路径把心学推导到百姓日用之中。

你看他说《易》，上手及终局都扣在体用合一上，只讲“易”在天、地、人三才中一以贯之的体立用行的神奇用途。但他不讲究从言得意、由象见道之类的名言辨析方法，而是要“洗心而退藏于密，斋戒以神明其德”这种神秘的修证方法，据阳明说是非常灵光的。不“在场”的人似乎无由评说。

《易传》中关于乾坤的易简之理的概括，是阳明终生服膺的，并启发他把心学称为简易之学：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贤人之德；可大，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这段话是理解阳明心术的“总纲”，是其用智慧成大功的“独得之秘”。玩易窝，一个小小的窑洞，成了心学的圣地。这本身也证明了——无功则难大——这条“易”理。阳明专修心体之悟，却从未忘记心体之大用。其“知行合一”的真正指向正在于将心悟到的“道”力行出来、展现于外——若只限于自我精神上的受用，则变成佛门“自了汉”了。

现在，他还在“潜龙勿用”的修炼期。

何时才能“飞龙在天”呢？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不能多想这个问题。还不是《老子》说的“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问题。他现在的处境不是主动地不去取，而是被动地不能去取。无法进取的现实逼着他去超越、去追寻那神圣又神秘的“道体”。用什么去追呢？只有“心”而已，“吾性自足”“悟心自足”，他的心体完全可以与道体为一，正在与道体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