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场悟道桶底脱

置于死地而后生，在军事上也许只是一句鼓舞士气的大话，但在生存哲学、生存智慧的锤炼创建时，却是必须如此的“基本原理”：不临“实事”之真际，不可能求出真真切切实实的“是”来。用存在主义的话说，这叫：不进入临界状态，不可能发现生存的真实境遇，也就无法看清“在”的本质。现在，皇帝和老天还有刘瑾让他专门来“打捞”这个“理”来了，他怎能不拼命地在被置于死地之后而求生呢？

他不但将三十七年的家底都拼将出来，还把他拥有的三千年的文化底蕴都用头皮顶出来，日夜苦苦琢磨。在春夏之交的一个午夜，他忽然从石**呼跃而起，跟从他的人着实吓了一大跳。因为他本来睡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发起癔症来？像练气功的人在发功一样地抖动，身不由己地前仰后合。一阵激动过后，阳明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过去从外物求天理是舍本逐末了，由外及里的路子整个是场误会。要把颠倒了的大路子再颠倒过来，只有以我心为天渊，为主宰。他此时悟通、后来再三申说的口号就是：“所谓格物致知并非如朱子所说的用镜子去照竹子，而是倒过来，以心为本体。下功夫擦亮心镜。”“所谓的‘格’就是‘正’，所谓‘物’就是‘事’。”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他后来点醒学生的：“心中无花眼中无花”——“天下无心外之物。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归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这就是他所大悟的“格物致知之旨”。

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节目“龙场悟道”！

首先，圣人之道就是成圣之道！就像佛教是成佛的学说和修养方法一样。其次，“吾性”就是我的心。理学家强调“性即理”，心学家则强调“心即理”。此时阳明还没有简易直截到说出“心即理”的时候，他说的“自足”的“吾性”就是吾心，就是我的精神。第三，“自足”是够了的意思。他的第一感觉就是：我完全能够凭着我的精神走上成圣的道路，不需要依靠任何心外的东西。这样，“心”就成了主体、本体。再引申一下就是：道和心不是二，而是一。所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就是道心为一，分别“道心”和“人心”是永远也走不上成圣之路的。这是他当年遍读朱子之书而过不去“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这个坎儿的关键。心物二元论是中西哲学史上的大话题，西方可以笛卡儿为心物二元论的代表，中国没有这么典型的代表，但是强调“二”的特别多，譬如区分天理与人欲其实是种身心二元论。王阳明是个从脾气上就追求一元论的人，他反反复复地探寻的就是个“精一之道”，他就是觉得不到“一”就不彻底、不究竟。他后来成功地证明了身心一元，现在他说的“吾性”其实包含着身心一元的意思。

《年谱》说，他日夜端居默坐，以求静一，用心寻证圣人处此境遇会怎么办？睡觉时有人告诉了他格物致知之旨。黄绾作的《行状》则说，阳明于一切得失荣辱皆能超脱，自备一个石头棺材，除了等死啥也不想了，澄心静虑，反而在一夕忽大悟，踊跃若狂者。王龙溪说，这种“恍惚神悟，不离伦物感应，而是是非非，天则自见”。

这其实是一种灵感状态，它来自澄心精虑，除去了私欲杂念，从而心体本身便凸显出来。近似白沙的静中养出端倪，还有后来的聂豹在狱中闲久静极，忽见此心真体光明莹澈，万物皆备。找到了“未发之中”。信基督教的人说灵感是圣灵附体，信神仙的人认为是仙人指点，其实只是一种积累性的情愫在神经放松的状态中领取到的一分确认，是经过长期含吮突然产生的理智与直觉相统一的心念。徐爱在《传习录》前的小叙中说：“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养静这个“功夫”是达到“精一”的方法、途径，静不下来不可能开悟，不可能精一。所有从内里修为的精神及其哲学都得亲证静虑的状态，儒、释、道都是如此。

后来，阳明自己说此时是“良知”出来了，从而能够突破经验状态而“格外”开悟。这是自然的血性的信仰，是血色哲学的心念，而非实证主义的科学论证，是美感式的确信，是一种“诗化哲学”，是诗和思凝成一道青光，照亮了“亲在”（海德格尔语），找到了原初之思、心灵的家园。

简单地说，他这场顿悟，就是在高度入静的状态，找着了自己的自性本知（良知）。在潜意识中消除了各种私心杂念，识田中只有高等知觉性充满弥漫，基督徒可以觉得见到了上帝，佛教徒可以感觉有了涅槃知觉性，儒家叫作“人欲净尽”。客观环境未变，只是主观心境已变，自己的身心在一派“天理流行”当中，紧张既除，只有大的喜悦，说不出的美妙，这就是大悟了，使天理自然明觉地发露了出来，洞见了人性的本源，从而也就可以洞见事物的本源了。所以叫“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就是先诚意，意念对了就能正知正见正思维。王阳明后来的学生王艮最能说透这个核心：“格物者即物有本末，致知者即知有先后。”即先正心诚意了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常人们活在闻见之知中，就是被间接的知见笼罩，等于活在别人的知见中，现在返本开源，回到了自己的本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就是不要外求了，只从内在的心性上找，即“只有一个真诚恻怛”。一旦正心诚意，就能从实事中求出是来。

儒道两家说的“道”，本是这种定盘星；周敦颐的“太极”，其他宋儒说的“理”也是。但是，这种体悟性的道理一旦变成口号式的标举，就像著名的比方，第一个用之者，是基于直接的生命体验，真实不虚，尔后众人再用，便鲜知其奥义本味矣。因为，一成套语，便“伪”者甚至反对者也可滥用了。尤其是科举制度把圣学变成了俗学，无耻小人、歹徒、阴谋家都可以用圣贤的话语来骗取国家名器。想成圣人，单是以学解道的知解功夫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心与道成为一体，找着这个魂，才能真诚地将耳口之学变成身心之学，就有了“根本”，不会像八股儒生那样“无本而事于外”了。

阳明为什么那么反对宋儒尤其是朱子的注疏辞章之学，将其标价为“支离”，原因也盖在于此。所谓“支离”就是把只能内在体验意会的“道”变成了即使没有体会也能言之有理的“学”。这相当于把诗变成了诗歌作法，把伦理变成了伦理学，把宗教体验变成了宗教研究，把人生智慧变成了学院派的学究作业。不客气地说，是把微妙地运用着全副知觉感受的爱情变成了婚姻文书、结婚指南一类的教科书。用大字眼说，这样做，实质上是使圣人之道的中心或本源性的意义被“支离”、瓦解了，一切都变成了“说话”。既然变成了说话，也就可以变成语言游戏、嘴里不说心里话的形式主义的语言操作。这种做法使“圣经”普及以至于出现了成熟的举业“教会”，而事实上圣学的精义已经消亡。孔孟复出反而考不了这种“经义”“制义”“时义”“时文”，就是滑稽而严酷的证明。

用阳明的话说，则是：

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而继取辨于言词。……而圣人之学遂废。

《别湛甘泉序》

横亘在阳明面前的正是这种文化现状，如果说朱子以学解道，他本人还有学，但一经成为流俗，学也就变成了俗学。阳明用了十几年的工夫才总算摸索到了这个“文化迷宫”的门径，捉住了这个庞然大物的把柄——就是“抓手”。

所谓“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哲学意义就在于此。

后来，他把这个原理简化成“心即理”。这种话头陆九渊们早就说过，但从“纸上”得来的，在心学这个精神体系中是不算数的。因为能“学”过来的东西是衣裳，用心“证”出来的才是自家骨头上长的肉。

阳明心学的要义在于恢复儒学的亲证性、启明性，从“支离”的学术包装中破壁而出，恢复圣学的神圣性——阳明后来深情地以“承当精神”说：“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点骨血。”

但是，“述朱”的人们都认为阳明的悟道是外道的禅学，从而不承认他这种心路在儒学中的合法地位。这是偏见。儒家从来就有类似禅宗的修正方法，颜回的守中庸、孟子的浩然正气都是，不能说他们也是外道禅宗，因为那时还没有禅宗。周敦颐、程明道也是这样静中开悟的，王阳明赞佩的王信伯说：“非是于释氏有见处，乃见处似释氏。”算一语中的了。王阳明的“功课”只是酷似禅宗之参公案获得的顿悟境界。“圣人至此，更有何道？”是他契入的心念，反复参究的结果是豁然开朗，一处透，千处万处一时透；一机明，千机万机一时明。阳明悟了之后曾默证六经，无不相合。这与禅宗之明心见性的顿悟后由二元世界透入一元世界的脱胎换骨的升华境界若合符节。兹举高峰和尚参究“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事例略见一斑：

山僧昔在双径归堂，未及一月，忽于睡中疑著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自此疑情顿发，废寝忘食，东西不辨，昼夜不开，开单展钵，屙屎放尿，至于一动一静，一语一默，总只是个一归何处，更无丝毫异念，了不可得。正如钉钉胶粘，摇撼不动，虽在稠人广众之中，如无一人相似。从朝至暮，从暮至朝，澄澄湛湛，卓卓巍巍。纯清绝点，一会万年，境寂人忘，如痴如兀，不觉至第六日，随众在三塔讽经次，抬头看见五祖演和尚真，蓦然触发日前仰山老和尚问拖死尸句子，直得虚空粉碎，大地平沈，物我两忘，如镜照境，百丈野狐，狗子佛性，青州布衫，女子出定语，从头密举验之，无不了了。般若妙用，信不诬矣。（见《古尊宿语录》）

当然，阳明悟道的形式与此相近，而内容并不相同。阳明的悟，不离伦物感应，而是是非非，天则自见。毫无疑问，他早年沉溺佛教、道教，尤其是在阳明洞天的静坐功夫，此时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儒、释、道三教在最高的神秘的心体呈现境界同通无碍，都讲究一个“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

这个哲学原点辐射着近现代以来反复纠结的“道德与科学”问题以及形而上学与实证主义的关系问题。譬如今天差不多的国家都有了原子弹，谁一高兴或者不高兴就放一个，不是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惨？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以原子弹开始，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原子弹结束一样。像胡塞尔那样的哲学家把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归结为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是发人深省的。胡塞尔的现象学就是要用逻辑完成王阳明体悟出来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