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心”路难

所谓悟道，就是找到了本源、正路，这个找到是落实到了感性直觉的层面的明白，不是推论，不是说闲话，是从心意的根本处明白了“心即理”，洞见了心物之间的根本关系（他后来说“心外无物”）。这一悟上距“格”竹子大病一场、距坚定“圣人必可学而至”的信念将近二十年了。贾岛作诗二句十年得，一吟还双泪流呢。他这悟道语一句二十年得，一出怎么能不“四泪流”？

这十几年，他一直在这条线上摸索，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不欺心”的对自己的交代。以往此意不出，是力不从心，心力未至，是感受不到这种境界，精神到不了这个层次。其中的关键是世俗心态总也化不干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让他像蛇必须蜕皮、蜕不了就是个死一样，一层层地蜕。先是打击他的好名之心，越好名越让他得不到“名位”；再锤炼他的荣辱耐性，廷杖、监狱、贬官、抛到一天数死的绝地；直至他将生死观打通，活脱脱还他一个“赤子之心”时，他才明了心，见了性，悟通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阳明后来教人“良知人人天然现成”——就是现在说的这个“吾性自足”。但是人们很难“明心见性”——拥有“吾性”。因为一入滚滚红尘，童心变成了凡俗的利害心、是非心，就将良心“放逐”到得失计较的人欲海中，遂成为自负其尸到处游走的行尸走肉。

志在成圣者的一生就是“求其放心”的一生。求者，找也。找啊找，阳明在不惑之年到来之前终于把放逐了的心找回来了，他怎么能不“绝处逢生”一般“呼跃”呢！虽然是经衣带渐宽终不悔地苦苦追求，但这找着的刹那，却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是拔苗助长反而不得的“自然过程”。

并不是一悟便万事大吉。这一悟固然是拔出了地平线，但还只算是把心安回了自己的腔子，怎么从里往外地去求证大道呢？破除、代替析心物为二、道器为二、言行不一、知行歧出的“支离”学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心学是这样一种精神现象学，它将世界聚焦于我心，遂将所有的问题变成一个问题，任何一个问题也就是所有的问题。没有表里、内外、上下，任何“一”都是具体而微、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整体。这叫破除二元论，返回道本体；挣脱“话语”的异化，重返“意义”的伊甸园。

作这样的性灵玄言诗是容易的，对于久久浸润在中国这个古老的语文传统中的文人，只要他愿意，很容易做到这一点。但要以此精神生成具有再生产能力的、自身具有叙述功能的哲学来，便还真是“哲学转换”这样一个根本转变的大问题了。用得上东方朔那个浩叹“谈何容易”！

阳明的一生像一部动人的成长小说。一个外省青年四处寻求圣在哪里，道在哪里？而且基本上是“赤手挽银河”。当他在差近原始生活的天地中做卢梭式漫步遐想时，悟出圣、道就在我心里后，他去种地去了——因为不自己种就得饿死。

刚刚过了最初的适应期，没有像有的中土人士被抛到此地，还没过高山反应这一关，就被瘴疠气雾给送走了。一个也是被贬过来叫刘仁徵的原主事就是这样死的。阳明因“足疾”，不能去哭奠，便作了一篇祭文，发了一通哲学性的感慨：“仁者必寿”，而你却“作善而降殃”。瘴疠盖不正之气，与邪人同类，你死于兹，亦理固宜然矣。人，总是要死的，死生如夜旦，生，不足喜；死，不足悲。

这就是他悟通了的生死观？从理论上说，实在没什么稀奇。但真正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便不是滑舌利口的野狐禅、言行歧出的支离学了。阳明的心诀是“生死两忘”，空诸所有，无念无执。这更多的是释道心经，非儒门的“本生经”。这叫“拿来主义”。

有出息的拿来主义是中国智慧的一大法门，即中国式的实用主义。只要有主人翁的气概，朴实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明睿的全局眼光，这种“拿来法”便是宝术。阳明是具备这些必要条件的高人。正好，他又是在深渊境遇中，在无外势可依的情况下，找到“我心即宇宙”这种“心术”的。所以，他没有变成“大独裁者”，也不是“喜欢谁就是谁”式的唯意志主义的赖皮。同是心学路数，来路不同，其表现和效果迥异，更关键的要看有没有权力，没有权力的心学是诗人，有了权力的心学就会是唯意志主义的独裁者。因为“心”不是单纯靠学理能够决定的，所以，不仅后来心学门派林立，而且持心学大态度的诸色人等的作为也五花八门。可惜，伪道学，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伪心学”必须有了后果才能真相毕露。

至少有这样的分别：从绝境中“压”出来的心学，在顺境中“狂”出来的心学。前者知道天圆地方，从而想办法让“万物皆备于我”；后者万物已备于我，从而难以知道也不想知道天圆地方。这两种心学的差别比心学与汉学、理学的差别还大。面对心学世界必须明确建立起这种界限意识。这当然是最粗糙的一种区分。

阳明的我性自足不假外求，是逼出来的。从大千世界，功名事业，直至生死存亡，退到无可再退，不得不“反身而诚”“反手而治”——孟子的反手而治在政治上没有看见成功的范例，在人格修养上，阳明算是最耀眼的得天下大名的显例。圣学传统拯救了他，他又转过来拯救了圣学传统。社会的压力、理学内部的压力，压得他不得不来当“变压器”。当然，他也是个天才的“变压器”。

所谓天才就是有这样一种反思能力：除了知道自己了不起之外，更知道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更准确地说，是有这样一种应变能力：就是在需要“了不起”的时候就可上九天揽月，在无可奈何时就混迹于鱼鳖，而不更多地去想什么委屈不委屈。大气浑然，元气淋漓，在儒家辞典中，这叫“通权达变”，唯圣人能之。阳明“悟”了之后，差不多“几于圣”了。

那么，差多少呢？——不动心（情）时，差不多；一动心（情）时，就差多了。

精神胜利法不灵光时，竟泪下如雨，五内如摧。尤其是冬天来了，“阳明小洞天”只是洞而已，不见天日，又没有多少御寒的衣服，霜凝在洞口，是真正的寒窑。他的健康大受摧挫，他日后东征西讨时常病得东倒西歪，都是此时落下的病根在作怪，他后来屡屡给皇帝上书请病假，请致仕退休，也都提到是这段岁月把他搞成了病夫。

他来时带着些盘缠，一路上车马船费用去不少，他还得留着预后的花销；再加上到达此地时正是春荒季节，他遂屡有“绝粮”之虞（“谪居屡在陈，从者有愠见”）。他决心学农，将南山开垦出来，自己来个小“军屯”。而且“夷俗多火耕，仿习亦颇便”。耕种的季节没过去几天，还能种出几亩来。他马上给这种生产活动找出“意义”来：不仅仅为了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还可以让周围的鸟雀也有了吃的，余粮就周济了穷人和寡妇。

他遂开始一边种地一边作“修理地球赞”：

起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

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

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

只要是自己干的就能且要找出通天的意义来，这是中国诗人哲学家惯用的“自我重要法”，从而给身处边缘的角色和一点儿也不重要的活动找出参赞化育、通天彻地的重大意义。寻找价值，赋予价值，投射价值，反正“我”想叫它有多大价值它就有多大价值。在身处危难之际，这是可爱的“精神胜利法”是哲人能够战胜许多苦难的秘密武器。但又毕竟是精神胜利，当精神不想胜利或胜利不起来时，就还是个当哭则哭、当苦则苦。悟透了格物致知的要义不在逐物而在正心，也依然不能必然保证“心”就刀枪不入了：“逐子望乡国，泪下心如摧。”

他最焦急的是生命——这种时间性存在——在白白浪费。有一次，他坐在石头上弄溪水，开始时，还欣欣然，有兴趣洗洗头。溪水太清澈了，照出了他的白头发，三十七岁的人长白头发已不算“早生华发”，但他却着急了：

年华若流水，一去无回停。

悠悠百年内，吾道终何成！

过去感到“生有涯知无涯”，日日逐物，何时是了？自从悟道以后又出现了新问题，就是知“道”了，怎么去做？他首次用了“吾道”这一庄严又隆重的大字眼。他终于有了不同于汉儒宋儒的“道”，完全有资格说“吾道”了。更严峻的问题是怎样“行”？不行终不“成”。他在开始逼近“知行合一”之旨。

他现在为“成道”能做的事情也只有讲学。然而用正常眼光看，这是不现实的。客观条件几乎为零。在这种时候最见心学的“过人”之处和主人翁精神，绝不会没有现成饭就不吃。恰恰相反，首先是高度真诚，然后是为了“成道”，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凡人常常后悔，“早知灯是火，饭熟已多时”，心学家是心中有灯于是能到处看到灯、并且早就知道灯是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