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友之道

明制规定乡试开场日期是八月初九，十五日第三场，几天之后放牌。阳明又去登了泰山，观了东海，忽而与天地交融心骛八极，忽而突发悲音。及至返回京城，已入九月。

就在这个九月，他被调到兵部武选清吏司，还是个主事，从六品。看来，锋芒毕露的主考工作，显然未能让他荣升骤起，在敢于放言的成化弘治年间他的声音还不够惊天动地，也缺少有效的传播机制，他的“宰相经”没有一炮打响。事实上能够瞅准机会一露峥嵘而得手的往往是依附着某种势力，或者在官场上正好迎合或满足了某种需要的人。王阳明这种放横炮的做法注定难以加入主流。

兵部在承天之门的东边，宗人府的后面，一溜儿面朝西的房子。兵部的抢眼之处并不在于它掌管着国防，而在于它选拔“上马定乾坤”之武将。吏部管文官，兵部管武官。武官的总额又比文官大得多。只要能管上“官”，这个衙门就“灵”。

武选司，是兵部第一司，实权挺大的，掌管武官的选升、袭替、功赏之事，相当于兵部中的吏部。按一般的官场经来说，阳明由刑部调到这里是进了半步。山东归来，他感到了培养学生的重要，根据明制五品以下六年才京察一次（原定十年）的规定他暂时无升迁的可能。他又不肯白白地等着，不能升官，就做教师吧，反正儒家的“原型”及本行就是老师。他才三十四岁，便开门授徒了。

翻阅《明史》，几乎每个大僚都有徒弟，学派成了门阀的一种。王现在还屈沉下僚，不能引荐学生在仕途上走捷径。他虽辞章、兵道、仙佛无不涉猎，在儒学本门下的功夫更多，但还没到独立成家的地步。他接收徒弟的原因是世风及士风让他产生危机感和紧迫感。他这样概括他生活在其中的“时代精神”：既有西汉末的懦弱又横添蛮悍之风；既有东汉末的徼激又杂染随风倒的习气；既有晋朝的虚薄又混合着庸俗琐碎的心计；既有唐朝的**又夹缠着鄙吝的市侩作风。简直是集以往之卑劣再添上现实之邪恶的大染缸。无人再致力“身心之学”。学术关乎士品，士品关乎世风。再不讲究身心之学，圣学将被遗弃。

他本人的切身体会是师友之道直接作用于知情意，能直接获得有血有肉的生命感动，能找到一种从书本中找不到的“感觉”。他从青年起就一直在遍访师友，寻觅知音，自感“受用”大于闭门读书。

寻找师友是为了建立起与官场相抗衡的“道场”，建立起一种顺我心志的“社会关系”系统。交际是人生的重要内容，儒家的五伦有“友”这一伦。像李贽、谭嗣同这样的“叛逆”则尤重此一伦，以为唯朋友一伦最见人道平等，且是以智力性情的相通为基础的自由关系。

他倡身心之学，是内学而非外学，是一种道德修养，适合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相互砥砺，彼此以伟人的标准相互要求，交流心得体会。他的出发点是相当高尚的，无非是想与更多的人一起成圣。然而同僚便不免以为他是在标新立异、邀取名声。只有与之质量对等的湛甘泉，觉得这才是正经大事，与他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

阳明与甘泉的相遇无论如何是一个“事件”。对于明代的思想界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对于阳明本人的思想发展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湛若水从学于广东老乡陈白沙。陈是新会人，陈曾从吴与弼学习半年，后回老家闭门读书，筑阳春台静坐其中，数年足不出户。阳明筑室阳明洞也是这个意思，都有点儿禅风道意。这二氏之学，自中唐以后几乎成为士林的不言之教。甘泉与阳明的最大区别是甘泉以志颜回之学为主，阳明以志伊尹之志为主。甘泉本不想去参加科举，奉母命，入南京国子监，弘治十八年参加会试，考官杨廷和等人说这个卷子肯定是陈白沙的学生做的，拆开糊名处一看，果然是，置第二，选为庶吉士。当时，阳明是兵部武选司主事，也在北京，俩人“同构”遂一见大相契悦。

阳明对人说：“守仁从宦三十年，未见此人。”

甘泉对人说：“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

阳明时年三十四岁，所谓从宦三十年，是从跟着他父亲旅居京华算起。当时的名公巨卿如李西涯（东阳）、文学名家如前七子等，阳明可谓阅人多矣，但都不足以引起王的由衷敬佩，因为他们的圣人气象不足，只是明星而非圣人。而王的意向又在此而不在彼。七年后，阳明这样总结湛甘泉的“意义”：湛是真正体现圣人之学的典范，是今日之颜回，因为他唯求“自得”。

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从已成了口耳之学的八股化了的朱子理学中突围出来，另创一种究心性命的身心之学。他们认为已经时文化、八股化的理学，看似平正、周到，近乎圣学，实际上却是依门傍户、俯仰随人的乡愿。“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矛头当然也只能是暗指朱学（非朱子）。阳明认为朱学已是今日之“大患”。（《别湛甘泉序》）

甘泉则这样概括王的思想历程：“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这是对阳明历程的权威总结。现在阳明要来一起讲求身心之学、自得之学了。用阳明的话说：“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别湛甘泉序》）

孔夫子办学的特点是造成一种“场”，让学生们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他本人的启发点拨只是引路确定高度，他确定的师友之道就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阳明和湛甘泉都以为他们的相会和讲论正符合夫子之道。

然而，换了皇帝了。静养身心之学的大气候一去不复返了。阳明也有机会从边缘走向中心了——不是受重用的中心，而是受迫害的中心。他出了名——上了奸党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