咽喉处着刀

他出的各科题目都很大胆。如首场“四书文”（即决定考生命运的八股文）问的居然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是绝对符合儒学原教旨而不对圣上心思的问题。当年孔子就因坚持这一“以道事君”的基本原则而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周游列国而无可行其道之君，最后以终身不仕为代价。孟子强调得最厉害，几乎是不遗余力地狙击那些不讲道义、苟取富贵、以妾妇之道事君的无耻之徒。“不可则止”正包含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气节。

这个命题在大一统家产制君主专制体制中，是相当犯忌的。因为“不可则止”，包含着士子对君主“道不同不相与谋”的独立立场。朱元璋大骂孟子，先毁后删改《孟子》就因为他要打击孟子的这种“革命”倾向。若朱元璋看见王阳明这样出题非杀了他不可。就是此刻若有人盯着阳明，也是个事儿。或在明初洪武永乐“目灼灼似贼”时期，或在清兵入关生怕汉人不合作之际，王出这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题都是在找死，至少要倒一个连他老子也要折进去的大霉。

另一题目也见阳明心思：“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这是孟子之热心肠一脉儒者信守的教义，但真普照士林、成为士风，是到了宋代。有名的如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号召；张载之“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信条，都是杰出的体现，如春风化雨，广泽人心。

阳明的心学就直承这一脉“仁者与万物一体”论而来。以天下为己任，事事皆关我心，“我”是“主人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小我统一于大我的历史责任感，是儒学留给中国人的宝贵精神遗产。阳明则是这一“生产线”上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巨大“变压器”。这又与“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构成一种互补关系。其中的理论张力在于“天下”与“君国”不是一回事，儒家有一个同样让君主头痛的主张：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君主只是为民办事的“公务员”。儒家这个“大同”学说到了清末、民国时代才大放异彩。王阳明还只是讲“我”与天下一体，不可能变成一种社会改造运动。

在“论”这一项中，他出的题目是“人君之心惟在所养”。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标准的心学论式，也就是说，阳明能提出心学并非龙场一悟时从天而降的，也是“养”出来的，经过了十年怀胎的漫长的孕育过程。

孔子开启的中国文教传统唯重教养，所谓中国的伦理本质主义是教育万能论为其支持系统的。孔子的理想是把全国变成一个培养君子的大学校。儒家诸教材的第一教育对象就是“人君”，为帝王师是所有儒生的最高理想。孔子“施予有政”的入世策略就是通过“教”国君来实现的，这个构想在汉武帝这个儒门学徒手中才变成现实。

理想和现实总存在着差距和矛盾，而人又应该朝着理想化的方向努力，那么怎样才能完成从现实到理想的转变呢，只有靠“养”——“天下之物，未有不得其养而能生者”。人君之心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头脑中固有的，是其后天“养”出来的，“养之以善，则进于高明，而心日以智；养之以恶，则流于污下，而心日以愚”。

阳明的学生说这些保留在阳明儿子手中的四书文、策论范文，都是出于阳明的亲笔：

人君之心，不公则私，不正则邪，不善则恶，不贤人君子之是与，则小夫俭人之是狎，固未有漠然中立而两无所在者。一失其所养，则流于私，而心之志**矣。入于私邪，则心之智惑矣。溺于恶，而心之智亡矣。而何能免于庸患之归乎？

人君也许看不到这种大不敬的大实话，但有一批专门的“文化警察”在替皇帝照看着，科举制度的程序是有复核参校这一环节的：

两京各省乡试录，及中式墨卷，背圣言则参，背王制则参，不背则否。

官司评骘，送科复阅，各以虚心平心，从公从实，互相参校。

《春明梦余录》卷四十

如果可以像这样把君当“人”来正邪公私地加以漫议而不犯忌讳的话，则说明当时的自由度要比我们依据文字狱档得到的印象大得多。

“拟唐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录表”的“问”和“答”肯定是王写的。“论”和“表”都是官牍中的常用文体，中国的行政系统主要靠文牍流通来支撑，科考是选拔干部，故这两项是必考的。但首场是经义，即八股文，若八股文被黜，则其论其表等皆不必看了。而“论”和“表”不作或作不好也不行。“拟”者仿也，仿前人的形式、语气，内容还是就“现实”发表意见。阳明这道“表”的指导思想是如何全面“治理整顿”，是篇如果“我”是宰相的施政大纲。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改变“名器太滥”，清理“牧羊人”队伍。国家设官是为了治民，但历朝政治的难点和问题的爆发点都出在官身上。这好像刷子本是刷锅的，但刷不了几次，刷子就比锅还要脏了。

最体现阳明心思的问题是：“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这是王自己内心的两极，外在欲求对于书生来说就是当宰相，内圣的楷模是颜回。王拟的答卷也见心学路数：“求古人之志者，必将先自求其志，而后能辨其出处之是非。论古人之学者，必先自论其学，而后能识其造诣之深浅。”这与我们熟悉的“欲为革命文先为革命人”是同一逻辑。

最后一个问题的设置显示了他与当时的流行做法的“紧张”关系。他先亮明自己的观点：“明于当世之务者，唯豪杰为然。”然后笔锋一转，指责“今取士于科举，虽未免于记诵文辞之间”。意指这种做法是选拔不出豪杰来的，但又马上表明自己是要选拔豪杰的，所以让你们“备论当世之务”，如何削减冗官，如何理平繁重的赋税？更有几乎是出格的问题：现在藩王满天下，消费极大，国家几乎养不起了，他们还将发展到尾大不掉闹事的地步，怎么处置？军队遍海内而日耗甚大，怎么办？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大量流民，怎么拯救？社会治安混乱，“狱讼烦滋，流贼昌炽，其将何以息之？”权贵世家兼并土地，为害乡里，人情怨苦，怎么制裁他们？边境不宁，怎么对付那些戎和胡？

他几乎把当时主要的急务都摆出来了，他认为这都是“官冗而事益不治之所致”。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配套的，官多藩重必加重税赋，南军北用北军南用，征调运输粮食就使民不堪命。那些肉食者又只是满脑袋权钱经！怎么办？千言万语是得找出好官来，但国家“名器已滥”！

出个把真才也得被官场这个销金窟给磨灭了。

按世俗标准，他算一帆风顺，年轻轻的进士及第，刚入仕途也谈不上不受重用。但因他自度有宰相之才，却在边缘空耗时光，他内心的苦闷与其才华成正比。他虽然庆幸能来夫子之乡主持文事，但很快就又悲愤难舒了。现存他《山东诗六首》，既痛“浊世将焉穷”“下愚竟难晓”，更恨“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现实对于他来说是个“网”——“尘网苦羁縻，富贵真露草！不如骑白鹿，东游入蓬岛。”

呜呼，这位让举子作贾谊式《平安策》的考官，内心深处却怀揣着悲伤的《（左服右鸟）鸟赋》。

贾谊和晁错是他这次主考时屡屡提到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