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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离开学校后不久，金融危机爆发了。说不清楚是即将来临的战争引发了经济危机还是经济危机诱发了第二年的战争。
长面包涨到了十个硬币，房租涨了三分之一。我不得不减少研究“迷”的时间，通过报纸找了一个家庭教师的工作，以减轻远在德佛特郡的叔父的负担。
其实减少不减少研究时间也没有太大的区别。迄今为止的突破都是安德蒙通过谍报手段获得的，我除了提出方程式外别无贡献。安德蒙首先肯定了数学方程思路的正确性，然后否定了我的方法。我一气之下否定了他，他紧接着又否定了我的提议。直到现在，这个方程式仍然达不到使用的条件。
林顿很沮丧，我也很沮丧。安德蒙轻松地安慰林顿，说合作这么久的同事中只有他跟得上自己的思路，短暂的失败不用放在心上。
于是我独自在街上情绪低落地游**，照着报纸上的地址寻找发布招聘启事的布莱德雷府邸。
我走了很久，都差点以为要走到首都了，才听见面包店外两个提篮子的姑娘聊天：“布莱德雷府上在招聘家庭教师，终于有人能管那个小少爷了。”
“是啊，天天往邻居家扔死猫。”
我走过去问路，两个姑娘上上下下把我打量了一遍，其中一个捂着嘴巴笑了：“布莱德雷府？先生，你觉得你背后是什么？”
我回头瞟了一眼占了半条街的白色巴洛克式建筑，摊手说：“政府机构？”
“那就是布莱德雷将军府呀。”
我知道能请得起家庭教师的都是有钱人，但是没有想到是将军府。
当时我对军事漠不关心，没有听过布莱德雷将军的大名，也不知道他的府邸不在首都，而在学术氛围浓厚的C市。
巨大的白色巴洛克式建筑、高高的台阶、厚重的波斯地毯和白天都**的天鹅绒落地窗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让我震惊的是和七个同样的应聘者一起坐在图书室里，接受布莱德雷夫人的亲自测试。她是布莱德雷将军的妻子，一个年近七十、和蔼可亲的老妇人。简历递交上去后会被要求解答一些简单的数学问题，然后是单独谈话。我被领到布莱德雷小少爷面前时，太阳已经落山了。
布莱德雷将军有一儿一女。小儿子和儿媳早年出了车祸，留下这个小少爷住在将军爷爷家。小少爷在贵族学校上学，上学期期末考试数学“荣获鸭蛋”。时隔一年，成绩单终于暴露，恰逢老将军回家小住，于是大发雷霆，登报招聘家庭教师。
我只用每个周末上午来这里两次，给小少爷辅导乘法除法。这份工作不辛苦，薪水恰好能弥补我房租的空缺。秋天物价飞涨，失业率居高不下，我庆幸自己能有这笔收入。
补课不难，把学生从后花园抓回书房是最大的问题。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将军夫人和蔼地把我领到书房前，还没走近就听见小动物挠门的声音。刚开门我就被一个红色毛球撞在肚子上，险些仰面摔倒。
毛球撞在我身上，弹回房内，沮丧地抱着算术本：“我讨厌数学。”他瘪起嘴看着我：“还有，我不要长得像女人的家庭教师。”
我微笑着请将军夫人出去，坚定地关上门，蹲在我学生面前：“你说什么？”
毛球不屑地扭头：“我说我讨厌数学！”
我笑眯眯的：“不是这个，后一句。”
“我不要长得像女人的家庭教师。”
书桌上摆着蜡笔和涂鸦，我问他：“嗯，你喜欢画画？”
小家伙扑上来：“不准你碰！”
我把他抱起来，放在书桌前，自己找了把椅子坐旁边，晃晃手中的彩色蜡笔：“这里有一百道乘法题，做错一道你就会失去一支笔。现在开始计时。”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极了安德蒙。
抢夺撕咬和打滚没有取得成果，小家伙泪汪汪地做题去了。我一直很喜欢记忆里的这个镜头：我坐在布莱德雷府书房的高背椅上，叠起腿看想当画家的小家伙做数学题。红木书桌非常宽大，小家伙才八岁，身子骨架小小的，握笔时表情十分委屈。窗台上放着一盆黄色的金雀花，在微风中轻轻摇动。
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乔·布莱德雷。”小家伙哼道。
我翻翻手上的画，抖出一张涂鸦：“这个三角形下面两根竖线画的是什么？”
“珍妮的裙子，被风吹起来了。她是我同桌。”
我在抽象派作品中翻来翻去，试图找到一幅可以理解的。有一张画是两个圆圈用一根短线连接起来，我表扬他：“这副眼镜画得不错。”
小家伙瞅了一眼画，鄙视说：“怎么会是眼镜？这是我表哥。”
思维能抽象到这种程度的孩子，数学竟然不及格。我觉得这是一个奇迹。
我每星期准时给布莱德雷小少爷补习数学。小家伙整天画乱七八糟的画，一说到数学小脸就皱起来，可怜巴巴地咬铅笔头。他天赋异禀，算题很快，五十道乘法除法题可以错四十五道。我满屋子找他的时间远远多于给他辅导用的时间。
我骗他，学不好数学就当不了画家。
“你要相信我，我有个朋友叫埃德加，是本市著名的画家。他亲口告诉我的。”我信誓旦旦地说。
小家伙信了，掰着指头数：“画画时要用代数算比例，要用空间几何画透视……艾伦，透视是什么？”
我写信问埃德加，他回信很快：“亲爱的艾伦，确实透视要用到空间几何，但是人家才八岁……”
小家伙偶尔也会犹豫：“可是我表哥有个朋友就是学数学的。据说长得挺好看，就是每天脏兮兮地蹲在小房间里做题。”
乔·布莱德雷小少爷受他某位表哥“荼毒”颇深。最开始说我长得像女人，是因为他表哥教育他“长得比男人好看的就叫女人”。他表哥为政府工作，有个脏兮兮的数学系朋友。
我一直很好奇这人是谁，直到有一天我又穿过半个市区推开书房的门，看见一副金丝眼镜放在桌上。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小家伙把他表哥画成一副眼镜了。
阿诺德仰躺在书桌前的转椅上，小家伙温顺地蹲在他脚边。心理医生眯起眼睛翻他弟弟的抽象派涂鸦，阴沉沉地抱怨：“分析评估，分析评估……好不容易休假，加西亚先生是想让我直接累死去见上帝吗？数学家都是变态。”
他懒洋洋地转向门口，愣住了。
当时我已经在将军府补课三个月，正是冬天，外面下着大雪。我脱下落满雪花的外套挂起来，走到温暖的壁炉前烤冻僵的手，半天后说话才不哆嗦：“阿诺德，好久不见。我是乔的数学家庭教师。”
阿诺德惊讶了很久，然后高兴地过来拥抱我：“艾伦，我还以为我们永远都不会见面了呢。”
埃德加参军是夏末，那时起我就决定把安德蒙·加西亚和普林顿庄园的事深深地埋进心里。那一切就像我拥有的一幅最美的油画，可是我现在要锁上收藏室的门。我告诉自己，我要像怀念一位普通朋友一样怀念我们曾经相处的时光，然后沿着自己的生活轨道一路走下去。不去数学活动室也不用补课的时候，我会到遇见安德蒙以前常去的酒吧，要一杯苹果酒对着穿格子短裙的女招待吹口哨，直到女招待再也不从我身边经过。
因此整个秋天阿诺德都没有再来找我喝咖啡，我也以为我们自此不会再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