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鬼那一夜

The Night the Ghost Got In

1915年11月17日深夜，有鬼跑到我家来了，我真的很后悔，当初没有干脆躺回**睡觉，让鬼爱怎么走就怎么走，这样的话，也不至于闹出后面那一连串的乌龙了。由于鬼的光临，不但我妈把一只鞋从窗户扔进了隔壁邻居家，我爷爷后来还开枪打中了一名巡警。所以我才说，我真的很后悔，要是我不理会那个脚步声就好了。

最开始是在凌晨一点一刻左右，餐厅里传来一阵速度很快，有节奏的脚步声，不停地绕着餐桌走。我妈在楼上睡觉，我弟弟赫尔曼睡隔壁；我爷爷睡在阁楼里那张老胡桃木**，您没记错，就是某次把我爸压在底下的那张床。听到脚步声的时候，我刚从浴缸里出来，正拿毛巾胡乱擦干身子。那是个男人的脚步声，在楼下餐厅里快速绕着桌子走。浴室的灯光洒落在后楼梯上，楼梯下面就是餐厅；我看得到餐具架上摆放的盘子反射回来的微弱光线，但我看不到餐桌。脚步声绕着餐桌一圈又一圈；有一块木地板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咯吱一下，那就是被踩到了。一开始，我还以为那是我爸，或是我哥哥罗伊，他去印第安纳波利斯了，但随时都可能回来。后来，我又觉得那可能是个盗贼。我真的过了好久才想到，那其实是鬼。

脚步声持续了大概三分钟之后，我才踮着脚走到赫尔曼的房间。“扑哧！”黑暗中，我一边摇晃他，一边压低了声音想叫醒他。“噢呜。”他像只失魂落魄的小猎犬，发出绝望的低鸣——他总觉得半夜会有什么东西“找上”他。我告诉他我是谁。“楼下有东西！”我说。他爬起来，随我来到后楼梯的楼梯口。我们俩都屏息静听，什么声音都没有，脚步声停了。赫尔曼看了我一眼，吓了一跳：我全身上下只有腰上围了一块毛巾。他想回去睡觉，却被我抓住了胳膊。“楼下真的有东西！”我说。就在这时，脚步声又响起来了，仿佛有个男人在绕着餐桌跑，随后那沉重的脚步已经踩上楼梯了，朝我们一步两阶地跑过来。赫尔曼立即冲回房间，把门甩上。我则猛地关上楼梯口的门，用膝盖顶住。漫长的一分钟过去，我迟疑着将门重新打开——空空如也，什么声音也没有了。自那之后，我们全都再也没听到那个鬼的声音。

我妈被接连甩门的声音吵醒了，她从房间探出头来。“你们两个孩子到底在折腾什么？”她问道。赫尔曼奓着胆子走出卧室。“没啊。”他硬气地说，可惜他的脸色实在有点儿发青。“那楼下怎么有人跑来跑去的？”我妈问。所以说，她也听到那个脚步声了！我们只能看着她，给不了任何回应。“有小偷！”她一有想法就立即喊了出来。我不想让她太激动，便往楼下走了两步。

“跟我来，赫尔曼。”我说。

“我要陪妈妈，”他说，“她太激动了。”

我又往上走两步，回到了楼梯口。

“你们俩都一步也不许动，”我妈说，“咱们这就打电话报警。”然而，楼下才有电话，我实在想不出这样要怎么报警——况且我也不想惊动警察，但是我妈当即做出她这辈子最为果断、令人击节的决定之一。她卧室有一扇窗与邻居卧室的一扇窗正好两两对望，中间只隔了两栋房子间留出来的那条窄道儿，她推开窗，拎起一只鞋，奋力一扔，鞋便砸破了对面的窗玻璃，飞了进去。碎玻璃哗啦啦掉进了退休雕刻师鲍德威先生和他太太的卧室。近些年，鲍德威健康状况一直称不上好，时不时便会小小地“发个病”。我们大部分的朋友或邻居，或多或少都爱发个病。

他总觉得有什么东西会“找上”他

当时是半夜两点左右，天空中不见了月亮，黑色的云块压得低低的。一分钟后，鲍德威便出现在窗口，一边嚷嚷，一边气哼哼地晃晃拳头。“我们早晚要卖了这栋房子，回皮奥里亚去。”鲍德威太太的声音传了过来。过了好一会儿，我妈才和鲍德威夫妇“搭上话”。“有贼！”她喊道，“家里进贼了！”我和赫尔曼谁都不敢告诉她，那不是贼，是鬼，因为比起贼，她更怕鬼。一开始，鲍德威还以为她是说他家里进贼了，不过他最后还是镇定下来，用他床边的电话分机帮我们报了警。他离开窗口后，我妈突然又摆出要扔鞋的架势，但这一次并没有什么还需要人家帮忙的地方，她稍后解释说，都怪扔鞋砸玻璃这事儿太刺激了，她好像有点儿上瘾了，是我拦住了她。

在这里要称赞警察一句，他们迅速赶到了现场：总共来了一辆四门福特车——满员，两台摩托车及其驾驶员，一辆警车，里面大概有八个人，还有几位记者。他们开始用力拍我家的前门。手电筒的光柱在墙面上来来回回地扫动，又掠过院子，照亮了我家和鲍德威家之间的小道儿。“开门！”一个沙哑的声音喊道，“我们是警察总局的！”既然他们都来了，我就想下楼去，让他们进来，但我妈不听。“你这样一丝不挂的，”她抓住了重点，“下去就是送死。”我把腰上的毛巾又裹了裹。最后，警察决定用肩膀撞门，我家的前门又大又重，还镶有厚厚的削边玻璃，但他们撞开了，我听到了木头开裂和玻璃摔在门厅地板上溅开的声音。他们手中的灯光不放过客厅的每一个角落，来到餐厅时则变得慌乱不安，横一下，竖一下，密集得简直交织成网，接着猛地扫向门厅，指向前楼梯，最后顺着后楼梯爬上来。他们看到了我围着毛巾站在楼上。一位块头挺大的警察冲上楼梯。“你是谁？”他问我。“我住这儿。”我说。“那，出了什么事，你太热了？”他问。事实是，我很冷；我回到房间，套上一条裤子。我正要出去，一位警察拿枪顶在了我的肋骨上。“你在这儿干什么？”他质问道。“我住这儿。”我回答。

带队的警官向我妈报告。“没发现有人入侵，女士，”他说，“八成是逃走了——他长什么样儿？”“他们有两三个人，”我妈说，“又吵又闹，还一个劲儿地甩门。”“这就有意思了，”这位警官说，“您所有的门窗都从里面反锁着，锁得可牢了。”

楼下传来其他警察杂沓的脚步声。家里到处都是警察，他们把门一扇扇拽开，抽屉也逐一拉出来，把窗子推上去又放下来，那闷闷的倒地声是把家具放倒了。楼上漆黑一片的前走廊突然冒出六名警察，他们要开始地毯式搜查了：他们把床一一从墙边拖开，把挂在衣橱里的衣服扯下来，搁板上的行李箱和大小盒子也都搬了下来。其中一位警察发现了罗伊在台球比赛中赢的那把旧齐特琴。“你看这个，乔。”他说着，用他那大手拨了几下琴弦。名叫乔的那名警察接过琴，把它翻了个个儿。“这是什么？”他问我。“是把旧齐特琴，我们家豚鼠以前在这上面睡觉。”我说。这是真的，我们以前养的那只宠物豚鼠就认准了这把琴，根本不肯换别的地方睡觉，不过我也的确没必要说出来。乔和另一名警察瞪了我好久，然后把齐特琴放回了架子上。

“什么都没发现。”最初和妈妈谈过话的那位警察说。“这一位，”他朝我挑了下大拇指，对他的同侪说，“光着身子。那位女士情绪似乎有点儿不稳定。”他们纷纷点头，但并未发表任何意见，只是看着我。这段短暂的沉默中，我们都听到阁楼传来吱嘎一声，是爷爷在**翻了个身。“什么声音？”乔立即说道。我还来不及解释，也来不及阻止，五六名警员就冲向通往阁楼的那扇门。我已经想到了，他们像这样连个招呼都不打地冲进爷爷的房间，是要坏事的，其实就算提前打了招呼，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他深信米德将军的人招架不住“石墙”·杰克逊的连续打击，开始撤退，甚至有人当了逃兵。(1)

我来到阁楼时，那儿已经乱成一锅粥了。爷爷显然得出结论，这些警察是米德手下的逃兵，想在他的阁楼藏身。他果断地跳下床，身上穿着件法兰绒长睡袍，睡袍底下是长长的羊毛内衣，头戴睡帽，胸前还罩了件皮夹克。警察想必立即想到了，这位义愤填膺的白发老头儿是这家的一员，然而他们没机会开口说话。“回去，你们这群畜生！”爷爷大吼道，“回到战场上去，你们这群胆小的畜生！”说完，他看准搜到齐特琴的那位警官，抡圆了给他侧脸一记大巴掌，把他打得四脚朝天。其他人连忙后退，可惜不够迅速，爷爷拔出齐特琴发现者枪套中的手枪，开了一枪。据说子弹射中了房梁弹开了，阁楼里满是硝烟。有位警察说了句粗话，并用手按住了肩膀。最后，我们又稀里糊涂地回到楼下，并锁上了阁楼的门，好拦住爷爷他老人家。黑暗中，他又开了一两枪，然后回去接着睡了。“那是我爷爷，”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解释给乔听，“他以为你们是逃兵。”“看得出来。”乔说。

这场行动若最后以空手而归告终，警察们当然会心有不甘，可又不能抓我爷爷了事，实在不得已，他们今晚就只能自认倒霉了。然而，这个“结局”显然无法令他们满意，有些地方看起来——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感受——很诡异。他们又开始刺探了。一位身形单薄、面容瘦削的记者找上了我。我已经穿上衣服了，一时找不到别的，就拿了我妈一件衬衫。记者半是怀疑半是兴味盎然地看着我。“告诉我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老弟？”他问。我决定和盘托出。“我家闹鬼了。”我说。他瞪了我好久好久，仿佛我是一台老虎机，吃了他刚刚塞进来的那枚硬币，就没动静了。然后，他离开了。警察跟了上去，被我爷爷射伤的那位，抱着打上绷带的胳膊，边骂边赌咒。“我早晚要把我的枪从那个老杀材那儿拿回来。”齐特琴发现者说。“哦。”乔应了一声。“当然是你，不然还能是谁呢？”我连忙表示隔天我会把枪送到警局去。

家里到处都有警察

“那个警察怎么了？”他们走了之后，我妈才问。“爷爷开枪射中他了。”我说。“为什么射他呀？”她问。我告诉她，他是个逃兵。“难怪呢！”我妈说，“亏他长得那么体面。”

第二天早餐时，爷爷神清气爽，谈笑风生。起初，我们以为他把昨晚的事全忘了，但其实他还记得。喝到第三杯咖啡时，他瞪了我和赫尔曼一眼。“昨天晚上，那么多警察跑到我们家来放肆，是怎么回事？”他问道。我们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

(1)　美国内战期间，米德将军为北方军将领，托马斯·杰克逊为南方军将领，有“石墙”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