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寻味

Something to Say

我和休·金斯密尔碰撞之激烈，以致第一次见面后，他经历了一场头脑风暴，我则是彻夜无眠，到了早上已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威廉·葛哈迪《一位语言达人的回忆录》

艾略特·维里克一直在我生命中来来去去。他是唯一一个曾不断将我逼到崩溃边缘的人。1927年7月4日，在纽约阿默沃克的一个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他。他乘了辆老式的出租马车，时至中午才姗姗来迟，和他同行的是一位身着黑丝绒的女士，他介绍时，说是他的“侄女”，“奥尔伽·内瑟索尔”。结果，她既不是他的侄女，也不叫奥尔伽·内瑟索尔。维里克是位作家，他头天晚上整宿没睡，一直在谈话，所以形容有些枯槁憔悴。他戴了顶海军上将帽，是真货，是他从一位上将那里偷来的。通常，他都随身带着一只老旧的格莱斯顿包(1)，里头装满了烧坏的灯泡，他的乐子就是把灯泡猛不丁朝山墙或室内的墙壁扔过去。他喜欢灯泡爆开，以及随后碎玻璃哗啦啦落地的声音。还有回声，他永远也听不腻。“哈啰啰啰！”不论身在何处，他都要用那副洪亮的好嗓子大喊，就算在空旷的草原上都能引起回声。他总能挑在最不妥当的时候让脏话脱口而出，像是和小孩子，或教区牧师的姐妹聊着时。他这个人不太把别人当回事，很是随心所欲。他到了别人家也随手乱扔垃圾，烟头不是烫坏床罩，就是烫坏地毯；不懂得和别人的女朋友保持距离；也不懂得不要染指你宝贝的三四本书或领带。他沉迷于折断唱片，破坏唱机；热衷于把床单、枕套一撕两半。他会把你的门把手卸下来，你若在屋里，那就别想出去；若在外面，则别想进来。他是真正的艺术火种，有着稀世的天才之资。我刚认识他时，他正在创作一本小说《见过了的苏》。冥冥之中，他从那句司空见惯的“待会儿见”中得到了灵感。他一直没写完，其实他的任何作品都不曾写完，或哪怕快写完，但是，这都不妨碍我们认为，他是我们这一辈中见解最独到的一位。很明显，他的一举一动都“耐人寻味”。

关于文学的话题维里克向来不乏真知灼见，例如谈起普鲁斯特、歌德、伏尔泰或惠特曼。基本上，他还是挺尊重他们的，不过有时候，而且往往是他喝醉时，他会言辞辛辣，不留情面地臧否这些人的影响力及成就。我后来才发现，他根本没有读过普鲁斯特的作品，却让我对普鲁斯特的理解更深了，也不再对其那么看重，这点他比那些读过的人更厉害。维里克讲话时，喜欢在旁边放台电风扇，他会把报纸卷起来塞到转动的扇叶间，听到的就是那仿佛机关枪射击发出的嗒嗒嗒的声音。这对他而言是种刺激，对我也是，不过我觉得，对他的刺激更显著。反正，他似乎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我体会不到的东西。他抬高嗓门儿盖过电扇的杂音，好让我听见他说的话。然而，即便如此，我也时不时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什么？”我大声喊。“你听到了！”他叫道，好脾气倏地无影无踪。

我是真的没听到。不过，他不允许质疑，也不接受不同意见。时至今日，我仿佛还能听到电扇在我耳边开机枪的声音。我想，我某种程度上被留下了烙印。但是想到维里克和他未来可能取得的巨大成就，一切都值得忍受。他谈人一生的利益纠葛，欲望与现实的重叠，艺术与现实背后的象征意义。没喝醉的时候，他酷爱引述桑塔耶拿(2)的作品。“桑塔耶拿，”在他喝醉时则说，“很有分量，因为他的羽毛足足有一吨重。”他笑得直喘气。如果恰好在托尼酒吧，他就东倒西歪地晃悠到厨房，一路总得冒犯几位影评人，把那句话说给在场的每个人听，然后再呼呼喝喝地回来。

维里克坐沙发特别有一套，踢到沙发边了，他就一头栽下去；他还经常一下瘫在不太结实的椅子上，也不管那些吱吱嘎嘎的动静，活像条累坏了的捕鸟猎犬。他似乎向来凡事都不管不顾。例如，你邀请他到家里来吃晚餐，或者其实呢，通常是他不请自来，你人在厨房摇鸡尾酒，他人却不见了。他可能跑到了楼上，把花洒从墙上拽下来，据他说，“把铅管弄折绝对是人生中令人着魔的一项冒险”，也可能不知为何他就一怒之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反而证明了他的确是一位稀世的天才。当然，他很可能凌晨两点就又回来了，还带来某位令人敬而远之的女士。他们把火拨旺，彻夜长谈，把桌上的东西悉数扫到地上，唱歌，或数数。就我所知，他有次躺在沙发上，眼睛闭着，极为痛苦地大声数数，一个一个地一直数到两万四千。这是他对机械时代程式化的一种抗议。“成就，”他常说，“是蠢货的愚人金。”他从来不相信着手做某件事或得到任何结果对人类整体或个体有任何益处。若不是他为自己的懒惰找到哲学层面的依据，他本可以写出真正伟大的小说。我们都清楚这一点，因此待他也格外尊敬，现在他走了，我们感到由衷高兴。

有一次，维里克让我去找他，他当时住在一位女士家里，对方要去巴黎办离婚，因而托他照看一下房子。她本打算回来后和维里克结婚的，但他不肯，却也不肯搬出去，最后她只得采取法律手段。“美国女人啊，”维里克说，“就像美国的大学一样，半死不活，索然无味。”等我到了那边，维里克却装作不认识我。当时正赶上他的情绪特别恶劣，局面可以说是一地鸡毛。那段时间他本应当写作，然而他非但没有动笔，还对其他作家评头论足。“歌德，”他说，“是个一肚子草包的蜡像。普鲁斯特其人一言以蔽之，有病。莎士比亚是个傻瓜。如果世上没有伏尔泰，也不必造一个出来了。”诸如此类。他邀请我去度周末，我也打算留下；遇上维里克情绪不对的时候，不论我们谁在他身边都不会轻易留他一人。他经常扬言要自杀，也真的自杀了六七回，不过每一回，都有人出手制止了他。我记得有一回在我家，他深夜把我叫起床。“这一次我不会回头了。”他说完冲到浴室。他在药柜里一通乱翻，想找毒药，幸好里面没有。我跑过去求他。“你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呢。”我对他说。“是啊，”他说，“还有好多人没骂过。”之后的一整夜，他谈兴颇盛，还干掉了一瓶我原打算送给我爸的干邑白兰地。

他邀请我去那位女士家那次，我正在浴室里洗澡，他就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从浴缸里滚出来，你这个蟊贼，”他说，“否则我就报警了！”我自然报之一笑，继续洗我的澡。我还在拿毛巾擦身体，警察来了——他竟真的报了警！维里克若是当个演员绝对出类拔萃，他信誓旦旦地告诉警察这辈子从来没见过我。我被捕了，被带走关了一整夜。几天之后，我收到维里克的一张便条。“鉴于上个星期六我的所作所为，”他写道，“我再也不会邀请你来我家了。”虽然他的忏悔总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但有必要时，总可以像完成古怪的字谜一样填完。他不按套路出牌，有时还有点难搞，但他永远充满新点子。有时，他可以将你逼到你曾以为自己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地步。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维里克死里逃生的那件事。一位著名的美国实业家邀请了几位美国作家，还有一班来访的英国客座学者去他位于长岛的住所做客。我们为这趟行程专门租了一辆大型巴士。维里克也在，抵达长岛后，他坚持要亲自开车。那是个寒冷的夜晚，路面结了冰，他一到转弯处就踩刹车，沉重的车体笨拙地打着滑。好几次我们都差点翻到水沟里，还有一次车体剐到了一棵大树，树冠像根火柴似的折断了。我记得那次在场的有H.G.贝内特、阿诺德·韦尔斯、希特威尔家的三个人，还有沃夫家的四五个人。终于，有某个人挺身而出关掉了引擎，另有一位用曲柄给了维里克的脑袋一下。他的朋友们气急败坏。车子停下来后，我们把他抬到车外，放在冰凉的硬地面上。评论家马文·迪恩让维里克躺在自己大腿上，托着他还在汩汩冒血的脑袋，抬头看着同行的这满满一车作家，说道：“你们差点杀了他！他这样伟大的天才，你们谁都比不上他！”说得太好了。接着维里克令人惊喜地睁开了眼睛。“我附议。”说完，他的眼睛又合上了。

我们迅速把他送往医院，两天之后，他又可以下地了。他没给任何人留只言片语就离开了医院，结果是我们大家一块儿凑钱付了账单。当时维里克手里是有点儿钱的，是他母亲给的，不过如他所言，他还用得上呢。“我很高兴他没事，可以出院了。”我对照顾他的护士说。“我也是。”她说。维里克的影响力在每个人身上都不会失效。

此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们集体决定筹一笔款子，送维里克去欧洲写作。我早已发现，他的全部作品加起来不过二三十页，大部分稿纸上都留下了酒杯底的环形印记；其中一页写的是一场戏剧的开篇，多少有点格特鲁德·斯泰因的风格。要我说，和所有同类的其他作品一样出色。

我们共筹到一千五百美元，大家委托我去和维里克商量此事，要尽量委婉一点。我们都知道他再继续这样浪掷天赋并非明智之举；他又沉溺于情绪的深渊有几个星期了：他到别人家去，喝光人家的黑麦威士忌，把灯架从墙上拽下来，对朋友和历来公认的文学大家大肆挖苦。我想，对这些人的徒有其表，维里克的认识要比我所知的任何人都透彻，结局却总以他的崩溃大哭收场。“上帝若有德，”他大喊，“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就在这里！”我们觉得，尽管维里克酒后有几分夸张，但他所说并非全是虚言：诚然，我们再没见过谁像维里克这样，胸膛里燃烧着如此耀眼的天才之火，如果看起来像也算数的话。

他对古根海姆学者奖从来没丝毫兴趣。“古根海姆学样儿——羊！”他气哼哼地说，“规矩点儿，你们这些小家伙儿。别跟我说什么‘古董还没学者奖’！”他就这样妙趣横生地说上一个小时，最终这番长篇大论会在一阵暴怒中达到**，这份怒火足以驱使他在十五分钟内拆掉任何人的公寓。

我万万没想到，维里克没怎么为难我就收下了那一千五百美元，我简直喜出望外。我本来以为他会把我们都臭骂一顿，或者发表一番视金钱如粪土的高论，甚至可能会再次以命相威胁，毕竟他上次闹自杀已经是几个月之前的事了。但是没有，他的确发了点脾气，但也收下了那笔钱。“这点钱就算再翻一番也拿不出手吧，你们未免也把我看得太不值钱了。”他说。

维里克这辈子还没拿到过这么多钱，当然，我们应当早点想到，不应该把这钱一下子全给了他。拿到钱的当天晚上，他在曼哈顿西区几家不怎么高档的夜总会及哈林区一带大出了一场风头，豪掷了三百美元，侮辱了几名女性，共计和一名警察、两名出租车司机、两位女士的丈夫打了架，而且战绩是全败。我们立即决定安排他上三天后晚上起航去法国瑟堡的船。我们也不知怎么做到的，一直没让麻烦找上他，开船当晚，我们在马文·迪恩家为他举办告别派对。所有人都来为他送行：吉内·滕尼(3)、休伯特·威尔金斯爵士(4)、冯·卢克纳尔伯爵(5)、爱德华·伯奈斯(6)，以及各位文艺界的人士。维里克喝得酩酊大醉。他把在场的所有人挨个儿抨击了一顿，又批判了休·沃尔波尔(7)、约瑟夫·康拉德(8)、克莱恩(9)、亨利·詹姆斯(10)、哈代(11)、梅雷迪思(12)。他跟《无名的裘德》这个书名较上了劲。“无名的裘德，”他嚷嚷道，“无行的裘德，无常的六月，反的六月月亮。”他一针见血的批判与杰出的创造力结合，形成一份与刘易斯·卡罗尔没什么两样的独特幻想。有一次，我如实告诉他了，“去他的吧！”他却破口大骂。他生性敏感，最恨人家当面夸奖他；当然，此后他对卡罗尔的作品一直冷眼相待。

派对就这样继续。大家听着艾略特·维里克的高论，像被咒语镇住似的，说不出话来。他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不管到哪儿，他都是众所瞩目的唯一焦点。船在午夜起航，快要十一点时，我觉得最好帮维里克整理一下，出发去码头了，但哪儿都找不到他。我们的心都提了起来。我们搜遍每个房间，床下、橱柜里都找了个遍，他就这样不见了。有几个人跑下楼，到外头大街上找，他们问出租车司机，问路过的行人，有没有见过他，一个瘦高个儿，头发长得快戳到眼睛，形容憔悴又疯狂的男人。谁都没见过。有人想到要去屋顶看看时，已经十一点半了，我们顺着梯子爬上去，推开活动天窗来到屋顶。维里克就在这里。他侧着头摊手摊脚地趴在屋顶，后脑被某件重物——可能是个瓶子——敲破了。他已经死了。“这是人世的痛失，”迪恩轻声说，他低头看着那将要归为尘土的可怜人，我们是三生有幸才会认识他，就在刚刚，他还是这世上最忘我燃烧的天才，“地狱的硕果。”

我想我们都有同感。

(1)　定型口金旅行包。

(2)　乔治·桑塔耶拿（George Santayana，1863—1952），哲学家、文学家，批判实在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主要代表。

(3)　吉内·滕尼（Gene Tunney，1897—1978），美国著名职业拳手，曾获全美拳击冠军。

(4)　休伯特·威尔金斯（Sir George Hubert Wilkins，1888—1958），澳大利亚极地探险家、鸟类学家、飞行员、军人、地理学家及摄影师。

(5)　费利克斯·冯·卢克纳尔（Felix Graf von Luckner，1881—1966），德国贵族、海军军官、作家，是一位以绰号“海上幽灵”而闻名的航海家，是法国元帅、法军莱茵河总司令尼古拉斯·卢克纳的曾孙。

(6)　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L. Bernays，1891—1995），美国著名公共关系先驱，曾著《公众舆论之凝结》。

(7)　休·沃尔波尔（Sir Hugh Walpole，1884—1941），英国小说家，代表作有《木马》《大教堂》。

(8)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波兰裔英国作家，有“海洋小说大师”之称。

(9)　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1871—1900），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文学家。

(10)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美国著名小说家、文学批评家、剧作家和散文家。

(11)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英国诗人、小说家。代表作品有《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韦塞克斯诗集》。

(12)　乔治·梅雷迪思（George Meredith，1828—1909），英国小说作家和诗人，作品有小说《理查德·费维莱尔的苦难历程》和诗作《现代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