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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纪委的廉政账户上先后又打进来两笔款项，一笔是一百万的整数，还有一笔，是八十八万。跟前面若干次一样，这两笔款项仍然是匿名打进来的。接到工作人员的汇报，纪委书记李维洲不由得眉头紧蹙，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在纪检战线上工作了这么多年，李维洲心里非常清楚，纪检部门的廉政账户，充其量就是个摆设，骗骗普通老百姓而已，当不得真的，因为从省城到各市州到县上，没有哪个领导干部真会把自己不明不白得来的钱财，一股脑全存进纪检部门的廉政账户，没有。明摆着，大凡手中有点儿职权的领导，要么不伸手；一旦伸手，肯定就是为己谋私利、中饱私囊了，断然没有再匿名吐出来的道理。

如果李维洲没有记错的话，在自己担任纪委书记期间，好像每年的若干个时段，县纪委的廉政账户上都会有数笔匿名款项打进来，百八十万的有，十万、二十万的也有，数额大小不等。李维洲曾经琢磨过，匿名打款的，十有八九是同一个人，而且极有可能是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否则不会这么大手笔。

这年头，清廉奉公的干部是有，但清廉到一尘不染的官员，大概是少而又少的，即使刚正不阿如他李维洲者，也免不了俗，逢年过节的时候，照样会收受一些烟酒之类的小礼品。这没办法，人是感情动物，亲朋好友也罢，上级下级也罢，总得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交际圈子，而维系这个交际圈子的，只能靠平时的“礼尚往来”了。李维洲不胜感概：这个人，不简单！

李维洲曾经专门向县委书记耿天明汇报过这件事情，意思是成立个调查组，循着相关线索追查一下，把往廉政账户上打款的“匿名人”深挖出来，作为正面典型，好好宣传宣传；同时也查查这些款项的背后，是否潜藏着某些徇私舞弊和腐败之类的案子。耿天明没有答应。

记得当时，耿天明很是语重心长地对李维洲说：“老李啊，你不是不明白，我们国家当前的体制，虽然一再完善，但仍然无法杜绝一部分人的钻营和腐败，有效地预防和惩戒腐败对纪委部门来说，始终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任务……这个人为什么匿名往廉政账户上捐款？为什么？他为什么不亲自交到纪委来？他肯定有顾虑嘛。同样的道理，这些钱，对方既然没打算往自己腰包里揣，又为什么不拒收呢？还是有顾虑有难处嘛。他不收不行，形势逼迫他必须收下这些钱；但收了，就又成了烫手的山芋，只好往廉政账户上打……人家既然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我们为什么又非得把人家逼到干岸上来呢？真树立成了典型，未见得就是一件好事情……”

李维洲倒是没有想过这一层。他点点头，不得不承认书记耿天明分析得很有道理。

对于如何处理这些款项，耿天明和李维洲合计了半天。按李维洲的意思，把这些钱专户管理，用于纪检系统和公安部门办理大案要案时的专项经费，尤其是外地追逃，耗时长，花钱多，急需设立一笔专门的追逃经费。耿天明摇摇头，说：“这个不妥，这个不妥。办案经费，还是尽量在财政上考虑吧，逐年增加预算……这些钱，还是用在改造农村校舍上为好。学校选择上，以农村小学为主；项目立项上，以新建为主，改造为辅。教育嘛，百年大计不是？”

耿天明这样提，自然有这样提的道理。各级党政机构虽然年年嚷嚷着要增加教育投入，但都是干打雷不下雨，真正投到教育上的钱，没有几个大子儿。临江县也不例外，虽然大口径财政收入比其他区县强一些，但教育系统的经费还是不能百分之百的保障，致使各学校在经费使用上常常捉襟见肘。县长虞有顺不止一次抱怨过，说教育就是个无底洞，扔多少银子进去，都听不见回响儿。

书记耿天明既然拍了板，李维洲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他是临江本地土生土长的干部，耿天明提议用廉政账户上的款项改造基层农村小学校舍，为临江县的父老乡亲办好事情，他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呢？但在改造学校的选择和项目命名上，李维洲和耿天明又产生了分歧。

李维洲觉得，还是选择公路沿线的学校比较好，交通方便，容易出亮点不说，也便于上级领导下来视察时参观。耿天明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些钱，更应该用到偏僻农村的村学里去，尤其是那些条件过差、经济基础也较为薄弱的地方。在项目命名上，李维洲倾向于用“ⅩⅩⅩ廉政学校”或者“ⅩⅩⅩ廉政小学”这样一个名称，醒目，一看就知道是纪检系统的活计。耿天明还是不同意，他笑着说：“老李啊，你不觉得‘廉政小学’这样的称呼太扎耳吗？还是委婉点的好。我看啊，就叫‘ⅩⅩⅩ红星小学’算了。”最后，耿天明还半开玩笑着补了一句：“‘红星’者，‘红心’也，一样嘛。”

“廉政小学”也罢，“红星小学”也罢，都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分歧，李维洲就不再坚持，“红星”就“红星”吧，听上去也还有那么点意思在里面。具体新建或者改造哪所学校，由耿天明亲自把关。耿天明选的第一所学校，就是一所只有十来个学生娃子的村小学，不通公路不说，连电都不通，村里人还在使用非常原始的煤油灯。

李维洲很是不解：没道理嘛，该村子统共不过二十来户人家，还住得非常分散，这个山头两三户，那个山头五六户，选这样一个点给谁看啊？更让李维洲奇怪的是，耿天明老早就放出话来，不光项目开工的奠基仪式他要亲自参加，落成典礼他还要亲自参加。这可急坏了该乡镇的书记乡长，又是忙着组织人赶修公路，又是忙着协调电力公司给该村拉电。

连着几次，李维洲渐渐看出点意思来：书记耿天明重视这项工作不假，只要是用廉政账户上的钱开工建设的学校，耿天明不管再忙，都要抽出时间参加奠基仪式和落成典礼；但更重要的，耿天明是在变着法子逼乡镇领导，廉政款项解决学校问题，逼着乡镇领导解决僻远乡村的道路问题和用电问题。

耿天明选的点，基本上都是不通公路、不通电的村子——县委书记亲自下来，哪个乡镇领导敢大着胆子让他步行去参加奠基仪式啊？想通这一点，李维洲对耿天明佩服得真是五体投地：不哼不哈之间，工作就逼着乡镇领导干了，还大都干得漂漂亮亮；反过来，乡镇领导们还以为是在拍县委书记的马屁哩。

数年时间过去了，不知不觉间，用廉政账户上的资金已经捐建了十二所村学，粗略估算一下，十二所村学大概用去了1500多万……这个数字吓了李维洲一跳：1500多万？加上这次的188万，接近两千万了，这如果要杀头的话，得杀几次啊？要坐牢的话，又得坐多少年？

身为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李维洲清楚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庞大到足可以让普通老百姓心惊肉跳的数字——意味着什么。究竟是哪一级别的领导干部，可以收受到数目如此庞大的行贿款？……城建局长？不像；国土局长？也不像；抑或就是财政局长沈玉成？也不像嘛。以李维洲对沈玉成的了解，他从来不记得沈玉成是那种清廉到高风亮节的领导干部啊。哪会是谁呢？县长虞有顺？或者是哪个副县长？要不就是县委这边的某个领导：常务副书记马立均？组织部长张庆海？虞有顺的权力欲望非常强；马立均呢，又滑头得紧；组织部长张庆海虽然有调整干部人事的权力，但还得受县委书记耿天明的钳制……可能性好像都不大嘛。

还有一个人值得怀疑，那就是县委书记耿天明。一千多万两千万虽然数目足够庞大，但如果一个县份的县委书记处心积虑想贪污腐败的话，收受这样数目的行贿款也不是没有可能。

前段时间，媒体披露了一位国列贫困县县委书记的腐败案子，该县委书记被双规以后，查出来的贪污腐败行为触目惊心：该县委书记上任一年零三个月，干部人事调整、重大建设项目招标、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政府采购等等权力，一股脑儿全抓在手里，收受贿赂财物总价值2800多万元，平均每天进账6万多块钱。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该县委书记竟然振振有辞地诡辩，说什么全国上下的县委书记跟他一个毬样儿啦，没有贪污腐败行为的指定没有；说什么隔墙扔砖头哩，刚好砸到他头上啦，自己运气太差呗……看看，一丁点儿悔过的意思都没有。

怀疑归怀疑，李维洲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是他的直觉欺骗了自己，这些款项不是同一个人打进来的，而是若干个人或者某一批人打进来的。不管怎么说，有人把来路不明的钱财打到县纪委的廉政账户上，终归是件好事情。李维洲打电话叫来办公室主任，让他跟桥南裕乡的乡长林文辉联系一下，问问桥南裕乡南山小学的情况怎么样。

李维洲准备建议耿天明把这次的两笔款项放到桥南裕乡的南山小学去。原桥南裕乡党委书记牛怀义挪用市上下拨的植树造林专项资金，原本应该植树的地方被刷上了绿漆，结果一头栽了进去，先是双规，后是批捕。乡长林文辉虽然只背了个行政记大过处分，但也是戴罪之身——就权当给桥南裕乡一个机会，让乡长林文辉将功赎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