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历史政治篇3

在永乐朝以后,明朝历代皇帝开始不断完善和改进宦官监军制,在全国各级军事单位,设立监军宦官,形成了一个完善而庞大的宦官监军网络。

正统九年,成国公朱勇出征兀良哈三卫,太监僧保就作为监军跟随朱勇在喜峰口前线活跃;

这种监军制度,表明皇权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力,以免发生唐朝时的"藩镇之乱"。

即使监军宦官有不法之事,皇帝也会网开一面,保护有加。

因为宦官监军制度,是皇权控制军队的最后一道防线。

明朝中期以后,无论是镇守军,还是卫所军,或是京营军,宦官监军的势力无处不在,上至都督,下及把总,各级将领,均处于监军的有效监管之下,其任何"不轨"的企图都无法得逞。

个别太监在监军的时候,的确揭示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道理。

成化年间,提督西厂太监在辽东也很抢眼,不仅打服了女真,还通过威宁海子战役,让蒙古吃了大亏。

但是这种制度,更多的是带来了很负面的作用。

袁崇焕被杀,背后就有太监监军的作用;

当李自成逼近北京的时候,明军一个将领唐通孤军勤王,都这个节骨眼了,崇祯帝还派太监杜之秩监军,杜之秩却与李自成暗通款曲,唐通恼怒之下,干脆开了居庸关投降李自成,演变成了后来的“甲申之变”。

《金瓶梅》中用太监当太尉这一情节讽刺的就是明代的监军制度,但作者的意图还不止于此。

因为六黄太尉的“太尉”毕竟不是实际负责的事务,他主要是帮助宋徽宗寻找好玩的和好看的器物。

从某种层面说,他经过的地方,必然存在扰民的举动,方腊起义不就是因为花石纲么?

那类似这种“扰民”的行为,在明朝是否存在呢?

咱们下期再讲。

第十一节“花石纲”揭露了明朝皇帝拿样恶行?

上一期我们提到了,作者借六黄太尉的事情讽刺了明朝的太监监军制度,但六黄太尉具体负责的采办花石纲的事情,作者又怎么可能放过呢?

那究竟在影射什么?

且听咱们慢慢道来。

话说之前西门大官人宴请宋御史时,曾经表示以后有什么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吩咐。

但是没想到自己小妾李瓶儿刚挂,丧事还没办完了,就有人带着宋御史的命令找西门大官人帮忙来了。

原来徽宗皇帝热爱园林艺术,全国各地寻找奇峰怪石,名曰花石纲。

而在当时呢,海运被禁了,大块石头要运输,就只能通过大运河走水运的方式来解决。

所以宋徽宗就派宫里的太监六黄太尉,带着一直浩浩****的船队通过大运河去江南采办花石纲。

而要走大运河南下,则必然要经过大运河的山东段,那么西门大官人的老巢临清,作为北方大运河的第一经济重镇,自然也是必经之处。

钦差大人光临,自然是一路鸡飞狗跳,用宋御史的话来说,就是“官吏倒悬,民不聊生”。

最让宋御史头疼的,不仅仅是沿途安排钦差一行人沿途的食宿和布置拉纤的纤夫,还有怎么给钦差大人接风洗尘的问题。

毕竟,这可是一个巴结皇帝跟前红人的大好机会,肯定不能随便应付的。

但是要隆重接待的话,钱从哪里来呢?

以宋御史为代表的山东大小官员,自然是不肯掏自己的腰包。

而且,虽说是接待朝廷钦差,但如果弄成对公接待,又怎么给六黄太尉卖人情呢?

再说了,中国历朝历代都有那些个关于接待的规矩,什么级别的官员用什么规格的办法接待,都是规定好了的,也不像今天这样有着无数上下其手的空间。

那怎么办呢?

接待是一定要接待的,但是又不能淘自己和官府的腰包,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个凯子来接盘。

刚好就这么巧,临清不就有一个叫西门庆的凯子么。

在宋御史看来,西门庆还主动与自己拉关系,如今正是考验他的时候,连给俺接风的时候,都这么舍得砸钱,这锅甩给他来接最靠谱。

于是乎就有了派人给西门大官人诉苦,看看他能不能再当一回凯子。

当然,宋御史话不能这样直白。

你看人家怎么说得,以俺老宋为首的山东大小官员都是清正廉洁之人,不可能让西门大官人掏腰包,钱呢还是咱们出,只是请你西门大官人代为操办而已。

至于宋御史们一共凑了多少银子呢?

“两司八府官员办酒分资──两司官十二员、府官八员,计二十二分,共一百零六两”——交与西门大官人——“有劳盛使一备何如?”

二十几个人,就送一百两出头的银子来!他们好意思送,西门庆都不好意思收:

“既是宋公祖与老先生吩咐,敢不领命!但这分资决不敢收。该多少桌席,只顾吩咐,学生无不毕具。”

当年,西门大官人请蔡状元、宋御史那顿饭,花费就不下千两银子,如今可是代表山东一省大小官员宴请当朝太尉,才送一百多两银子来?

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不,还有更无耻的!

这是在跟西门庆客气吗,不,宋御史的意思是,这是我们省府各官的“公礼”。

“公礼”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些花费要么是可以报销的,要么是以工作的名义要求分摊的,总之,这是各官请钦差的花费,只是向西门大人你借个地盘,做个东道主,接待还是要我们来的。

这不但是要西门庆做东,要西门庆出钱“补差”,还要掠夺西门庆的功劳。

接待好了,这是省府官员在接待!以你西门庆的处境,你敢不接待好?

西门庆一听明白了,乖乖地回答:“学生权且领下。”什么叫“权且”,还是客气,但这客气有了新语境。

接待当然是你们,钱我还是不能收,只是,不敢不收,权且收吧!

当然,平心而论,宋御史和西门大官人,也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本来西门大官人作为一个小小的提刑官是绝对不可能越级接待钦差大人的。

宋御史能把这活栽派给他,完全是因为看得起他,觉得他政治过硬,工作能力强,最关键还是钱包够鼓。

不仅宋御史甩锅,连临清,清河两县的县太爷也甩锅。

当西门大官人告知两位县太爷被安排了迎接钦差的差事时,这两位父母官们是这么回答的:

“正是州县不胜忧苦。这件事,钦差若来,凡一应衹迎、廪饩、公宴、器用、人夫,无不出于州县,州县必取之于民,公私困极,莫此为甚。我辈还望四泉于上司处美言提拔,足见厚爱。”

不是不知道地方接待钦差之苦,也坦陈费用只能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然则这些体制内的事,无非是“没办法”罢了。

不过虽然没办法,但是在接待问题上还望西门大人“于上司处美言提拔”才是要紧事……。典型的不出力还想搭便车。

遇到这么一帮子老爷,西门大官人也是很无语。

不过无语归无语,该办的事情还是要办,谁叫自己的**捏在别人手里呢?

也多亏西门大官人有钱,这场迎接朝廷钦差的宴席,办的也还不错。

六黄太尉到清河,不仅有山东全省官员前来迎接。

席间,山珍海味、吹拉弹唱,各有节次,极尽声容之盛。

黄太尉满意而去,桌面的器皿,答贺的羊羔美酒,都让周守备等人亲送上船。

巡抚、巡按感谢不尽。

钦差大人高兴了,安排人物的宋御史也高兴,临走,宋御史亲自答谢西门庆:“今日负累取扰,深感,深感!分资有所不足,容当奉补。”

一百多两银子还好意思说“分资有所不足”?

不过这倒不是客气话,这是官场里含蓄的表扬:这接待工作做得不错,排场、分资都安排得很好嘛。

当然,为了安排这套宴席,西门大官人也是大出血。用应伯爵的话来说就是,整个山东没有第二家能够把这套酒办下来。

不论如此,钦差总算是送走了,这件事情也就了了。

整个事件除了体现出西门大官人的土豪与官场的各种潜规则之外,最引人注目就是官员们对钦差这次出巡的看法。

而在整个关于事件的描述中,我们已经两次提到了官员们对钦差出行的看法。

一是宋御史表示,钦差这次来简直是“官吏倒悬,民不聊生”。

另一次是两位县太爷表示的,公私困极,莫此为甚。

为何一次简单的钦差的出行与接待,会让山东全省大小官员都表示极其坑爹。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提当时的时代背景。

万历二十四年,明神宗万历皇帝为了增加宫中的收入以应付日益庞大的内庭开支,开始派遣太监采矿。一开始只是在直隶,很快就遍及河南、山东、山西、浙江、陕西等处。

在农业税之外另外开辟税源,征收矿税,倒也算是合情理。

问题是万历的操作方式不是调整税法,通过官府行政系统去征收。

因为官员们都大力反对矿税。

所以万历直接动用内臣系统,派太监到各地直接征收,而且收入也不进入国家财政,而是进入万历皇帝的小金库,据说是用于修建皇宫。

这些被任命为矿税征收专员的太监直接受命于当今皇上,当然牛得不行,为皇上征税之余少不了作威作福,给自己也赚上一笔。

他们在地方上横征暴敛,在各地弄得民怨沸腾,引来各地官员的强烈反弹。

这些太监虽然在地方上弄得天怒人怨,但他们是为皇上办事啊,所以万历皇帝也很支持他们。

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的官员,大凡反对征矿税,又或者弹劾这些太监的,轻则丢官,重则入狱流放。

万历皇帝是个很有韧劲的人,无论是不上朝理政还是征收矿税,他都能不顾群臣反对一直坚持。

简而言之,刚刚因为国本之争和文官们撕破脸的万历皇帝,这次又因为征收矿税问题,和文官集团又撕起来了。

如果说之前的国本之争,一般的吃瓜群众还是在一边吃瓜看热闹的话,那么这次矿税之争,可以说把每个人都卷进来了。

所以,这次不仅文官集团反抗强烈,连各地民众也掀杆而起,起而反抗朝廷所派来征税的钦差们。

万历二十七年,高淮等人刚被派到辽东,当年九月就发生了民变。

接着万历二十八年清河堡的金得时又发动兵变,这次规模很大,有不少女真人参与,“与鞑子相连几至二万”。

到了万历三十六年,前屯再次发生兵变,这次规模更大。

动乱并不止辽东一处,万历二十九年,苏州发生民变。

万历三十四年,云南发生民变。

在这些此起彼伏的反抗之下,万历皇帝的征税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但是朝廷所派遣的太监的种种横暴之举,无疑让士大夫与民众都印象深刻。

所以当大家看到六黄太尉采办花石纲的搞的一路鸡飞狗跳的段子时,恐怕第一反应就是那些口含天宪到处征税的太监们吧。

令我们称奇的是,在小小的清河县,还有一大堆太监,这其中又有何隐情呢?

咱们下期再讲。

第十二节太监扎堆清河县

在上一期中我们谈到了六黄太尉下南京采办花石纲,实际上是影射明神宗拍内臣南下征收矿税的问题。

实际上,在整部金瓶梅中,除了一出场就威风八面的六黄太尉之外,关于宦官的记载比比皆是。

比如出场就挂了,“活在人们记忆中”的花太监,因为深得皇帝的信任,官至广南镇守。

花太监是清河县人,所以卸任之后,带着侄儿花子虚李瓶儿夫妇回清河县养老。

花太监死后,花子虚与西门庆为邻,后成为结拜兄弟,花太监的钱财全部落在李瓶儿手里。

西门庆也正是通过娶了李瓶儿而走上了飞黄腾达的道路!

还有通过刘娘娘与蔡太师的关系,为侄儿谋到提刑官位的何太监。

有一次西门庆进京朝觐皇上,何太监宴请西门庆,正中独设一席,下边一席相陪,旁边东首又设一席。

厅内兽炭焚烧,金炉香霭,席上盘堆异果,花插金瓶。

家中12名小厮吹打,其中领头的两个来给众人磕头。

席中何太监送西门庆一件飞鱼绿绒氅衣。

何太监又拿出1200两银子买了夏提刑原来的住房,为侄儿到任时家人居住,看得出也是一个土豪。

当然,金瓶梅中的太监不仅仅是土豪而已,权势也非常惊人。

六黄太尉下江南时搞的一路官民鸡飞狗跳就不说了,连清河县里蹲点的太监薛内相刘内相都让人敬畏有加。

这两位太监是朝廷派到地方为皇上负责购置木材和烧砖瓦的。

尽管没有职权但地位很高,西门庆升官之际,刘公公、薛公公来祝贺。

坐席时,周守备、荆都监、夏提刑等武官纷纷让座。

周守备道:“二位老太监齿德俱尊。常言:三岁内宦,居冠王公之上。这个自然首座,何消泛讲。”

酒席间,小优唱曲两位公公全不知其意。

薛太监自嘲道:“俺们內官,只知道服侍万岁爷,不晓得词曲滋味,随他们唱吧。”

听周守备说,今天还是西门庆弄璋之喜。

老太监不知何意,这个可以理解,太监是没有生育能力的。

周守备解释后,两个老太监连忙说,咱们明日补礼。

看到没,面对两位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权,仅仅只是帮皇帝采办物资的宦官,一桌子的武官还纷纷让座,甚至还说出“三岁内宦,居冠王公之上”这种话。

可见在周守备的认知中,太监是比王公大臣都还尊贵的存在。

这种情况与该书作为时代背景设定的北宋政和年间的实情,有着非常大的出入。

众所知周,鉴于唐朝宦官之祸,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做皇帝后,就对宦官非常警惕。通过各种限制,禁止太监参与政事。

所以赵匡胤与其继承者宋太宗赵光义,为了限制宦官的势力也是煞费苦心。

以宦官人数为例太祖时限制人数为50,要收养养子,要满30岁以上,自己没有养父,才可以收养一人。

到太宗时,人数有所增加,也限制在180人左右。

到南宋孝宗时,因为“宦者员众”,有官员报告给宋孝宗,孝宗命令开列名单,将人数限制在200人以内,后来有所增加,也不过增加到250人而已。

而对于宦官出任的职位上,也非常慎重。

不是不授予其高级职位,而是对于授予的时机、人选、条件,比较谨慎。

例如,北宋前提的重要宦官,曾掌握兵权的王继恩,因为有战功,按例应授宣徽使,但在宋太宗的坚持下,只授予其相对较低的宣政使。

后来有人替王公公鸣不平,认为赏赐太薄,结果被打了一顿板子扔到海南岛打渔去了。

再比如真宗时期,有位叫刘承规的太监病重要死了,死前求落实政策,授其节度使的荣衔。

因为他生前曾主持过枢密院也就是国防部的工作,所以临死有这种要求,也不算过分,想来也只是为养子、家人留一点待遇。

真宗本来已经答应了,但由于宰相王旦的坚持,最后还只是以“节度留后”终止了。

南宋光宗时期,王德谦王公公想谋个节度使的荣衔,本来已经批复许可了,但执政团队一致反对,硬是把形式上正在审批的公文给废了。

而且,就理论而言,宦官作为内臣,只能在内廷做事,即便不得已要派去外廷做事,也有着各种各样的限制。

例如,对宦官的官阶授予,如果只是在宦官的入内内侍省和内侍省这两个系统内升迁的话,最高只能到内东头供奉官。

听着绕口,但这确实是两个系统,内侍省是宋代宦官的总机构,另设入内内侍省以统辖亲信宦官。

宦官如果要继续升迁的话,那就要“转出”,即转出宦官系统,归政府的组织人事机构“吏部”管辖,其授予的官阶,则依武官系统来升迁。

也就是说,宦官要从事比较重要的工作的话,他们是要接受掌管枢密院的长官的管辖,而枢密长官,又多为认死理的文官。

在这一套组合拳的打击之下,宋代宦官的权势完全无法与其唐代的前辈们相提并论。

尽管也出过童贯这种权倾朝野的存在,甚至有宋一代,以宦官领兵而成名的将领多达二十四人之多,但是始终无法与文官集团相提并论,更谈不上什么“三岁内宦,居冠王公之上。”

所以,金瓶梅中那种从大内深宫到街头市井,渗透的无所不在的宦官系统,完全就是借宋代的背景,来影射权势滔天的明代宦官。

由于受影视作品的影响,一般人提到宦官,肯定会想到王振、汪直、刘谨、魏公公九千岁这些能够操纵国政的权阉。

其实明代太监的权势,并不能与晚唐马元贽、仇士良那样,把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甚至废立皇帝!

明代的太监是因为形成了一套几乎与外廷的文官系统平行存在的政治系统,所以才有了明朝的公公们牛气冲天的错觉。

明朝太监系统中,有四司八局十二监,合称二十四衙门,与文官系统相呼应。

个别大太监甚至还借东厂、西厂等监察机构,完全凌驾于外廷的文官系统之上。

整个宦官系统大BOSS掌印太监同大学士一起工作,其“秩尊视元辅”,权力相当于内阁首辅,但他的受宠信程度,因为近侍君王而往往在首辅之上。

其实这只是司礼监最为重要的职务,另外司礼监还与三法司会审大案,代表皇帝参加内阁会议、廷议,以对阁臣或众大臣的议事进行控制和监视。

宦官权势如此之大,甚至于连最讨厌宦官的东林党左光斗、杨涟等人,也将当时的掌印太监王安称之为内相。

足见文官们不管再怎么讨厌太监,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太监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套与其平行的行政系统的事实。

除此之外,与历朝历代宦官系统大多局限于中央不同,明代宦官的权力体系,几乎渗透了大明朝的每一个角落。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明神宗万历皇帝派太监为钦差,到各地征收矿税的事情。

实际,早在明初就曾设个别太监核实税收,到万历年间宦官已控制了各地税务机关。

朱元璋一面禁止宦官干政,一面又在宦官与地方官的冲突中支持宦官。

正是因为内臣对全国各地税务系统的渗透已经如此之深,万历皇帝才敢放胆的派他们前往各地征收矿税。

而宦官所控制的并不仅仅只有税务系统,还有国家的岁办、采办、皇店。

岁办是各地每年上贡的土特产,采办是根据皇室需求向地方征纳、采购和督造的物品。

皇店是皇家开设的商店,由宦官经营。

而金瓶梅中所提到的薛内相与刘内相,便是这个系统里的宦官。

明代宦官之所以如此有别于其他朝代,恐怕主要是由于明代皇帝对于权力的敏感要甚于其他朝代,所以一心想对外廷的文官集团进行有效制衡。

而在明成祖上位之后,一方面由于其得位不正,所以使其对文官集团有着极度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勋贵集团经过明太祖时代的几番清洗与靖难之役的打击,其势力也几乎一蹶不振。

放眼四周,能够扶起来对文官集团进行有效制衡的,就唯有身边的内臣了。

所以明成祖才会一改明太祖立下的不许内官干政的规矩,重用内臣们来制衡主要由士大夫组成的外廷文官集团。

而他的后继者们一看以内之外这套玩的不错啊,也有有样学样继续发扬光大了。

所以才会有金瓶梅中三岁内宦,居冠王公的局面。

正德年间,大宦官刘瑾经常把公文带回府上批阅,批阅完后,也不交回内阁,以圣旨名义直接发出。

刘瑾被处决的时候,还喊了一句:“满朝公卿,皆出我门”,不是一般的嚣张。

不过,薛刘两个公公在西门府的宴席上,所点的场区:“叹浮生有如一梦里”、“想人生最苦是离别”,看起来又有点悲凉。

这固然是有意安排,预示西门庆盛极而衰,更有可能在暗讽,腐败丛生的大明也危机四伏,假设大明倒了,这群作威作福的太监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也代表,不是所有太监都能达到“六黄太尉”那种级别,“六黄太尉”权势滔天,在明朝,这样的大太监恐怕只有皇帝能让他们惧怕。

但我们也发现了,“六黄太尉”的直属上级是朱太尉,明朝的皇帝偏偏姓朱,这又是在表达什么?

咱们下回再讲。

第十三节朱太尉出巡的排场

上一期我们讲到,“六黄太尉”的上司是朱太尉,明朝的皇帝也姓朱,简而言之,朱太尉是在影射明朝某位皇帝。

这样的结论,有没有证据呢?咱们这期节目就来说说这个问题。

六黄太尉来到临清已经“鸡飞狗跳”了,他的上司朱太尉后脚也来到了临清。

朱太尉既然是六黄太尉的上司,其排场也比六黄他隆重得多。

且看,当临清的当地官员得知朱太尉驾临的时候,不敢怠慢的样子。

西门庆先派出了两拨人马,去探听朱太尉的行踪,当朱太尉驾临后,西门庆看到了:“众官都头带勇字锁铁盔,身穿搂漆紫花甲,青紵丝团花窄袖衲袄,红绡裹肚,绿麂皮挑线海兽战裙,脚下四缝着腿黑靴,弓弯雀画,箭插雕翎,金袋肩上横担销金字蓝旗。端的人如猛虎,马赛飞龙。”

当朱太尉靠近这些地方官后,“只闻一片喝声传来,那传道者都是金吾卫士,”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曾说过:“仕宦当得执金吾,娶妻当如阴丽华。”

从此,“金吾”这个词,就统一指代皇帝卫队,主要责任是护卫皇帝,巡查京城。

一个太尉,位高权重自然不必说,可为何动用了皇帝的仪仗队呢?

这不属于僭越吗?

虽说整部《金瓶梅》里面到处都是礼乐崩坏的现象,但不要忘了,朱太尉用的可是皇帝的排场,即便是在当代的文明社会,官场的最高层,都是秩序森然的。

商场之上,没有善意,没有恶意,只有生意;

官场之上,没有最高级,没有比较级,只有上下级。

即便朱太尉和皇帝是一个鼻孔里出气,但这样招摇,肯定会被自己的政敌抓住把柄,因为你的位子,我也想要啊!

你看这朱太尉到地方后,尚书张邦昌与侍郎蔡攸、皇亲喜国公、枢密使郑居中、驸马掌宗人府王晋卿,都给朱太尉送了厚礼。

张邦昌就是后来的伪大楚皇帝,蔡攸是蔡京的儿子,这个不必说。

枢密使郑居中前来拜会朱太尉,就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因为按照宋朝的官制,枢密使才是真正的军队负责人,至于太尉则是一种尊称,岳飞还未当上枢密副使的时候,就有人喊他“太尉”了。

郑居中作为一个上级,却以下级的身份拜会朱太尉,让人想不通。

还有这个郑居中,就是秦桧岳父王珪的儿女亲家,朝中势力盘根错节,他根本用不着在乎朱太尉这种级别的官员。

最后一个驸马都尉王晋卿,就是《水浒传》里说的那个小王都太尉,宋徽宗还没即位的时候,两个人就是好基友,可谓一起嫖娼、一起分赃的铁杆兄弟,高俅高太尉就是在驸马府,结识宋徽宗的。

这些人,在朱太尉面前如此谦卑,是为什么呢?

钦差固然官位显赫,但是一般情况下,也就是礼仪上的礼拜,尤其是对于一些显赫爵位的官员来说,不会如此隆重和等级严格。

这就暗示出这个“朱太尉”身份的特殊性。

朱太尉驾临临清的第一站,是传令小兵对西门庆说:“到南薰门了”,这个熏字是薰衣草的熏,这里很可能是南巡门,巡查的巡一种暗喻。

明朝的皇帝大都深居简出,要多懒就多懒,别说南巡了,就是出个紫禁城都难。

但有一个却算另类,他就是明武宗朱厚照,朱厚照一辈子都想着放飞自我。

而朱厚照干的很多事情,是很奇葩的。

我们知道“太尉”是一个武官,明朝皇帝能打的就那么几个,朱厚照就是其中一个,更奇葩的是朱厚照还给自己取过一个别名朱寿,封过一个“威武总兵官镇国公”的官职。

用朱太尉影射朱厚照,这完全说得过去。

这朱厚照曾经带着宠臣江彬在宣府一带胡闹,经常闯入老百姓的家里**人妻女,著名的京剧《游龙戏凤》就是根据这一背景改编的。

宣府有个叫李凤姐的十四五岁的少女,在自家酒店里卖酒。正巧她的父亲外出,朱厚照来到店里,见凤姐国色天香,不禁意乱情迷。

凤姐上酒的时候,被朱厚照一把抱起,关进房间强暴。凤姐大声呼救,朱厚照亮出身份,许以富贵,凤姐只好任其凌辱。

凤姐的父亲闻声赶来,也无能为力,谁让朱厚照是皇帝。

朱厚照感觉民间的女子各种模样、各种脾性的都有,比宫里那些木讷的妃嫔好多了。

所以,朱厚照把宣府称作“家里”,他带着江彬从宣府跑到大同的时候,跟蒙古的小王子达延汗打了一架。

朱厚照带着自己的扈从还与蒙古骑兵发生了遭遇战,蒙古骑兵挡不住皇帝精锐亲随的攻击,这位九五之尊,还亲手格杀了一个蒙古骑兵。

这是朱厚照的高光时刻,同样让他感觉,真打仗比玩打仗过瘾。

所以他回到京城没多久,因为宁王反叛,他自己给自己下旨,“镇国公朱寿,南巡平叛”。

那朱厚照南巡的时候,有没有来过临清呢?

1973年4月13日,在山东临清县发现了三座古代明代券顶墓,出土了一批文物。

根据调查,其中一个墓地是明代王东洲的。王东洲墓前有一方墓志铭,是这么说得:“昔武宗南幸,藩司檄其迎驾,公忻然赴事,夙夜匪懈,不避艰险。”

作为一个乡绅,能够见证皇帝的游历临清,必然是他一生的荣耀。他的墓志铭对他盖棺定论,自然会将他一生最重大、最能体现他水平、荣誉的事情记录在案。

所以说,朱厚照南巡肯定是来过临清的。

墓志铭的铭文,大概意思是当年明武宗南巡,当地官员让王东洲一起迎驾,这王东州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在伺候明武宗的过程中尽职尽责,没有丝毫怠慢,并且是不避艰险。

伺候皇帝,安保措施自然不用王东州担忧,何来艰险呢?

明武宗在宣府—大同那边胡闹,重要表现是好女色,那么来了临清,自然也不会收敛。

可是,皇帝强召民间女子,这是一种“扰民”的行动,百姓肯定以此为苦,也不愿意将家中的女眷献给皇帝。

这时候最为乡绅的王东州作用来了,都是一方乡亲,况且作为乡绅,应该名声不差,所以他就得担负为百姓做工作的任务,苦口婆心劝解乡民,然后还要负责安抚与善后工作。

这肯定是一个自己出血,还落下个坏名声的勾当。

说到此处,也就可以理解,为何王东州为皇帝鞍前马后服务,却来个“艰险”的说法了。

虽然官方的《明史》没写明武宗驾临临清,但出土实物是铁证,况且根据《明通鉴》、《国榷》等史书记载,他不仅来过临清,从南京返回北京的时候,又在临清歇脚。

临清经济繁华,交通便利,南来北往,什么货色都有,守住这个要道,既有地方官员的恭迎利代,又有地方乡绅殷情服务,不受朝廷官员的劝谏,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岂不快哉?

难怪武宗要在临清停留许久,且两次驾临呢,对于他来说,临清是难以忘却的温柔乡。

如此看来,《金瓶梅》的作者似乎对明朝皇帝的感觉不太好,如果说对朱厚照来有点遮遮掩掩,那么对嘉靖,就是很犀利的批判了。

还记得乐工师傅李铭吗?

李铭是西门庆太太李娇儿的弟弟,西门庆赏他一顿饭,他吃得狼吞虎咽,还要把盘子舔个干净。

可见,这也是一个社会最下层的小人物,整天穿梭在妓院、大户人家教乐器讨生活,低声下气的看别人的脸色过活,实属不易。

加上李娇儿并不怎么招西门庆待见,所以在西门庆府上,他很规矩。

仅仅因为教庞春梅弹唱的时候,纠正庞春梅指法的时候,稍微用了点力,就被庞春梅破口大骂,而且骂得十分难听,一口一个“王八”。

之所以提李铭,是因为嘉靖皇帝的一位亲家公就叫李铭,李铭的女儿李氏嫁给了嘉靖皇帝的儿子裕王,后来的隆庆皇帝,顺便说一句,这个李氏不是万历的生母李太后。

无独有偶,书中还有一位乐工王相,这嘉靖的另一个儿子景王的岳父就叫王相。

庞春梅骂李铭为“王八”,皇帝的亲家都是王八了,那皇帝的后代,所谓“凤子龙孙”,自然都是王八生的。

很显然,作者对于嘉靖的厌恶要高过正德。

正德的反面标签最多是荒唐,要说对朝政,他根本就没兴趣,所以朝中的名臣杨廷和等人反而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嘉靖就不一样了,荒**无道之外是高超的政治智慧,一个坏人如果再很聪明,对于天下的祸害就不是不一般大了。

《金瓶梅》有没有对嘉靖皇帝的影射呢?咱们下期再讲。

第十四节“林真人”的能量

上回咱们说到,朱太尉出巡暗指荒唐的朱厚照置江山社稷不顾,来回巡游的往事。

但是啊,一个皇帝有玩心,虽然扰民,却不至于累死天下人,你看隋炀帝杨广,这就是个足够聪明的皇帝,把自己玩死了。

我们最害怕的皇帝是他不蠢却很坏。

明武宗朱厚照之后的明世宗朱厚熜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作者把他的两个亲家翁安排成了身份低下的倡优,并且借庞春梅一口一个王八骂了出来,端的解气。

那这里面有没有明世宗,也就是嘉靖皇帝的影子呢?还真有。

嘉靖年间,出了一本禁书,不是各位看官老爷听的这本《金瓶梅》,而是《西游记》,想不到吧。

至于被禁原因,就因为《西游记》从表面来看有崇佛抑道的嫌疑,嘉靖皇帝又是个道教狂热爱好者,《西游记》就被禁止了。

《金瓶梅》中的宋徽宗在历史上恰好就是个道君皇帝,也喜欢道教。

这不就对上号了?

不过,作者借宋徽宗讥讽明世宗的功夫不是一般的高,不仔细研读,你发现不了。这也可以理解,如果影射那么明显,看来是觉得脑袋在脖子上呆久了。

在《金瓶梅》全书中,宋徽宗都是一个超然的存在,他并没有被置入任何有冲突的情节,可是他的影响力却无孔不入。

他宠信一个道士林灵素,所以刘贵妃身边的何太监想给自己侄儿谋个差事,还要托林真人帮忙。

林灵素的出场除了这里,还有一处,如果看过原著的朋友们该喷我了,明明就一处,咋还有一处。

别着急,原著中西门庆荒**无度,身上酸胀,腰背疼痛,任太医认为是虚之太极,送给西门庆补药百补延龄丹,用人乳清晨饮用。

这个“百补延龄丹”,最早的药方就是林灵素献给宋徽宗的。

别看林灵素是个卖药的二道贩子,以宋徽宗的博学,如果林灵素对道教典籍一窍不通,也混不到高层。

林灵素的许多想法都影响了宋徽宗,他跟宋徽宗建议道,道教和儒教道理相同,只有佛教徒,剃去头发就不认君主和亲人,换了僧衣就想逃避租税,不忠不孝,不是我中国的人,是西方胡鬼。

宋徽宗还真就这么干了,天下的僧人都要改成道士,不从的被拘捕。太子带着胡僧十二人和五台山二僧与林灵素斗法,斗不过,僧人被刺配边远地区。

五台山长老违命不从,被拘禁到京师。

徽宗大怒,将其下在大理寺狱中。

其实,佛道辩论,很多时候道士都不是和尚的对手,虽说佛学的逻辑性和思辨性更强,但更多的是因为很多皇帝都是信佛的,有了权威的支持,和尚当然比道士吃香。

此刻,宋徽宗做了林灵素的后台,和尚们肯定不是对手了。历史上的佛道互相在底层争夺信徒,在高层也争夺”大客户“,这种事情司空见惯了。

嘉靖皇帝也干过这种事情,他即位不久,便打压藏传佛教。他首先放逐一些法王、国师和禅师回乡,紧接着又大肆毁坏佛造像,甚至刮下佛像身上的金属。

他不仅将皇宫内的所有佛教的元素全部销毁,还把帮助朱棣完成“靖难之役”的姚广孝,就是那位道衍和尚给移出了太庙。

嘉靖皇帝身边,也有一个非常得宠的道士陶仲文。

在陶仲文的怂恿下,嘉靖皇帝将皇后变成了道场,沉迷于炼丹修仙。

众所周知,嘉靖皇帝的父亲兴献王生过好几个娃,但是夭折了好几个,嘉靖皇帝还是小时候吃着陆炳母亲的奶水长大的。

可见,他们家的身体遗传很差。嘉靖皇帝出生于1507年,当上皇帝后,后宫妃嫔很多,可是子嗣却迟迟不见动静,就是明证。

所以嘉靖不得不借助于道士炼制的丹药,这些丹药中除了中药和一些矿物质外,还夹杂着少量的鸦片和中亚的麻醉剂,这些东西会让人服用后感觉很畅快、健壮,性欲大增。

这个药物不能说没用,嘉靖皇帝在1533年,已经快要三十岁的年纪,终于有了皇长子朱载基,这也是嘉靖的头胎。

这个年龄放我们现代,也算晚婚晚育了,更何况古代,可见嘉靖为了生娃,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那么,对于帮助自己炼丹的陶仲文,自然是恩宠有加,成为明朝历史上空前绝后以一人兼领“少师、少傅、少保”三孤的人。

陶仲文在此基础上,还给嘉靖推荐长生不老的药方,道教认为,要想长生不老,就需要修炼内、外丹。

外丹就是那种丹药,这个好理解,内丹就是通俗的“采阴补阳”的方法。

总之,这其中都需要女人的初潮做药引,是以嘉靖朝后宫有数千少女。

由于女性经期不一,不能满足生产需求,而古代又没什么类似于冰箱一样的东西来储存保鲜,所以方士给嘉靖皇帝献上了一个更缺德的主意:给这些女性下催经的药。

这些事嘉靖皇帝是完全不放在心上的。死一些宫女算什么,他是皇帝,随时可以下令再强征一批。

正是嘉靖皇帝这种变态又残忍的暴行,把这些无辜的宫女逼上了绝路。所以才有了十六名宫女谋杀暴君嘉靖,舍生取义的壮举。

领头的杨金英供词中有这么一句话:“咱们下了手罢,强如死在(他)手里!”

可见这些女人有多恨嘉靖。

看到**熟睡的嘉靖皇帝,宫女们立刻蜂拥而上,分别压住他的脖子、前胸、上身、双手、双脚。然后,一根事先打好节的绳子套上了嘉靖皇帝的脖子,狠狠一勒。

强烈的窒息感惊醒了睡梦中的嘉靖皇帝。他开始拼命挣扎,奈何手脚都被人压住,挣脱不得。绳套越来越紧,眼看着嘉靖皇帝就要毙命于此,这时,意外发生了。

原来宫女们不会打结。杨金英在原先的节上又打了一个节,如此一来,便成了一个死结,成功地阻止了绳子进一步拉紧。

临时出了这样的变故,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她们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却始终杀不死皇帝。于是,宫女们开始慌了。

一个叫张金莲的宫女更是因为害怕,直接跑出去向皇后告密了。

皇后一听,顿时什么也顾不上了,带着一帮人直奔端妃曹氏的寝宫而来,制服了这群宫女,解开了套在嘉靖皇帝脖子上的绳子。但由于伤势严重,兼之惊吓过度,皇帝一直昏迷不醒,连气儿都快喘不上了。

御医们生怕治不好皇帝而获罪,纷纷畏手畏脚。这时,太医院使许绅冒着满门覆灭的风险,给嘉靖皇帝开了一副猛药,总算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这就是后来的“壬寅宫变”,可见,《金瓶梅》的作者就是借着林灵素给宋徽宗献药,暗讽嘉靖宠幸陶仲文,搞出了一系列的宫廷丑闻。

林灵素的失势和陶仲文也蛮像,都是因为得罪了下一代皇帝。

林灵素是因为出行的时候,和太子争路,被宋徽宗知道后,打发回了老家,潦倒而死。

陶仲文的下场要稍微好一点。

陶仲文帮助嘉靖生了孩子,然后又告诉嘉靖“二龙不能相见”,意思是嘉靖是条大龙,太子是条潜龙,两条龙在一起,气场会冲突,其中一个必然倒大霉。

起初,嘉靖是不信的,所以皇长子朱载基出生后,他兴高采烈得去看,毕竟一大把年纪才当爹,其兴奋是可想而知的。

可是,没过多久,皇长子就夭折了,这就使得嘉靖难免狐疑了。

所以,朱载壡、朱载坖、朱载圳出生后,嘉靖很少和这几个亲生骨肉见面,并且常年不立太子。

但是,立太子是国家大事,在朝中大臣一再建议下,嘉靖不得不立皇次子朱载壡为太子,到14岁的时候,这位太子刚刚出阁读书,就身染重病而亡。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前面的两个都去了,皇三子朱载坖就是顺位继承人了,但由于陶仲文那句“二龙不得相见”,让朱载坖一直担惊受怕。

而且,朱载坖不久也生了孩子,寻常人得子很开心,但朱载坖却不这样想,因为这下变成了“三条龙”。

可怜的朱载坖在即位之前,没有当过一天的太子。

不过,当朱载坖即位后,陶仲文已经挂掉了,朱载坖也没有对陶仲文开棺鞭尸,只是剥夺了他一切荣誉头衔。

照这么看来,他比林灵素的下场稍微好点。

可是反过来想,林灵素如果不提前失势,活到靖康年间,那下场岂不是更惨?要知道,陪着宋徽宗在冰天雪地“坐井观天”的就是一个叫张虚白的道士。

好了,到这期节目,我们反复都在说,《金瓶梅》借着宋朝的壳子影射明朝,虽然逻辑上能自洽,但是较真的朋友们还是认为,需要有直接的证据。

咱们下期节目就给大伙儿呈现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敬请期待!

第十五节潘金莲竟然知道“沈万三”

前面我们一再谈到,金瓶梅的作者是在借宋朝的背景说明朝的故事。而既然是这样,那么文中自然便有大量张冠李戴的部分。

其中有个比较搞笑的部分,就是潘金莲曾两次提到过沈万三这个人物。

有一次陈敬济到潘金莲楼上取衣裳,正巧遇到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和潘姥姥等人喝酒。

潘金莲拉陈敬济喝酒,因铺子里许多人等要衣裳,恐怕脸红,惹西门庆怪罪,陈敬济喝了两杯连忙走人。

可是忘了带钥匙,到了铺里不见钥匙,又回到潘金莲处找。

潘金莲借机罚陈敬济喝酒唱曲子,陈敬济推辞不会唱。

潘金莲道:“你还捣鬼?‘南京沈万三,北京柳树湾’——人的名儿,树的影儿。”陈敬济无奈唱了《山坡羊》。

还有一次是在西门大官人进京期间,如意儿给西门庆洗衣服,恰巧潘金莲也洗衣服,潘金莲让春梅向如意儿借槌衣棒,如意儿仗着与西门庆私通不借。

潘金莲何许人也?飞扬跋扈惯了,怎么可能忍得下这口气,于是两人大打出手。事后,潘金莲把如意儿的家底抖出来,说如意儿口口声声都言明自己死了老公,前不久她老公带着孩子还偷偷和如意儿相会。

孟玉楼听了,只是笑,因说:“你怎知道的这等详细?”潘金莲说:“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怎么不晓得……”

在金瓶梅中居然两次提到这段有沈万三出场的俗语,足见其名气多大。

所以,这就是直接的证据!《金瓶梅》就是在讲明朝的事情。

沈万三,大伙儿都不陌生,他是浙江南浔人,元末明初富商,在江南享有盛名。

总之就是大家都知道金陵沈家有钱,但是搞不清楚是怎么发家。

沈万三有钱到什么地步?

朱元璋定都南京之时,,沈万三为了讨好朱元璋,慷慨解囊,资助修建中华门至水西门城墙,占全部城墙三分之一。

后来还想进一步讨好朱元璋,打算拿出百万黄金犒劳军队每人一两。

当然,沈万三这么有钱,自然有他的经商之道,亏本生意是绝对不会做的。

之所以这么下血本的讨好朱元璋,无外乎是有着奇货可居的小心思,看好朱元璋会得天下,所以提前投资,以后也好为自己弄一个保护伞啥的。

如果在同时期的西欧或者是在日本,这其实也不过是常规操作。

比如博福尔家族不就靠投资哈布斯堡家族的霸业,捞了不少特许权赚的那是一个盆满钵满。

小西隆佐入了丰臣秀吉的股份,也给自己儿子弄了一个大名的身份不是。

可惜沈万三入股的对象是朱元璋。

朱元璋不仅鄙视商人,而且对于一切可能威胁到皇权的势力都极其忌惮。

沈万三也不好好想想,你出钱帮人修城墙和劳军,当然展示了你的忠诚,但同时也向对方展示了你富可敌国的财力,如果你这个财力为敌所用,那还得了?

所以沈万三这次算是马屁拍在马腿上了,不但没有赢得朱元璋的信任,反而引得其龙颜大怒。“匹夫犒天子之军,乱民也,宜诛之”。

还好朱元璋的原配马皇后是个厚道人,看沈万三可怜,便劝说道:“不祥之民,天将灭之。陛下何诛焉。”

这才让沈万三保住了一条小命。

但有道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二十年后沈万三的上门女婿顾学文卷入蓝玉党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