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历史政治篇2
前几年有部很火的电影《大明劫》，里头就涉及到军屯亏空的问题。
大明劫的剧情，是说孙传庭进驻陕西之后，由于没办法从朝廷获得军饷，而陕西的乡绅们又不肯配合缴纳赋税。
所以孙传庭一怒之下干脆拿陕西乡绅开刀，将这帮子死要钱的乡绅全部砍了，再拿这些乡绅的家产冲抵军饷，这才解决了军饷问题。
但要注意的是，理论上来说，有功名的乡绅是有优免赋税的特权的。
而孙传庭作为朝廷命官，之所以在明明知道乡绅有优免赋税特权的前提下，还找他们要税赋，并且还敢把他们全杀了，拿他们的家产来冲抵赋税，就是因为这些乡绅所侵占的不是一般的田地，而是军屯所属的田地。
这正是金瓶梅中吴大舅在监管了军屯之后干的事情。
为何会出现乡绅侵占军屯的现象呢？
是因为军屯制度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玩意儿。
大伙儿想想啊，虽然在军屯服役的军丁，理论上不需要承担卫所的军役，但是军屯和卫所实际上是共同一套军户系统。
也就是，每一家军户在派男丁去军屯种田的同时，还会被朝廷随时征发军役。
这在明初当然没有啥大问题,直到后来‘重役’的出现,‘重役’就是强令一个军户出一丁以上或三五丁充当正军，又要出这么多壮丁去打仗又要种田，军户的负担之大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理论上屯军(这里主要是指屯田士兵)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生产活动,并不需要承担其他的劳役。
但是官府的话，你们懂得。
实际上,屯军除了种田的任务外,还被迫承担其他额外的差役,如征操守备、修渠筑堤、转输运粮等。
以上还仅仅是官役而已,此外,屯军还经常被很多官僚势要驱使充当私人差役,这些都加大了对屯军的负担,及至后来的屯军出逃,典卖土地等也就不足为奇了。
更为坑爹的是，在关于田租方面,屯军受到的压迫比其他的民户要深的多,屯地的生产既要满足自身需求，还得把剩下的交给官府。
军屯的屯租是民田的三倍多,一般官田的一倍多。
而且，要是民田、官田，遇到收成不好的年头，还能根据收成来调整租税，但是军屯可不管你这么多，管你收成好坏，该给朝廷的租子那是一个也不能少。
人都不傻，再小的棋子也有自己的意志。
面对如此重负，还傻傻的留着当军户，不跑岂不是傻子。
所以军屯制度建立不久就出现军户逃亡，导致军屯日益荒废的问题，朝廷要收的租子那也是一年不如一年。
公元1403年，朝廷的太仓还受到军屯交的粮食2345万石，到了1413年就只受到900多万石。
短短的10年时间内，收入跌去了近一半。
当然，粮食交的少也不仅仅是军户逃亡，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军官和有门路的乡绅利用官府管理的疏忽，侵占公田。
比如中都留守都督陈恭，便利用权势侵占军屯土地1000余亩，胁迫上百名士兵来耕种这些土地，牟利租税3万余斗。
大明劫中的陕西乡绅与金瓶梅中的吴大舅，都是如陈恭一样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或是关系网络来侵占军屯公田，谋取私利。
后来张居正清查土地之时，发现被侵占的土地竟然多达六千多万亩，这样一个瞠目结舌的数字，说明了军屯的田地被侵占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军官和乡绅侵占军屯，导致朝廷的收入大幅度减少，但是对那些屯垦军屯的军户而言，却未必是坏事。
如果各位留心一下吴大舅和西门大官人对话的话，就会发现这里头其实颇有猫腻。
首先吴大舅表示，自己管理近三万顷屯地，明年光缴纳的税就需要近500两银子，接下来又说如果征收的紧了，是很容易的激起民愤的。
为什么会征收的紧了会激起民愤？
因为朝廷明年要的税金太重，军户们没办法按期缴纳，你去催人家也拿不出来，或者拿出来了自己就活不了。
那不造反还等着过年吗？
但是接下来吴大舅的话就有意思了，如果管理的好，不光每年可以赚百十两银子的外快，到年底还有农户送鸡鹅猪酒啥的孝敬呢。
这里的管理得好，明显不是说老老实实按照朝廷的规定缴纳税金。
因为吴大舅之前也说了，催收的紧了会激起民愤。
而吴大舅呢，不仅自己可以捞到外快，还有军户送各种吃喝孝敬，这透露出一个信心。
很明显，吴大舅虽然自己捞了好处，但是军户们也有好处，否则到年底不会也拿不出各种吃喝去孝敬他老人家。
所以这里的管理的好恐怕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通过各种理由拖欠朝廷的税金，然后自己跟军户你好我好大家好。
吴大舅明年捞个百十两银子的外快，军户们也躲掉了重税。
虽然作为交换要交不少好处给吴大舅，但总比承担朝廷那个坑爹到极致的重税要轻松的多吧。
其实就一般常识来说，在古代中国，乡绅侵占土地，更多是对朝廷和官府的收入带来直接的损失。
而朝廷和官府为了弥补这些损失，自然就把这部分损失转嫁到自耕农或耕种官田的农户头上。
但要注意，乡绅侵占土地，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是留地不留人。因为人家又不会占土地修房子炒地皮，还是要拿来耕种的。
要是把人赶走了，还要另外去找人种地，烦不烦？
所以，对于被侵占土地的农户而言，其实不过换了一个要交租税的对象而言。
而相对于朝廷和官府，给乡绅们交租子，那明显还是好一些。
所以吴大舅才不仅能够自己捞好处，还有军户念他的好，过年去孝敬他。
但无论如何，这都证明了明朝军制的落后，战争要求部队能作出快速反应，军需这类更是，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指望吴大舅这种人，怎么能做好后勤工作？
那这样务必落后的卫所制度，还是让大明朝在蒙古、女真等势力的打击下，撑了二百年，这是为什么呢？
咱们下回再说。
第七节大官人的“劳斯莱斯”揭示了什么
上回我们说了，明代卫所制度的落后，从这个制度中可以看出，明朝并没有一支大规模的职业军队。
所谓职业军队，就是以打仗为主，粮饷靠朝廷供应的那种。
这就让明军保证不了战斗力，所以几百人的倭寇在东南沿海横行无忌，后期为了剿灭倭寇，才有了职业军队性质的“戚家军”。
明军这样菜的战斗力，竟然撑了二百多年，咱们大天朝体量大自然是一个原因，但这个解释肯定是不全面的。
各位看官老爷想一想，打仗图啥？
票子、女人、珠宝等等，咱们只用一个词形容——好处。
没有好处，打什么仗啊。
那么，假如不用打仗就可以获得好处，那何乐而不为呢？
当时明朝在北方边界部署了大量军队，规定各地蓄马以供边防。
但因为南方不产马而改征银，储存在太仆寺常盈库，再拿这些银子，到北方去和蒙古人交易马匹。
蒙古人不缺马，通过买卖，大伙儿各取所需，也用不着动刀动枪死人了，这就是明军战斗力低下，还能撑几百年的重要原因。
提到买马，《金瓶梅》中孟玉楼说过一句话：“常言道，世上钱财是倘来之物，哪有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有钱使，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来使。休说买卖人家，谁有钱放在家里？”
当时正是孟玉楼打算改嫁西门大官人的时候。
她死去老公的舅舅张四害怕她带走张家的财产，所以坚决反对。
当然明面上的理由不能这么说，所以张四的理由时西门大官人这种商人看似富裕，其实“里虚外实，少人家的债负”，远远不如嫁给有功名的尚举人来的实惠。
但是孟玉楼什么人？
不仅是心思慎密，而是作为商人的妻子、布店的老板娘，自然是深知生意经，借贷是商人做生意的常态，哪有不借贷的生意人，借钱生钱才是商人的巧妙之处，成功之处。
这反映了孟玉楼的过人之处，但从她反驳张四的话中，一句“马价银子”，便涉及了马市。
对于明朝社会来说，马绝不仅仅是一种军事资源或是代步工具，而是还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类似于咱们现在的奔驰宝马劳斯莱斯。
所以富人家，官人加那是必须有马的，否则便很不体面。
西门大官人通过送礼给蔡太师，由生药店老板当上了山东提刑所提刑，上下班自然是骑马了。
前面我们就曾提到过他买的那匹白马价值七八十两银子，考虑到他借钱给穷哥们常时节买房子，也不过是35两。
大官人买的这匹马，差不多可以和咱们今天的大奔相提并论。
后来因为他给蔡太师的管家翟谦送去一个十五岁的美女做小妾，两人便互称亲家。
翟谦给西门庆送去一匹只有四牙的北方塞外骏马，这下西门大官人可嘚瑟了，上下班骑在路上对首长夏提刑炫耀起来。
毕竟骑上太师府送的马，这马好不好还在其次，光太师府三个字就比什么劳特莱斯、宝马、奔驰的商标都要给力的多。
骑上这匹马，等于向外宣布我西门大官人可是太师府的人，倍儿有面子。
这看的西门大官人的顶头上司夏提刑那叫一个眼红啊，于是便借题发挥，跟西门大官人哭穷。
夏提刑说你老哥骑着太师府送的马倒是有面子，但是我身为堂堂五品提刑，好歹也是世袭的武职，却只能骑一匹瘦弱的瘸马，现在连这匹瘸马都病了，都只能借别人的马上下班。
夏提刑这话真不怕闪了舌头，作为掌管全山东刑狱的提刑官，有的是捞油水的机会。
你夏提刑也不是什么清官，之前帮着西门大官人断苗青的案子，你老人家不也捞了几百两银子的好处吗。
后来离开清河县的时候，自己住的那套房子转手也卖了一千两百两银子，所以再穷也不至于穷到借人家的马上下班的地步。
说夏提刑借马上班，这好比城隍老爷拉胡琴——鬼扯，这通牢骚，无非是看下属巴结上了蔡太师不爽罢了。
当然，西门大官人何等聪明人，怎么看不出上司的这点小心思，马上二话没说，送了一匹黄骠马给夏提刑。
这下夏提刑满意了，不仅深表感谢，为此还单独宴请西门庆喝**酒。
不难看出，西门大官人这波在官场上的运作，完全是通过马来实现的。
通过骑太师府送的马来宣扬自己背后有人，又通过送马来结上司的欢心，足见马在明朝社会运作中的重要性。
由于马市如此之重要，所以当时还出现了不少以马为名的黑话。
比如我们前面所曾提到过的“扬州瘦马”。
扬州是两淮盐商聚集地，富商巨贾云集，经济繁荣。饱暖思**欲，于是便诞生了“养瘦马”现象。所谓“瘦马”，说白了就是专门为有钱人培养的情人。
这些女子个个苗条消瘦，形如瘦弱的马儿一样任人驱使。
明朝“养瘦马”因其暴利，还催生出一个专门的产业：先用低价将贫苦人家美容较好的女孩买进来，然后从文化修养、仪容形体等诸多方面进行精心，之后通过中介高阶卖出。
而本书的悲情女主潘金莲，正是这样一匹从小被精心**的“扬州瘦马”。
马匹之所以如此重要，除了其确实在代步和运输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影响之外，也和其高度的稀缺性有关。
我们都知道，中原和南方历来就产不出优质的马匹。
所以为了获取优质的马匹资源，明朝便采取开设马市，以盐、茶叶、布匹、丝绸和日用生活品易马等措施交换马匹。
本来嘛，大明朝需要蒙古的马、牛、羊，特别是马，那可是战略资源；蒙古人也需要大明朝的茶叶、丝绸、瓷器。
大家彼此互相交易，各取所需，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
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坑爹的地方，那就是大明朝比较傲娇，不愿意放开贸易，让双方自由买卖，只允许蒙古人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易规定数量的商品。
但是另一方面呢？
大明朝试图将本来是各取所欲的贸易活动，搞成一个怀柔远人的政治行为。
就是说把马市贸易当做蒙古人对大明朝的朝贡，蒙古人来进贡马匹等畜牧业产品，来表示对大明朝的忠诚。
而大明朝为了奖励蒙古人的忠诚，作为回报赐予蒙古人茶叶、丝绸、瓷器等各种产品。
当然了，咱们是天朝大国，万万不能失了体面。
所以呢，赐予蒙古人的东西，价值要远远高于蒙古人进贡的东西。
这里就有个问题，那就是蒙古人看自己的商品能换取如此丰厚得回报，自然是希望多多进贡马匹之类的畜牧业资源。
但是大明朝虽然对优质的马匹资源缺的紧，但是你们蒙古把收购价定了一个天价，我大明朝纵然家业也大，也承受不起你们频繁的大规模朝贡。
所以本来好好的一件买卖，被这一连串骚操作搞的大家都不满意。
蒙古人嫌大明朝的收购份额太小，而大明朝则觉得蒙古人是在趁机讹诈。
对此大明朝的反应是经济上多方面限制朝贡贸易，乃至拒绝、阻断与蒙之间的经济联系。
而蒙古人也不含糊，既然你不给我，那我就过来抢，反正蒙古人的骑兵也不是吃素的。
比如在嘉靖年间，蒙古多次向明朝重新提出贸易互市的请求，但遭到明朝的拒绝，于是俺答一边派兵入边抢掠，一边不断请求开放贸易。
后来俺答通过“庚戍之变”，促成了嘉靖三十年马市的开设，但明朝对蒙古依然保持着敌视的态度。
蒙古人不断扩大朝贡的规模，以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
明朝方面则以蒙古族“贪婪无厌，稍不足欲，则构衅生隙”为由，动辄关闭马市。
这种没有换位思考的贸易政策，导致明蒙关系不断恶化。
为了应付蒙古的军事威胁，大明朝不得不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北方战场。
前几年热播的历史剧大明1566中就有一个段子，徐阶为了哄嘉靖开心，给他说南方那边棉布产的非常顺利。
有了这批棉布，咱们就能拿去和蒙古人重开互市，以此免除刀兵之苦，能省出100多万两银子给你老爷人家修房子。
虽然这是电视剧中的戏说，但是嘉靖年间的明蒙战争搞的大明朝上上下下焦头烂额却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到隆庆帝上位之后，通过俺答封贡，重开马市并且对于双方的交易也进行了较为合理的规定。
这样明朝与蒙古才进入一个比较长期封贡互市的局面。
而蒙古人虽非我族类，但是也没有太大的胃口。
本来打仗求的不过是能贸易互通有无而已，既然大明朝开窍了，愿意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贸易关系，蒙古人自然也没有再和明朝为敌的打算。
毕竟，虽然无本买卖的受益巨大，但是打仗终归要流血死人，能够通过贸易搞到手的东西，那还需要通过刀兵呢。
而正是伴随着明蒙贸易关系的安定，大量的优质马匹不断进入中原市场。我们的西门大官人才能骑着拉风的高头大马到处嘚瑟。
也正是如此，明朝获得了短暂的安定，也为张居正变法拉开了序幕，靠着变法，成功给自己续命。
说到张居正变法，《金瓶梅》的作者是什么态度呢？
咱们下回再讲。
第八节口惠而实不至的“免夫钱”
上一期我们讲了张居正变法给明朝成功续命，提到张居正，我们印象中他是能臣，最关键的是他是理财能手，他的“一条鞭法”对中国历史上的财税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一直以来我国的中央王朝对于民众有两套汲取政策。
一套比较直接，就是征收实物税，顾名思义就是说你种田收获了多少庄稼，就要按照一定比例上缴一部分给官府，再由官府解送给朝廷。
虽然要交给官府朝廷的实物税经常会很重，但是大体来说，也就是一锤子买卖，一咬牙把收成交上去就完事了，对于农民来说，还能勉强忍受。
真正坑爹是另一套，就是徭役。
徭役是什么？
简单来说就是朝廷要求平民(主要是农民)成年男子在一定时期内或特殊情况下所承担的一定数量的无偿劳动,一般有力役、军役和杂役等种类。
先说这徭字，主要指的是义务劳动，这方面包括的就多了，各种各样的杂活和累活都要去干，比如修建长城，修建运河等等，都要这些人去负责，这就是徭;
而役呢？自然指的就是服兵役，也就是上战场的小兵，这些士兵要想出头是很难的，不是谁都能从小兵到大将军，几乎是不可能的，大部分都是炮灰。
不过不管分成多少种类，各位只要记住几点就够了。
那就是官府随意征发，服徭役时间不确定，以及无偿劳动，大概率还得你自备干粮。
徭役制度本身已经很坑爹了，如果加上税赋那就更坑爹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一想啊。
如果官府的老爷们或者皇帝，有一天突然兴起要征徭役，刚好又赶上农忙的时候,你就得放下家里的农活，自备干粮去服没有任何报酬的徭役。
如果运气再背一点，一服就是三四个月，再回家农忙时节早过了，还种个鬼的麦子,但是官府老爷可不管你收成咋样，该交的税赋还一点不能少，你说你怎么活吧？
所以，徭役这个东西，自秦朝创立以来，就一直是一个祸乱之源。
想当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造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去服徭役的路上因大雨而耽误了报道的时间，害怕被处罚。
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个祸乱之源，但是免费的农民工，还自备干粮，谁不想用？反正也不一定出事，就算出了事，不还有兵在吗？
所以这套制度，就一直被保存了下来。
当然，一直这样，确实也不是一个办法。
有免费的农民工当然好，但是如果这堆农民工再出几个陈胜吴广，那咋办？
而实际上后来的反贼头子，比如说刘福通啥的，还真有不少免费农民工出身的。
所以呢，我们西门大官人的干爹，蔡太师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事情。
当然，蔡太师这样的忠臣，肯定不会说让朝廷出钱雇佣劳工，来替代这群免费农民工这种没水准的话的。
蔡太师的算盘是这样打的，要朝廷出工钱，那是万万不可能滴，但是呢，你们可以自己出钱来免掉自己的应该服的徭役。
然后呢，朝廷再拿你们交的钱去雇人来服这些徭役。
当然了，你们该交多少免夫钱这个得朝廷来定，所以蔡太师就按人头，规定每个人每年要交30贯的免夫钱。
至于交的这些免夫钱，有多少是当做工钱发给被雇佣的农民工或大头兵，这个嘛，就是由蔡太师代表的朝廷说了算了。
你就算质疑，蔡太师也不会出来召开记者招待会专门说明一下，你都没有和人家平等对话的机会。
话说回来，蔡太师这套算盘虽然打得很精，但并不是他的独创，以银钱代替徭役，其实从两汉就开始了。
在两汉所律令中，每個成年健全男子，理论上都需要服徭役，不过可以聘請他人代替。
另外，拥有一定爵位的，可以根据爵位免除徭役。如果没有爵位无法免除徭役的，出钱买爵，买爵可纳粟、纳钱、纳奴婢，买爵到第9级以上即可免役。
然后到了唐代，则是宰相杨炎将赋税和徭役合并在一起，搞了一个两税法。
简单来说就是，你们以后不用再交税了，也不用再服徭役了。
作为交换呢，朝廷将这些赋税和徭役都折换为地税和户税，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又叫做“两税法”。
而到了宋代，自然就是我们的蔡太师所提出来的免夫钱，不过讲道理，这里蔡太师应该是剽窃了杨炎的创意。
然后再到金瓶梅作者所处的大明朝，就是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太岳相公张居正，也是张太师，他老人家所大力推行的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实施以前，明朝传统的赋役制度是将赋和役分开征调的。
赋以田为对象，分成夏税和秋粮，向田主征收;
役的对象是人丁，官府需要力役时，按户出丁，轮流应役。
官府分别把每户的田地和户口，记录在鱼鳞图册和黄册上，作为征调赋役的依据。
但是这套到后来越来越不给力，朝廷觉得仅仅靠这一套来汲取资源，效率实在是太低了，而且行政手续也太过于繁琐，导致赋税征收成本太高。
所以就有官员开始开脑洞，干脆将民间每年应该缴纳的赋税，按照丁四粮六的比例一块征收，先由大名鼎鼎的海瑞海大人在江南一带试点执行。
然后我们的太岳相公张太师，根据前人的经验，搞了一套一篮子工程。
统计一个州县的赋役，量地计丁，丁粮全部交官，一年中所需的力役，由官府佥募，付给工食费用，其他杂税土贡等也与税粮合为一条，计亩征银，由官府折办，这就是一条鞭法。
不难看出，为了解决徭役让屁民难以承担的难处，朝廷和官府也算是费尽了心思。
从汉到明，一次又一次的推出了将徭役折换为钱粮的政策，并且每一次都宣称这么做能够非常切实的解决民间徭役过重的问题。
至于为什么朝廷官府想了这么多用钱粮折抵徭役的主意，却没有考虑过干脆解除徭役，由官府直接出钱来雇人干活，这个不用解释了吧。
皇帝也是人，政府也是一个机构，大伙儿都有保护自己利益的想法。
不过有一点倒是很明确的，历朝历代的将徭役折换为钱粮的政策，似乎都并未能减轻草民的负担。
秦朝就不用说了，还没来得及打这方面的主意，就在农民工陈胜吴广发动的暴动之下土崩瓦解。
而两汉所推出的用钱粮购买爵位，以此来免除徭役的政策，结果却是有钱有粮的富人花钱免除掉了徭役，但是没有钱粮来购买爵位的穷人，却不得不承受所有徭役的重负。
而唐代的两税法更是坑爹。
本来在过去在“租庸调制”下，全国各地每年的赋税额度是统一且明晰的，并不会因为某个地方富裕而多征，某个地方富裕而少征，全国各地，一律平等。
单“两税法”却背离了这一传统。
不同于全国在同一数目下统一征税，两税法在制定的时候以唐代宗大历十四年的田租收入为标准规定各地的不同征收额度，久而久之这一额度就变成一种硬性规定，打破了全国一致的租额和税率的传统。
拿唐代关中贫瘠地区某一村庄举例，假如这个村庄有人口一百户，政府分摊下来的粮食为二百石，因此平常年份这个村庄内每户只需缴纳两石粮食即可。
但是后来由于各种天灾人祸，这个村庄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只剩下了五十户，而因为该村的粮食税额是固定的，因此只能由剩下的五十户分摊这二百石的粮食税额，即每户每年四石，是平常年份的两倍之多。
而此时江南富裕地区某村庄也一样拥有一百户人家和二百石的粮食税额，由于北方战乱大量百姓南迁，这时这个村庄里有一百二十户人家，但是由于政府摊派赋税额度不变，因此此时每户每年只需缴纳大约一点七石粮食即可。
在这种政策下，贫瘠地区负担更重的赋税，而富裕地区却承担远比贫瘠地区小得多的赋税，这样势必会导致全国田租额轻重不等，地方之间贫富差距愈来愈大，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的威胁。
蔡太师所提倡的免夫钱呢？其实就是结合两汉买爵与唐代两税法的危机加强版，等于是在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之外，又加征了一项新税。
而且不同于汉代全凭个人的自愿，而是按人头摊牌强制征收。
等于说有钱没钱你都得交着三十贯的免夫钱，至于这个钱是不是真的拿钱去雇人来充徭役了，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我们的太岳相公张太师所推行的一条鞭法，其实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为一条鞭法是将所有徭役税赋归并，按照田亩数量来征收赋税。
等于说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地就要交这么多的赋税，而完全不考虑收成好坏与贫富情况。
看似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由于士大夫本身具有优免权，等于还是将这些赋税压倒了穷人的头上。
归根到底，蔡太师们所提的这些政策，完全是考虑自己的方便，至于说别人的死后，那就不是他们关系的事情了。
一些有良知的文人士大夫总会对这些“与民争利”的事情展开批判，他们或许是清流，除了批判之外没有多少政务能力，但如同今天的在野大v一样，他们掌握着舆论导向。
不说蔡京，就是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正面人物，推行自己的政策都需要全社会的“铁板一块”，他们是不容许这种反对声音存在的。
那么，他们会怎么做？我们下期再讲。
第九节学校是民办好，还是官办好？
前面我们说了，蔡京这样的权臣在推行政策的时候，不会放弃对朝野舆论的监督，总是追求思想上的铁板一块。
那么，蔡京是如何做得呢？
蔡太师给皇帝的奏折中，有一个建议是：“罢科举制，悉由学校升贡。”
你没有听错，是取消科举制，但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重要手段，取消了科举制，怎么选拔官员呢？
蔡太师说了，让这些官员从学校选拔，这是什么意思呢？
莫非是大学生刚刚毕业，不用参加公务员考试，直接当官？
这思想也太前卫了点，别着急，咱们慢慢看。
众所周知，科举制诞生于隋，成型于唐，鼎盛于明。
在明朝，要想在朝廷中混到一官半职，至少要考上举人，要想做大官，就非进士不可。
举人要候补，只能做七品以下的官，进士才有资格可以做七品以上的官，而且“身非进士，不能入内阁”，所以你看海瑞能力是有的，名气也很大，但他压根儿没有入阁的想法，因为海瑞仅仅是个举人。
虽然科举制度的确为天下读书人提供了出仕为官的直通车，也为中央王朝提供了其维系官僚体系所必要的文官士大夫群体，可以说打造了一个朝廷与读书人双赢的局面。但是历来诟病科举制度的也不乏其人。
连朱熹这样的大儒都觉得，科举导致的应试教育，使得读书人皓首穷经，将主要精力都放在怎么通过科举考试上，从而偏离了孔孟本来的教诲。
而我们的蔡太师呢？
虽然他自个儿也是正儿八经的进士及第出身，但是他对科举的抨击也是不遗余力，认为当下世道之所以教化凌夷，风俗颓败，完全都是科举制度没有选拔出真正有用的人才，也就导致了朝廷的教化无法推行。
所以呢，蔡太师觉得，反正咱们现在这个科举，都已经不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了，那干脆就把科举废了，学学汉唐，设置朝廷直营的学校。
再通过学校的考试来逐层选拔人才，所以说绝不是大学生毕业后直接当官，仍旧要参加考试，不过，朝廷规定了从哪些学校选拔，你如果想当官，就得先进去这些朝廷圈定的学校才可以。
当然了，蔡太师搞这一套，肯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打算，所以他还特意的加上了一条，说是要仿照古制按照孝、友、睦、姻、任、恤、忠、和八条标准，“士有此者，即免试，率相补太学上舍”并“取士悉由学校升贡”。
说白了就是做官我说了算，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一般认为，蔡太师提出这些建议，完全就是为了方便自己卖官卖爵，即没有考虑朝廷的利益，也断了天下读书人的活路，让天下人想要当官，只能走他蔡太师的门路。
但是事情真的是如此简单吗？
在《金瓶梅》这部书成书的这段时期，还真出过一件关系天下读书人命运，揭示朝廷与读书人之间矛盾的大事，那便是太岳相公张居正禁毁书院。
那么蔡太师所上的本子里所提的这些个建议，自然也可能都是在影射当时的时政。
话说当年觉得科举取士的弊病太大的朱熹，他的解决办法是兴办体制外的私学，也就是书院。而他们这些个真正的儒家士大夫呢，就通过书院讲学来培养出遵循儒家正道的真正人才。
当然朱熹这套做法，虽然很受当时天下读书人的欢迎，但一开始其实发展势头其实不是很好。
而且马上又出现宋元迭代的兵荒马乱，导致书院的发展进一步的受到阻碍，所以，书院的真正发展，还要等到明代。
不过明太祖朱元璋上位的时候，其实最初并没有推行过去那种完全放任民间教育主导的科举制度，而是采取在中央及各地设置由朝廷所设立的社学，国子监之类的官办学校。
再以这些官办学校为基础，来构建选拔官员。
这套东西，正是我们的蔡太师所提议设立的学学校升贡的历史原型。
某种意义上来说，蔡太师所提议的，还真不是他自己的独创，而且大明朝的祖宗之法。
但我们都知道，科举制度的另一层内容，就是中央王朝为了将天下读书人纳入其政治体系内部而推行的政策。
但是这么搞，所吸纳来的读书人由于大多以自学为主，所以还是有很多的不可控因素，就是自我思想太浓厚，不方便指挥，不是很听话。
对于喜欢集权的朱元璋来说，这么搞肯定也不是很让他满意的，所以他干脆就搞出这么一个官办的学校系统，再由学校升贡的玩意，试图从人才的育成到人才的选拔，都可以由朝廷全盘控制。
但是这么一搞，官办学校培养出来的人，足够听话，但是办事能力不行，根本没办法支撑整个帝国文官体系的运作。
所以当时就有人喷这套制度引的读书人都是些钻营利禄之途、徒，并且使得学校教育本身也腐化堕落。
在当时不仅学生不学无术，培养不出人才，连老师也严重不足，甚至还出现地方富家子弟通过捐纳物资获得生员资格，然后再通过捐纳物资进入国子监的大量例子。
正是因为官学实在是办的太烂了，所以很多儒家士大夫由想起了当年朱熹所提出的兴办私学以弥补科举与官学之失的办法。
这帮人，有理想有能力，当然最重要的是有钱有权。
所以在这帮人的支持之下，之前一度凋零的民间书院教育再次兴盛起来，不仅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老书院得到复兴，还出现了不少新的书院。
到了正德，嘉靖年间，还出现王阳明及其门徒满大街办书院的盛况。
书院的兴隆，虽然很有效的弥补的官学的弊病，使得儒学有了空前的发展，比如出现阳明心学这样的重量级学派。
但是另一方面，这毕竟是在朝廷官学系统之外搞的玩意，对于大明朝全国上下的思想统一，有非常大的负面效果。
所以朝廷便由一开始的支持书院创办转向打压书院，特别是在嘉靖和万历年间，朝廷先后三次在禁毁书院。
前两次都是由青词宰相严嵩在幕后主导，第一次是于嘉靖十六年针对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毁禁了其所创办的书院。
这两次禁毁书院是由于当时在朝执政的人，有许多是反对王阳明、湛若水的学者，他们对于王、湛的广建书院，聚徒讲学，妄加罪名，实是为了在政治上和学术上进行压制。
以“官学不修，别立书院”，“动费万金，供亿科扰”为借口，禁毁所有书院。
但书院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声望很高，禁是禁不住的。
《万历野获编》上说：“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
不仅如此，官方越禁，民间越办，所以明代书院，不仅以嘉靖年间为最多，而且相当一部分是嘉靖十六年、十七年之后兴办的。
严党折腾了半天，结果却搞出一个书院越禁越多的结局。
相较而言，我们的太岳相公张居正对书院的禁毁，就要比严党给力多了。
史载：“张居正最憎讲学，言之切齿。
”他说：“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党空谭。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
他写信给宪长，也就是主管司法监察的长官周友山，指责当时书院讲学为“作伪之乱学”，“讲学者全是假好学”。
张居正本是徐阶的弟子，但张最不喜其师的聚众讲学，尤其是成天闲着没事干，不在城里好好呆着吟诗作对，反而上山下乡，到处讲学创办书院的王阳明门下子弟。
这一波张太师可是要比严阁老给力多了，
首先是持续时间长，整个禁毁书院政策持续了长达五年，也就是说一直到张太师嗝屁为止，朝廷都在卯着劲和书院过不去。
然后就是波及范围广，虽然重点照顾的王阳明门徒主要活动江西，广东，但大明朝14个省区都有书院中枪，而明朝总共也才15个省，也就是说除了云南全体中枪。
最后就是禁毁数量大，与之前严党只对付几家书院不同，这次被禁毁的书院，光有史料明确记载的就多达64家，而在这个运动过程中被波及中枪的，恐怕要更多。
而且，更之前严党只敢小心翼翼的拿地方官员创办的书院开刀相比，这次张太师是专门盯着民间书院干。
在张太师看来，办学校只能由朝廷来办，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培养出来的人都足够的靠谱。
所以，张太师这次大张旗鼓的对付书院，诚然有借机打压他最痛恨的王门的心思，更重要的还在于打压私学以便让官学能够出头。
兰陵笑笑生在写蔡太师提议废科举悉由学校升贡这段的时候，恐怕脑海是想的是正是朱元璋和张太师办官学的段子吧。
咱们下期再讲。
第十节“六黄太尉”在影射什么？
前面我们谈到，作者在金瓶梅中，常常会埋一些彩蛋，借宋朝的事，来谈本朝的段子。
蔡京请求罢科举，影射朱元璋、严嵩、张居正等人毁私人书院，明明是想加强思想控制，却说浪费钱财。
对此，兰陵笑笑生进行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讽刺，同一封奏折，蔡京转眼间就提议“置提举御前人舡所”，替宋徽宗物色各地的奇珍异宝。
你不说嫌民办书院浪费钱吗？也没见你多么节俭啊，倒是变着法子花钱。
蔡京提议的“提举御前人舡所”，毫无意外，真就有了这么一个官职，担任这个职务的是一个叫“六黄太尉”的人。
在整部《金瓶梅》中，“六黄太尉”并不是主角，但他的出场对于西门庆的衬托却又无比重要。
西门庆在和林太太勾搭上的时候，从别人的口中得知：“王招宣府里第三的，原来是东京六黄太尉侄女儿女婿”。
这是六黄太尉的第一次亮相。
从官职来看，“太尉”可不是一般的官儿。
秦汉时期，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为三公，也就是皇帝之外的三大高官，太尉是主管兵政的。
到汉武帝时期，改太尉为大司马，作为大将军、骠骑将军的加官，所以卫青和霍去病的官职为“大将军大司马、骠骑将军大司马”。
东汉的时候，以太尉、司空、司徒为三公，后来曹操担任丞相后，废除了三公。
隋唐时期呢，又把太尉可以开府治事的权力给抹掉了，日后的太尉更多的是亲王、宰相的加官或者赠官，代表的是一种荣宠的地位。
到明朝已经取消了这一头衔。
那文中的六黄太尉是什么人？多大的官？又为何加个“六”字？
先说说宋朝的官僚制度。
霸占了我们童年记忆的包青天还记得吗？
包青天作为开封府知府，不畏强权，为民做主，而且他能经常见到皇帝，朝中官员甚至称他为“包相爷”，连他手底下的展昭都是四五品左右的带刀护卫。
但是，历史上的包拯在开封府的时候，是一个叫“权知开封府事”的官职，就是说让他临时代理开封知府的工作。
没想到吧，大名鼎鼎的包青天竟然是个“临时工”！
那包拯当时本身担任的官职是什么呢？右司郎中，不过是个六品官！
跟印象里的地位相比一落千丈有没有？
按其本官，他的形象应该是坐在开封府正堂上穿着一件看起来非常环保的官服——绿色。
宋承唐制，一二三品服紫，四五品服绯，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
一个破六品官，包拯哪来的底气怼天怼地怼空气呢？
因为人家还有除了官，还有职。
“职”容易理解成实际的职务，其实在宋朝这是一个限定性很强的头衔，特指馆阁学士的头衔，级别分大学士、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
各个馆阁的地位也稍有不同，如昭文馆大学士、集贤殿大学士就是宰相专用的职衔。
还有“监修国史”这个头衔，虽不带学士字样，也是馆职，并且也是宰相专用。
三者的排序是昭文监修集贤。
所以如果是宰相衔加昭文馆大学士，就是首相；加监修国史就是次相；加集贤殿大学士就是排位最末的宰相。
宰相最多3个名额，也经常只有2个，首相既是昭文馆大学士又是监修国史。
除了这三个宰相专用馆职之外，观文殿大学士、端明殿学士也是地位很高的，一般是宰相之外的重要政策顾问。
还有翰林学士，参与各种政策的草拟，属于决策层的秘书机要人员。
包拯在开封府任上的时候的职是“龙图阁直学士”。这也就是“包龙图”称呼的由来，在龙图阁直学士之前他的馆职是“天章阁待制”，比直学士低一级。
那这是几品呢？龙图阁直学士视从三品。
那包拯究竟是三品官还是六品官呢？
那就要搞清楚“右司郎中”和“龙图阁直学士”的用处。
宋朝的官是用来领工资的，啥也不用干；而职，就是xxx学士之类的字样，纯属一种精英认证的证书，代表皇帝看重你，把你当作未来的肱骨之臣培养，象征着你的政治地位。
至于临时的差遣工作，才是宋代官员需要具体负责的事务。
这样看来，包拯就是领着六品官的薪水，享受着三品官的政治待遇，临时管理着开封府。
那开封府的正式长官在哪里呢？
开封府的正式长官叫开封府尹，这一般是宋代下一任皇帝担任的头衔，所以包黑子在开封府一辈子别想转正了。
六黄太尉的“太尉”就是“官”，用来领工资的，也代表了一定的地位。
六黄太尉叫黄经臣，宋徽宗的圣旨里写道：“加黄经臣为殿前都太尉，提督御前人船。”
太尉在元丰改制期间，曾经被宋神宗撤掉，在宋徽宗年间又恢复，为正二品。
黄太尉由殿前太尉晋升为殿前都太尉，也就是禁卫军总司令的意思，不过他并不能真正管理禁军。
因为，圣旨的最后一句：“提督御前人船”，才是黄太尉真正要干的事情。
那为何黄太尉前面要加个“六字”呢？
有人认为，是六位太尉中姓黄的太尉的简称。
《金瓶梅》第七十回提到了执金吾堂大太尉朱勔以下有六位太尉：“头一位是提督管两厢捉察使孙荣，第二位管机察梁应龙，第三管内外观察典牧皇畿童大尉侄儿童天胤，第四提督京城十三门巡察使黄经臣，第五管京营卫缉察皇城使窦监，第六督管京城内外巡捕使陈宗善。”
但还有一种说法，“六”就是大的意思。
在蔡太师家族没落后，蔡絛（tao)的《铁围山丛谈》中说:“政和初，至尊始踵唐德宗呼陆贽为陆九故事，目伯氏曰蔡六。是后，兄弟尽蒙用家人礼，而以行次呼之。至于嫔嫱宦寺亦从天子称之，以为常也。目仲兄则曰十哥，季兄则曰十一，吾亦荷上圣呼之为十三。”
“伯氏”是指蔡家老大蔡攸，那么老大为什么变成了“蔡六”？
大概是咱们中国人喜欢赌博，赌博要掷色子，色子最大的就是六。
所以，正史中的“杨六郎”很可能就是杨家老大的意思。
这是自从唐朝以来，贵族们玩的文字游戏。
六黄太尉无非就是家中排行第一的黄太尉黄经臣，那黄经臣此人为什么特别呢？
在《宋史·宋钦宗本纪》里，记载道：“靖康年间，金兵攻破东京，宦者黄经臣投火而死。”
一个“宦者”，宦官的宦，说明了黄经臣是个太监！
正史中的黄经臣，算一个高尚的人物，一直与蔡京作对，但是在《金瓶梅》中，黄经臣与蔡京是同一阵营。
这也难怪，理学名臣杨时杨龟山，还被作者嘲讽呢，那故意把黄经臣恶搞一下，用意是什么呢？
用太监当禁卫军总司令，虽然他不能真正指挥作战，但“名与器，不可轻授”，宋徽宗真正是有创意！
更何况，北宋末年，与西夏、契丹、女真作战的宋军主帅童贯，就是个太监！
放到明代，虽然没有了太监当军队主帅，但却有太监监军的制度。
在"靖难之役"中，由于宦官的反叛，朱棣顺利攻进南京，夺得帝位，宦官开始受到皇帝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