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经济商业篇2
当然，这个缎子铺能够开下去，并且到后来增值数倍不止，乔大户的参与是一方面，更多的是西门大官人绝佳的管理水平和商业头脑的体现。
当起家的10000两银杭州缎绢到货之后，西门庆就把乔家的亲戚崔本叫来，会同乔大户收拾房子，准备开张卖缎绢。
接下来签约合同才是重头戏，假设得利十分为率，西门庆三分、乔大户三分、其余韩道国、甘润、崔本三分均分，应伯爵作保；
看到没，看到没！作为出资人和老板的西门庆和乔大户，分别获取三成利润，这个就不说了。连作为伙计，具体负责段子铺运营的韩道国、甘润、崔本，居然也可以各拿到一成的利润作为工钱。
这很良心有木有。
乔大户仅仅因为提供了关系网和一部分启动资金，啥都不用干，就能分到与主要运营者西门庆一模一样的利润，这个就不提了。
实际负责店面运作的三个伙计，居然没人可以拿到整个铺面利润的十分之一作为报酬。
这么良心的报酬，是不是前无古人我不知道，起码今天很难找到这么良心的老板。
对自己的家人和家仆吝啬无比的西门庆，对于给自己打工的伙计们却是如此慷慨大方，虽说是出于精心的算计，但同样是算计，还是西门大官人这种算计更良心不是。
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老板既然这么给力，员工们自然也会将铺子当自己的一样来打理。
如今的老板老吆喝员工要对公司有归属感，怎样才有归属感，西门大官人告诉你们了，不能画饼，要舍得撒钱。
西门庆的手段是奏效的，这家段子铺，刚开张的第一天就卖了500两银子。
到西门大官人嗝屁的时候，以一万两银子做本钱开张的段子铺，已经有5万两银子的本金，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资产增值了五倍。
正因为西门庆敢于放开手脚让伙计们干，而且懂得整合多方资源，所以纵然西门庆天天风花雪月，西门集团却越发兴旺。
并且，西门集团的业务是多元化发展，只要有利可图，西门庆就不会放过。
那西门集团到底涉足哪些业务，这些业务在整个西门集团又占多大比重呢？
咱们下期再讲。
第六节西门集团的业务范围
上期咱们讨论了西门集团的经营模式，了解到西门集团是一家“夫妻店”，而且西门大官人对自己的员工算得上是“挥金如土”，那么西门集团的主要业务有哪些呢？
这些业务占的比重如何，西门庆又是怎样利用它们来营业的，这就是咱们本期要聊的话题。
西门集团在一开始，基本盘只有祖传经营的生药铺。
西门庆的老爹西门达，原走川广贩药材，就在这清河县前开着一个大大的生药铺。现住着门面五间到底七进的房子。
“门面五间”不难理解，意思就是西门庆有五间临街的铺面；至于七进，这要说到古代宅院大小称“进深”，是以纵向“大厅”的数量计算的。
七进就是由纵向的七个“厅”组成。
“大厅”两厢的称为“厢房”，“一进”就是大厅和两间厢房，“七进”就是七套这样的房屋。这是主人的起居场所。
仅仅五间药铺就能让西门庆有这么豪华的居所，他是怎么做到的？
要注意，西门庆继承的这个生药铺不仅大，而且还是蝎子的尾巴，清河县独一份。
何以见得呢？
在李瓶儿刚刚嫁入西门府的时候，被西门庆各种羞辱，甚至一度逼得她几乎上吊自杀。事后西门庆在给李瓶儿解释为何这么对她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你嫁了别人，我倒也不恼！那矮忘八有甚么起解？你把他倒踏进门去，拿本钱与他开铺子，在我眼皮子跟前，要撑我的买卖！
也就是说，西门庆之所以如此虐待李瓶儿，并不是因为她急着改嫁，而是因为她拿钱去给蒋竹山开生药铺。
可见在西门大官人眼中，整个清河县只有他能开生药铺，其他要是谁再开一个生药铺，哪怕蒋竹山这种本金不过300两银子的小铺子，也是绝对容不下的。
而事实上，在整部金瓶梅中，也再没有提到过清河县有第二家生药铺。
可见西门大官人利用各种钱权关系，成为整个清河县唯一的生药铺坐商，除了蒋竹山之类的游医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在清河县与西门大官人的生药生意竞争。
生药这种医疗用品，本来就是刚需，又是垄断生意，这里头的利润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这种利润最多说丰厚，如果说暴利还谈不上，西门庆有很高的追求。
在前面的节目中，我们提到中国的丝织业有悠久的历史，还有众多的从业者，价廉物美，产量大品种多，在西方工业化之前，世界上没有可以抗衡者。
但这也说明，丝织业在当时已经是商业意义上的“红海”领域，轻易进入不了，想赚钱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西门庆之所以迎娶孟玉楼，就是看中了孟玉楼帮助前夫打点过布匹生意，还有这方面的资源。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孟玉楼过门不久，刚好有一湖州客商有急事要回家，五百两银子的丝线要脱手。
西门庆把价钱压到四百五十两，找了伙计韩道国，利用狮子街的两间门面房开起了绒线铺，雇人染丝发卖，“一日卖数十两银子”。
在小试牛刀之后，又有孟玉楼这个引路人，西门庆遂决定义无反顾的将西门集团的经营重心，转到纺织品生意上来。
他与乔大户各出银五百两投资缎子铺，另外加上三万“盐引”成为了启动资金。
西门庆派两路伙计去产地进货，一路来保前往杭州，连行李共装二十大车；一路韩道国前往湖州，运回十大车缎货。
缎子铺开张第一天，“伙计攒账，就卖了五百多两银子，”这是完完全全的暴利啊。因此缎子铺本金1000两白银，过了短短两年，就有5万两本金了。
但是丰厚的利润总是伴随着极高的风险。
要知道这古代货运不发达，路途远时间长，纺织品这类高价商品，在运输途中中间容易遭受抢劫，还有官差地痞流氓的盘剥。
地痞流氓还好办，总能找保镖打发，对商人来说，最要命的还是官府的盘剥。
明代征收商业税的机构叫钞关，与西门庆得清河县最近的是临清钞关。
有一次韩道国从杭州购置一万两银子的缎绢货物，直抵临清钞关，派手下人来向西门庆报信。
西门庆马上写了一封信给钞关司职官吏钱老爹，附上五十两银子，求他在将货物过税的时候方便一下，差不多得了。
待韩道国回来，西门庆问及此事，韩道国说：“全是钱老爹这封书，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
韩道国还透露，他谎称装绸缎的箱子里装的都是茶叶、香料，在汇报具体的箱子数量时，韩道国把三箱并成两箱报了上去。
由于西门庆事先跟钱老爹打了招呼，钱老爹就没刁难，只收了韩道国三十两五钱的税款。
西门庆听言，满心欢喜，因说：“到明日，少不得重重买一份礼，谢那钱老爹。”
明朝的税制，大致为三十税一，货物品种不同，税金也高低有别。
西门庆价值万两的缎绢货物，至少应纳税三百两，这还是正规的赋税，如果再加上官吏们的各种吃拿卡扣，所需要耗费的银子，恐怕远远不止这三百两。
经过西门庆一番暗箱操作，伙计采取了谎报品种、瞒报数量等非法手段，结果只纳税三十两五钱银子，加上行贿的五十两及事后对钞关官吏的重谢，西门庆的花销还不过白银百两。
当然，这些暗箱操作，必须要强大的人脉关系网来支撑。
西门大官人恐怕自己也知道，自己活着时所运营的人脉关系，在死后很快就会烟消云散，所以在嗝屁之际，才反复叮嘱陈经济结束纺织品生意，专心开生药铺。
这样看来，西门庆在经营重心发生明显转移后，还不忘老本行，这是在他自己留一条后路。
除了这些生意，西门大官人所运营另一个暴利行业是当铺，这当铺怎么开起来的呢？
话说西门大官人黑了花子虚的三千两银子之后，除开拿去打点与购买房子的部分之外，拿出其中两千两去开了这家当铺。
黑了别人的钱并没花天酒地，也没有一丝窃喜，而是赶紧扩张商业版图，这点上西门庆同样值得如今的老板学习。
当然了，不是鼓励各位老板去黑别人钱，大伙儿要学习的是西门庆这种敬业精神。
在人们的一贯印象里，当铺是个黑心暴利行业，西门大官人的当铺是不是这样呢？
有个小细节透露了当铺的利润，西门庆死后，仆人平安偷了典当行的两样首饰：一副金头面，一柄镀金钩子。
人家来赎时，当铺交不出原物。
官府介入后追回首饰，两件首饰价值七八十两银子，典当时只估了三十两的价格。
当时一般当铺的估价规矩是物品原价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这点看，西门大官人并不是慈善之辈，但至少还是守规矩的，但不能掩盖这中间的剥削本质。
如此趁火打劫的生意，自然也能获得极其丰厚的回报，到西门庆死时,已发展到两万两银子的本钱,在不到2年半的时间里,增值十倍不止。
西门庆后来摇身一变，有了五品提刑官的头衔后，为他商业活动增加了不少便利，西门庆承揽到了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生意。
食盐作为一种生活刚需，其经济价值自不待言，虽然易制易得，但如此一本万利的生意，历来为官府所垄断。
因为你不生病就不用吃药，也不是非得穿丝绸这类名贵衣服，即便你家徒四壁，都沦落到了去当铺典当物品的地步了，无论哪种情况，你都得吃饭！
吃饭就离不开食盐！
在西门大官人的时代，户部尚书直接监管盐政，下设都转运盐使司和盐课提举司，还不时委派专门的御史巡视。
此外盐政在明代与边备关系密切，所得款项主要用于边防武备开支。
具体操作方法，是政府鼓励富商大户交粮纳款，以换取“仓钞”；再按仓钞发派“盐引”——盐引是运售食盐的许可证。
无盐引而经销食盐，属于贩“私盐”，要受法律严惩；相反拿到盐引后去指定的产盐地支取食盐，再面向市场买卖，就属于合法经营了。
西门庆与亲家乔大户共纳仓钞三万，按朝廷的新规定，此次可派盐引三万。
我们很难为西门庆的三万仓钞估价，因为仓钞最初一“引”值银半两，但由于不断贬值，最低时降至七分，仅为原官价的百分之十二。
西门庆、乔大户手中的三万仓钞也应是贬值后的证券，估值两三千两，已不算少。
那么三万盐引又价值几何？
一“引”盐的标准重量为四百斤，又因时间、地域的不同而有所浮动，多的可达五百五十斤，少的只有两百斤。
至于盐价，也随时间变化而有所升降。
据记载，嘉靖初年南京一带每吨食盐零售价为白银二十五两至三十两，合每斤一到二分，在当时算是很高的西门庆所支食盐，即使按此价格一半计算，再打折支取，仍值白银两三万两。
这从后来韩道国、来保用此款趸来价值三万两的绸缎货物，也可换算出来。
简而言之，几千两的投入，一转手便获利万两，盈利十倍不止。当然，如此暴利的生意，可不是是个人都能做的。
跟现代的老板实业赚钱后，有了余钱会试水金融，让钱生钱一样，16世纪的西门大官人早就有了这样的想法，他说过“钱这东西，得流动起来”。
但是很多老板在进入金融业后，不仅没赚钱，还赔上了所有身家，而西门大官人却玩得越来越顺，他是怎么操作的呢？
下一期我们将专门讨论西门大官人一个非常核心业务——官吏债。
第七节西门庆的生意经之官吏债
上一期我们说到，西门庆有了余钱，不喜欢存着，也不肯乱花，除了扩大经营之外，就是让钱生钱。
钱生钱就是金融活动的本质，但在西门庆所处的时代，没有那么多的金融产品，那西门庆是怎么办的呢？
其实很简单，薛媒婆在给孟玉楼介绍大官人时，除了提到大官人经营生药铺之外，还提到大官人另一项业务——放债。
把钱借给你，然后以高一点的利息收回，赚一点中间的差价，这不就是钱生钱吗？
按说无论任何时代，放债人总是声名狼藉的存在。
君不见犹太教在欧洲几千年来都被歧视，其中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放高利贷。
所以直到现在，欧洲人一提起犹太人，第一反应不是爱因斯坦之类的科学家，而是夏洛克之流的高利贷者。
薛媒婆什么人？作为专门拉媒说亲的专业人士，应该促成西门庆和孟玉楼的婚事，为何专门提西门大官人还是一个放债人呢？难道不怕孟玉楼嫌弃吗？
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西门庆大官人放的是官吏债，专门给当官的人放债的，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说出去不仅不丢人，反而能给西门庆长脸。
说到这官员借钱，大伙儿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你看看咱们常人连茅台都不经常喝，人家有个官员就把茅台倒进了下水道。
古代也有：“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这样看起来，当官是个不错的营生，怎么还借起钱来了？
其实在万恶的封建社会，当官的开销也不小。
诸如要拜见座师、上司，对于这些位置高的前辈，他们的仆从也需要赏赐，还要约会宴请同年考中的学子，包括那些的在京乡亲，像这类迎来送往的开销自不待言。
哪怕要外出赴任，你总得制办一些当官的行头吧，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更坑爹得是，那时候可不像现在，有中央和地方政府拨款的各种编制，地方衙门里的各种衙役、师爷之类的，都得老爷自己掏腰包雇佣。
这还是油水最大的地方官，要是京官那就更苦逼了。
自秦汉以来，京官穷似乎就成为一种政治传，。虽然少了自己掏腰包应付地方行政事务的硬性开销，但是迎来送往、置办行头之类的开销不仅没少，甚至比地方官还要多的多。
更要命的是没有地方那么丰富的油水，你想捞点油水，还有一群指望靠踩着别人往上爬的言官盯着。
所以除了中堂、部堂之类高品级的官员，大部分品级不高的京官，无一例外都穷的叮当响。清末曾国藩就在日记的吐槽自己还是小京官的时候，日子过得要多苦逼有多苦逼。
曾国藩处在已经经过多次改革，给京官们发双俸的清末，他尚且如此，更别说明朝末年了。
咱们的洪武大帝出自底层，过惯了苦日子，他当上皇帝依旧还是习惯勒紧裤腰带，勤俭节约。
他给官员的待遇极低，有他祖制在前，谁也违背，结果到了明末，官员的明文待遇并没提高多少。
但是物价可是不断的在飞涨，特别是兰陵笑笑生所处的万历年间，该死的葡萄牙人成天闲着没事从日本往中国倒腾银子，搞的洪武年间能买2石大米的银子，现在已经只能购买半石大米了。
本来嘛，如果还是洪武年的规矩，朝廷给官员发工资用的是大米这种硬通货，那么官吏的工资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应付物价上涨。
但坑爹的是，早在明成祖的永乐年间，朝廷就开始把大米折为俸银的折色制度，到了万历年间，更正式确立官吏工资只通过折色制发放。
这等于说各级官员的俸禄几乎被砍掉了一半。
其中原本规定月收入87石的正一品大员在折色之后只能获得约545石的俸米，只有官阶达到从五品以上的官员，才能从明朝政府手中拿到100石以上的薪俸，那些本还可以养家糊口的低品级官员在折色之后只能落得个贫困潦倒。
而随着折色制度的推行，明朝官员每年到手的俸禄分别是米、银、钞。
其中，不论官阶高低，每位官员一年都能收到12石米，银从正一品的215两逐级降低到从九品的不到20两，钞从7000贯逐级降低到180贯。
要知道万历年间给官员卖柴烧水、干杂活的差役，每年都能收入20两，给官府赶马车的马夫也能得白银45两。
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堂堂朝廷命官，收入居然还不如一个给自己当差的马夫，这让人情何以堪。
不仅如此，除了折色制度的大肆克扣，明朝还时常拖欠官员工资，使得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
那咋办，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吧。于是乎便有了专门面向官吏们的官吏债。
但是，大家都知道，借贷关系这玩意，历来就是晴天送伞雨天收回的玩意，正儿八经的放债人，只会给有足够偿还能力的人放债。
那些没有足够偿还能力人，所能接到的只有三七五高炮之类的高利贷。
而大明朝的官吏，正是没有足够偿还能力的人。
所以官吏债利息极高，一旦官员陷入债务泥潭，不得不变本加厉靠搜刮偿还本息，官员的为官操守就无法保障了。
基于此，明清两朝都严禁官吏债，债主放官吏债50两以上者，就要枷号一月，还要没收违法资金，而借钱的官员也要被革职。
这么搞，并不能阻止官吏们去借官吏债，只能增加官吏债的投资风险。
向手握重权的官员讨账，仿佛刀口上舐血，违法被罚的利剑，也时刻高悬在放贷者的头上。
有一份官吏债的账目显示，六十桩官吏债中有一半没有偿还，坏账率是50%。
既然放官吏债的风险如此之高，为何西门大官人依旧如此热衷呢？为何如此高风险投机活动，还被薛媒婆说给一向精明的孟玉楼听呢？
那是因为，任何一行，风险与利益永远是遵循着一种等价交换原则。
要知道，无论在任何时代，没有来自公权力的庇护，商人是不可能把生意做大的。
西门大官人也深知这一点，他自己就说：“权有时而旁移，利无施则不可，沸沸攘攘，又孰非趋利之人哉？蒙其利者，自无不助其势，即慕其利者，亦无不畏其势。利即势之根源，势即利之效验。”
啥意思？
大白话就是官员们所掌握的权力与商人们所掌握的金钱，其实是一种互动关系，没有商人们出资让官吏们活动，则官吏们无法获得更大的权势；
同样没有官吏们提供的权力保护伞，商人也无法获取更多的利益。
所以西门大官人放官吏债，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放债带来的收益对他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可以通过放官吏债来跟官府建立联系，以便让自己在其他事务上享受便利。
这种关系是资源整合的前提，虽然当下没有什么成效，但在长远却可以获得不菲的收益。
西门庆的这种投资，成效也非常显著。
他甚至可以靠着自己的影响力，在县里帮人办事，收取好处，还将“打虎英雄”武松发配到远方。
可怜的武松能打死老虎，在西门大官人用金钱编织的关系网前无可奈何。
西门庆后来甚至还在衙门里捐勒一个提刑官的差事，自己也成了官员，在官场上左右逢源。
对于官员的升迁，宋御史也会询问西门庆，而荆都监、胡府尹、李知县也会相继求西门庆说情保荐。
当然，这种影响力，如果不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利益，那么说到底也还是然并卵。
而我们在前一期节目中所提到的盐引生意，就是朝中有人好经商的经典案例。
蔡状元刚刚高中，拜入蔡京门下的时候，还未窜起来，西门庆照样盛情款待，还赠送了大笔盘缠，让蔡状元好不感动。
后来这个蔡状元坐上了两淮巡盐的御史之后，掌握了两淮地区发行盐引的大权。
关于盐引，我们在前一期的节目中已经有过介绍。
这里稍微需要补充的是，作为一种由国家垄断的专卖制度，里头有着很多名堂。
一般人就算按照朝廷规定纳了粮，拿到盐引，也不一定能够领到盐巴，有时等了数十年，甚至祖孙三代，都没有领到盐巴的商人比比皆是。
所以西门大官人也有点担心遇到这种情况，在给蔡御史接风的时候，就提到这事。
本来西门大官人还想着只要能提前十天领到盐就不错了，没想当蔡御史是个爽快人，直接承诺提前一个月给他放盐。
紧俏商品上市，时间是非常关键的，早十天、晚十天，价格大不相同。
而大官人正是靠着蔡御史的门路，比别人早了一个月领到盐巴，盈利十倍不止。
这么一来，大官人当年款待蔡御史的开销，可谓是连本带利的收到了回报。
其实，所谓的权钱交易，大体就是这么一回事。
对于商人而言，只要当权者能够给予一些方便和特权，那么他就能比其他商人获得更高的利益。
而官吏债这种高风险的投机，在西门大官人这里就成为了打开官府门路的敲门砖。
其实不光西门大官人如此，欧洲商人也不例外。
君不见，西班牙和法国的国王三天两头的宣布破产，一样有商人前仆后继的借钱给他。
债以后能不能要回来先不管，眼下能借此换到专卖权之类的特权才是硬通货。
通过咱们本期节目，对西门集团的经营模式、业务范围有了全面的了解，但很多朋友肯定会觉得少了点什么。
咱们对西门庆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盘点中，都着重于能够快速变现，那大官人有多少固定资产呢？尤其是房产。
别着急，咱们下回再讲。
第八节西门大官人的不动产
前几回的故事中，咱们盘点了西门庆的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并且能看到大官人身上已经具备了新式商人的一点点意识。
之所以这样说，是大官人和古代的商人截然不同，比如大官人不管有多少钱，从来不肯投资土地，也未见他对耕种有多么大的兴趣；
然而，他如今的商人又只不过是有点像，突出的表现，现代中国“福布斯”排行榜上，很多老板都是地产大亨。
这也难怪，对中国人来说，没有比房子更让中国人关心的问题了，似乎只有解决了住的问题，才算是在一个地方扎稳脚跟。
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房价飞涨的今天，从蜗居到房奴，“**”是绝大部分中国人的一块心病。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金瓶梅中的人是怎么解决这块心病，西门大官人有多少房产。
在金瓶梅中，作者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三种解决住房问题的方案，即租房，典房与买房。
所谓租房，不用做过多解释，大家都知道，不过在整部金瓶梅中，以租房解决住房问题的例子不是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和潘金莲结婚前后的武大郎。
小说提到他和潘金莲被张大户老婆赶出来之后，遂寻了紫石街西王皇亲房子，赁内外两间居住，依旧卖炊饼。
这一室一厅的房子租金多少，作者没有交代，不过以武大郎卖烧饼的收入来看，显然不至于如今天一样动辄成千上万。
但是在潘金莲看来，租房这种事，始终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她便让武大郎把她首饰卖了，拿去典房。
什么叫典房？
就是房主缺钱但又不想卖房，没房的人便出一大笔钱（一般是房价的一半），把房子典下来，按照约定住上十几年。
等到期之后，典房的人把房子退给房主，房主再把钱退给典房的人，双方都能受益。
这实际上是双方私人之间对不动产进行的典当，故而被称为典房。
那武大郎典到的是什么房子呢？县门前楼上下两层四间房屋居住。第二层是楼，两个小小院落，甚是干净。
简单来说就是在相当于今天的城乡结合部，两层四居室的一栋小楼房，而且还附带两个小院子。
这么一栋小楼房，总共也就花了武大郎十几两银子，大概也就后来潘金莲嫁入西门府之后，跟姐妹淘们吃十几顿大餐的价格，这在当时可谓是相当的良心了。
值得一提的是，典房虽然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为人知，但是在咱们隔壁邻居韩国却有着一种名叫传贳的租赁方式。
所谓“传贳”，是向房东一次**付签订租房合同时定下的押金，预先和房东签订好租住期限，然后每月不用再支付月租的一种租房制度，房东在房客到期后再将押金全额返还给住户。
例如，如果住户和房东签下了交付5,000万韩元押金、租住2年的合同，那么在2年后，房东可以让住户搬出去，也可以协商是否续租。
2年到期时，如果住户不再续租，房东就得把当初收取的5,000万韩元押金一分不少地返还给住户。
不难看出，这种名叫传贳的租赁关系，跟金瓶梅中的典房简直一模一样，很可能是当年棒子从大明朝偷学过去的。
当然，典房虽然划算，终究还是没有买房踏实。
西门庆的穷哥们常时节看中了一处“门面两间两层，大小四间”的平房，质量一般，要35两银子，常峙节就向西门庆借贷买了下来。
另外除了住房之外，还有门面房，这类房子的价值，也不算太离谱。
比如西门庆为了讨好姘头王六儿，送了她一套繁华地段狮子街的门面房，价值一百二十两银子，李瓶儿给上门女婿蒋竹山买门面开药店，花了300两银子。
虽然比住房要贵了不少，但考虑到地段和门面房的经济价值，所以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可以说在当时，普通的住房大概在一百两银子之内，三四十两银子，就可以在偏远一点的地段，买一栋四居室了。
如果再多点，有个一两百两银子，则可以在繁华路段搞到一个门面房。
我们前面计算过，一两银子相当于今天500元人民币得购买力，那么普通住房才5万元人民币，豪华的门面房最多也就15万的样子。
是不是很便宜？但是谈房价，不能只看房价，还要看当时人的收入水平。
西门庆雇员傅伙计每月的收入是2两银子；
陈经济曾经在水月寺做建筑工，一天收入四分银子，一个月收入1两左右银子；
西门庆聘用温秀才，让温秀才专修书柬，处理往来文书，每月3两银子工钱。
参照当时的物价水平，郓哥说五两银子够他爹过五个月的推算，大致可知一个人每月开销正常在一两银子左右。
陈经济是不用想了，每月收支刚刚平衡，按照他那个揍性，大概率是入不敷出！
傅伙计只要给西门大官人打个三年工，大概就可以买到常峙节看中那套房子，而干十年，在繁华路段狮子街买一套门面房问题不太大。
温秀才如果购50两左右的房子，需要一年半的收入。
我们还要考虑到，当时的秀才可不会只给一户人家当教书匠。
如果温秀才同时兼任几家的家教的话，大概两三年就能在狮子街买门面房了，温秀才只需要傅伙计一半的时间就能做到这一点。
或许，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吧！
而且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温秀才过得真比我们惬意不少！
想想今天的上漂、北漂，虽然动不动就月入过万，但是在房价动辄以千万计的魔都帝都，怕是一辈子都很难挣到一栋房子。
即便是清河县这类中等城市，虽然房价要低一些，但是收入就更低了。
不论怎么说，咱们也不可能像温秀才一样，当个几年家教就能在繁华路段挣到一栋门面房。
但你别以为金瓶梅中的房子都是白菜价。
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好歹都是在清河县有头有脸的人物，当然不能像武大郎一样在城乡结合部典房住。
清河县虽然只是一个小县城，但靠近大运河，经济水平也差不到那里去，所以房价要贵，也是可以贵上天的。
比如说从头绿到脚的花子虚，因为遗产关系被官府清理不动产之时，拿出的报价单是：
太监大宅一所，坐落大街安庆坊，值银七百两，卖给了王皇亲；
南门外庄田一处，值银六百五十两，卖与后来成为庞春梅老公周守备；
然后花子虚与李瓶儿住的住居小宅，值银五百四十两。
当然，吃了官司又衙门搞出来的报价，里头的名堂大家懂得，所以花子虚这些不动产，实际市价只会更高。
更夸张的是西门庆的穷同僚夏提刑卖给太监侄子的房子，门面七间，到底五层，一共三十五间，有大厅，还有花亭，卖了一千二百两银子，换成如今，也要小60万人民了。
别看夏提刑的房子跟武大郎和常峙节所住的房子相比，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但是小说的男主角西门大官人的西门府比，那是“小巫见大巫”了。
西门庆的超级豪宅，构成如下：
他先买了一处房产，“门面二间，到底四层”，也就是一栋带两间门面的四层楼，总共费银120两，这还只是刚刚开始；
后来西门大官人随后趁着花子虚吃官司的机会，拿李瓶儿给的540两银子，买下来隔壁花子虚的家宅；
街对面乔家另购新宅后，西门庆又花700两银子把乔家旧宅买下来；
其间还用250两银子买了城外赵寡妇家的庄子，以扩建坟园。
前前后后光给自己购买用于居住和死后埋葬的不动产，大致就花了1600两左右的银子。
要注意的是，作者在这几处都只是提及西门大官人购买不动产时的开销，没有明确提及改建费用。
花子虚的宅子，作者明确说明西门庆是在购入之后，并不仅仅是打通院墙而已，而是大兴土木，全部夷平之后重新修建新房。
为此李瓶儿还给了他四十斤沉香，两百斤白蜡，两罐水银，八十斤胡椒，让他出手之后用于盖新房，光这些，后来被卖了380两银子。
这里头西门大官人到底拿了多少出来盖房子，不得而知，但之前作者明确提及西门大官人在修后来由潘金莲独占的花园之时，就花了500两银子。
改修宅院的工程量远远比修花园的开销要大得多，所以肯定远在五百两银子之上。
如果在接盘乔家旧宅之后，也采取相同操作的话，恐怕又是数百两银子的改建开销。
如此推算，大官人花在改建住宅与坟园上的开销，起码不会低于2000两银子。
也就是说，虽然大官人最开始购买宅邸时，所费不过120两银子，但是这一顿七七八八的骚操作下来，光一座扩建改修之后的西门府，其市值就当在4000两银子上下。
这就是如今两百万人民币的市价了。
这样一套豪宅，别说成天上街卖烧饼的武大郎与给西门大官人当差的傅伙计，恐怕就是给有钱人当家教的温秀才，不吃不喝一辈子都挣不来的。
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个不小的数字了。
一个清河县的房价能够飙到这个程度，全是因为靠近运河码头临清，西门大官人的个人成功，也与这点密切相关，为什么这样说呢？
咱们下期再讲。
前面我们说了，西门大官人如何发家，可是有个伟人说了：“人的一生，个人奋斗固然重要，但必须考虑到历史进程。”
你看《水浒传》里大官人被武松轻松地就给做掉了，但是《金瓶梅》里的大官人就差上天了。
造成大官人在两本书中不同结局的原因是因为世道变了，这个时候，明朝的重商主义已经成为风气。
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地方在阳谷县，《金瓶梅》里则放在了清河县，这一改动有何意义呢？
也就是说，为什么要选择清河县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点？
这就是咱们本期要分析的主题。
清河县是一个小县城，可是这里却有五花八门的衙门，单从武官来说，守备、指挥、都监、提刑等大小官员在这里驻扎。
不仅如此，此处还是皇亲、太监等各类达官贵人隐退之所，比如西门大官人的隔壁邻居就是在宫里当差的花太监，而对门则住着当朝贵妃的亲叔叔乔大户。
连朝廷特使黄太尉来山东之时，山东全省大小官吏也选择此处作为接待之所，足见清河县是个小县城不假，可是并不普通。
清河县何以牛逼，是因为其距离大名鼎鼎的临清码头可以一天之内往返，也就是说，金瓶梅中搞的清河县，很可能就是大名鼎鼎的临清县。
各位看官老爷别看今的天临清县没多大名气，就是一个二线县城，但这里可是大运河之枢纽所在。
在出海困难，又没有飞机高铁的大明朝，大运河几乎是交通南北的最重要交通手段，无论大明朝还是日后的大清朝，都对大运河异常重视，专设漕运总督一职予以管理。
临清县，正是一座凭借运河漕运而繁荣起来的商业重镇。
临清始建于十六国后赵，取名临近清河之意，明朝属山东布政使司东昌府。
临清地处会通河与卫河的交汇处，是当时号称“居神京之臂，扼九省之喉”的京杭大运河上的第一码头。
临清的经济地位，大概跟今天的武汉一个级别，是贯通南北水陆要冲，南连江南，中居齐鲁，北通辽东的商品集散中心。
丝绸锦缎、南酒茗茶、贡粮银税、珠宝玉石、盐糖油醋、百货器物、糕点名品，药品器材、时令瓜果等各种货物，无不经过临清而运往各方。
有这么一条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当然不会逃过朝廷的法眼。
宣德四年，朝廷在此设立临清运河钞关，并于六年之后将其升格为“户部榷税分司”，由户部直控，下设五处分关，直控督理关税。
朝廷设置钞关本来只征收船税，但因为临清实在是太肥了，朝廷很贴心的额外加征货税，并且由中央直派的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
明朝的皇帝个个都像贪婪的貔貅。
宪宗朱见深，成化十六年，钞关岁收钞2400万贯，白银12万两；
世宗朱厚熜，嘉靖时期，年收银大体维持在23万两；
神宗朱翊钧，大肆搜刮，钞关税收大幅度上升，至万历二十五年上升为33.55万两；
熹宗朱由校，天启元年又猛增至52万两。
大概是经济实力决定行政地位，孝宗朱祐橖于弘治二年将临清由县升为州，算是对临清交税有功的奖励吧。
万历二十七年，崇文关、河西务、临清、浒墅、淮安、扬州、北新、九江八大钞关，共收税额为34万余两，临清占四分之一，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
这样看来，临清在当时的经济地位，大概就跟今天的大上海差不多。
当然，别看课税这么重，但是商人们对于如何应对这些重税，自然有其心得。
你就说咱们的大官人吧，你别看他所经营的绸缎绢丝等商品，都是产于江南，购进必经临清钞关，纳税就不可避免，但怎么纳，纳多少很有学问，考验的就是一个人的脑子了。
西门庆纳了多少次税，《金瓶梅》并没有详细记述，只有两次比较详细的描述。
第一次就是咱们之前说的，西门庆通过打通临清钞关钱老爹的关系，该纳300两银子，最后只用了100两不到；
第二次是来保从南京运货的船又到了临清，后生王显来家取车税银子，西门庆写书，差伙计荣海带上羊酒金缎礼物谢主事，西门庆吩咐荣海：“就说此货过税，还请多多关照，”谢主事不可能不明白，结西门庆只纳了100两银子。
不过相较于获取的利益而言，这么一点点打点关系的费用，完全就不值一提了。
在西门大官人从出场到嗝屁的几年里，这样的偷税漏税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要是每次都是如此，那西门集团获利之巨就难以想象了！
而且，以西门大官人为首的临清人，不仅善于打点官府偷税漏税，而且非常具有服务意识。
他们动用了一切资源，盖起了漂亮的商店，建了宽敞的街道，还有旅馆、饭店、仓库，同时还引进了丽春院这些风月场所。
春秋年间，一代名相管仲为何成了妓院的祖师爷？
因为当其他国家的许多商人听说齐国有妓院，都愿意来齐国临淄做生意，顺带可以趁机娱乐一把。
一些贵族和有学问的人，也聚集到此地，为齐国聚集了大量的人才，也刺激了当地的消费水平，各种经济如连锁效应一般瞬间发展起来，齐国的财富大幅增加。
用今天的话就是筑巢引凤，西门庆等人也是这样想的。
再说商业这种活动，爱动不爱静，哪里热闹就喜欢到哪里，哪里方便就往哪里去，它总是喜欢到来去方便的地方。
这些南来北往的商人，带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像是旅游的过客，匆匆而来，又急急忙忙而去。
虽然每次都要留下买路钱，但是大运河就这么一条主干道，你不过又不行。
加上临清人又这么热情好客，来往的商人肯定愿意在临清歇脚，西门庆有一回吆喝郑爱月，郑爱月就是因为在伺候一个南方的商人而姗姗来迟。
这样的临清，想不繁华都难，怪不得一套房子可以炒出天价！
嘉靖时，临清扩大城墙，总计“城固币逾三十里”，方圆20里都成为商业区。
万历时，临清有数据可查的商店：缎店32家、布店72家、杂货店65家、瓷器店20余家、纸店24家、辽东大店13家、粮店、典当百余家、客店大小数百家。
所以金瓶梅中对于临清的描写“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可谓一点也不夸张，非常的写实。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以往我们认为倭寇骚扰的都是东南沿海的富庶地区，但是临清却受到过倭寇的骚扰，如果临清不富，绝对不起引来倭寇的窥伺；
生活在正德到万历年间的临清籍进士郑存仁的墓碑上透露，郑存仁祖籍江苏泰州，他的曾祖父是运河上的商人，由于看到当时临清的富庶，所以才从泰州迁居到临清。
这说明临清在明朝中后期是非常繁华的，甚至比南方的一些地区还要富庶。
大概兰陵笑笑生有着在临清长时间居住的经历，所以才能在金瓶梅中将这个地方描绘的如此写实。
虽然历史如流水，人物如流星，西门庆、钱老爹、来保这些在临清活跃过的商人，官吏，家仆早已湮灭于历史的大河之中。
但是临清运河钞关却依旧静静地立在临清市城区的一条巷子内，这是明清两代中央政府设于运河督理漕运税收的直属机构，是国内仅存的一处运河钞关。
现存的临清运河钞关是一组建筑群，两进院落，前院为公署办公区，后院为仓储区，南部住宅区现大部分成为民居。
主要古建筑为仪门、南、北穿厅、科房、船料房等80余间，面积六千余平方米。此外尚有原钞关官员住宅若干，保存较好。
当年的临清运河钞关是朝廷税务重镇，如今是一面镜子，因为遗存文献最多、最丰富，成为研究漕运史、关税史、运河文化发展史、运河城市发展史等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宝库。
历史的变迁让一座城市从繁华走向宁静，临清钞关见证明清两朝的历史变迁。
西门大官人赶上了明朝中后期的商业繁华，又出生在了临清这样的地方，加上他本人的商业头脑和技巧，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才有了《金瓶梅》中那些精彩的故事。
不要小看地理优势，在一个偏远的小城市，就算再有精明的商业头脑，要做大也比在大上海混要难得多。
既然彼时的临清，就跟如今的北上广深一样，那么今天北上广深的一些缩影，必然在临清也能看得到。
一个满足了物质欲望后，肯定有精神需求，就跟王健林有钱了斥巨资修寺庙一样，那么西门大官人是否有这些需求呢？
我们下期再讲。
第十节西门大官人的精神需求
上一期节目中，咱们说了临清就和如今的北上广深差不多，至少也是武汉这样的重镇，经济异常发达。
经济发达了，娱乐场所就多，为什么呢？“饱暖思**欲”吗！这个道理大伙儿都懂。
其实，这种所谓的“欲”，也是一种精神需求，不好理解的话，各位可以想想，当你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时候，你会去“思**欲”吗？
但还有一种精神需求，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那就是自己做了坏事，想图个心安；或者说自己对于未来有更高的追求，祈求神明保佑；最根本的，如何面对死亡？
这种形而上的需求，还不同于“**欲”，它不能实实在在地得到满足，就是说它超越了世俗。
可是，任何一个人又都有这样的需求，这就出现了宗教，很多如今的富豪有钱了，也会信宗教。
西门大官人在这方面又是怎么做的呢？
由于宗教救赎的是人的灵魂，所以一直是世俗权力最大的竞争对手。
在世界其他地区，长期以来，教团与世俗权力大体保持一种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直到近代绝对主义国家诞生，才得以彻底压制住宗教教团。
但我大中华却与其他文明不同，教团势力却一直为世俗权力所压制，无法形成一股能与世俗分庭抗争的势力。
但即便如此，教团势力却依旧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世俗权力发起挑战，实际上成为世俗权力最大的竞争对手。
推翻了蒙古人统治的元末红巾军起义，实际上便是以白莲教的基本盘而结成的反体制势力。
在这场战争中脱颖而出的朱元璋，自然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一样，深知教团势力的可怕。
故而推行一系列的政策，不仅将僧侣道士出家的权力，牢牢掌握在朝廷手中，甚至还将僧侣、道士直接编入体制，让这帮人成为类似今天公务员一样的存在。
但是，朱元璋的小气大家都懂得，给正儿八经的朝廷大官的定的工资都如此寒掺，那么比照朝廷官员拿工资的僧道们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如果将这些收入折换成银两来计算的话，六品的僧官一个月也才几两银子的收入，怕不是还没武大郎一个月卖烧饼挣的钱多。
更何况给官员们发的工资都经常要折换为近乎一文不值的宝钞。
体制内的僧道的正规收入尚且如此窘迫，大量体制外的僧道的境遇，恐怕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有道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虽然从朝廷哪里获取的正规收入无法保障基本的生活水准。
但好在僧道所提供的各种服务也算是社会上的刚需，不可替代，故而大师、法师们还是有很多途径来保障自己的收入水平的。
按理说这些宗教从业者应该甘于赤贫才是，但咱们要弄清楚，宗教教义不世俗，伴随宗教出现的宗教团体却是世俗的，他们的运作时需要成本的，而且宗教从业者也是人，也得吃饭。
所以，他们也需要钱！
他们最大的进账就是来自各种施主的供奉。
如东京报恩寺的老僧到扬州富商苗天秀门首化缘，声称堂上缺少一尊镀金铜罗汉。乐善好施的苗天秀立刻“施银五十两”，还说“吾师休嫌少，除完佛像，余剩可作斋供”。
苗天秀不过是一个普通富商，出手就如此阔绰，那么作为本书的主人公，富可敌国的西门大官人，那就更为豪气了。
永福寺长老因重修寺院，捧了疏文向西门庆化缘。
西门庆见疏文中有“如有世间善男子、善女人以金钱喜舍庄严佛像者，主得桂子兰孙，端严美貌，日后早登科甲，荫子封妻之报”等语，一下子施银五百两，。
不仅如此，西门庆还答应向“内官太监、府县仓巡”等同僚友朋劝捐，“就不拘三百二百，一百五十，管教与老师（指长老）成就这件好事”。
你看，我们在市井生活篇章里，已经说了西门庆对宗教的态度是“不信且姑信”，他的确胆大包天，能说出“和奸织女，拐跑嫦娥”这样的话，但那时候的他身份还未像后来那般显赫。
当他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这不，精神需求来了，看到能生儿子，子孙满堂，而且孩子能科举高中，封妻荫子，马上心动了，不仅自己掏了钱，还帮助寺院拉客户。
永福寺的长老光西门庆这一波的引流，进账起码就不下千两白银。
对道教庙观，大官人也没少奉献。
有一次过腊月的时候，西门庆正忙着给东京及府、县、军卫、本卫衙门送“节礼”，忽然有人送礼上门：原是玉皇庙吴道官派徒弟送来的。
大官人立刻封了“十五两经钱”让小道士捎回，并预定了正月初九到玉皇庙还愿，还要请道士设坛念经做法事。
到了初八那天，西门庆又让玳安送去“一石白米、一担阡张、十斤官烛、五斤沉檀马牙香、十二匹生眼布做衬施，又送了一对京缎、两坛南酒、四只鲜鹅、四只鲜鸡、一对豚蹄、一脚羊肉、十两银子，与官哥儿寄名之礼”。
前前后后，西门庆也花了几十两银子。
虽然这一波道士们也捞了不少，不过比起永福寺的长老一次搞到千两银子而言，就太寒掺了。
除了来自施主的布施之外，僧道们的另一主要经济来源，是各种丧葬仪式。
西门庆为李瓶儿办丧事，共拿出五百两银子、一百吊钱，其中僧、道所得，应当不少。
比如“五七”祭奠是由道士承办的，吴道官转邀京城黄真人来主持，全堂用“二十四众道士”，“水火炼度一昼夜”，这一场隆重的法事，小说足足用了一整回篇幅来描述。
事毕，西门庆亲自与黄真人把盏，命人捧着一匹天青云鹤金缎，一匹色缎，十两白银酬谢。
至于对吴道官的酬劳，则是一匹金缎，五两白银，另外还有“十两经资”，那是散发给众道士的。
在此之前，黄真人登坛行礼，西门庆还奉献金缎、尺头、丝绸、布匹、斋饭桌席等。
看上去道爷们拿的东西似乎不少，不过费了这么半天力，其实收入也不过几两银子。
相较而言，佛爷们拿钱可就轻松多了。
比如李瓶儿在弥留之际，曾给尼姑王姑子五两银子，一匹绸缎，嘱咐王姑子在她死后，请几个师父为她诵经，王姑子私吞了银钱，却不曾替她念经。
吴道官带着一大帮子人，正儿八经的做了半天法事，也才赚了五两银子和一匹金缎。
看看人家王姑子，仅仅口头答应请和尚来念念经，就拿到差不多的钱财。
当然，这恐怕也是因为金瓶梅中的佛门子弟的戏份比道爷们要多一些，在捞钱方面，自然也就有更多的连哄带骗的伎俩。
这还不算，还有更夸张的。
金瓶梅中的另一个尼姑薛姑子。
听说西门庆为了保佑官哥儿，施舍了五百两银子给永福寺长老，于是眉头一皱，乘机鼓动西门庆印造《陀罗经》。
薛姑子说道：“凡有人家生育男女，必要从此发心，方得易长易养，灾去福来。如今这付经板现在，只没人印刷施行。老爹，你只消破些工料，印上几千卷，装订完成，普施十方。那个功德，真是大的紧！”
西门庆大官人何等人，出钱如出血，自然要问个明白：“只不知这一卷经，要多少纸札，多少装订工夫，多少印刷，有个细数才好动弹。”
这一番话，忽悠的大官人一愣一愣的，竟然命人拿了“准准三十两足色松纹”交给薛、王二尼，要她们印经五千卷，并答应余款印完再付。
这些钱自然也是肉包子打狗，许诺的五千劵经劵，西门大官人到死也没见过。
想当初，薛姑子跟人通奸，被人告发到已经做了提刑官的西门庆面前，西门庆将薛姑子打了一通板子，在看到吴月娘和薛姑子来往的时候，还骂过薛姑子“胖**妇”！
此刻，西门庆不照样掏钱？
怪不得，“莆田系”一手搞医院，一手建寺庙呢，这两个地方都是让你心甘情愿掏钱的地方。
尤其是宗教场所，干得是哪怕你一次被骗，下次照样会上当的买卖。
这不，既然薛姑子给你印经文，西门府的人没见到，那是不是大伙儿可以不再相信薛姑子胡诌八扯了？
还真没有，大伙儿都是记吃不记打，哪怕有时候比西门庆还精明的吴月娘，也是如此。
薛姑子的捞钱手法，除了忽悠人家印经祈福，还有卖假药。
薛姑子便自称会炮制坐胎药，并向吴月娘吹嘘药效如何了得，炮制如何繁难，无非是想多讨些钱罢了。
求子心切的吴月娘果然再三拜谢，给了薛、王每人二两银子，还答应“坐了胎气，送给薛姑子一匹黄褐段子做袈裟穿”
当然卖假药也不光薛姑子，那个西门大官人在永福寺遇到胡僧，便卖给大官人**的药方，直接要了大官人的小命。
除了这些宗教徒骗吃骗喝外，我们还能发现在金瓶梅中，僧人的存在感要远远高于道士。
相比道爷们费了不少力气才赚到一点点辛苦钱来说，僧人们不仅通过正规途径，能够获得远远高于道爷们的收入，他们还可以通过忽悠人印经卷，卖假药等各种手法，获得不少额外收入。
不过道士们也没办法。想当年一手天师剑，一手太平经，在中华神州横着走，何等风光。
但自从被武则天压制后，除了走上层路线的那些高级道士之外，中下层的道士就只能提着桃木剑拿着鬼画符到处讨饭吃。
相较于组织结构强悍，屡挫不倒的和尚们来说，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了，除了鞭挞僧道骗吃骗喝，给我们现代人的启示是好好生活、好好做人，你内心强大，日拱一卒，不像西门庆那样抖机灵，你的成功可能会更难，但是一旦成功，你会比他更持久。
在奋斗的过程中，看透了世界和人性的本质，你也不需要宗教来救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