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弦诵：教授“立”校_教授关怀社会

教授关怀社会

李继侗考察荒地

李继侗先生是联大里兼职最多的教授。考察荒地以便让撤退下来的难民们去耕种，这也许是西南联大受政府委托而为。吴征镒说：

当时我的老师李继侗先生到了昆明以后，头一两年带着我们，后来让我们自己去，到昆明附近，大理、宾川、鸡足山，一直到滇西南，就是现在的滇缅公路这些地方去考察荒地，预备难民到那里去开荒、移居等等。

以后他又热心于这个校务。他管的事情很多：包括大一的学生一度跑到叙永去办农校，那么都是李继侗老师去奔走的。

当年的校园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人文关怀，报效国家的实际行为，可见之一斑。

人口普查与大理演讲

潘光旦的两个女儿都从事社会学研究。当年潘光旦一家曾经住过昆明城郊的大河埂。长女潘乃鼓后来为费孝通当过秘书。她曾来昆明，旧地重游。她说：

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家在这，叫西南联大。清华还有一个单独的研究所，后来是我爸爸接任的主任。那个时候，社会部在人口普查，做人口登记，农业的普查，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有几个工作站，在昆阳、晋宁县等四个地方。

周文德，他那个时候是清华的助教，被选拔到国外深造。他出国以后，就用人口普查的资料，作了一篇论文，后来改写出了一本书，在国外比较有影响。1998年他找人翻译了，把稿子都给我们了，他把全部的资料，都送给我们所。

当时普查时就是带着社会学问题去思考的。

我父亲那个时候成果比较多，在第42期《社会学研究》，有一篇文章，他谈社会学和社会发展的情况。后来收录进书里就改成了《中国社会学》。里面观点就是：觉得中国社会学联系实际很不够。

当时社会学从西方过来以后，没有真正把中国的实际联系起来。而他认为中国最重要的实际问题是人事问题。他说，中国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从

这点出发，就谈他对中国社会学的看法。他说，西方的社会本身就是一种逃避，而我们的好处就是现实。现在就是用一些西方的理论，然后用我们的材料套住了，并没有结合实际。这是他自己的看法。

潘光旦的这些观点，其实在当今的学界里也很普遍，就是外国的理念套在中国的例子上面，就等于完成了课题研究。

所以他很重视把西方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结合了，另外也注重了历史和现实。很多人对他的评价，对他那时候的著作非常关注，就觉得这点特别好。在抗战时期，他的很多著作是和抗战有关系的。

关注现实，尤其关注抗战，学者的观点就不止是学院和书斋的研究，而是推向社会去普及和启蒙。云南地方时常请联大的学者们去演讲。大理演讲，是比较重要的一次。

他们都去了，每人有一个题目。每个人都结合自己的专业去演讲。之后他们又去旅游，他们每个人都写了游记。那一次演讲里，还做了一些小的座谈会，他们所建议的意见里，有一个是中国的人口问题，有一个是中西文化。

当时的社会学在这点上非常好。他们配合了抗战的需要，而且也是老百姓关注的问题。这些小文章登在当时的报刊上。

我见过这样一本小册子，是联大学者和其他著名学者在昆明的演讲，上面有潘光旦讲“优生学”，还有梁思成讲中国古代建筑。这本小册子是云南省主席龙云主持刊印的。战时的学者们，与地方相结合，不忘启蒙使命，提高民众素质。

那时候费老也好，我爸爸也好，他们强调的就是中国社会学要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配合当时的抗战，所以做得很是有声有色。

国外社会学的著作，潘光旦当时翻译出来影响很大，可以说影响了一代当时的学者。

他的著作，首先是翻译的语言非常好，其次就是他把很多中国的实例作为注释。《性心理学》也好，和后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也好，他做的译注，本身的篇幅就跟原文都

一样多。这个特别有价值，甚至有的时候都可以出了单独的文章，对年轻人特别有帮助。因为现在谁也不可能去翻这么多书。中外的都有，译注和原文一样多。这个要下很多的工夫。

我们住在乡下的时候，我爸爸是对家里的事情是一概不管。他在家里要么就是写东西，要么就是去上课，有时候也对我们说点从前的故事，或者是唱首歌。

一个一条腿的学者，在战时的云南却做了那么多的事情：调查、讲演、翻译、著述，而且每件事情都做得让后人难以企及，此外还要管理校务。

张奚若逸事

赵宝煦先生讲校园掌故有风采，外圆内方，体现了一种学养：

我跟你说张奚若的事。教育部长到昆明市，名教授都被请出来。教育部长就说：现在抗战时期，所以大家要思想统一、意志统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所以老师们、教授们在课堂上讲话，一定要考虑这个。实际就是统一思想。

张奚若开始不说话，名气又大。这时候他说，部长先生，我有一个建议。部长一看，就说，张先生，您有什么建议？他说：我建议，全国就在重庆安一个广播电台，请一位最可靠的教授就在这个地方讲课，全国收听。我认为这个，思想最统一、意志最统一。

不幸的是，全国只装一个广播电台，只让一个人讲话的事情，终于还是在中国出现了。可是再没有出现像张奚若先生这样“难对付”的人了。

那个国民参政会，有四个人是蒋介石最怕的，其中两个，一个就是张奚若，一个就是钱端升。还有一个也是北大经济系的，死了，叫做周炳琳，这是国民党员。

但国民党，他并不都同流合污。另外还有一个呢，后来给划了右派了，也是很厉害的。这四个人，因为他是参政员，很难对付。他不像别人，你拍拍桌子就不说话了。

西南联大的崇高声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铁肩担道义”的教授们造成的。他们是以支撑中国社会的正义与公平为己任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