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弦诵：教授“立”校_教授树立学风

教授树立学风

大师上基础课

采访邹承鲁院士是在李四光大院里。他是李四光的女婿，一家三代人、四院士。邹承鲁身材高大，面貌毓秀，给人的感觉始终沉郁寡言。夫人李凌的活泼打破了大房子里的沉闷，她正在隔壁一间房子里打电脑，不时跑过来说几句。

有一张邹先生学生时代的照片，李凌说：“那是我拍的。”照片儒雅稚气。白发苍苍的李院士一句话，透出背后多少同窗共读的佳事。

邹承鲁印象最深的是大师上基础课：“总之，西南联大的传统就是：越是普通的课，越是高级老师教。系主任就教普通化学。我上普通物理，是吴有训教；微积分，是杨武之教，他是杨振宁的父亲。反正越是普通的课，越是名教授。”

王汉斌，校友中政坛地位最高的中共元老。他说：“联大为什么能造就一批人才呢？应该说，教师在国内是第一流的，这是很关键的因素。教基础课的教师都是有名的大师，像陈岱孙、李继侗、贺麟等。各个系主任基本上都教基础课。”

联大的基础课却给他广博的社会经济学视野，使他后来在执政管理中能有所借鉴和思索。

我们学的基础课，在以后的经历中还是有用的。我开始学中文系，后来转学历史系。我念过政治概论，我学的政治概论就是讲比较宪法和各国的政府制度。我后来搞法律工作，因为对各国政府制度有点了解，包括美国、法国还有英国的，所以对我的工作就有帮助。

我上过陈岱孙的经济概论，凯恩斯学说讲的供求关系、边际效用，我就是从他那儿学来的。我们国家搞宏观调控，调整供需关系，我看跟凯恩斯学说有关系。罗斯福新政，搞公共投资，增加和扩大内需，都跟凯恩斯学说有关。

联大的基础课有特点，大一、大二要学国文、英文，我也学过两年英文。

许渊冲先生近年来写了一些书回忆联大生活。他说：

杨振宁给我的序言里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和我的成就都是得益于联大的教育，我们今天的这种成就，都得益于联大。

如果没有联大，我想我的历史要改写。我写的这篇文章及回忆世界一流大学，总结联大教育的三大优点：

第一，大学不是有大楼的学校，而是有大师的学校。联大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师多。杨振宁说，联大当时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联大的过程，已经与美国最好的大学同行。他在联大念完以后，再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芝加哥当时是物理系最好的，但是不如他在联大念的深。

联大那些刚回国的，如华罗庚、钱学森，都是当时国际一流的学者。当时就是帮助（外国导师）得到物理奖的。文学也一样，当时中国文科精英在联大。文史大师、散文大师朱自清，诗歌是闻一多。比较文学方面就是钱锺书。直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他。因为外国人没有中国人英文学得好，这是中西贯通的。钱锺书是中西贯通的第一人。

一个国家的大师都集中这里，这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我们都是在联大长大的。我们可以说，是吃联大的奶长大的。

这种大师集中的名校优势，建国后被一股院校合并的风潮冲散了。“我现在说一句老实话，我们当时的教育，到50年代就断了。清华、北大合并，不像当年联大那样把我们全部集中了。杂牌大学并在一起，反而不如当年的北大。名校的传统已经断了三十年。我们也痛惜。”许先生不客气地称一些院校为“杂牌大学”，固然有些刺耳。不过在民国时期，大学的等级是非常清晰的。

记得父亲曾经对我说过，某某是“野鸡大学”出来的。就是那种有钱就可以上的，质量、风气都被学界所菲薄的学校。许说：

全靠老师教，那是没出息的。但是没有老师教，也不行，光有老师也不行，联大这个领导，他能够让你发挥。牛津大学校长说过一句话：一个学校的传统是经过多少年积累起来的，恢复过去很难。

台北学长易君博先生说：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联大的教授。第一个就是张奚若老先生，他是系主任。另外一位就是钱（端升）先生。一位是教政治思想，一位是讲授各国政治。后来有机会到英国去的时候，发现我们自己的老师都不错。他们讲的东西，讲授的方式，绝不亚于英国第一流的教授。因为语言相同，所以我们更容易感受，收获更多。

有一位，他是英国新一代的大师，我听他的课，再和张先生讲的同样内容比，张先生确实不仅仅是功力深厚，而且吸收的能力特别强。

钱端升也不例外，他在美国受的训练非常好。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他教的跟其他的不同。他就是随便讲，每讲一个东西他的深度都非常深。其他那些外国老师没有他讲得好。英国政治学是近代以来非常重视的，可是听英国人讲起来，就觉得那些思想反而不如钱先生讲得深刻、对我们的影响深刻。他当时从大宪章开始一直讲到1832年英国的改革方案，很出名的改革方案，这就看出来，他对英国的熟悉和专业，很少人有他的深度。

在联大，无论学什么，都必须先修中国史，打好做一个中国人的基础。易说：

在大学一年级，冯友兰先生教《新原人》，就是他那几本书，叫做“贞元六书”，印象非常深刻。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史是很多人没法跟他相比的。虽然有点结巴，但是他的深度很强，是史学家的感受。他好像一个宋代的史学家给我们讲授一样。

金岳霖先生也是大家都很崇尚的，他是超然无为的学者样子。殷海光就非常崇拜金岳霖。殷海光把金岳霖的书扔到地上，说：“听到没有？掷地有声。”

名师与名校的烟灭，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

师生互教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真正的教育就像源头活水一样。陈省身说：

我们在西南联大就不分教授与学生，有的学生很好的，跟教授一样，见面就随便谈谈，平起平坐的。国内现在一般的情况，教授就是教，学生就是学，教授讲什么，学生就听、就学什么。这个在大学是不应该的。

陈省身指的现在大陆教育，与西南联大相比，与国外相比，有浮浅、庸俗与深刻、深远的差别。

学生发展了，他自己有自己的方向。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学生比老师好。学生最好能往新的方向发展，结果他的成就会比老师大，很短的一个时期，他就可以回来教老师。这个国内没有这个观念，老师说什么，他就听什么。

在联大，老师和学生是互相来往的，没有等级，谈天。这是交流最基本的方式。

我的学生有很好的。比方说有一个是很好的数学家，他比我死得早，几年以前，他就死掉了。但他贡献了很多。他有时候来看看我，我们谈谈。我告诉他一些东西。学生知道的东西比较少，他需要从老师方面得到这些材料。但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我们应鼓励他的想法。

除了“师道”的责任，根本的观念还是对于“学问”的认识。“主要的是你要做一个学问，这是一个活的学问，一直在变化，一直在扩充。像我们数学，那扩充的，包括科学的，有多少！”现在，国内自上而下，对于学科、学问和学者的观念都基于实用的考虑，而没有一种对于知识的敬畏之心和严肃态度。

像教育部讲“应用数学”没有道理。数学一定有应用，没有应用数学老早就完了。所以在一直扩充，一直在发展，形成新的发展方向，是好现象。它跟老的不一样。你能够发现新的方面的主要原则，有新的方法，是好的。老的东西，也不见得一直都好。有的东西需要改善，尤其是新的老的混起来，这学问大得很。问题不知道有多少，你能够抓住要紧的，有些能够发展的，有些能够做一点进展的，这个进展可能就是你的贡献；也有可能是了解，你对这个东西知道得，懂得的深刻点而已。

学生有成就的主要原因是教师的鼓励。我尊敬学生，我希望他有一天比我好。我不是摆架子。学生不用功，我骂他，批评学生，所以我有好多学生。比如最近得奖的吴文骏，他就是我的学生。

学生与教员在知识的面前是平等的，是都可能有所发现的。他们共同的责任是提供贡献，哪怕只是更深刻的认识，为后来者开路。“老师跟学生是不分的，你任何人都要做老师的。这样子搞学问，就有意思了”。而国内大学照本宣科式的讲课，违背了科学与育人的规律。“不是这一段我把他背出来、讲出来、年年讲，这是不对的。学问是永远在变化的。”知识是一条活的河流。

名教授带队考察

郝诒纯学长，女院士，著名地质学家。她认为自己在地质学领域中的成功，和联大教育关系密切：

这个关系是很密切的，因为联大，是北大、清华、南开，各个学科，在全国拔尖的、有造诣的学者都是在我们那儿教学。

地学系，当时我们的系主任是孙先生。从国外回国的博士就有好几位，教我们地质专业的就有五位，那都是在国内最有名的地质学家行列中的。这些教授不但业务造诣非常深，而且为人跟爱国主义思想都很值得我们学习。

那个时候我们出去实习都是系主任亲自带队，最有名的教授亲自带队。不像现在，最有名的教授他不一定出来，让什么副教授、讲师去。那时候都是亲自带队，而且他们在野外是很艰苦的，不怕困难。这种教学的态度，一直是对我们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的。

显然郝诒纯对于现在的学风不满意，有一点资历和名气的教授就不再带队出野外了。这对于地质学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潘光旦调查土家族

费孝通与潘光旦的关系很深。费孝通说：

潘先生是我的直接老师了。他一条腿。因为在清华体育跳高的时候摔坏了。这条腿不行了，受了伤。当时医疗条件不够，就把它锯掉了。只有一条腿，可是他不服气，不服气自己这个缺陷。他仍很努力。尽管在这么一个困难的生活条件之下，他能继续不断地为学生服务，想各种办法，同时提出重要的看法，指导我们做人。怎么样做人？成为他主要的教育工作。现在的教育里面，这方面缺乏一点。是讲怎么得到钱，不是讲怎么做人。

几乎所有的当年联大师生，都严厉地批评现在的教育。

潘先生是我的直接老师啦。后来他和我们一同搞民族工作。他有一个问题，土家族是不是一个民族？大家争论得很厉害。他

自己就到土家族里面去。土家族在湖南的湘西，都是山地里面，他自己要去看，去调查研究，把它的历史搞清楚，说明它这个民族究竟从哪里来的。

我那时候没有时间陪他去，他一个人带着一个学生，两个人下去了。骑马？马又不能骑，他只有一条腿啊，就等于伏在马背上，到深山里面来解决问题。后来把这问题解决了。土家族的来源，把它弄清楚了。

潘光旦不向残疾低头，甚至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有残障。本来是属于个性化的人生态度，但在抗战的环境里，外有强虏，内有艰难，潘光旦从自己身上迸发出来的这种精神，就有了强烈的感召力。

我曾有过骑马的经历体验。试想，一位独腿的人竟然骑马到山里去，他如何控制马？如何掌握自己的平衡？

这是一种英勇精神。

老师身教言教

在清华大学草地“西山苍苍”的校歌碑前，我采访摩擦力学专家郑林庆。郑说：老师的身教，更在于“德”的操守。

我是等他们到了昆明之后，就从北京到天津坐船，到香港，后从越南海防坐小铁路火车到昆明，追着去了。在受教育等方面，真是得到很多好处，特别是老师的身教言教，感触特别深，包括在黑板板书的时候，他不说话，但对你都有影响。

比如说，有一道题应该怎么做？先不给学生讲，让你们想，他也在那儿想。看了半天，画了一条线，这条线一画下来，问题立刻就清楚了。

所以你就跟着他想，他不告诉你怎么想。他画出那条线，你立刻就悟道：哎呀！我就没有想到画这根线。他为什么就能想到画这根线？就是几分钟的时间，是几堂课教不出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好多这类事情，很能使你深思。

现在教学赶时间，一天必须教多少，一个钟头都塞满了。他很快地讲，当然能讲明白。可是想法、思路，没有讲清楚。

我们学机械的，有一个老师叫刘仙洲，从前就是清华大学的第一副校长，我们机械系的老师。他这一生为人是很清白的，而且治学很严格，对我们的教育不仅是在学问方面，而且在德育方面影响很大。

他过一百岁的时候——1990年，我就讲了一个笑话：大家说刘先生那么好，有没有缺点呢？我们同学平常难得碰一块儿，大家想了半天，说：刘老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没教给我们“走后门”，我们谁都不会走。我们那些老师都很正直，绝不会教你邪门歪道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一生无论做什么事都很认真，也许现在的人看了，觉得你们太傻了。

在一个学校里，不只是某个人对你的影响，实际上整个学校的风气，都自然会陶冶人的性格，会在各方面对学生有所影响。

“零分”与拳师

王希季，中国“火箭之父”。在联大时，他有过“零分”的纪录：

在联大四年，作为培养我工程学方面的基础，我觉得是比较难得的。另外做人处世等方面，这些名师能给你做出表率。

例如刘仙洲先生。刘先生教我的是机械学。有一次考试他出了一个题目，他在题目的后面要求准确到小数点后三位。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计算器、没有计算机，有那个计算尺，计算尺是不可能准确到第三位的。我对这个准确到第三位并没有注意。结果，我把这道题都算了，我这道题什么都对，就是没有准确到第三位。刘先生给我这道题零分。

机械学的零分可是对我们很大的事。因为机械学是必修的，机械学之后才能学机械设计，机械设计之后，才可以学其他的东西。机械学不及格就等于你要多学一年，你的第二年就得再学。

所以这个事情对我的冲击非常大，让我认识到，做一件事情就必须把你做事情的要求，或者你的目标，要考虑得非常清楚，非常认真。不然的话，好像是对了，结果没有达到最后的要求。

我以后做工作要求自己必须严谨，就是从这个事情培养出来的。严师出高徒，它不止是知识的事情。

机械学和所有的工程学，都是要付诸实践的，如果计算不确，立刻导致报废、损失，甚至危险。

在功课上的认真态度，直接导致在事业上的责任和敬业精神。这个零分对学生的培养，比给八十分、九十分更好。

我学热力学，那时候教我们的是孟广喆教授，也是非常有名的。有一次他出一个题目，结果全班人没人做出来。后来他一指点，他说你用微积分的方法，一积分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大家一看，个个都会。为什么没想到要用这个？他说，这个就像跟师傅学打拳一样的，你跟我学，不能老是照我这个方法做、按书本做，你要灵活应用。他说，一个拳师教了一个徒弟，这个徒弟跟着他练功，每一个路数都非常好，结果出去一打，却打了败仗。拳师回来问，为什么你会打败？徒弟说：他的路数跟您的不对。

孟广喆教授说，你们跟我学，不能死啃书本，你要应用你全部的知识来解题，不要老用我那个书本上教的东西。思维方式的启发、做工作的启发、做人的启发，他都在培养你。怎么用知识，怎么去做事情，所以说他不是照本宣科。不单是考试考得好这件事情。

做一道题目，不只是教解题方法，还指出学生的思维障碍，教给你广开思路。这种教育，真的是“大师”的讲授，非平庸辈可为之。

刘先生、孟先生，还有我们在机械绘图上的董树屏先生，他那个机械绘图，你如果交得上卷，他能够收你的，那你就得很辛苦。你要做得很工整，否则不规范，他连收都不收。他看不行，你就得重新画，从头来。

做不好，从头来，干我们这行的现在也是。如果你一个设计做不好，你得从头来，因为你没有满足这个东西。这个要求对我今后做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影响。

今人提出“素质教育”，却不知其为何物。那时没有“素质教育”这个词，但是有这个意识，有这个内涵。现在有这个词，可没有这个内涵。

“老师本身就像一本教科书”

郑敏，“九叶诗人”中唯一的女性。她的讲述，带有诗人的敏锐与女性的感知：“西南联大的教育，百分之百是启发式教育。我是念哲学的，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月考、期中考试。只是在学期末，才有一个考试。”

哲学系是一个研究“形而上”的地方，我所接触的联大哲学系学子，他们都有一种诗人的气质：郑敏、熊秉明、刘孚坤。他们特别追求一种精神的世界，沉溺于自由的想象与思索。也许是哲学给了他们一种空灵，也许他们自身的性格里就带着这种东西。

我们没有课本，没有像现在的教科书。那是在抗战的时候。但是，老师本身像一本教科书。我接触的老师，什么时候你见到他，你都觉得他是在思考问题。他的生活跟思考完全连在一起，并不是说上课是一副教书的样子，而是他什么时候都是这个样子。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他就跟你谈有关的问题。

西南联大会聚的，都是不得了的、星光灿烂的学者。从他们身上你会得到一种极大的启发，就觉得你这一生，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这是一个言传身教的方式。“他就启发你考虑很多人生的问题。你自己就沉浸在这个学术的氛围里面了。”他对你的培养不是表面给你塞很多知识，不是注重很多具体知识。人各有天赋，有的人记性非常好，过目不忘。有的人，他没有那种强记的本领。如果你老去考试，把他的精力就全放在强记上面了。

我就是一个不善于记忆，可是比较有兴趣考虑问题的学生。我的老师每次去上课，基本上都是带着他一生研究的问题，这就是课本。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课本。他的每一堂课，他讲的时候，都好像他自己在考虑这个问题。

熊秉明、刘孚坤都说过他们选择哲学系的目的，完全是非功利的，没有什么世俗需求，就是为了想要解决个人探索社会领域中的许多疑惑，直接说就是世界观和信仰问题。

有一个先生，就是教康德的老师，郑新教授。郑新教授给我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每次上课都抽烟斗，同时他就开始思考。

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思考所谓“物”本身，这个问题永远是解决不了的。他教康德，这个是哲学里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到底能不能进入物质里面，知道物的本身？他这种苦苦的思考，不断地把考虑的过程讲给我们听，不是给你提一个大纲或答案。

他站在那儿或者坐在那儿，就一个人在那儿反复思考问题。他想到的他就讲出来，或者怀疑的他也讲。他有什么还没有解决的，他也讲。你就跟他一块儿思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锻炼，学生知道怎么样思考问题，能让你感觉到，老师在带着你思考。

这种启发式的教育，只有最高级的老师才能够做到这样。那种至高智慧的启发，是了不起的。

我们的先人是最早探索哲学奥秘的。从庄子到屈原，无不在叩问天地、叩问心灵，想要求索一个个最终极的问题。然而这种求索的传统和质疑的智慧，现在大学已经丢失了。

现在老师一进教室——今天教案进入第几课了？就在黑板上写，现场答案灌输给你，这叫灌输。老师把课本的东西消化了喂你。我所有联大的老师，他们没有一个是这样做的。

他们自己一生都在里面，他们的言行，一切都是带着他所相信的东西，他走进来跟你谈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哲学谈话。上课是一种师生之间精神的对话，你不感觉他在灌输什么知识。

现在的哲学教员，由于学识面狭窄，兴趣也不在此，他们多半难以陶醉于哲学，只可能是把哲学当作“工具”一样来教，谈不上将哲学当作“寻求信仰”的思索之路。

对于知识的概念，绝对没想着知识明天能换来什么样的报酬。在我们哲学系没想过这个问题。

经济系有比较实际的角度。当时经济系的学生跑仰光，他们已经开始实践了，我们哲学系的人在思考。所以一点都没有“知识等于若干报酬”的感觉，没有这种感觉。

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经失去它高蹈的意义；过去哲学与“阶级斗争”混为一谈，而现在讲一些所谓“方法论”，都非常庸俗。

“读书要有兴趣”

身处陋室，以茶馆当图书馆，却旁若无人，讨论着世界级的科学问题，思考着人类生存的哲学。他们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呢？除了外在的战争压迫，使人焕发出奋进的力量外，知识者最重要

的还是自身的素质。许渊冲先生说：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朱光潜先生的一句话。他说，读书要有兴趣，没有兴趣做不了事。杨振宁也讲过，没有兴趣的事情我不做。刚开始的时候，我家里让我学习经济，也有现在的下海之风。那个时候大学毕业一个月只赚三十块钱。但我的兴趣不在那儿。

这些严格选拔出来的学生，他们自身有一种读书的兴趣，这种兴趣非常重要。

“联大，当时就有很多狂人，到台湾去的鹿桥也是一个狂人，在台湾写了一本小说，叫《未央歌》。钱锺书，狂的。你看他的《围城》，字字珠玑。”

有兴趣才有理解，有理解才有创造。然而当代往往不顾人的天性，对青少年采取强制性的学习。违背了人性，也违背了学习的规律。

创造的冲动与享受的冲动

台北的刘孚坤学长与我讨论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创造？他说，这是人的一种需要，创造本身就含有一种享受在里面。

罗素在《社会结构的理论》这本书里提道：人有两种冲动。第一种冲动是创造性的冲动，第二种冲动就是占有的冲动。罗素讲，要尽量地发挥创造的冲动，而减低和不要那个“占有的冲动”。应是享受的占有的冲动。

我的讲法稍微有点不同，追求利益的冲动也要有，但是这个追求利益的冲动是融合在创造冲动里面的。

可是，光去创造而不求享受，只有少数的人是这样的。我创造了以后，我就不要了，留给别人。少数的人可以成为别人仰慕的一种目标。但这不是一个全体的状况。

可是刘学长依然坚持：“创造的冲动里面带有占有冲动。占有的冲动是融合在创造的冲动里面的。这是我和罗素讲法不同的一点。这不只是我的理论，现实中就有。”对于靠灵性和思想劳动的人，这两说都能成立。创造本身在劳动的时候都在享受，同时也需要从创造的结果中得到物质的回报。刘说：

享有的冲动融合在创造的冲动里面，你创造了就有，结果就融合在里面。这才是理想的。其实现实中就已经有这种情形，一体的，享有的冲动融合在创造冲动里面。它不是两个东西的和谐，而是并成一个东西。

哲学思考可以磋商，刘学长也许忽略了另外一面。但正是这种精神的追求、创造的享受，贯穿着西南联大学子们战时的学习生活。

书桌上的公式

在南开大学静湖畔，陈省身先生住在一幢袖珍型的小楼里。楼下是餐厅与客厅。电梯上去，门一开就是书房。书房可称为跬步之斋。陈先生的轮椅一进去，就再不能进什么人了。

我说，这书房太小。陈先生说：“够了。”

在书桌上放有一页纸，上面写着几道数学公式。陈先生说，这是他正在思索的问题。助理在旁边说，就在上个星期，陈先生忽然又解决了一道多年未决的数学难题。陈先生对我说：

数学和生活不是分开的。你想不通的时候，就放下它，去生活、去处理别的事情。但是它在你的脑海里，它自己在思索。忽然，就有了答案。所以我有个习惯，问题想到哪儿，就写在一张纸上，放在桌上，不管它。这就是我想到的地方，会想怎么往下走？结果总是这样，一段时间过后，或者是受到其他问题的启发，你忽然知道下面要怎么做了。

曾经以为，数学是非常有奥秘的学问，抽象并且脱离生活。原来数学也同人文一样，可以在人生中得到演进，焕发出灵感。

这种思考的方法与习惯，是否与当年西南联大在昆明时候的住所条件和动荡环境有关系？陈先生说：“当然有关系。人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学会思维。”

陈省身不仅是一位数学的巨人，也是一位思想的巨人。中国古人说的“贫贱不能移”，还不只是一个抽象理念，它是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思维活动。什么时候这个活动停止了，那么，作为学者的意义就消殆了。

“要看到世界”

哲学史家任继愈是一位与联大相始终的学人。他在联大念书，后来又在联大教书。他说：“八年我都在那儿。我当研究生三年后就教书了。后来我在那儿教书，是联大的教员，前后九年。日本投降以后，没有立刻搬回来，第二年才搬回来。”

当年他的导师有两位，一正一副，贺麟是其一。任说，导师对他的教导，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要看到世界”；一个是“文理不能分割”。“中国当时的时代精神，就是放眼世界。你研究中国，你也要了解世界；你研究古代，要了解当前。所以到现在，甚至以后也是这样的。你了解局部，非得从全部着眼。”他认为，现在大学学科越分越细，有弊病。学生出了那个圈子后，不会思维，不会联系。

除了题目做得很深以外，他知道的很少，他上不去。他那个小范围他很清楚，很头头是道，出了这个圈他很茫然、很无知，这是没有发展前景的，前景一定会受限制。

对外看到世界，对内打通各学科与各界，这才是真正的宏观意识。所谓知识构架，人生观、世界观，莫不起源于此意识中。

要看到世界。文理不要那么分割，国内外、古与今、中与外，都要融汇进来。因为文化本身是一个综合体，为了教学方便，分了这个系、那个系，课讲起来是方便，但对真正接受的、培养的人来说，要把知识凑合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凑合成一个整体。

高等教育一个最大目的，就是要打开视野，打开胸怀。对于世界的认识，绝不是用文科或理科这样的界线可以分开的。

2007年秋，我到南沙沟探望任继愈先生。先生拿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两枚校徽，颜色有别，分学生和教师所佩戴。他说：“这两件东西，送给你是最合适的。因为你对比有这个感情。”一枚是他当学生时的，一枚是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时的，背后的号码就是任先生当年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身份号码。西南联大只有八年，像这样上完了学，又留下任教的不多，所以这两枚校徽也很难得了。

还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历经七十年，沧桑动荡，这两枚校徽还在。这两枚校徽，曾经千百次地被青年任继愈别在胸前，纽在前襟，它们是那些极其珍贵的岁月之证明和纪念，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不料，那就是我最后一次在任先生的家里与他交谈。

中美教育比较

杨振宁声称他身受中美两个国家最典型的教育，所以他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在西南联大毕业后，我念的东西很扎实，我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去念研究院。当时的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我就觉得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对于物理学的想法，或者是他们作研究的态度，和在昆明西南联大有一个分别。”这种不同里有很多的因素：

比如说，当时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一位是费米，一位是泰勒。费米当时是四十几岁，是1901年9月29日出生的。前不久全世界六个地方庆祝他一百周年的生日。费米当时是世界最有名的几位物理学家之一。1942年12月由他给人类制造出来第一个核反应堆，等于给人类发现了一个方法、一个新的能源。以前的能源不管说火也好，燃烧油也好，烧煤也好，都是化学的，把化学能解放出来，就变成了普通的能源。费米的这个工作使得人类得到一个新的、更重要的、更强的能源，就是核能。这是他对于人类巨大的贡献。

另外一位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当时还年轻，还不到四十岁，叫做泰勒。泰勒后来非常有名，他当时是美国最早设计氢弹的主要人才。

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跟他们两位有了很多的接触，发现他们做学问的态度跟西南联大物理系做学问的态度不一样，总体表述就是好像不那么严肃。

尤其是泰勒。你走在走廊里看到泰勒，他抓住你就说：我刚刚有一个好主意。于是他就大讲一套。多半这主意都是错的，但是他不怕讲。于是你跟他说，到黑板上去讨论几分钟。然后你说，你这个办法好像不太对，应该怎么样改一改，他立刻就接受。他能很快地就跟你讨论起来。泰勒一天至少有十个新主意，其中有九个半都是错，不过没有关系，假如一个人一天有半个正确的主意，这就不得了呀。

这就是泰勒做研究的办法：一个是主意非常之多，兴趣非常之广，随时都在试新的想法；另一个是不怕跟人讨论。

中国的传统教育，有一点是教你不要乱开口，你还没想清楚不要讲。美国的教育哲学跟中国的教育哲学是两个极端。“欧洲是在两者之间，比较接近于美国；日本呢，大体也在这两者之间，比较接近中国。”

当今中国青年出洋留学者大增，可谓浩浩荡荡。但是其中几人有如此清醒和自觉的认识？

这种教育的哲学，都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新的主意很多。这个里头虽然错的很多，没关系，你过些时候就懂了，对自己就是一个新的发现、新的认识。这个办法也有它的坏处，它有一个启发，有一个思维上的跳跃。这对于有的学生来说有坏处，因为他跳得太多了，以后他自己不太清楚，底下不瓷实。

比如说小孩玩积木，美国的教育哲学是让小孩赶快把这个积木搭起来，他可以有一个构想，很快就可以搭起来，可是底下常常是不瓷实的。因为不瓷实，危险的地方是要塌下来的，那简直是糟极了。中国就不是这样，中国是一块搭一块，慢慢砌上去。砌上去以后，它不坍塌，因为它底下是很巩固的。所以这个方法有好处，也有坏处。

杨振宁的体会，对于留学的个人，对于当代教育工作者，对于教育学的研究，有非常生动和宏观性的意义。

我非常占便宜的地方，可以说是我一生很幸运的地方，就是我把两个好处都学进去了。我在中国有瓷实的基础，所以我同美国和芝加哥大学的同学（这些同学都是很有名的物理学家，有好几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比，像考试，他们不能够跟我比。因为我从前念的知识，念得非常瓷实。他们没有念得那么瓷实，这点上我占了一个很大便宜。

到了美国发现，原来泰勒和费米，他们的着眼点不在考试。那么过了些时候，我渐渐了解他们，也学会在什么地方发现问题，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吸取了他们这个精神，所以我非常幸运，把两种教育好的地方都吸收进来了。

一个善于总结思想方法的人，才可能有大的成就，杨振宁在这方面是相当自觉的。这是一个人早年人文基础宽厚与扎实的成果。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