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伟大的领导者身上有很多特点使其与优秀的管理者区分开来。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会把工作放在家人和朋友前面、忍受睡眠不足、一辈子总是在坐夜晚的航班。但是如果你细心观察的话,就会发现伟大的领导者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重要特点——他会以所有者的姿态,或是企业大股东的角度去思考和运作,虽然无论是从财政角度还是法律角度,他既不是所有者也不是大股东。像亚历克斯爵士这样被公司雇用的人当中,拥有这种特点的人堪称凤毛麟角,虽然在硅谷中这种长期所有权的感觉正是那些最优秀的公司创办者的与众不同之处。这类人永远都不会忽视自己业务中的紧急状态,但同时他们脑子中也装着更大的目标。他们的态度和处事方法是其他薪资不菲的企业领导者所不具备的。有时我在想,这些美德在中国比其他地方都更加鲜明。不妨看一下马云和阿里巴巴、马化腾和腾讯、刘强东和京东,很难想象其他人来运营他们的公司,直到有一天这些创始人耗尽了他们最后一分气力。
伟大的领导者喜欢大胆的和不可思议的想法,他们也会毫不避讳地做出那些具有争议、不受欢迎的决定,并且对自己的信念抱有不可动摇的信心。他能够明确地感知到自己的终极目标,并且能够将这一目标清晰地传达给他人。他的工作可能很复杂,但是他能够抓住事情的本质。伟大的领导者不会编制出无休止的出发令,他们更喜欢让自己的追随者们的眼光盯在不超过两三个目标上。他拥有实现最高理想所需的耐心,同时还能抑制住自己的急躁。他会像临床诊断一样审视自己的同事,无论他们在过去有何贡献,如果严重跟不上节奏的话,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跟这些人说再见。伟大的领导者乐于相信别人的判断,不畏惧授权,尽量避免微观管理,也不会强迫自己去主宰每一次谈话或是坚持要在辩论中做最后的决定。伟大的领导者明白,大部分成功都来自少数的重大决定,而不是试图参与到众多小的选择中。他明白在自己的组织中有的人在某些方面能够做得比自己好。与自己取得的成就相比,他能够从组织取得的成就中得到更多的满足,同时也不会为自己索要离谱的报酬。他会把组织的钱像自己的钱一样看待,却从不需要媒体的聚光灯对他有过多的关注。他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观察和聆听,而不是去讲话。他会在危急时刻面无惧色。他很清楚自己不了解什么并且展现出一种迷人的谦虚。如果他把工作干得很出色,那么人们会觉得他是严厉且公正的,而不是任性又善变的。他绝不需要人见人爱的感觉。在任期结束时,他知道自己的时代已经画上了句号,优雅地放弃手中的权力,不给自己的继承者带来一丝苦恼。
对比一下伟大的领导者和有能力的管理者,后者得到自己位置的途径往往是通过集团内部的自然减员、政治上的可接受性或作为一名忠诚坚忍的仆人。在苦苦追寻多年后,终于坐上这一位置时,他会集中精力确保在他的监督之下任何事情都不会出问题。他会小心不去冒犯别人,他会为做出一些困难的决定感到难为情。他能够接受妥协所带来的不完美,也能够允许其他人传达他的策略。他会在平和中寻找避难所,并且会追求周围的人对自己的喜爱之情。当他退休时,他所在的集团跟他当初来的时候不会有什么两样,更不会有什么杰出的成就可言。
伟大的领导者还具有两种特质将他们和其他舵手区分开来。其一是痴迷。痴迷者无法想象自己这辈子会去做痴迷的事情以外的任何事。与那些被要求从事某一职业或是所从事的职业并不能牵动自己情绪的人相比,痴迷者总能够在工作中得到更多的满足。对于亚历克斯爵士这样的人来说,他们痴迷于自己的追求,生活和工作之间并无界限。他们主宰着自己的人生,而并非觉得自己必须靠工作博得尊重。与那些在集团中往上攀爬并且在职场的进化论中幸存下来的人相比,痴迷者更容易保持自己对工作的热情。痴迷者们很自然地就能够实现努力、决心、内驱力和雄心的统一,这也正是领导能力的基础。当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时,你就更容易去应对种种失败、逆境和管理上的挫折。而这种感觉是大部分普通管理者很少能够体验到的,甚至是他们从未有过的一种感觉。
让伟大的领导者卓尔不群的第二特质是与人交往的能力。领导者能够让自己的雇员和同僚做出非凡的表现和奉献。其中部分是通过树立榜样实现的,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是通过对雇员性格的深刻了解实现的,并且在雇员遭遇困境时表现出感同身受。他们能够将亲密关系和雄心结合在一起。
聆听亚历克斯爵士,观察他跟别人在一起时的样子,你就会发现他和曼联队的中流砥柱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韧性,对成功的渴求根深蒂固。这种内在的坚毅来自逆境、苦难、挫折和对失败的恐惧;这种坚毅还得益于局外人、黑马和移民者所习以为常的社会上的不公;来自永不言败的倔强和让同伴失望时的羞耻之感。这些同样也是企业家们所必备的本质上的基础,也是我所敬仰的人所具备的品质。大约在10年前,我在红杉资本的网站上张贴了一条信息,对那些我们渴望合作的人进行了总结。这条信息是这样的:“创新之精神。黑马。坚决的人。有决心的人。不屈不挠的人。目中无人的人。局外人。独立的思考者。敢于斗争的人。真正有信仰的人。”现在读起来,我想这正是亚历克斯爵士的曼联队的写照。
在硅谷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雅虎的联合创始人杨致远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父亲在他蹒跚学步时就过世了,他在10岁那年和母亲、弟弟一起从中国台湾来到美国,那时他还不会讲英文。谷歌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WhatsApp的联合创始人简·库姆(Jan Koum)虽然来自东方,但是他们与杨致远有着类似的经历。谢尔盖和他的家人为了躲避前苏联的宗教迫害来到硅谷,简和他的母亲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于1992年离开乌克兰。2014年2月简将自己的公司以19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Facebook,而合同的签署地也颇具心酸意味,那里正是当年山景城(Mountain View)外简和他的母亲每周排队领取食品券的地方。我并不是说童年的贫困是企业家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但是那些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企业家——微软的比尔·盖茨、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和Snapchat的伊万·斯皮格尔(Evan Spiegel)——仅仅是成功的技术创业者中的极少数人。那些最成功的创业公司几乎不可避免地雇用着移民、那些出生在美国的人,抑或是那些在公司早期困难时期就出现的人。
当然,在中国艰难困苦的故事对于几乎每一位公司创始人来说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些成长在中国东海岸大都市的人现在还太年轻,他们甚至回想不起来食物短缺,没有供暖,缺少汽车,飞机场和铁路都很简陋的那个年代。然而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则能够很快回想起这些事情,这些记忆依旧是深刻的:用过两到三次的茶叶包;午餐时间灯光昏暗的服务中心里,员工们趴在自己的手上休息;在拥挤的小会场举行的一场场会议;或者是对于很多人来说都要照常上班的周末。
硅谷中大部分的企业家都是自学成才的。他们并非商业院校的产物,而且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未曾在大公司里工作,接受他人的塑造。他们自己塑造了自己。他们并非在他人的训练下成就了今天的自己,像亚历克斯爵士一样,他们是痴迷的产物。硅谷有很多娃娃脸的领导者,那是因为他们在世界意识到他们的潜力之前一直走着自己所痴迷的道路。对于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展着,他们要么被那些大型公司所忽视,要么被当作怪人而不被理睬。这一点适用于个人电脑软件、短信息、文件分享软件、音乐流、用黑车替代出租车和空闲房屋的租赁等领域。这些创始人像亚历克斯爵士一样,在工作中学习如何成为一名领导者,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在他们第一次的全职工作中进行学习的。
相比之下,亚历克斯爵士在穿着长裤去上学前就发现了自己的职业道路。他选择了足球,这一领域的变化更为缓慢,而其中的伎俩也广为人知。这就意味着对他(以及其他顶级球队的教练)来说,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积累作为领导者所需的经验和知识,而不是像硅谷年轻的创始人那样在最新的突破还不为人知时迅速崛起。亚历克斯爵士在去曼联之前曾经度过了很长时间的职业球员生涯,而且他在苏格兰执教之前就已经获得了教练资格。为了抓住老特拉福德球场的这次机遇,他准备了足足30年的时间。但是无论是在曼彻斯特还是在库比蒂诺,精通某一领域始终是领导能力的先决条件,因为这是自信的源泉,权威的基础,也是赢得他人尊敬的理由。
硅谷的创始人像亚历克斯爵士一样,他们相信自己的眼睛、耳朵和直觉。他们更渴望根据基本原则把事情弄清楚,并且对所有的传统都不屑一顾。虽然他们对大公司的结构和等级制度充满不屑,但是有朝一日他们自己的公司也会如此。在早期,这些创始人会对深谙某一领域的人提出狂风骤雨般的问题。他们还会翻烂很多书籍,或者是在这个时代搜遍网站的角角落落,在深夜听着TED演讲入眠。随着这些小公司逐渐做大并开始引人注目,这些创始人的界限便得到了扩张。那些老练的经验丰富的人会接听他们的电话或是召见他们。沃伦·巴菲特会在奥马哈市他最喜欢的餐厅款待一些来自硅谷的年轻公司的创始人,这是众所周知的。退休的首席执行官们也很高兴能在佛罗里达或棕榈泉的度假屋里接待这些冒险者。无论采取哪种形式,那潜在的推进剂就是对知识的渴望。
这些人会毫不畏惧地接纳他们认为有道理的事物,同时忽略其他一切,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公司成为他们自己的综合体现(就像亚历克斯爵士带领的曼联队一样)。苹果的产品堪称绝唱;甲骨文是一个渴望卷走所有财富的残忍竞争者;谷歌是斯坦福大学的延伸,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全盛时期的英特尔也是工程精度的丰碑;亚马逊更是数学威力的完美阐释。然而它们发展的历程中充斥着很多错误、困惑、很严重的管理失误、失败的产品和与最糟糕的情况的亲密接触。
在自身成长的同时还要建设公司,努力成为一名领导者,这是难以完成的任务。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拉里·佩奇(Larry Page)、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拉里·埃里森、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马云、李彦宏、刘强东、马化腾,还有很多人,他们成为首席执行官时的年龄要比亚历克斯爵士首次在东斯特灵郡担任主教练时年轻10岁。他们是自己的童年和那些曾经为之痴迷并埋下了职业萌芽的爱好的产物。他们当中不曾有人组建一支管理团队,拜访客户,与供应商打交道或进行合同协商。他们的第一位客户往往是自己(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打造出来的产品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最初的雇员也通常是朋友和校友(因为没有哪个手持优秀简历的人会冒险为那些乳臭未干的孩子打工),他们早期的供应商也都是谨小慎微的,而他们的房东也会要求他们先付清房费。
对于这些想要做自己的创始人来说,一家年轻公司的需求会加剧这一挑战,因为随着公司的发展,事务会变得越来越繁重。因为他们不随波逐流,所以这些人会对那些跟他们志趣不投或时代不同的人持怀疑态度。鉴于他们不具备亚历克斯爵士的那种社交能力和与他人相处时的从容,他们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根据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分类法,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被分类为内向型人格或是极端内向型人格。对于这些创始人来说,眼神交流、公共演讲和闲聊都是令人苦恼的活动。他们更愿意与电脑、技术论文或书籍为伴,而不是与人为伴。对他们来说,克服自己天生的沉默寡言是众多成就中的第一步。
硅谷中那些卓然不凡的公司和他们的中国同僚就像曼联队一样,塑造它们的领导者最享受的事情就是致力于自己的产品。对于亚历克斯爵士来说,这意味着跟曼联队的球员们合作,塑造他们的比赛风格。在加利福尼亚这可能就意味着一位创始人痴迷于代码段的优雅、字节传输的速度、一块硅的物理化学性质、数据存储的空间或是字体的大小。他们也会像亚历克斯爵士一样把那些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留给他人去做。就像史蒂夫·乔布斯让提姆·库克管理物流和运营,比尔·盖茨也很少为营销活动的设计而担心。
这些公司领导者中的佼佼者还会避免分心的事情,同时精心分配自己的时间。在会议上无休止的演讲、电视访谈、与政客会面或是出席慈善活动,这些都不是他们喜欢做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精力时时刻刻都应该放在工作上(或是在他们年龄稍长之后,也包括家庭),否则就是错过了良机。让我们看看弗格森年轻时的老照片,照片里的他睡眼惺忪,因为他当时每天晚上只能睡四五个小时,然后再看看每一位年轻的企业家的脸。对于这种将精力集中于自己的事业的强烈欲望,我所见过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年轻时候的比尔·盖茨。那时他买了一台电视机来收看教育录像,为了不让那些综艺节目和电影分自己的心,他甚至断开了调节按钮。他还将自己汽车上的收音机拆掉,唯恐在短暂的通勤途中或是来往于飞机场的路上被新闻简报或音乐打断了他对微软的思考。对于比尔和微软来说,能够不受外界干扰的能力让他们受益匪浅。他会乘坐直升机去参加那些不得不去的应酬,每年他也会抽出时间独处,集中精力阅读技术论文和书籍,这些举措都很好地消除了外界的噪音。直到1994年,39岁的他才部分放弃了自己真正的初恋——微软,和梅琳达·弗兰奇(Melinda French)结了婚。
成功领导者的特征总是会表现在那些可以看见的地方——宣传员们精心的处理、舞台效果或仅仅是他们表现出的沉默寡言的一面。然而成功来自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每天十七八个小时的辛苦工作,一周都没有休息日。亚历克斯爵士是勤勉这一美德的忠实信徒,并且以实际行动做出表率,他从不要求他人表现出比自己更大的决心。亚历克斯爵士的世界呈现在数以百万计的观众眼前,他在扶手椅上表现出来的舒适看起来是那么轻松自然,但这是他精心准备的结果。在每一座奖杯背后,是他在许多个周六的早晨冒着瓢泼大雨视察年轻队员的身影;在每一个英超冠军奖杯背后是数千次的训练;在每一次胜利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日益发展的国际网络,其职责就是向球队输送年轻球员,这些球员在15年甚至20年后将完成那次关键性的传球和重要的抢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