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资本的狂欢02
4．只会吃屎的世界银行
随着美元越来越多地流进阿拉伯国家，许多人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出来说话。
这是个正常要求。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挂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旗号，就应该为当前的货币形势和银行形势作些贡献。哪怕没有实质性的工作，也要出来做做样子。
精明的瑞斯顿早就看到了这一点。石油禁运事件爆发后不久，他就预见到：武力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当武力失效时，这些政客们首先想到的方法就是让代表着经济方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出来管理一下混乱的秩序。不管这招有没有用，但他们只能求助于这两个机构，别无选择。
如果一旦有人开始要求这两个机构出来组织经济秩序，他们也没有办法推辞。无论是机构名称上，还是给予大家留下的一贯印象，他们都必须站出来为美元的流动吆喝上两嗓子。如果仅仅是出来走走形式，瑞斯顿并没有需要担心的地方。但就怕这两家组织不仅仅是为了形势，而是要不知天高地厚地承担起促使美元回流的任务。如果他们真的承担起这个使命来，就意味着花旗银行将失去操作机会。你想啊：如果阿拉伯国家的资金被这两家机构拿去投资到发展中国家，花旗银行哪里还有机会可言。
绝对不能允许这个情况出现！瑞斯顿暗下决心。但他能够做的工作并不多。花旗银行作为一家商业银行，无论是和国际货币资金组织还是世界银行，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世界范围内商业银行多如牛毛，尽管花旗银行一家独大，这两家象征着官方的组织对花旗银行并不是很感冒。他们只是对政要感冒，政府部门才属于他们的圈子。而瑞斯顿一向认为花旗银行并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求他们，所以也素来不主动示好或者表达尊敬。在当前形势下，瑞斯顿唯一能做的就是要大力呼吁自由经济。
呼吁自由经济的言外之意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最好不要对目前的局势插手，这只是自由经济市场发生的正常事件，这件事完全可以通过自由经济的市场手段来自我解决。
瑞斯顿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这种呼吁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会激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反感：你一个商业银行的小商人，凭什么来阻止我们管理世界经济秩序。瑞斯顿担心这一点。
花旗银行副总裁克斯坦佐的同胞兄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担任要职。瑞斯顿找到克斯坦佐说出了他的担心。克斯坦佐微笑地看着瑞斯顿：如果一头牛压根就拉不动犁铧，你还担心它能超过拖拉机吗？
这哥们真会说话。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比作处于原始状态的耕牛，而把花旗银行比作象征现代化的拖拉机，作为花旗银行的老大，瑞斯顿立即眉开眼笑。他扔给克斯坦佐一根珍贵的雪茄。
克斯坦佐的一句话提醒了瑞斯顿：对，如果我能摸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操作能力，也许我就能清楚是否该为花旗银行担心。如果他们不具备实操的能力，我岂不是瞎担心吗？
瑞斯顿派出代表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合作谈判。
理由相当冠冕堂皇：当前的形势令人十分担心，作为商业银行的我们应该积极地团结到你们的周围，为促进世界经济形势尤其是促进美元回流作出应有的贡献，云云。
瑞斯顿特意安排代表要在这两家组织的代表面前保持足够的低调和谦卑。人在低处最安全，也能够较为容易看清高处的形势。况且他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了一个很正当的要求：我们对发展中国家并不了解，希望你们能够提供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数据，以便我们决策时参考。
这是瑞斯顿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下的一个套：如果他们能够提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数据，这恰好能被花旗银行在对拉美和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分析时用得上；如果他们不能提供数据或者提供的数据毫无价值，那就充分说明了他们对发展中国家也并不了解，从而间接说明了他们不具备承担美元回流重任的能力。即便是他们采取促进美元回流的举动，那也绝对是掩人耳目、充充样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花旗银行的要求感到头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贯感兴趣是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向来只是粗暴地批评。这等同于一个粗心的家长，他向来只关心已经成为富翁的大儿子的生意，对一事无成小儿子，通常只是见一次骂一次，而当别人问及小儿子的信息时却毫无所知。
况且，由于受到的只是批评和痛骂，并没有获得经济上的实质性帮助，发展中国家就像小儿子一样充满叛逆，他们不仅不会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何条约和制度，而且也不会主动汇报本国的经济运行情况。偶尔的汇报，也只是说些好听的数据。但这些数据并不能真实反映该国的经济状况。
为了不使自己在花旗银行面前出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好采用最保守、看起来最明智的方法：拒绝向花旗银行提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数据。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不应该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隐私提供给一家商业银行。听到这个消息，瑞斯顿很开心。他的担心去掉了一大半。
世界银行倒是看上去很愿意和花旗银行合作。在花旗银行提出要求后，就积极准备。但是工作效率实在太低了，无论花旗银行怎么催促，他们的工作都无法取得有效进展。这让瑞斯顿建立起一种非常有预见性的判断：即便是世界银行的领导者有兴趣来承担促使美元回流的任务，这个机构的效率也不足以支撑他们完成任务。任何任务和职责在他们手里，都会因为运行缓慢而胎死腹中。
世界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能源建设、公路修建等。这些建设不同于修建工厂或者投资一个产业，往往需要很长的周期，一个能源建设项目可以建设二十年，投资到这些项目上的资金意味着要等到二十年后才开始收益。阿拉伯富豪没有这么长的耐心，何况还有烦琐的手续。
瑞斯顿的心完全放到了肚子里，他的担心被吹到九霄云外。
在石油禁运事件爆发后的次年，也就是在197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安抚大众的呼吁，成立了石油特别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这个机构注入了几十亿资金。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个机构名义上是为那些需要进口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帮助，而实际上使用该机构资金最多的国家却是英国和意大利。世界银行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机构。但任何人从来都没看到过这个机构做过一件实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双重缺位，瑞斯顿决心一定要抓住这种难得的机会。
将利润当作第一天条，各种操作方法就有了核心。对内，瑞斯顿要求一切部门都要为实现利润服务，并且在保证利润的前提下，任何规则和制度都可以调整和修改。这种开放式管理思想为普特南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表演舞台。对外，瑞斯顿要求花旗银行睁大眼睛：看清巨额利润背后的风险。
即便在没有出现石油禁运事件之前，有些发展中国家依然是缺钱的。所以对花旗银行来说，只要能够吸收到资金，资金的用途不用发愁，总是有若干个项目在等着。这些项目本身没有风险，在发放资金之前，精明的花旗银行人总是能清楚地计算出预期利润，并制定出完全利于花旗银行的条款。
但是这些国家是有风险的。花旗银行合作的对象是政府，如果政府出现了意外，比如倒台或经济大衰退，这些投资有可能成为坏账。花旗银行曾在古巴有过被国有化和陷入投资泥潭的沉痛教训。
花旗银行必须建立起一套科学的针对国家主权风险的防范机制。瑞斯顿这样想。
但是该如何建立呢？瑞斯顿找来克斯坦佐一起商议。当前银行界尚没有先例，唯一有过类似经验的只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瑞斯顿说：他们修建了马厩，就是没有马。他是在嘲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和发展中国家建立实质性联系，即便有这样一套很先进的系统，也成为了摆设。
克斯坦佐接过瑞斯顿的话说：我们有足够多的马，所以应该将他们那修建马厩的人请过来。
克斯坦佐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了解要比瑞斯顿多很多，他知道这个组织里有一个修建马厩的好手：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是一位经济学博士，是一个狂傲的风险防范主义者，不仅自称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风险防范之父，还宣称在他的眼皮底下从来不会使任何一个国家的风险被漏掉。
克斯坦佐向瑞斯顿推荐弗里德曼。瑞斯顿说：立即将这个人挖过来。
风险是利润的孪生兄弟。弗里德曼进入花旗银行，并且用最快的速度建立起一套针对国家主权风险的防范系统之后，瑞斯顿感觉到支撑花旗银行得以高速前行的两个轮子已经形成：一个是风险防范，一个是利润攫取。而他，作为花旗银行的领导者，唯一的工作就是要紧抓这两个轮子不放松。
国家主权风险防范机制让花旗银行很快就尝到了甜头，他们总是很有预见性地了解和把握一个国家的风险，以及适合的投资规模。克斯坦佐曾对瑞斯顿说：如果我们提前一年建立这套系统，我们现在赚取的利润应该翻上一倍。瑞斯顿看着他笑，知道他说这话的心情不是懊恼、遗憾，而是欣喜。
因为有了业界领先的风险防范系统，花旗银行和同行玩起了一个反向游戏：当同行大举进入某一市场时，花旗银行就从该市场上撤退出来；如果同行对某一市场并不感兴趣，花旗银行就会加大对该市场的投入。这样做机遇风险防范机制显现的一个投资道理为：同行进入的越多，就意味着竞争越充分，利润就会随之减少；同行进入的越少，资金越稀缺，就意味着利润的空间足够大。
尽管这套机制并不能保证花旗银行的任何投资都不会失败——他们在有些地区的投资并没有如期收回本金和利息，但瑞斯顿觉得这套机制所起到的作用已经超过了他的预期。它真让人欣喜若狂。
5．巴西国家队主力军
瑞斯顿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并且他的心计总是被某种假象所有意掩盖。只有和他同样精明的人才能看得出来。
西蒙森是巴西政坛上人人皆知的才子，不仅主修过工程学和数学，而且对经济学有着极其深刻的了解。这一切都有瑞斯顿的评价为证：瑞斯顿曾说西蒙森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
有谁能知道瑞斯顿说这话背后的小九九？他说这话是有背景的，弗里德曼打造的国家主权风险防范机制告诉他：巴西是个好国家，前途无限。他立即去巴西考察了一圈，果然如此，这让瑞斯顿觉得很有必要在公开场合向巴西示好。他先是在很多重要的场合对巴西的经济前景进行赞誉，然后开始对巴西政坛上重要的人物进行赞美。西蒙森是其中之一，并且是瑞斯顿最为关注的对象。
西蒙森和高瑟尔将军有着非同寻常的私交，后者一直将前者当作是巴西国内最懂经济的人物。瑞斯顿了解到，高瑟尔很可能成为巴西的下任总统，而西蒙森很可能成为巴西的下一任财政部长。
这是他为什么给予西蒙森赞誉的根本原因。
花旗银行拉美地区总负责人克拉克读懂了瑞斯顿的心思，他判断：巴西即将成为花旗银行投资的重点。为了避免使自己在将来面临某种临时局面时手忙脚乱，他立即着手寻找最适合派往巴西的人。
修波被克拉克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位出身于波士顿银行的哥们，突出之处就是具有较高的情商和永不消退的进取心。他不仅能够在短时间内读懂局势和找到应对策略，搞明白谁是最可靠的朋友和谁是被用来利用的敌人，而且会永远牢记公司的天条：利润是第一原则，每个人都必须竭力创造利润。
修波被任命为花旗银行巴西分行中最大一家分行的负责人。花旗银行在巴西总共有11家分行，但最重要的却只有这么一家。修波到了巴西后才发现，他是唯一的被瑞斯顿派来的人。他立刻有了孤独感。
这正是瑞斯顿的用人策略。瑞斯顿始终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思维：世界各地分行的最好管理人员一定是在本土中产生，花旗总部派出的代表的主要职责就是管家，管好资本和利润，管好家产和人事。剩余的工作完全可以交给当地人去做。
瑞斯顿的这种做法在花旗银行的历史上有过类似的经验。当年花旗银行在中国开办分行时，极具天才地开创了一个与当地人合作的模式：买办。就是通过雇佣当地的人或者与当地的机构进行业务合作，从而完成既定的业务目标。尽管利润会被分出一部分，但业务总量却要比单靠自己开发要大很多，最终依然会在利润总量上收获颇丰。
这里面的秘密就是当地人比花旗人更懂得当地人。在任何地方都会有两套规则：一套是摆在桌面上的明规则，一套是暗地进行的做法或被大多数人默认的习惯。后者比前者更有效，或者更有杀伤力。有些时候如果按照前者进行，也许忙上一辈子都不会有结果。而如果用后者的话，也许只需一秒钟。
而使用哪种方式，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对环境的了解和对当地人情关系的把握。在这一点上，毫无疑问，花旗银行的人，哪怕是最精明的人也无法达到要求。唯一的做法就是要聘请到当地最精明的人。
起初修波并不了解这一点。他到达巴西后，曾对克拉克说：或许我应该在巴西娶个老婆，要不太寂寞了。这只是句抱怨话。克拉克对他说：你有大量时间可以打发孤独。言外之意：你无需做什么事情，只要能够将总部预期的利润赚回来就行了。高层的决策逼着他必须学会利用当地人做事。
这就是瑞斯顿式策略：利用花旗的名声在阿拉伯国家吸收存款，同样是利用花旗的名声在巴西找到最好的项目发放贷款，跑腿的永远只是当地人，花旗人只是掌管着头脑。这看起来相当高明。
弗里德曼的风险防范系统只会客观地分析各种数据，这些数据足以支撑他们对巴西投资的利好判断。但是在与政府做生意时，人性或许比客观的经济数据更重要。这一点瑞斯顿深深认同。
减弱石油禁运时间对巴西经济的影响，这是摆在刚刚担任总统的高瑟尔面前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受到新总统的高度信赖，西蒙森被任命为巴西财政部长。这一点被瑞斯顿押中。但西蒙森必须立即帮助总统解决难题，否则总统也会很容易地将他从还未坐稳的财政部长职位上拿下来。
瑞斯顿想：必须弄明白当前的巴西局势，以及高瑟尔和西蒙森的政治心理。
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向来微妙。经济决定着政治，但又有谁能否认政治不在局部决定着经济呢？尽管当前巴西的各项数据足以让投资者放心，但如果政策发生大的变化，一切数据都将会瞬间变脸。
摆在高瑟尔和西蒙森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条是提高油价。巴西本来就不富裕，阿拉伯国家提高了油价，误伤了巴西。高瑟尔可以用提高国内油价的方式来应对不断上涨的国际油价市场。第二条是保持现有的油价不变。通过借钱来解决国际油价与国内油价之间的价格缺口。
不同的道路必然会带来不同的结局。如果采取第一条道路，将会对巴西的经济产生重创：提高油价会增加各项产业的运营成本，从而是国内投资减少，最终会使经济发展变得极为缓慢，甚至会倒退。如果采取第二条道路，国家负债运营，将会给政府的未来挖下一个巨大的经济坑。如果未来经济的发展能够填平这个坑，那说明借债是正确的；如果未来经济的发展不能填平缺口，国家将长期背上沉重负担。
对于花旗银行这种利用资金倒卖游戏赚取利润的商业银行来说，如果巴西政府采用提高国内油价的方法，巴西经济会陷入衰退，从而使他们没有任何切入的价值和机会。相反，如果采用借钱的方式，就等于巴西政府公开敞开大门欢迎他们进入，他们足以在这块土地上赚取他们想要的每一分钱。
他们会采取哪种措施呢？瑞斯顿无法获得一丁点内部消息。但直觉告诉他：高瑟尔和西蒙森必然会选择第二条道路。从人性的角度来考量他们的政策选择，借钱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别无选择。
高瑟尔是1974年3月才继任巴西总统的。新总统最关心的是什么？肯定不是经济，而是总统宝座的稳定性。瑞斯顿为自己能够想到这一点而高兴不已。那么，他怎么做宝座才会稳固呢？
答案显然不是第一种。如果提高油价，造成经济衰退，民众必然会问责于政府，总统就会有下台的危险。保持经济运行的稳定和民众情绪的稳定，是他们的第一选择。由此可以判断借钱才是上策。
尽管借钱对经济的未来预期产生影响，但瑞斯顿相信高瑟尔和西蒙森不会顾及到那么多。尽管这是拿未来的经济形势进行赌博，但起码有50%成功的可能。高瑟尔和西蒙森必然会试一把。
瑞斯顿立即指示克拉克：巴西是你工作的重点，拉美市场的别称就是巴西，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后来局势的发展正如瑞斯顿所料。高瑟尔和西蒙森开始大把大把地从国际性商业银行里贷款。
花旗银行制定的政策是多么英明：克拉克由于在瑞斯顿的授意下对巴西市场提前作好了准备，他派到巴西市场的都是精兵强将；修波在张着大口吞噬大量贷款的巴西市场上像一头饥饿的雄狮，不停地命令手下在各种投资机会上攻城拔寨；花旗银行聘请最精明的当地人为花旗银行服务，这些人总是能够利用最合适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超额完成任务。花旗银行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风险防范机制就像是一个冷酷的看门人，不带任何人情味儿地拒绝着一切风险。这让瑞斯顿对在巴西的各种投资高枕无忧。花旗银行在巴西的资产以每年数十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很快就超过了5%的警戒线。按照花旗银行的一贯认知，如果花旗银行在一个国家发放的贷款超过了其风险资产总额的5%，就被视为不安全。花旗银行就需要对未来在该国的投资进行更加谨慎的审视。
克斯坦佐担心这一点，他找到瑞斯顿：我虽然对巴西业务的前景极其乐观，但我认为我们有必要考虑是否需要冷静一下。瑞斯顿看了他一眼，说：你是在以历史的经验来看待现在的业务，各种数据表明我们是极其安全的，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现在的数据和判断。保守者是难以获得想要的利润的。
花旗银行在石油禁运事件爆发前后，1973年全年在巴西所获得的利润只不过区区400万美元，而在1977年的利润就达到令人血脉贲张的7400万美元。看到这个数字，花旗银行执行委员会主席帕尔曼都禁不住感叹：巴西就是我们的宝藏。而瑞斯顿似乎并不满足，他在一次新员工内部培训会上说：明年在巴西的收入将超过我当初加入花旗银行时的总收入。这让每一个听者都感到极其兴奋。
6．甩掉一切对手
石油禁运事件就像是在一个平静的经济湖面上投下了一颗足够大的石头，在湖水四溅的同时，以花旗银行为首的商业银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倒腾资本的机会。任何银行都不会放过这种机会。
瑞斯顿必须面向两种人：一种是借钱人。他需要知道他的资本要流向哪里，以及使用资本的人是否有赖账的风险。另外一种人就是他的同行。他必须知道同行们都在干什么，以及如何想。如果他们一窝蜂地进入某个市场，必然会降低资本在该地的利润空间。花旗银行对小利从来都看不上眼，只有足够大的利润才能满足瑞斯顿的胃口。因此他必须知道同行在哪里，以及如何避开他们。
就像一个带有烤肉味的农夫，要想躲避已经盯上烤肉的野狗非常困难。花旗银行拥有业界别人所不具有的国家主权风险防范机制，而且花旗银行一直是全世界范围内海外市场最大的商业银行，这两个因素决定花旗银行一定是领先者。如果瑞斯顿犯下了严重错误，比如投资失败，别的同行也许会认真考虑是否一定要跟着花旗银行的足迹混。但令人遗憾的是，花旗的业绩是那么出色，引诱着同行必然会跟着花旗的脚步来布局投资。就是野狗跟上了带着烤肉味的农夫，想甩也甩不掉。
既然如此，花旗银行就必须领先于他们，瑞斯顿这么想。只有领先同行，才能抓住别人尚未获得的机会。领先的同时，其实也是在修筑屏蔽竞争的屏障。花旗一定要自己先吃饱，然后才让别人吃。
1974年6月，纽约华尔街各大商业银行被一条消息所震惊：花旗银行向阿根廷一家运输公司提供8年期超过1.5亿美元的贷款。许多人都不敢相信这条新闻是真的。但它确确实实发生了。
大家之所以震惊的原因就是：在半年之前阿根廷政府刚刚宣布将数家美资银行收归阿根廷政府所有，其中就包括一家花旗银行。尽管后来阿根廷政府掏出了2500万美元对这些银行作出补偿，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数字只是象征性的。恐怕仅仅花旗银行一家在此次事件中的损失就不止这个数字。伤疤尚未长好，花旗银行就开始向阿根廷企业发放贷款了，瑞斯顿究竟在玩何种把戏？
当时主导收编美资银行的阿根廷当权人物是一个叫配龙的军人。这位哥们手握重兵，在石油禁运开始的几个月前，命令总统任命他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然后命令总统辞职，自己上台当了阿根廷总统。
配龙并不懂经济。他的上台并没有为阿根廷的经济带来任何好的消息和迹象，反而使阿根廷经济陷入通货膨胀。国际银行界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阿根廷经济发展带来的利润，因而他的上台并不受到大家的欢迎。但他的手里有军队，有枪，这让任何反对他的人都毫无办法。
尽管花旗银行贷款给阿根廷运输公司由阿根廷政府经营的发展银行提供担保，但是华尔街的银行家还是觉得配龙是一个难以把握的政治枭雄。现在他依然是阿根廷的总统，这笔贷款看上去并不是那么安全。难道花旗银行就不怕这1.5亿美元巨款打了水漂？瑞斯顿做这种决策时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依据？
瑞斯顿当然不是一个被人三言两语就能糊弄的浑小子。他的投资决策都是通过对政治时局精确判断之下进行的，经济投资的主要依据有时不是经济发展预期，而是政局变动预期。
瑞斯顿了解配龙已经倒卧在病**，并且离死期不远。按照配龙的做事习惯，总统大权一定会移交给他的妻子伊莎贝尔。但问题是，伊莎贝尔能够掌握住这个被万千男人虎视眈眈的权力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方面必然有人会重演配龙走过的权力猎取之路，通过握有兵权来获得总统的宝座，另一方面配龙时期的经济形势并不能令民众感到满意。这为权力攫取者创造了民意基础。
那么谁会是总统宝座的获得者？瑞斯顿给出的答案是维特拉。这位哥们是军队的当权派，就像当初的配龙一样，既有枪又有兵，伊莎贝尔在他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只要有合适的时机出现，他一定会像当初配龙搞定前总统一样搞定伊莎贝尔，成为阿根廷权力的新代言人。
瑞斯顿并不期望维特拉能够为国际银行业带来多么好的投资机遇，但他看好德霍斯。德霍斯是维特拉的好哥们，只要维特拉能够上台继任总统，德霍斯很大可能会成为阿根廷的新任财政部长。瑞斯顿对德霍斯并不陌生，他知道这位仁兄是一个很懂经济的人，他不会放着国际银行业的资本不借，而任凭国内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瑞斯顿觉得自己应该在维特拉和德霍斯这两人身上赌一把。
冒险一贯是领先者的特征。只有冒险，才能成就领先。瑞斯顿在维特拉和德霍斯身上押赢了。
伊莎贝尔从配龙手上接过总统权力后，并没有表现出令人称道的作为。政府部门的人员依然懒散；军队的数量依然庞大，开支惊人；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民众怨声载道。政府公信力在不断下降。
这一切都是维特拉的机会。他通过手中的枪支和军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伊莎贝尔从总统宝座上赶了下来。他任命德霍斯担任财政部长。纽约华尔街的金融家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们在欣喜的同时，无不想到花旗银行两年前那次超过1.5亿美元的投资，瑞斯顿领先他们两年。这让他们不得不佩服。
德霍斯一直主张的是自由经济，这恰好是银行家最愿意看到的。只有在自由经济市场上，资本的进入和流出才能变得较为方便，赢利或亏损完全凭借经济因素而不是政治干预。因为德霍斯的上台，几乎所有银行都将阿根廷从投资市场的禁入区调整为黄金区。但他们发现已经远远落后于花旗银行。他们开始将钱投入到阿根廷的时候，花旗银行的投资已经开始回笼和收益。这真让人难受！
瑞斯顿主导了这一切。他在无法阻止别人跟随的情况下，只有用领先来让别人跟不上脚步。他做大了，花旗银行做大了。瑞斯顿看着华尔街其他银行家的懊恼，他得意地站在窗户前闲看风景。
也许那些跟着花旗步伐进行投资布局的银行家都认可这样一句话：跟对领头羊的脚步就能成功。
他们有着充分的理由：花旗有着业绩最出色的国家风险防范机制。这套机制设计得很合理，不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那套，多少年都未曾改变过考量指标。弗里德曼甚至在这套机制里将国家的腐败程度作为一种重要的指标来对待。要知道国家腐败程度并不像经济数据那样直白和容易弄清楚。其他银行都没有这套机制，花旗银行又不可能毫无保留地卖给他们。他们只好跟着花旗银行混。
另外他们对花旗银行的人脉关系和活动能力非常佩服。花旗副总裁克斯坦佐是国际金融界一个重要的人物，有着极其广泛的人脉资源，他总是比别人得到更多消息。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同胞兄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担任拉美部门的负责人。尽管没有人能够证明他们兄弟俩一定会相互串通消息，但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花旗银行一定会在他们的关系中受益。花旗银行有着庞大的海外分行网络，这些网络就像是一个个神经末梢，每天都会将感知的新消息反馈到花旗总部。同行们都没有这种信息优势，从这个角度，他们也会认为花旗银行的消息或投资决策都是可以信赖、可以追随的。
瑞斯顿和花旗银行的高层总是能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他们与各国政要所建立的关系。这些关系不仅仅是用来一起吃喝或游玩，必然以强大的经济利益做基础。瑞斯顿认识到这一点，那些政要也能认识到这一点。瑞斯顿善于用经济的方式和他们进行互动。比如，花旗银行在巴西有着庞大的投资，瑞斯顿就想法设法拉拢巴西财政部长西蒙森进入花旗的董事会。这些关系说不定哪天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经济价值。
与政要保持良好的关系让花旗银行总是在各个市场上保持领先。瑞斯顿不断下达这样的指示：市场就是航道，我们必须赶在别人面前起飞。他是这样说的，也正是这样做的。花旗银行没有对手，因为一切对手都已经被他们甩开了。尽管这些对手仍然坚持不懈地跟随在花旗银行的屁股后面。
这就是当时的银行业竞争风景。一幅你跑我赶、很有意思的风景。
7．狡猾的强硬派
1973年秋天的一天，瑞斯顿突然接到克斯坦佐打来的电话。克斯坦佐的话说得很隐蔽：那只令我们始终捉摸不定的狼又开始打我们的注意了。这话让瑞斯顿心头一紧。
瑞斯顿当然明白克斯坦佐说的是什么。所谓的狼，就是沙特阿拉伯国家的法赫德派。这个派别的人多为沙特王室里的贵族。他们早在三年前就不断向政府施加压力：将花旗银行在沙特开设的分行的控制权转移到沙特政府手中，将花旗银行的控股比例降低到40%以下。这显然是瑞斯顿所不能接受的。
沙特市场在瑞斯顿心中的地位至高无上。沙特通过出口石油吸收了大量美元，这里不仅能够为花旗银行募集到他们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所需要的资金，而且由于花旗银行是沙特境内唯一的美资银行，在这里几乎找不到对手，每年赚取的利润几乎能赶上本金。以1969年为例，尽管当时还未发生石油禁运事件，石油还很便宜，花旗银行在当年就利用仅仅160万的本金赚取了100万的利润。
对于这样的市场，瑞斯顿当然不会轻易让出。哪怕他面对的是强硬的法赫德派。如果瑞斯顿不能处理好他们的要求，以及与他们的关系，花旗有可能被赶出沙特。但瑞斯顿不惧怕这一点，要冒死力争。
令瑞斯顿深感不安的是：他们为什么会提出控制花旗银行沙特分行这个要求，其中的原因直至今天他还没有弄明白。他觉得他似乎正在面临着一个隐藏在黑暗中的敌人，敌人不断向他开火，但他从不知道敌人的火力究竟有多大。这让瑞斯顿觉得是个隐患。他要求克斯坦佐必须弄明白。
但克斯坦佐却说：其实我们始终在试图彻底了解他们的世界，但是我们好像始终不得要领，也许不去了解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策略，我们只需要始终记住我们的目标——坚决不同意由他们控制。
瑞斯顿并不反对克斯坦佐的观点。三年前代表法赫德派要求花旗银行将持股比例降至40%的人物是担任沙特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的阿里。当时接待他的花旗银行官员是格兰特。格兰特是一个特别善于迎合客户的家伙。他知道阿里是个桥牌高手，尽管阿里在事先就告诉他说他这次是为了一次重要的事情，但格兰特还是有办法将他们谈话的地点由严肃的办公室转移到轻松的棋牌室。
阿里一边握着桥牌一边说：你应该立即向总部汇报，我们要求你们的控股比例必须降低到40%以下。说完，他诡异地笑了一下，继续说：当然，咱们哥俩就把话明说，我们并不是要求你们无条件退出，我们是给予好处的，只要你们让出控制权，我们就允许你们的业务不再受任何限制。
阿里真是个实在的哥们，一下子就将底牌亮给了格兰特。格兰特装作一副很为难的样子，说：我们的习惯一向是自己控股，瑞斯顿肯定是不会答应的。我就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控股啊？
阿里不耐烦地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本人并不想要求你们这样做，是王室的那些贵族要求你们这样做。你们答应他们的要求吧，这样我也好向上面交差。我真不知道这帮家伙在想什么。
桥牌局一结束，格兰特就将会面的情形向瑞斯顿作了汇报。瑞斯顿觉得这件事情后面一定有玄机：银行业在沙特并不发达，他们并不具备先进的管理经验，这个国家并不是没有自己的银行，但他们所设立的银行不是在垂死挣扎，就是一个摆设。按理说他们不应该对银行业感兴趣，石油或者投资更赚钱。但他们偏偏就是对银行感兴趣。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瑞斯顿曾以为利润是他们提出控股要求的根源。毕竟任何人在利润面前都会眼睛冒绿光的。但是格兰特却不这样看。阿拉伯国家的宗教教义里要求阿拉伯人民不能赚取过多的利润，即使是存在银行的利息也不行。这让花旗在沙特遇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前来存钱的富豪只需要花旗提供完善的服务，而对利息他们并不要求。一个连利息都不要的民族，会因为利润而要求控股吗？
不是为了钱，这就让瑞斯顿有点搞不懂。难道要求控股仅仅就是为了控制吗？
是的，一点都没错。法赫德派要求控股就仅仅是为了控制。
前面已经说过，沙特人自己经营银行的能力并不强。政府曾经救助过多家本土银行。本土银行的低迷就给国际性银行提供了机会。随着石油禁运事件的发生，沙特境内各国银行开设的分行遍地都是。
一向有着强烈控制欲的沙特王室很不爽。他们就想将这些国际银行沙特分行的经营权收归到自己手中。花旗银行是其中最大的一家，如果能够让花旗臣服，其他国际性银行自然会效仿。这就是阿里为什么会找到格兰特的原因。擒贼先擒王，沙特王室的贵族也懂得这个道理。
精明的他在沙特政府内部发现了拖延法赫德派的契机：沙特的部分政府官员并不是十分主张一定要将花旗银行分行的控制权收回来，这些官员知道他们本身并不具备经营好一家银行的能力。另外这些官员如果有机会出差到美国，花旗银行总部总是派出最好的汽车、安排最好的酒店来接待他们，并且还会报销他们的一切费用。如果花旗失去了控股权，凭什么还会巴结他们？
于是瑞斯顿就在花旗的内部定下了这么一条规矩：一定要让沙特的政府工作人员心情好。
这条规矩成为了花旗人在沙特做事的第一原则。1973年秋天，石油禁运事件爆发后不久，花旗副总裁克斯坦佐就来到了沙特。他下了飞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拜见沙特的财政大臣扎伊尔。
在这次会见上，随同出席宴会的还有法赫德派的几个重要成员。这些成员很嚣张，他们在宴会上就不断拿出要求扎伊尔签字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是用来要求花旗银行放弃股份的。
克斯坦佐不失时机地说：您不觉得需要和别人商量吗？扎伊尔本身不想签署这些文件，在克斯坦佐的引导下，他找到了推辞的理由：这个决策很重大，我们要开会讨论。他对这些王室成员说。
扎伊尔本人不是王室成员，这是那些人敢于嚣张的原因。但他职务在身，别人对他的理由也无法公开反抗。扎伊尔和克斯坦佐是好朋友，他觉得在关键的时候应该给老朋友谋一些立场和利益。
但这次会议让克斯坦佐充分感受到了花旗银行在沙特发展的潜在危险。他在拜见扎伊尔后立即就用隐语向瑞斯顿作了汇报：狼的气焰越来越嚣张，我们需要处理得更有智慧一些。
瑞斯顿开始认可克斯坦佐的观点——不去了解也许是最好的策略。在以往三年的拉锯战中，他发现法赫德派仅仅是为了争取控制权而争取，仅仅是为了控制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花旗最好的做法就是拖延。拖得越久越好。也许到了某一天，沙特已经不适合花旗的生存，到时即便不撵也会主动走。
但这次情况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克斯坦佐在电话中说：我们的大使立场有问题。
美国驻阿拉伯大使阿金斯是一个阿拉伯主义者。他居然宣称：花旗银行就应该将银行的经营权归还给沙特政府。这位哥们居然会为法赫德派说话，让瑞斯顿既感到恼火又感到左右为难。
如果阿金斯是花旗银行的人，瑞斯顿恨不得立即开除他。但他是政府派出的大使，瑞斯顿觉得需要在这个事情上处理得更加周全。他找到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弄明白阿金斯的观点到底代表的是他本人还是美国政府。
如果代表的是美国政府，这也许说明总统的外交策略要发生变化。花旗银行已经是沙特政府的投资顾问，他需要时刻感应到各种变化。如果只是阿金斯一家之言，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向国务卿建议将这个人调任到别的岗位。你想啊，一个自家人老是帮着对方说话，弄得大家都很难受，何必呢？
但法赫德派依然在坚持他们的意见。沙特政府里那些和花旗保持良好关系的人越来越觉得为难。瑞斯顿觉得是时候了：他不能老是依靠这些朋友的帮助来实施拖延战术，已经到了正面回击一次的时候了。他命令花旗在沙特的负责人明确地告诉法赫德派：花旗宁愿退出沙特，也不会与人合股的。但花旗也提供了一种相当于给法赫德派台阶下的合作方案：那就是他们合股共同成立一家新的银行。
瑞斯顿的狡猾在这种强硬的背后显露得一览无余：克斯坦佐和格兰特告诉他，沙特的富豪已经将使用花旗银行的服务看作是一种品位和身份的象征，当作是一种荣耀，这让瑞斯顿断定，即便是政府同意，富豪们也不会同意让花旗银行退出的。但是为了不使局面变得异常尴尬和紧张：他答应成立新的银行进行合股。这是对既有业务的保全之举。显然可以预见的是，这家新银行并不是瑞斯顿关注的重心。
瑞斯顿胜利了。在此后的十年间，花旗银行在沙特的业务始终保持着百分百的控股。
事实上瑞斯顿的胜利并不仅仅局限在这个事情上和沙特这个国家，他的胜利是全面的。在花旗银行的努力下，石油美元成功实现了回流。到1976年前后，石油禁运事件为世界货币市场带来的冲击重新回归到平衡状态。
这一切都是自由经济的功劳，这一切都是由市场调节自主完成的。瑞斯顿想起无用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想起当初他力劝美国财政部长要相信自由市场的力量，想起花旗银行在这些年中多次操作的资金大挪移和由此产生的巨大利润，他禁不住笑了。
石油禁运事件带来了资本的狂欢，但更像是瑞斯顿一个人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