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之船王悲欢02
民生公司兼并军轮的过程颇为坎坷。原来，这些军轮公司的经理们全是军阀的三亲六故，他们经营这一行已尝到了大大的甜头—— “亏本有东家，油水归自己”。这样的好买卖哪里去找？卢作孚要拿走，他们怎么舍得？
卢作孚在洽谈过程中，做了很大让步，出价很高，且婉言相劝。他后来说：“当时要收买的船，无论如何我总是主张不要惜钱，他要多少，我就给他多少。”他看得明白：在搬开了军轮这个绊脚石后，民生的发展空间将会非常大，“在轮船收买以后的利益，至少比没有收买的为多”。
民生公司从重庆到合川的航线虽然只有几十公里，但却跨越了两个军阀的防区。合川是二十八军师长陈书农的防区，重庆则是二十一军刘湘的防区。两个防区交界处的北碚镇，匪盗横行，却无人过问。航道即便通了，而“人道”不通，民生公司同样无法前行。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但为了统一航运，卢作孚只得着手去打通军阀的关节。陈书农好办，用钱便疏通了；但是刘湘因为与杨森结怨，而卢作孚曾是杨森的亲信，所以刘湘处处与他为难。卢作孚去找刘湘，刘湘甚至不面见他。
卢作孚便采取迂回路线，重金收买刘湘所敬奉的算命先生刘从云。刘从云对刘湘说，卢作孚所办的航运利于刘湘的风水五行，刘湘从此转而支持卢作孚，甚至到后来越发器重。
杨森是卢作孚的朋友，卢作孚一张口，他手下的船就直接划归民生经营了；操作最困难的，是刘文彩属下的“蜀通”、“南通”、“昭通”三轮。
刘文彩是四川省大邑县人、四川军阀刘文辉之兄。卢作孚曾经亲自去叙府，与刘文彩面商，希冀以一个公平的价格收购他的3条船。但刘文彩不愿交出，“王顾左右而言他”。卢作孚只得转赴成都，与刘文辉商讨。刘文辉早就不同意他哥哥经营航业，于是电令刘文彩无条件合并，后来又当面斥责乃兄：“你们纵容底下的人办轮船，这事是那样简单能办好的吗？应该交给卢作孚，凑合一个朋友，办成一桩事业。”但刘文彩仍对其弟的命令阳奉阴违，一直拖到爆发了“二刘之战”（刘湘、刘文辉之战），这3条船落入了刘湘之手，才由刘湘将3条船租给民生公司使用。
1932年年底，民生公司的船只总数量增加到19只，总吨位为7 000吨，职工人数增至1 071人。至此，与公司刚成立时相比，轮船总吨位已增长100倍，职工人数增长80倍。至此，长江上游的几十家中国轮船公司，全部成功整合在民生的旗帜下，形成了航运界声威赫赫的“中国航母”。此时，距“民生”轮初航，不过6年时光！
从后来的发展事态看，“化零为整”、“统一川江”的意义极为重大，这不仅仅是一项经营战略，还是民族经济力量的一次高效聚合，它为下一步与列强势力争夺航权，乃至为全面抗战开始后的战时运输，积蓄了巨大能量。
夺 路
民生在川江上下，“化零为整”，希望一统江湖。
卢作孚忙得欢，别人也没闲着，特别是太古、怡和、日清3个外资轮船公司，一直在旁边虎视眈眈。为了对付日渐强大的民生，这3只“庞然大物”开始行动了。
他们或明或暗，或联手出击，或单打独斗，对民生实施打压。
第一招就是压低运价，不惜亏本运营，希望把民生拖垮；第二招更阴，直接收买渔船，去撞击民生的船只。
为打压民生，英商太古公司故意放低运价，由上海运至重庆的棉纱，每包运费由原来的25元降到8元。这个价位，仅相当于每包装运起卸的人力报酬。
怡和不久也加入降价行列，竟然与太古联手，把棉纱运价降至每包2元；其他如药材每100斤原运价为6元，他们降至1.2元；一担海带，只收0.25元。这样的运价，还不够船上的燃料费，等于倒贴钱运输。
在客运方面，他们也屡有“奇招”。日清公司规定，凡在宜昌至重庆段乘坐他们的船，可以不买船票，船上还另送日本洋伞1把。免费坐船，这一手，够绝！
这样赔本的生意，天长日久，他们能赔得起吗？
其实，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堵截”方案：外商在宜昌至重庆段这种亡命的干法，是以长江下游和沿海航线的运营作为后盾的。彼此互补，目的就是要把民生掐死在川江上。
三大外轮公司如此咄咄逼人，川江上下顿时风声鹤唳。
1935年年初，有人便预言：本年必然倒闭两家大公司，一个是美国籍的捷江，一个就是新起的民生，因为这两家公司都是只经营川江航线。在如此惨烈的竞争下，他们难逃一死。
这时民生的财务状况也不乐观。在连续多年的并购中，民生资金链紧绷，融资渠道也不通畅，并购中还承担了其他公司的一些债务。到1934年年底的时候，公司负债已有70多万元。
三大公司沆瀣一气，怎么办？不降价，就可能揽不到生意，只有等死；跟着降，赔本赚吆喝，无异于找死！
1935年6月，美籍捷江公司终于撑不住了，轰然倒塌。三大外轮公司接着死死盯住了民生，等着看民生的笑话。
民生将如何突出重围？
此时，“九一八”事变已爆发4年，日本侵吞中国的野心越来越明显，民众爱国热情日益高涨。民心可恃，卢作孚在逆境中得到了最可靠的支撑。面对外资的步步紧逼，重庆一带的民众自发地提出了“要坐民生船，不坐外国船”，工商业者也不把货物交给外轮公司运输。
民生公司给员工解决了那么多事情，员工都齐心协力解决公司的事情。当民生公司陷入重围、资金链面临断裂之时，公司员工也爆发出高昂的爱国爱公司热情，疾呼“为公司争口气”“勒紧肚皮，也不让民生公司被外商挤垮”。员工们向公司提出，可以缓领或少领薪水。一些职员只顾忘我工作，根本“不问发薪多和少”，誓与公司共渡时艰。
民生的员工送票到每一家旅馆，动员中国人坐中国船；开船前，天不亮就到旅馆接客人，年纪稍大的客人就把他背上船；到站后，送客人上岸，打起洋伞为他们遮雨遮太阳。他们还有一手更绝，就是在长江沿岸各码头，组织当地的乞丐，排队迎接那些外国船，当中国人从外国船下船时，乞丐们就齐声喊：“中国人要坐中国船”等，这些人羞辱难当，就不敢去坐免费外国船了。
困难时刻，卢作孚充分施展了灵活机动的手法，体现出他一贯的“原则的坚定性、策略的灵活性”，争取多方支持，尽快脱困。
民生公司一方面降低成本，一方面积极争取客货来源，顶住了外轮公司的压力。此时，四川地方当局颇有远见，对民生给予大力支持，帮助民生获得了重庆至长寿、涪陵和万县诸航线的专营权，并让民生包揽特货运输，使民生的收入大增，缓解了资金危局。
针对三大外轮公司在客运上的降价，民生公司的对策是：不打价格战，提供新服务。他们加快了轮船的改造和更新，增加了船上的救险设备和生活设施，安装了无线电台、电冰箱、蒸汽消毒柜、电风扇、收音机；增添了浴室、卫生间、阅览室、娱乐室；为旅客代办电报和邮件收寄业务。这些，过去在川江上的中国轮船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1935年冬季，民国著名的女作家陈衡哲与丈夫任鸿隽从汉口乘船入川，坐的就是民生的船。她说，坐民生的船，感觉到一种“自尊的舒适”。
就这样，民生不仅没有垮掉，一年下来， 还接收了捷江公司的7艘轮船和码头设备。而从1930年到1935年期间，民生共计收购华轮28艘、外轮15艘，一举成为川江航运老大，英、日轮船公司彻底失望了。
至此，四川境内凡有可通航河流的地方，就有民生的船在行驶。最可称奇的，是1934年民生公司的“民法”轮沿岷江上溯至成都，停泊于九眼桥下。此乃成都有史以来第一次开来轮船，引起了全城轰动。
乘风破浪终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935年，可谓卢作孚一生事业的第一个高峰。回首民生艰难颠仆的成长史，放眼当下的川江，他踌躇满志道：“这时除了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法商聚福及华商招商、三北而外，差不多没有旁的轮船公司了。”
济 民
卢作孚说过：“一个人的成功不是要当经理或总经理，也不是要变成拥有百万、千万的富翁，而是要看他的事业能否切实地帮助了社会，成就了社会。”重庆北碚实验区，就是他回馈社会的典型成果。
有人说卢作孚是个飞翔的人，他有一双翅膀，一边是民生轮船公司，一边是北碚实验区。一个聚财，一个花钱，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北碚位于重庆向北20多公里处，当时是峡中的一个偏僻小镇，只有300多户人家，街道也破烂、狭窄。那个地方比较特殊，处在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个县交界的地方。这个地方四不管，盗匪出没，一直治不好，有人向刘湘提议说，卢作孚这个人既能干又肯吃苦，不如让他来试试看。
北碚所在的嘉陵江三峡地区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峡谷，遍地矿藏，风景绝佳，可是，一直没有开发过，沿江唯有土匪横行。创建民生前，卢作孚曾沿江调查，并把调查的结果写成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两市村之建设》 。他自费把文章石印成册，分送给各界人士，以求获得支持。他提出的构想，一个是要把合川的涪江南岸作为旧城改造的实验区；另一个是要开发嘉陵江三峡的矿产、森林资源，解决交通和治安问题，把峡区建成一个工业区兼旅游区。
现在机会来了，他自然当仁不让。
1927年，民生轮船公司成立的第二年，卢作孚接任了北碚峡防局局长，成为璧山、合川、巴县和江北四县治安联防的最高长官。6年前，他曾是这里的教育科长，现在卢作孚又开始了乡村建设。从这年起，他身挑民生公司和北碚峡防局两副重担，工作异常繁忙。那时他常驻重庆，周末回北碚处理峡防局工作，来去匆匆，有时只能在北碚待半天甚至一两个小时。时间太紧的话，就事先预约有关人员在码头上等，他乘船一到，当场就谈工作，谈完就乘返程的船回去，没有任何闲暇时间。虽然来去匆匆，但对这里的每项建设他却一点也不马虎。
要想安心搞建设，首先要扫清匪患。一次，团防局抓住了一个匪首，大家都知道那个匪首是什么人，但是他死不认账。卢作孚就说：“那不要紧，我来审。”结果把那个人带来以后，卢作孚却一直不说话，两个人就坐到那个地方，什么话都不说。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卢突然大声呼叫那个匪首的姓名，那个匪首一点思想准备没有，就立刻答应一个“有”，行了，那个匪首就只好认罪了。而且他态度很好，不但自己动员自己那一批土匪回家，而且还劝说另一部分土匪放下武器，回家务农。
与此同时，卢作孚开始在北碚轰轰烈烈地开展他的乡村建设实验。他的“实验”，不是像当年重庆主城那样：洋行洋楼、舞厅咖啡厅之类的十里洋场的“上海模式”。北碚不来这一套，而是开拓实业、发展文化和旅游，为民众谋福祉，搞的是“北碚模式”。短短两三年间，在卢作孚的主持下，北碚就办起了一系列企事业——中国西部科学院、三峡染织厂、天府煤矿公司、地方医院、兼善中学；在市政方面，建起了平民公园、温泉公园和西山坪植物园。卢作孚在北碚建起妇女学校、力夫学校，甚至让学生军们利用农民赶集的时候教他们认字。北碚放电影，峡防局有80张免费的门票，卢作孚就拿这个电影票做奖品，来奖励当地的民众，认多少字就可以得到一张票。还拿这个票作为灭鼠、灭苍蝇的奖励，可以拿死老鼠、死苍蝇来换。
1928年3月4日，卢作孚改组《学生周刊》 ，创办了三日刊《嘉陵江报》，刊载四川省内外现代的国防、交通、产业、文化和嘉陵江三峡各项事业的消息。卢作孚在发刊词中说：“嘉陵江是经过我们这一块地方的一条大河，我介绍的却是一位小朋友。我们盼望这个小报传播出去，同嘉陵江那条河流一样广大，至少流到太平洋……”
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建立，是卢作孚的一个大手笔。这家以民间力量建起来的科学院，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令人感佩的。身在北碚的卢作孚说过：我主张“运动”，把全世界的科学家、工程师都“运动”来我们这里，“大才过找，小才过考”。这样，不但国内人才趋之若鹜，就连德国人傅德利也不远万里而来，担任西部科学院的昆虫研究所主任。北碚在抗战期间曾经是名闻中外的文化城，复旦大学、中央大学等许多重要大学都迁到这里，许多文化名人梁实秋、老舍等都住在这里，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人在这里继续自己的事业。1943年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参观北碚，曾不无感慨地说：“最大的科学中心无疑地是在一座小镇——北碚……这里的科学和教育机关不下18所,大多数都很具重要性。”
北川铁路是四川的第一条铁路。1934年，北川铁路建成通车后，孔祥熙、冯玉祥、刘湘等大人物纷至沓来，还有英、美、加、澳等国使团和国内外报社记者。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北碚，先看了滑翔机表演，接着便去乘坐天府煤矿小火车。穿行在水田、农舍、松竹遍布的山谷间的袖珍火车，风光令人陶醉！那时的重庆主城区市民，无不把上北碚坐一趟小火车作为一种向往与**……
卢作孚说：“人生的快慰不在享受幸福，而在创造幸福；不在创造个人的幸福，供给个人享受，而在创造公众幸福，与公众一同享受。最快慰的是且创造，且欣赏，且看公众欣赏。”他有一个理想极具美学色彩，也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他的追求的原动力：“但愿人人都为园艺家，把社会布置成花园一样美丽；都为建筑家，把社会一切事业都建筑完成。”
有人注意到，与同时代乡村建设的代表人物及其实验相比——梁漱溟在山东邹县、晏阳初在河北定县、陶行知在江苏晓庄，卢作孚在北碚的建设无疑是最有成效的。和这些单纯的学者、教育家侧重于乡村的文化教育不同，他同时重视经济和社会建设，尽管他也非常重视提高民众的识字率，提倡文化教育。
1937年春，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在《蜀道·蜀游百日记》中写道：“历史是活动的。有许多‘人’昨天是无名小卒，今天便是鼎鼎名流。‘地’何尝不是这样呢？诸君从普通地图上找‘北碚’二字，怕找遍四川全省也找不到。可见这小小地方，还没有资格接受地图编辑专家的注意呀!可是到了现在，‘北碚’二字名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有北碚。与其说因地灵而人杰，还不如说因人杰而地灵吧。原来北碚是嘉陵江上游巴县、江北、璧山、合川四县交界地点，在八九年前，满地是土匪，劫物掳人，变做家常便饭，简直是一片土匪世界。现在鼎鼎大名公认为建设健将的卢作孚先生……施展他的全身本领，联合他的同志……把杀人放火的匪巢变成安居乐业的福地。”
北碚是按卢作孚的理想蓝图设计的一个成功的实验基地。可是谁能想象得到，北碚那么多建设，几乎是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搞出来的，这也是个奇迹啊！他常常是边干边筹款，很好地利用当地军阀、名流，让他们出面、出钱，开辟温泉公园。
卢作孚想了一个办法，谁捐钱造的房子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公园里有一处叫“农庄”的别墅，是一个川军师长陈书农捐的款，还有一处茅庐名为“琴庐”，就是最早支持他办民生公司的郑东琴捐的款。掩映在一片绿树之中的中国西部科学院，主体建筑“惠宇”是军阀杨森捐的款。
翻开北碚管理局档案《北碚概况报告书》：“在这穷僻的山间、水间点缀着几桩现代的文明事业和经济事业，描摹出一幅现代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的轮廓图，更进而布置成功一个生产的科学的美丽的社会理想，勾起人们对现代中国的憧憬，以推进国家现代化的经营。”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卢作孚倾注了大量心血，是名副其实的“北碚之父”。
救 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当年的7月21日，卢作孚之母李氏在北碚居所突发脑出血，病势沉重。经过4天的抢救，卢母终告不治，于7月25日下午辞世。卢作孚立即于次日飞回重庆，转乘轮船赶回北碚奔丧。家祭之时，卢作孚在灵前诵读了亲笔所写的《显妣事略》，其间几至泣不成声。3天的简单丧事一毕，卢作孚便匆匆赶回南京。
撤到武汉后，国民政府再次改组，卢作孚被任命为交通部常务次长，兼军委会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负责调度长江上的一切民用船只。卢作孚一向不愿意做官，但此次任命事关国家兴亡，因而他慨然受命。
1938年10月25日，武汉陷落，宜昌告急。武汉沦陷前两天，卢作孚撤往宜昌，他在飞机上俯瞰，山河破碎，狼烟四起，卢作孚心痛如割！
这时，尚有3万多撤退人员、9万吨左右的器材，仍拥塞在宜昌。
到达宜昌后，小城里的混乱情况更令他震惊：“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满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因为争着抢运的关系，情形尤其紊乱。”
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
各轮船公司从大门起到每一间办公室，都塞满了为争抢运输而办交涉的人，所有轮船公司的一线职员都在全力处理纠纷，根本没有时间安排运输。到处都是充满着火药味的喧哗，负责运输的管理机关在责骂运输公司，急于运走器材的各单位人员则互相责骂。
此时，川江已接近枯水期，较大轮船可通航的时间仅有40天。40天一过，历尽千辛万苦运到这里的器材，就只能忍痛放弃。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卢作孚冷静思考后，果断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驾引人员和宜昌港技术人员彻夜开会，紧急磋商运输问题。
长江畔这个不眠之夜，决定着中国抗战未来的命运。
次日一早，卢作孚商请宜昌的船舶运输指挥部出面，把所有需要运输的单位负责人召集起来开会，他要亲自向大家宣布刚刚制订好的运输计划。卢作孚告诉大家：完全有把握在40天的时间内，把拥塞在宜昌的人员物资绝大部分运完！
顿时，会场内外一片欢腾，人们禁不住热泪盈眶，希望开始涌上心头。
从宜昌到重庆，轮船上水至少要走4天，下水要走两天，一个来回要6天多，时间上根本耗不起。卢作孚切中了问题的要害：物资和人员尽快撤离第一，怎样方便怎样来，没必要中规中矩地从宜昌运到重庆。
他决定：最重要的、最笨重的设备直接运到重庆；次要和轻型的设备，运到万县就卸货等待转运；再次和更轻的设备，则再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剩下的一些物资，完全可以运进三峡就卸下，让轮船当天开回宜昌，装载下一趟物资。这样一来，等于运力一下子增大了若干倍。
这种他早年曾谙熟于心的多段航运法，在国难当头之时，再显神威！
24小时之后，第一批24艘装满物资的轮船就驶离了宜昌港。这批轮船中，有22艘是民生公司的，另外两艘是悬挂法国国旗的中国轮船。
入夜，江畔一派繁忙：数百盏煤气灯将长江两岸照得一派通明，装卸工人们唱着雄壮的歌曲，抬起沉重的机器，井然有序地装船；轮船上的起重机，长臂旋动，齿轮轧轧作响……
汽笛声声，驳船匆匆；江风猎猎，江水滔滔……
目睹这些宏大的喧响，站在江岸的卢作孚热血沸腾道：“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这一年的初冬，在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的二楼的收发报机一天24小时不间断，所有的电文都要送到卢作孚的案头。卢作孚夜以继日对电文逐一详细审批，指挥着这场攸关国运的战时大抢运，累得肺病都复发了。
细节决定成败。一向严谨的卢作孚，对于长江上游的运输情况了如指掌——哪一条船，行驶于何处；哪一批货物，将卸货于何处；哪一些物资，目前正在等待装载——这些，都在他的心中。
在整个宜昌大撤退中，所有的军工物资和工业设备，都是由中国轮船公司承运的，其中民生公司担负了其中的90%以上。中国轮船公司为支持抗战，军工器材的运费每吨只收30元～37元，民用物资运费只收60元～80元。而当时外国轮船公司运输货物，每吨收费却需要300元～400元。
血浓于水！国难当头，这种体会尤深。
40天后，原本在宜昌陷入绝境的3万人员全部安然入川，待运器材也运走了三分之二；60天后，当川江水位下降到较大轮船已不能再航行时，宜昌两岸堆积如山的器材全都不见了。
震惊中外的宜昌大撤退，到此圆满落幕！
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后来将之喻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一个人，以罕见的魄力与智慧，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一个公司，以空前的勇气与牺牲，挽救了国家与民族的危局。
宜昌大撤退后，国民政府曾先后两次向卢作孚授勋。当时正在养病的他，在家人面前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连勋章也没有让孩子们一一过目。
卢作孚认为：“大至一个民族要有民族魂，小至一个公司要有公司魂，一桩事业要有事业精神。要做到这些，必须每个人都要有一种精神，一种气魄。只要每个人都具有这种精神，那公司、事业、民族也就具有这种精神。”他在民生公司正式提出了“民生精神”：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
卢作孚和他的员工，都无愧于这一“民生精神”。
1949年9月，重庆发生了一场大火，37条大街小巷化为焦土，民生公司损失惨重，然而民生公司的45名员工没有一人出逃，而是奋力转移被大火困住的2 000多名百姓，最后，45名员工英勇牺牲。没有老板在场，没有人下令要他们赴死，但是每一名员工都以生命承担起一份责任，民生的责任。
出 海
民生公司和卢作孚一生的荣辱，都和发生在中国20世纪中叶的那场生死攸关的战争紧密相关。从抗战后期开始，民生公司发生亏损，这种情况直到重庆解放都没有根本好转。
抗战八年，应该说，国民政府对卢作孚还是颇为器重的。
1937年，蒋介石以组织“人才政府”为号召，任命卢先生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后又任命他为交通部常务次长；1941年后，又要他兼任粮食管理局局长。卢作孚处处为国家民族着想，但民生毕竟只是一家民营公司，得到的国家补给很少，八年抗战差点将民生拖垮。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卢作孚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和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必须为政府运送军队和战时物资，这样一来，运价比较低，最低是市场的十分之一。卢作孚曾写道：“中国轮船为了报效国家，兵工器材每吨只收运费30元～37元，其他公物只收40余元，民间器材只收60余元～80余元，而外国轮船只装商品，每吨运费却收300元～400元。即此比较，可知中国公司尤其是民生公司牺牲之多，报效国家之大了。”
但是，即使收费低廉，国民政府因为财政紧张还是拖欠运费。卢作孚的儿子卢国纶说：“我看我父亲那段时间的信，很多都是向政府要钱。总是不能够及时收上来，拖上一年半载的。”这些收不上来的呆账又因为通货膨胀问题而变得日益庞大。“那时候物价涨得飞快，今天你发了工资，不马上去买米，明天就少了一半，甚至还要少，再过几天，可能就完全不值钱了。所以，民生公司的钱收不到，等收到了，又不值钱了。”同时，当时政府为了保证社会安定，还出台了一个政策，就是限制运价、限制票价。哪怕物价天天涨，在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之内，航运公司的运价和票价都不能涨。
抗战期间，民生一共有16艘船沉没，牺牲了160多位员工，可以想象民生的处境有多么艰难。民生公司是卢作孚一生心血所系，他的痛苦和委屈也是作为一个民营实业家所遭遇的困难和阻力。
长期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卢作孚的身体很不好。1941年冬天，他因为严重的心脏病在歌乐山疗养了半年。这半年里面，22岁的大儿子卢国维第一次有机会像个成年人那样和父亲一起长时间交谈。“有一次，我父亲跟我说，想把民生公司交出去。他还说，自己真正的兴趣不是办实业，是搞建设。”
1943年10月，卢作孚写下一篇文章《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他说“我草这一篇民生实业公司的小史，不是注视它如何成功，而是注视它如何经营艰难困苦。这一桩事业从降生起直到今天，也许直到无穷的未来，没有一天不在艰难困苦中”。
不仅如此，卢作孚还要应对来自官僚买办资本的挤对甚至侵吞。
1939年年初，卢作孚打算改造一批旧船，但经过宜昌大撤退，连续两年的亏损，已经让民生拿不出这笔钱。于是，卢作孚准备将民生的资本增加为700万。消息一出，孔祥熙通过中央信托局转告民生，官方打算入股60%，宋子文也打算通过中国银行入股民生。
卢作孚托人转告孔宋，说民生业务困难，无利可图，而且民生是纯粹的民营公司，官方入股不太合适。同时，他很快撤销了增资的计划，改为发行700万公司债券。为了防止因为债务而被控制，他还特地把债券分给18家不同的银行。
抗战八年，虽然偏居一隅，但卢作孚始终没有放弃民生的壮大发展，他甚至已经设想好了抗战胜利后民生冲出长江走向世界的蓝图。
卢作孚利用担任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的身份，结交了一些外国驻华使节，向他们分送了有关民生公司经营情况的资料，引起了加拿大驻华大使的注意和兴趣。1944年10月，他又利用赴美参加国际通商会议的机会，结识了加拿大驻美商务代表皮尔士。通过皮尔士的介绍，卢先生又于1945年2月专赴加拿大，同加政府有关部门和金融界具体商谈。由于加政府事先对民生公司和卢先生有所了解，以及战后输出资本发展工业的需要，因而很顺利地达成了借款造船的协议草约。草约规定，由加拿大帝国银行、多伦多银行、自治领银行业３家银行，贷与民生公司1 500万加元（当时加元和美元比价相当），用于在加拿大订造轮船和购买材料，拟造小型客轮12艘、大型客轮6艘。贷款由民生公司出具期票，加政府为民生公司向船厂保证到期付款，偿还银行，同时由中国政府致文加政府，为民生公司贷款担保。
这是一笔长期、低息、大款额，并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优惠贷款。在旧中国历史上，一个民族资本企业，能够获得这样一笔贷款，实不多见。这也说明，卢先生的人格魅力，已从国内飞越到大洋彼岸，受到加拿大朝野的信服和青睐了。
然而，当卢作孚回国请政府为这笔贷款担保时，却遭到了宋子文的拒绝。这让卢作孚非常为难，不能这样把脸丢到国外去了。为此，他曾经两度辞职，但董事会不同意，慰勉他留下来，说他劳苦功高，功勋卓著，得到了全体员工的尊敬。
由于当局的留难，拖延了政府担保时间，加上战后物价上涨，以至在施工过程中，船的造价几乎比预计提高近一倍。结果只造成大型客轮3艘，小型客轮6艘，比原计划减少一半，并于1949年前陆续竣工驶回国内，加入运营，成为国内最先进、最豪华的一批航轮，并壮大了民生公司的航运实力，实现了卢作孚把民生公司的船旗高高飘扬在海洋之上的抱负！
战后，虽然时局艰难，但卢作孚决心出海。他把长江航线的重点移至上海，以此作为出海基地，增辟上海到台湾等地的南洋航线和上海到天津等地的北洋航线；同时，创办“太平洋轮船公司”，把航线延伸到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日本。
到1949年，民生拥有各种船舶150余只，吨位72 000吨，职工9 000余人；下面有3个附属企业和95个投资企事业。至此，民生成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卢作孚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船王”。
当年11月，卢作孚滞留中国香港。在港期间，国共两党都在争取卢作孚。
1949年国共之间胜负已决，老友张群劝卢作孚去中国台湾看一看，卢作孚说“民生公司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晏阳初劝他去美国，卢作孚却说“我不能丢下公司和船不管”。1951年，7艘从加拿大定制的新船在卢作孚的指挥下，依次停靠在广州港，卢作孚作了最后的决定——建设新中国。
次年6月，卢作孚带着滞留中国香港的18艘海船安全返回内地。
含 冤
1951年10月23日，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开幕。周恩来总理在与卢作孚见面时再次提出，希望他留在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领导职务。卢作孚提出回重庆一趟，将民生公司有关工作处理完，再赴京就任。
这一念之差，铸成了无法挽回的历史遗憾。
1952年年初，中央决定对民生公司特殊对待，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1 000万元。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邀请民生公司某负责人谈话，并嘱他待卢作孚回渝后马上转告，让他放心。
遗憾的是此人始终没有将这一情况转告，卢作孚根本不知道中央有这个决定，归来后仍在为公司严重的财务危机而忧心如焚。
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发生事故触礁沉没。那几天卢作孚守着电话疲惫不堪，通宵难眠，不时喊着公司某几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字，情绪极为焦躁。
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场上，一幅白色标语上书：“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代！”会议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的国家干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坐在台下第一排，卢作孚又特别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位置。
会上，卢作孚的通讯员关怀跳上台揭发说，公方代表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
关怀是原民生公司“虎门”轮的年轻服务员，是个孤儿。卢作孚离港返京前调他来担任通讯员，把他从香港带回内地，让他住在家里，亲自教他学文化，就像对自己的亲儿子一样。自己亲信的人的背叛，让卢作孚实在感到难受和不堪！
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
他的一个儿子曾经这样回忆说：“父亲公务繁忙，和我们在一起的机会很少，但他教育我们的每一句话我都清楚记得。1941年我和大哥跟随父亲到成都解决公路建设问题，顺便参观了一位留学生放弃国外舒适的生活和工作，回国后在艰难的环境下开办的糖厂，父亲对我们说：‘工作上要和人比，生活上不要和人比，即使是做一个邮差，也要做世界上最好的邮差。’”“记得我们家原本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一把老电扇也是难得用一次的，一天家里突然收到美军司令部送来的一部收音机，正当几兄妹高兴不已时，父亲却把收音机送给了民生公司的电台，他说工人们更需要它。”
1944年美国《亚洲和美国》杂志曾经报道说：“在他（卢作孚）的新船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曼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陶瓷，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家的餐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作为总经理，卢作孚却没有多少民生公司股票，仅有的一点还是朋友们看不过去凑钱替他买下的。
从一开始创办民生，卢作孚就抱着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这一点，就像他年轻时的偶像张謇一样。他们的情怀，正如余英时在《儒家伦理和商人精神》中所描述的那样：
“他们似乎深信自己的事业具有某种庄严的意义和客观的价值，对于自己投身的商业抱有一种自傲的心理。在他们的创业和经营中，都多少保持着一种超越性的动机——挣钱的目的已经不再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享乐和世俗的欲望，也包括财富带来的权力和声誉、因能使无数人就业和家乡经济繁荣而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哀莫大于心死。
2月8日晚上，卢作孚一个人在家，他服用过量的安眠药，含冤离开了人世。
在结束生命之际，卢作孚用钢笔在一张毛边纸上，给相濡以沫的妻子留下一份简单的遗嘱：
一、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得悉噩耗，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立即发去沉痛的唁电。同年3月14日，黄炎培写下了《卢氏作孚先生哀词》：“呜呼作孚！君为一大事而死乎！君应是为一大事而生，君以穷书生乎无寸金，乃大集有钱者之钱，以创‘民生’……呜呼作孚，君其安眠吧！百年后，有欲之君者，其间诸水滨。”
卢作孚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他生前有一句名言：“做事有两要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作为社会革命家，他的实践能力尤为突出。
纵观卢作孚一生，不仅志向远大，而且肯动脑子，能下死工夫。在他身上，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比他年长40岁的张謇的影子。但他和拥有状元功名的张謇不同，他没有学历，自学出身，完全是一介布衣，他做事业的难度因此也更大。他创业的时机也不好，是在1925年，没有赶上“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最有利的发展时机。等到十多年后，民生公司有了起色，成为长江上不可忽略的航运力量时，又遇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可以说他生不逢时。但是他硬生生在波涛汹涌的长江上，在波诡云谲的大时代里闯出了一片天地。最宝贵的是，他为人谦和，两袖清风，却投巨资建设家乡；在国难当头时，又舍小家顾大家。因此，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对他表示敬意。生为同龄人，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在和黄炎培谈到我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时，举出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他们都是为发展我国民族工业有过贡献的人。”另一位同龄人梁漱溟常对人说：“作孚先生有过人的开创胆略，又有杰出的组织管理才能，这是人所共见的。人们对他的了解多在此，但岂知作孚先生人品之高尚更是极难得的呀！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这样的品格，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找不到。”
在他离世几十年后的今天，重庆人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这位最伟大的儿子。如今，在重庆北碚公园内的高坡上，是后人为纪念卢作孚而修建的“作孚园”，这是他与爱妻蒙淑仪女士最后的安身之地。园中石碑颇多，石碑上都是晏阳初、梁漱溟等人为怀念老友而刻的语句。墓后，一块大理石墙上，刻着卢作孚生前的名言：“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