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之船王悲欢
卢作孚先生所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是民国规模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也是当时最成功的现代企业集团样板。卢作孚在重庆北碚进行的渐进式社会改革试验，是腐败、混乱、落后的大环境下的一个“民主特区”，也是现代中国新型社会的一个雏形。有学者说，卢作孚“虽然在这个世上只活了59岁，却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生涯中充满艰辛、风险和挑战”， 其成就和影响远远超出了工商界。
船王包玉刚曾经说过：“如果卢作孚还健在，就不会有我今日的包玉刚。” 在中国现代史上，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船王是卢作孚。卢作孚去世一个多月后，1952年3月15日，毛泽东在回顾民族工业发展时说，中国实业界有4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楔 子
1925年是四川青年卢作孚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当年10月，前往上海买船的卢作孚，在上海巧遇少年中国学会的老朋友恽代英，后者正追随毛泽东在上海搞国共合作，编辑《新建设》月刊。
在卢作孚借住的上海裕川公司楼上，两人连续谈了3个晚上。当时正是“五卅”运动之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时代在孕育着新的变革大潮。他们每晚都谈到深夜，话题涉及的是国民革命的前途、社会改革的步骤、救国之路的选择等等。恽代英希望卢作孚能跟他一起去广州黄埔军校投笔从戎。
卢作孚对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抱负和献身精神非常敬佩，对他们的奋斗目标也了解。他和恽代英在立志救国的总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已决定实业救国的卢作孚谢绝了恽的邀请，他说：“不要做大炮，要做微生物，慢慢地去影响、改变社会。”为表示对恽代英的支持，卢作孚让四弟卢子英于1926年3月去广州，投考了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
恰巧，少年中国学会（简称“少中”）这时候面向全国会员印发了一张“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竟抱何种主义？”
“少中”会员毛泽东如是回答：“……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实现革命民众的统治。”
而“少中”会员卢作孚则是这样写的：“……以教育的方法训练民众，为种种组织、种种经营，以改革政治……”
当时正值北伐前夜，两位热血青年，因为不同选择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这一年，两人恰好都是32岁。而同在这一年出生的，还有另外两个对中国未来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宋庆龄与梁漱溟，他们在不同时间与卢作孚都产生过交集。
中国的现代史，是一部大浪淘沙史，这一群人在后来的表现各有不同，而卢作孚是自始至终坚守会员信条的极少数人之一。少年中国学会的理想主义精神，对卢作孚的影响极深。他后来的一系列奋斗，始终都坚持了学会的宗旨，恪守会员“奋斗、实践、坚忍、俭朴”的信条，所思所行，无不是为了强国富民。
求 知
1893年4月14日，卢作孚出生于四川合川县北门外杨柳街的一个贫困家庭。父亲卢茂林曾是“棒棒军”一员，后来转业做起了麻布小贩，全县闻名，远近乡亲都亲昵地称他为“卢麻布”。
为了改变孩子的命运，卢茂林勒紧腰带将卢作孚兄弟俩送到当地最好的瑞山小学读书。不料，入学不久的卢作孚突患重病，家中实在无钱请医生，母亲李氏只好上山去采草药。哪知道药不对症，服下后，卢作孚竟说不出话来，成了哑巴。
起床后，“哑童”卢作孚坚持到校读书。每天放学回来与哥哥讨论课文，嘴不能说，就用笔写，课业一点也没因病情而耽误。温习完功课，他一如既往地帮母亲做家务。两年后的一天，他在追逐小燕子时跌倒，情急呼喊：“燕子！燕子！”嗓子竟奇迹般痊愈，如常人一样发声，令全家人惊喜万分，感谢苍天有眼。
1907年，高小毕业后，穷困生卢作孚失学了。在瑞山小学的6年，对卢作孚一生的做人基调影响甚大。在这里，他不单是获取了认识新世界的知识，养成了良好的学习态度和方法，而且赢得了师生们由衷的赞佩，在同学中建立起了很高的威望。
离校时，一位老师特意送他八个字：“好而不恃，为而不有。”卢作孚将字精心装裱好，挂于床头，牢记终身。日后卢作孚投身于实业救国，在筹办民生公司的艰难起步阶段，得到了许多瑞山校友的鼎力相助。1925年在合川召开的民生公司发起人会议，参会者就多为瑞山校友。后来，瑞山小学遭遇困境时，事业刚刚起步的卢作孚，出于对母校的热爱，接手了瑞山小学的管理，他把瑞山学校办成了一所充满新风尚的名校，成为向民生公司输送初级人才的一个重要来源。
离开瑞山小学后，卢作孚再没上过任何正规学校。几十年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曾邀请卢作孚到校讲演，他不无幽默地说：“我怎么能在大学讲演？我仅仅是个被人称为‘小学博士’的人！”
失学对一般乡下少年来说，也许意味着从此告别书香，走进田野，从此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但对卢作孚来说，这只不过是求知道路上的一次短暂挫折，绝不是人生的陷阱，而是绝地重生的起点，他日后的“自学——求知——报国”之路，就是在这样一个并不高的起点上开始的。
卢作孚的勤奋，在少年中是罕见的。他经常藏在家附近的观音竹林深处，聚精会神地读书，连吃饭都会忘掉。如此苦读，整整有一年时间。但家乡藏书毕竟有限，无书可读之后，他在竹林中做了一个决定：走出合川，到成都去求知。
去成都需要盘缠，家里是无论如何拿不出来的。但决心已定的卢作孚自然不怕这点困难。那时，从合川到成都去经商的人很多，他决意跟这些商人一起步行到成都，这样可以节省很多钱。路上的食宿费用，由亲友们资助了一些。出发前，他准备了一些家乡著名的小食品——合川桃片，准备到成都后卖掉，当做最初的生活费。
1908年，15岁的卢作孚满怀求知的渴望，步行前往成都。经铜梁、大足、安岳，一直走了十多天，他方才抵达成都，栖身在西御河沿的合川会馆。
初到成都，卢作孚几乎身无分文，图书馆是他最好的书库。这一点，倒与在长沙自修时的毛泽东很像，那一代有志青年，很多人出身贫苦，他们都是借助公共图书馆而自学成才的。
在会馆闭门苦读的几个月，卢作孚便把当时在图书馆能看到的中文和数学书籍全部读通。但他觉得不解渴，便又开始自学英文，然后再读英文版的数学原著。前后不过半年时间，他不仅读了一大批中英文数学书籍，还了解了大量数学难题。自学之余，他还先后编著了《代数》《三角》《解析几何》《数学难题解》等书籍，并开始以 “卢思” 为名在成都提学使署立案。
在成都滞留日久，为了不给家中增添额外负担，卢作孚开始勤工俭学。他到合川会馆附近的街道贴了一些广告，招收中学补习生，每人收一点授课费。刚从小学毕业一年半的卢作孚，就这样奇迹般地教起了中学生。那时，他才16岁。小卢老师采取的是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教学态度非常认真。学生什么时候来，他就什么时候开始讲课，反正他有的是时间。
这样现学现卖一段时间后，卢作孚觉得不是长久之计。第二年，他改变了策略，经过充分准备，打算报考清华留美学堂。可是这一年，清华留美学堂在成都不设考场，考生要到北京去投考。于是他急忙徒步赶回家乡，筹集学费。
这是卢作孚第一次打算出川。好不容易凑足学费后，卢作孚兴冲冲地赶到重庆。不料，开往汉口的“蜀通”轮当天早上已开走了。那时，客船很少，误了这班船，就无法如期赶到北京。
眼望浩**东流的江水，没赶上船的小伙子无比失望，更让他心痛的是留学梦自此破灭，人生轨迹也就此改变。卢作孚后来决心从航运入手“实业救国”，这件事是最原始的动因。从此，清华流失了一位可能的留美高才生，中国却多了一位杰出的实业家。
出 川
算起来，到上海买船，这是卢作孚第三次出川。四川有句老话，人不出川不成龙。非常巧合的是，卢作孚每一次出川，都给他带来人生巨变。
卢作孚第一次出川，不是求学，也不是办实业，而是逃亡。
在一次演讲中，卢作孚回顾自己的青年时代曾说，他“由18岁起在社会上奋斗”。那正是1911年，18岁的卢作孚参加了辛亥革命。
报考清华未遂，卢作孚继续自学。此时，已经长大的他，阅读范围已不仅仅是纯粹的课本，还包括大量政治社会书刊。正是在这种自学过程中，年轻的小卢接受了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他结合大量社会问题，不时在成都的报刊上发表自己的看法与感想。这些文章，自然引起了成都的同盟会会员的注意，他们设法弄到了作者的通信地址，按图索骥，找到了卢作孚。
令这些革命党人惊讶的是，卢作孚只有18岁，严格来讲，这还是一个少年，但卢作孚的思考深度已经远远超过寻常之人。双方见面后，一拍即合，谈得非常投契。在会员们的引荐下，他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会员。这样一个机缘，确实是时代需要与个人选择的契合。
1913年，军阀胡文兰当上了四川都督之后，立即开始捕杀革命党人，20岁的卢作孚因为是同盟会员而悄然离开了成都，回到了老家合川县。后来他得知，有许多侥幸逃脱的革命党人都纷纷去了上海，便也萌生了去上海的念头。上海是个国际大都会，经济发达，思想活跃，信息灵通。他相信，在那里他能够学到新的知识，能够找到新的救国办法。
1914年夏，卢作孚辞去江安中学的教职，回合川辞别了父母，然后从重庆乘坐“蜀通”轮东下。这是他第一次出川，当时，他21岁。
川江如练，三峡如削，一路极目都是大好河山。然而，旅程中有两件事却让他心情沉重。
一是沿途江上往来的大小船只几乎全都悬挂着外国旗，有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可就是见不到中国旗。二是他乘坐的中国轮船“蜀通”轮，客舱分为几等，等级待遇天壤之别，“高等华人”和洋人享用最豪华的头等舱，贫苦乘客只能住最低等的“统舱”。
一路行来，愤青卢作孚感慨万千。这两件事，与他后来决心从事航运业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个星期后，船抵达上海。一上岸，卢作孚就去联络先前从四川来的“革命同志”。可是，让他大失所望的是，劫后余生的战友们热血早已冷却，有的陶醉于十里洋场，有的忙着在官场钻营。
卢作孚看不惯这些人的行径，和这些人一刀两断，独自在沪上自学。可是，读书是没有收入的，只有依靠远在家乡的父亲往上海寄钱。每次寄钱，卢茂林都要从合川徒步走到重庆。这样的钱卢作孚自然要放在胸前焐热了才舍得花。卢作孚租住最便宜的“亭子间”，站在屋里腰都伸不直。吃饭也是随便凑合，有时吃不起饭，他就买个最便宜的烧饼，在图书馆里边看边吃。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他仍刻骨铭心：“住在小阁楼里，饿过两三天，出来不能走路。”
在黄炎培等人的影响下，卢作孚意识到：辛亥革命之不彻底，就在于民众尚未觉悟；而要使民众觉醒，就要广开教育之路，让教育不再是奢侈品，而是使民众都能受益。“教育救国”信念的形成，是卢作孚此次出川的最大收获。
在上海逗留一段时间后，卢作孚起程回乡。路费不够，他只能乘船到宜昌，然后步行千余里回到合川。此时卢家极其贫困，卢作孚靠给《上海时报》写通讯勉强度日。后来，他又经友人推荐去成都《群报》担任记者兼编辑，月薪14元，仅够全家人吃咸菜度日。
1917年初夏，卢作孚受聘去合川县立中学当了监学兼数学教师。这年秋，由同事热心做媒，卢作孚与16岁的蒙淑仪喜结良缘。蒙淑仪父母早亡，她是九兄妹中唯一的女孩，精于女红，为人十分善良。卢作孚对妻子非常关爱，让她放了脚，耐心教她读书识字。两人恩爱相依，携手走过了人生几十载。
不久，《群报》改名为《川报》 ，成为四川新文化思潮的主要阵地。卢作孚应邀到《川报》担任记者，后来又成为编辑和主笔。
1921年，川军第二军第九师师长杨森的一纸邀请，让一直呼吁教育救国的卢作孚获得一次宝贵的实践机会。杨森久闻卢作孚之名，但两人相见还是第一次，其场面很富有戏剧性。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初次见面，杨森问道。
卢作孚坦然答道：“我没有上过大学。”
杨森大为诧异道：“那你怎么教得了中学的数学？”
“我曾在成都一个补习学校读过几天。”卢作孚回答。
惊异之余，杨森更加惺惺相惜，当场聘任卢作孚担当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
好景不长，四川军阀混战，杨森战败出逃。靠山倒了，川南的“新教育”试验骤失依凭，不久即人亡政息。自此，卢作孚开始怀疑：在军阀的指挥刀下，何来满园桃李？
孙中山曾提出过“改造中国”的口号，然而清朝政府垮台后，“中华民国”并没有显出多少新气象，军阀混战甚至带给民众更多的流离痛苦。什么才是“改造中国”的最佳方式？当时的国人在迷茫中，都在思考，青年卢作孚更是为此上下求索。
有一次，卢作孚请他一位朋友来给公众演讲，那位朋友向听众宣示了自己的革命理念：“我是一颗炸弹。”但卢作孚却当场委婉地提出了另一种理念：“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这就是他独特的社会改造理念。
1922年岁末，卢作孚再次出川，到上海和江苏考察实业及职业教育。这次考察，让卢作孚大开眼界。在南通拜访了状元实业家张謇后，他认识到，教育救国必须有实业做后盾。
三十而立。第二次出川，卢作孚终于完成了人生理想的三级跳：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
买 船
1925年8月，炎天暑热的蓉渝道上，几位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赶路。领头的人身材瘦小，衣着简朴，神情刚毅，他正是打算回乡创业的卢作孚。
回到合川后，谈笑叙旧之间，卢作孚向亲朋、老师、同学们**了心迹：创办一家自己的航运公司。公司第一条航线的构想，就在那些黑瓦檐下喧闹的堂屋里渐渐浮现。
卢作孚回忆当时的情景：“许多长辈和朋辈见着这几位好不容易回到乡里的人，都有深厚的感情，必得从‘请吃饭’表现出来。甲当了早饭的主人，乙又当了午饭的主人，丙又当了夜饭的主人。当我们离开甲家便到乙家，离开乙家便到丙家，废时利用，便讨论起事业来了。如果资本集得起来的话，我们应得造一只小船走重庆与合川间，或办一个工厂在合川城内外。大家认为造小船比较容易些。”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卢作孚开始了紧张的调查研究。他和友人黄云龙一道去了重庆，把长江上游所有的轮船公司统统调查了一遍。结论令他们触目惊心：清末民初更替之际，是川江航运业的黄金期。那时一条船只要运营一年，几乎就可以赚回一条船。中外资本见有利可图，纷纷抢占这一领域，“航业以极短的时间，发展到极盛，而且发展到过剩”。惨烈竞争的结果是：大多数的船公司陷于船本折完，欠债无法偿还，只能转租或者卖船。市场一片紊乱，风险和压力极大，尤其对没有强大实力背景的中国籍轮船公司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卢作孚在多年后坦承，那时候“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个中国公司，却有一切理由不办它”。
怎么办？难道就此罢手？此时，他那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再次显现作用，他决心在绝境中找出一条生路。其他中国轮船公司的老路肯定是不能走，只能寻找新的路数，否则，只能是下水折腾一番淹死。
沿着长江上下游航线反复扫描，卢作孚惊喜地发现：重庆到合川之间至今没有通航，这是空白。只要吃下这一段，养活一只船应该不成问题。有了这样清晰的分析，他心中总算有了底气。
10月11日，卢作孚在合川县的通俗教育馆召开了第一次发起人会议，讨论并决定兴办航运公司的资金募集问题。与会者共13人，多为他的老师和同学。有人曾形象地比喻：“民生公司不是实业公司，乃是朋友公司。”当时真正清楚卢作孚将要做到多大的，可能寥寥；但是相信他能做出一番事业的，应是全部。一个企业领袖的人格魅力，由此可见。会议最后议决：未来的公司筹集股金2万元，分为40股，每股500元，分4次缴纳。股金由发起人负责分头劝募。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生公司正式起步。这一天，后来被定为民生公司成立纪念日。
书生下海，最难是钱。13位发起人几乎无一不穷，要拿出募股的钱来，就需3人或4人凑成1股，但这样，也仅能凑成两三股而已。卢作孚在以往瑞山同学中广泛劝募，同样也只能是数人合为1股，凑不上几股。
本县的士绅、商贾成为卢作孚劝募的主要对象，可是这些有钱人多持观望态度，有的甚至断然拒绝。早晚东拼西凑，连街上卖豆花的那些老板他都去募钱。
关键时刻，原合川县知县郑东琴被卢作孚的热忱所感动，他利用自己的名望向各方打招呼，许多人碍于情面，表示愿意入股，这才将僵局打开。资金到位后，卢作孚决定马上动身去上海买船。可是筹备处无力负担旅费，他只得向人借贷300元，这才得以动身。
到上海后，卢作孚一口气联系了9个造船厂。历时两个月的考察，对卢作孚智慧和胆略是一个考验，因为船太贵，“愈考虑愈困难，直困难到没有胆子订造了”。最终确定由合兴造船厂来做，制造一艘长22.86米、宽4.27米、深1.52米、载重70吨、吃水较浅、马力较大的客运小轮船。
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最后议定为3.5万元。就是这个数，也大大超过了公司现有2万元的总股本。
实际上，由于多数股东对造船持观望态度，迟迟不愿意交付股金，已收上来的股金仅有8 000元，而且，这还包括筹办中的合川电厂的柴油引擎和发电机的费用5 000多元，这样就只余下2 000多元的经费了。
造船合同签还是不签？卢作孚决心背水一战，“惹祸订约”，先交了2 000元定金，回去说服股东增资，再付造船的余款。
天公不作美。恰在此时，川江航业中，接连发生了几起因破产而累及股东血本无归的事件。影响所及，尚未交钱的股东更加惶然，死也不肯出钱。那些天，眼看交款日期逼近，卢作孚真的有点走投无路了。
良人自有天助。功败垂成之际，三个人及时出手，拉了卢作孚一把，让他终生难忘：
一是发起人之一、合川县视学（相当于教育局长）陈伯遵，在上司和同僚的默许下，从县教育基金中“大胆借出七八千元”；二是郑东琴再次出手相助，慷慨拿出自己的积蓄几千元；三是合川士绅郑礼堂，同意借给几千元。
这三笔钱一到位，恰好凑足了造船预付款。大家长舒一口气：第一道难关终于闯过了！筹备处立即派出彭瑞成、周尚琼携款赴上海，去船厂办理付款和接船事宜。
为早日将船接回，昭信于人，卢作孚当机立断，带着陶建中、五弟卢魁杰亲赴宜昌去接船，但船期还是被延误了。原来，其所购买的只是一条小轮船，艰难航行其间，航速大受影响；且又在城陵矶下游等处，两次遇到水上惯匪欲趁夜色上船抢劫。如此一番折腾，船到6月下旬才驶抵宜昌，卢作孚在此已等候半个月了。
了解到情况后，卢作孚不禁嗟叹再三：如果在航程中稍有疏忽，船被劫持，那又如何向股东交代，如何才能弥补损失？好在新船完好无损，卢作孚满心欢喜：未来所有的事业，都将由这条小小的轮船载负着起航了。
6月上旬，新船被命名“民生”，完成制造后驶离上海，从长江驶抵重庆，完成了它艰难的处女航。打拼多年，卢作孚终于有了一个可以稳稳立足的甲板！
1926年年初，筹办中的民生公司成立了事务所，卢作孚任总经理。
此时，驻扎在万县的杨森执意邀请卢作孚去万县做市政佐办（市长助理），被他婉言谢绝了。作为总经理，卢作孚月工资是30元，而市政佐办的月工资是500大洋，车马费另计。杨森很不理解，卢作孚写信告诉他：“我平生只愿做事，不愿做官。”
开 道
登上自己的客轮，纵目万里江流，第一次出川时的遭遇不由得浮上卢作孚的心头。他决心再造川江客运，创出一番新气象。
嘉陵江水，万古如斯。因为一个人和他脚下的一艘客轮，从这一天起，开始了巨变。
开业伊始，卢作孚就掷出航运业管理的“三板斧”。
第一板斧，是废除声名狼藉的“包办制”，实行公司统一管理的经理负责制。包办制导致的结果，就是任用私人，三亲六故、亲朋好友都一起来谋碗饭吃。
第二板斧，是推出全新的旅客服务方式。当时川江货运利润厚，客运利润薄，船员普遍对旅客态度恶劣。尤其是外轮公司，十分歧视中国旅客，中国人坐一趟洋船，有如蹲一回拘留所。“民生”轮则反其道而行之。
第三板斧，就是禁止船员向旅客索要小费。
这三板斧，大得民心，客人争着搭乘“民生”轮，体验一把主人的感觉。
虽然人气很旺，但因为只有一艘船，民生公司很快遇到了难题。一是一条船不能当日对开，因此在渝合这条航线上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二是冬季枯水期一到，就意味着渝合航线要停航五个月以上，近半年人和船都要白养着。
这让不少人深感悲观：“民生轮是一半成功，一半失败。”但卢作孚则根本没有动摇，他说服股东把公司的股本由5万增加到10万，于1928年春末，在上海订造了一艘34吨的浅水小轮，命名为“民用”，投放到渝合航线。这样，不仅实现了渝合间的每日对开，而且“夺回”了嘉陵江冬季航运的收入。
局面一扭转，股东当中的失败情绪便一扫而光。但是卢作孚并没有满足，他想到了更远的布局，想造第三只船。
恰在此时，有一个南充商人谭谦禄，看到民生公司的船在渝合航线上获利甚丰，也想来试试。他集资在上海造了一艘120吨的客货船，命名为“顺庆”。“顺庆”轮开到重庆的时候，遇到了川军师长“范哈儿”。范认定“顺庆”轮是驻扎在顺庆的师长罗泽洲的。他与罗有宿怨，不由分说就扣了船，折腾了半年，才把船归还。
谭谦禄经此一吓，再无胆量独自经营，就把惹祸的船名改为“长江”，托人求到卢作孚，委托民生公司代管，专跑渝涪线。一年后因急于还债，他干脆把“长江”轮卖给了民生，之后这艘船更名为“民望”。
手里有了三张牌，施展空间更大了，卢作孚的“经营魔术”也把股东们看得目瞪口呆。
这个时期，渝涪、渝合两条航线上的客货运输火爆，每天都需要有对开航班才能够用。这样就得有四条船才行，可是民生只有三条船。
这道题难不倒数学老师卢作孚！在卢老师眼里，这就是一道简易的涉及顺流逆流的数学方程。
从涪陵到重庆再到合川，逆流而上需时两天；从合川原路顺流而下，却只需一天。只要循环滚动，就保证了涪陵、重庆、合川这三个码头之间，每天都有一班民生的船开出和抵达，“三只轮船，两条航线”就此实现。
短途运输上初战告捷后，卢作孚又把目光落到了重庆至叙府（宜宾）航线上。这是连接川西、云南、西康的水运孔道，客货源都很充足。虽然这条航线上当时已挤满了8家华商公司的20多条船，但多数管理不善，运价奇高，航行缓慢，且多为货运。
民生的“渝—泸—叙”航线一开，立刻显出了后发先至的势头。“民望”轮从重庆开出，顶多3天就到了叙府；而其他公司的船不定期，跑一趟叙府要7天之久。一些川帮商人与民生签订了包揽运输合同，从此不再找别家；四川旅行社也给予了民生公司优先售票权。
这一来，“民望”轮每趟都能满载，营业收入远高出其他轮船，民生公司的人都把它看成是“发家船”。民生第一次跑长途就一举成功，整个川江航运界都啧啧称奇。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船不在多，招人就行。后生可畏，大家算是见识了！
民生初创时，卢作孚不仅率领员工从绝境中杀出一条生路，更在公司的人力资源建设上，开辟了一条新道。人才是企业发展之本，招才、育才、用才是民生公司的生存之根，也是公司事业越做越大的动力源泉。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卢作孚这样写道：“天下事业之成，必有一批人披肝沥胆，推心置腹，以相纠其短、相携于义，此种精神亦正待吾辈倡之。”
卢作孚历来用人的办法是“大才过找、小才过考”，即依据事业的需要，对学者、专家、工程技术或高级领导人员，要从社会实践卓有成效的人中去寻找、去招聘；中层以下的干部，则经严格的招考和训练。他为事业寻求专才，曾访遍省内、国内甚至国外，对后来兼并收购的船只的管理班子，只要是有真才实学的，一律放手重用。
童少生原来是倒闭的美商捷江公司的负责人，他不仅精通航运，还是个留美海归。卢作孚拍板为童还清两万元债务，并委以重任，让童进入民生最高管理层。两万元，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而民生当时的经济并不宽裕。童少生非常感动，他说，自己之所以加入民生公司，就是欣赏卢作孚的主张与作风，觉得与这个人一起可以真正干一番事业。
相反，对于那些不符合要求的人，不论是亲朋好友，还是达官显要推介的，他都一概批示：“苦无机会。”一次，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向卢推荐一个大学生，他知道此人抽大烟后，坚决不录用。卢作孚的弟弟卢魁杰，公司初创时有一定贡献，后来却办事马虎，还抽大烟，屡教不改。他亲笔批示：“立即除名，永不叙用。”
一般民生员工都要“过考”，择优聘用，先培训，后上岗。一次，民生公司在成都招15名实习生，却有391人报名。其中，财会人员由卢作孚亲自面试。招考时，办公桌上散乱放着一堆账簿、钞票，半掩着门，屋里却没人。应试的人大多不进来，只有两个人进来，先打开门，把东西收拾好，再出来把门关上，然后在门外守着。这两人当场被他录取。
1930年，卢作孚曾说过：“今天中国什么都不缺乏，只缺乏人——只缺乏有训练的人。”卢对青年的训练，不只是为了事业发展的需要，不只是为了解决青年的就业和出路，更主要是为国家培训大批有理想、有技能，而又愿意为社会服务的人。训练的基地设在北碚公共体育场一端的一进三大间的草屋——新营房，门首左右墙上写了一丈见方的十个大字——“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卢对同事和学生的教育，最大的特点是处处以身作则。因此，他强调：“从行为上影响别人，自得人佩服，才会收到教育人的效果；以事业的成绩去影响社会，才会得到人们的同情、支持，进而可收到改革社会的良效。”
进入民生的要求很严，进去后待遇却相当好。卢作孚先生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公司的事情大家解决，大家的事情公司解决”。当年人们进入了民生公司，就像进入了一个大家庭。民生公司给员工提供了远远高于其他企业的工资，还享受优厚的福利，员工免费就医，免费膳食，定期休假。民生还规定，年满60岁，给予终身养老金。
一位老船长讲，民生公司基本上不解雇员工，不开除员工。员工犯错怎么办？他说：“有时我们的船停在南京，突然从码头上来一个人，一看是卢作孚先生，先生从甲板走到客舱，从客舱走到机房，逐一检查。发现差错或重大失误，当船返回重庆后，有关责任人会被请下船，不但不开除，反而加薪水让你休息，我们把这叫做“坐冰桶”。我们最怕的就是坐冰桶，熬不过一两个月，你就会到卢先生那里去，检讨你的过失，请求重新上船。这时候，卢先生会很高兴地同意，而重新上船的人，会比以前更用心更卖力。”
合 流
1930年，卢作孚决心以民生为核心，实施“化零为整”、“统一川江”的发展战略。此时的民生公司仅有三条船，总吨位230吨，比有些公司一条船的吨位还小。民生发起航业整合，完全是以小博大的蛇吞象，可是卢作孚毫不畏惧。
作为一个企业家，卢作孚在这段商战中显示出多方面的能力，比如政府关系、资源优化配置、企业文化、员工管理、品牌营销。当时这些名词尚未出现，但是卢作孚在自己的实践中蕴涵了这些现代化的商业元素，并且运用自如。
卢老板的第一步棋，是先从川江上游即重庆至宜宾航线开始，这一段洋商少，华商多。民生公司首先针对负债累累的弱小轮船公司，提出非常优厚的兼并条件：凡愿意将轮船出售给民生的，不论船况好坏，民生一律作价收购；凡愿意将公司并入民生的，无论负债多少，一律由民生代偿债务；偿债或退还原股东股本需要多少现金，就支付多少现金，余款则作为加入民生的股金；原来公司所有员工，全部由民生接收安排工作，不使一人失业。
唯一的要求就是：凡接收一条轮船，即废除原来一切陈规陋习，代之以民生公司创立的全新规章制度。面对民生伸出的橄榄枝，很多小公司都非常欢迎。当然，社会上也有异议，认为“民生公司抱的是帝国主义，压迫弱小公司”。
事实胜于雄辩。
在川江航业整合过程中，被兼并的公司没有一个老板因公司易手而投水，没有一个工人因改换门庭而失业。
“化零为整”进展迅速，但民生公司并没有借行业垄断攫取暴利。
以重庆至涪陵航线为例，以往单程票价为4.8元，民生在取得这条航线的专营权后，票价不升反降，下调至3元。在其他航线也一直维持票价稳定，绝不因兼并了其他公司而涨价。
民生的这种良苦用心，赢得了旅客的极大好感，他们宁愿耽误行程，也要等候民生的船。民众的这种支持，实际上是民生成功并购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当“民福”轮首航至宜昌后，民生航线遍及川江，一跃而成为川江上一支劲旅。
不是猛龙不过江。从1932年年初起，民生公司整合重庆下游航业的行动全面展开，进展十分迅猛。
川江轮船公司，是川江下游成立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家公司，但在同业残酷竞争下，经营不善，航运事故迭次发生，债主登门坐等催债，员工领不到工资，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四面楚歌之时，卢作孚及时向他们施以援手，以极其优惠的条件，将其并入民生。原属川江轮船公司的“蜀亨”轮是条大船，吨位986吨，合并后更名为“民贵”轮，成为民生公司冲出川江、经营渝沪航线的第一艘主力船。
“化零为整”运动，在大多数华商轮船公司的支持下，几无障碍，但是激流之下也有暗礁，那就是掌握在军阀手里的轮船公司。这些隶属军阀的轮船公司及轮船，俗称“军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