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陈其美的经历和心曲

1933年，蒋介石因事致信戴公商议，戴复信：“至于兄之苦心大事，则非弟之能为力者，搓手万遍，终无以报。惟谅之。”（《戴季陶先生文存》，1502页）

后来，蒋介石因听信戴公的建议，软禁胡汉民，为世所不谅。蒋不能下台，而迁怒于戴，以为这是一个不好收场的馊主意。软禁胡汉民是在1931年2月。胡汉民欲造成一个责任内阁的国家政府，蒋介石则欲统一号令，一个仗恃元老支持，一个以新起实力军人自居，5月，蒋先生欲控制国民会议，邀集戴季陶、吴稚晖、陈果夫、陈立夫、邵元冲、叶楚伧商讨对策，人皆无善策，而戴季陶欲对之不客气。胡汉民拒不妥协，季陶遂明确主张强硬对待。

于是戴季陶设鸿门宴将胡汉民扣押，而对外宣称展堂近来精神失常。季陶往劝之，嘱其勿与蒋介石作对，而宜多读佛书。汉民大怒，谓我已成神，何须学佛？《左传》曰，神者，聪明正直而一者。饱学之士吵架，三招两式，精彩得令人眼花缭乱。

西安事变，戴先生又为主张武力讨伐的一派，这一观点的支持者群集何应钦公馆，而蒋介石对当时所有主讨伐者都无好感，盖武力威慑则可。而大肆动武则可能玉石俱焚，此事两人间更增隔膜。

自1930年起，他任考试院院长，确立中西融通的民国文官考试制度，他对考试利弊考虑周详。他在报告书中说，那种揣摩窥测的八股文，弊端多多。君主以科举牢笼人才，消磨志气，以致种弱国衰。当专制集权时代，势力为皇亲豪族所有，但造恶者为君主，非考试制度本身。如无考试制度，政治将更加腐败，人民受害更烈。

在他任上，建立编译局并形成妥善的铨叙制度。自此以后，至1940年代中期，20万以上知识分子受益，即使在抗战中也不例外。

戴公是边疆问题的权威，决策人之一。他主张民族平等，反对前清赵尔丰等的边政恶政。他认为他们专尚霸道，心存偏袒，政策根本错误，以致将最驯良之川滇之间的康民，造成许多血腥杀伐的种子。

力敌万钧的政论大手笔

戴季陶文章元气淋漓，真足睥睨一世。其人创力非凡，30岁以前各体论文，即达百万字以上，其真率处如及时豪雨，其悲愤处似山洪爆发。其论民主政体建设之文，头脑清晰，胸次浩然，变繁缛之理为朴茂条畅，为今之下笔喇喇不休之政治学博士所望尘莫及。

戴季陶葆有先天的文章自信。1938年国民党在武昌召开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大会宣言出自汪精卫手笔，陈布雷等参与讨论。蒋介石认为主旨大体不错，语意略显轻重不当，唯戴先生破口大骂，并加以痛斥，说不是特文意措置失当，就是行文也毫不足取，病在芜杂而散漫。汪氏当年有文豪之誉，此时也颇有离心倾向，故影响到文字组织，是可能的，但也不至太过偏弊。但戴先生根本不能谅解，可见其取径之高。

戴公的政治评论葆有力敌万钧之势。《立宪救国乎立宪亡国乎？》长文中的一段，可见其强烈的逻辑冲力。他说：政府诸公之意，不过欲图一时苟安之计耳。然岂知外患足以侵其手足四肢，内患足以耗其精血五脏也。其预备立宪也，非真知立宪之足以治国安民，亦唯以搪塞国民而已。其搪塞国民也，无非防国民之反抗而已，其防国民之反抗，无非欲保其身居高处，宴安逸乐之位置而已。而今之热心功名者，不揣其心计其势，竟欲以最无聊赖之请愿手段，而欲得立宪政治之实际，呜呼，政府诸公，岂真愿立宪者乎？苟非有所恐惧，有所自危，则此九年立宪之空语，恐亦不能遂发。

这可以说对专制的目的、因果关系，揭示得淋漓尽致。古今一切专制尽管有种种表现形态，其形神则一，使用的欺骗、**、高压、恐吓的手段则一。

他的文体具有鬼斧神工的变幻能力，忽而是一首骚体诗，忽而是简捷利落的一则短文，忽而又是洋洋洒洒数千字甚至上万字长文。

《库乱中之政治观》直接说库乱之原因，由于清政府之不善为治，将其归于政治问题，包括文中屡屡言之的国民性问题，也归根结底由于政治之不上轨道。一个地方的内忧外患，也因政治之不修明，即非民主自由的政治观念为构造的政治即为恶政治。所以弥缝一切祸患之根本，在于去除专制政体。

戴公以为，文化是有生命力的，生命力则端赖传统的赓续创新。而创新并不简单等同于复兴。“要把中国文化之世界的价值，强调起来，为世界大同的基础。”（《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这和宋教仁所说中国文化有很多民主的因子，但缺乏整理归纳道理是一样的，眼光也是一样的阔大深远。

即使对日本的认识，其也在政治维新改革的巨大成功基础上着眼。

戴季陶说，“经书为我国一切文明之胚胎，其政治哲学较之现在一般新说均为充实”，“希望全国人士从速研究以发扬光大吾国之固有文化”。青年的民族观念薄弱，殊不知世界革命的努力当以自己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为基础。

1912年5月20日戴季陶身陷文字狱。这一天，《民权报》上发表他的短文，题曰“杀”。文中说，“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可窥其文风之一斑。

不过很妙的是，他虽“杀”字不绝于笔，杀声不绝于口，大体上活得自在优游，至少不受致命威迫。他和何海鸣等主编《民权报》时，“系自由党全体同人组成”，矛头指向袁世凯所作所为。5月20日，公共租界捕房控以“毁谤袁总统”罪名将戴拘捕。捕房以“鼓吹杀人”控告，迭经询明，罚洋30元。

黄兴最初的主张是以暗杀报复暗杀。黄兴在后来给中山先生的信中说：“宋案发生以来，弟即主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先生由日归来，极为反对。”现今学界有人以为这个对策不足取，认为黄兴的动作系违法手段。这就可笑了，问题是什么叫做违法手段？难道袁政府暗杀宋教仁乃是合法？合谁的法？

切齿腐心的杀声之中，有的是表达一种态度，有的是真要动刀动枪动炸弹，像黄兴他们的作为。而若戴季陶、雷铁厓等的时评中，对于同盟会内部的喊杀声，一定是恨铁不成钢，只是有的用过分夸张的用语，像对章太炎，他们也喊杀，等老章有所感悟，他们又表示欢迎了。

他对晚清专制病根的洞彻分析，针针插在专制的致命之处。同时向社会提出最严重的警告。专制的持续肆虐，不仅随时摧毁社会的安全，最终也必将带来国家和人民的灭顶之灾。

他吁求制度性地、尽最大可能地保障个人自由，视人的自由为最高价值，这就绝非止痛片和原地踏步式的改变。他的言论不论多么激烈，最终要表明，目的在达成自由和民主，创建人人享受富裕、正常生活的大社会而已。要推翻专制，不能仅以军力、实业来衡量，更要以文化的建设、对人类福祉的关怀来充实国力。在贫弱国家，人力这种特殊资源，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训练不足和欠缺文化的。作为一个民主政治家，他必须对整个社会的病情和挽救方法作出富有远见的判断。这是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良心责任。

戴先生晚年满腔孤愤，哀痛莫名，所谓“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来自身心两面的摧毁，拥衾枯坐，竟夜难眠，春寒暗侵，感触万端。杜甫诗“两朝开济老臣心”，老臣如陈布雷、戴季陶之属，因局势日非而以身殉。

陈其美的经历和心曲

孙中山逝世后移灵南下，有数十万北京老百姓参加，侧面表明民众反对专制企求政改的迫切心情。

同是清代的人，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陈子龙、张煌言不但在思想上反清，而且身体力行以求突破。到了清末的知识分子，刘师培、王国维等辈却不是告密就是体贴皇上。

当时妓女都支持革命，如丽文之于方声洞。社会的中下层革命的意识也非常普及，唯独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从中搞怪。

清末民初是万窍怒号、潮流翻滚的时代。陈其美把触觉深深地扎在下层江湖中，他与发源于清初因抵抗清朝后转入地下的帮会势力相结纳。譬如青红帮的势力成为他的敢死队，还有一部分沪军势力后来成为他手下的主力。他不是一般的青帮头子，他超越了的帮会，将那些已蒙上了灰尘的势力洗刷一新，总的说来，就是提携帮会，恢复正道和大道。他运作秘密会社，真可谓滴水不漏，他头脑清晰，胸怀大略，他以恢弘的气势将长江三角连成一片。而他作为策划者、指挥者，整体的战略可谓周密、周全，首先是杭州的光复，然后是推进上海、苏州的光复，接着是常州、无锡先后光复，由此打开江南重镇南京的通道。光复南京后，陈其美发布了文告，说是清朝统治二百多年，“**戮我子妇，搜刮我财货，窃取我政权，我祖我宗，含痛忍耻……以咨丑类者，故斯冀胡贼能为我保护此土也……”

当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从海外归来，陈其美、黄兴等亲往十六铺码头迎接，他并在报上发表专论，说是先生归来，国基可定，新上海光复后一个月，当以此日为最荣。当宋教仁主张内阁制的时候，陈其美全盘偏向孙中山而支持总统制，这在客观上维护了中山先生的领导地位，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支持态度鲜明，信心坚决。

民国建立后的首度北伐，陈其美与黄兴是最重要的指挥者，他对于募款、武器、弹药、粮食的安排也表现他对军事的考量，孙中山先生说他“措置裕如，士无匮乏，此其于民国之功，故已伟矣”。

机会不能从期待中得来，应该从创造中得来；即使一时不能成功，亦须创造一种大势，把中国引上进化之路，从陈其美所书写的铭文“死不畏死，生不偷生，男儿大节，光与日争。道之苟直，不惮鼎烹。渺然一身，万里长城”中可以看出这样的志节。

孙中山先生的主要助手，同盟会时期是黄兴，国民党初期是宋教仁，而在中华革命党时期则是陈其美。中山先生评论陈其美“于沪上握东南锁钥，其功最大，为吾党健者。志意极为坚锐，掌总务，实能代弟任劳任怨”。

他以为，革命，尽天职之事。今破坏已终，建设方始，建设之道，不可无果。1912年9月，北经京、津时，袁世凯问他的最后打算。答曰：凡有倾覆共和者，我必然反对之；拥护共和者，我当拥护之。其言葆有铁血味道。

应桂馨起先是陈其美的手下，陈公命其护送中山先生往南京。应桂馨曾任卫队司令，又任司务长，而其贼性不改，买菜也要克扣几元几角。后被胡汉民解职。

应桂馨回上海，加入共进会，成员多系青红帮。其美也加入，目的为“余为之赞助，因青红诸帮革命出力不少，以黑暗之境导入光明，取名共进，亦主此义”。（《宋教仁血案》，57页）

陈其美惨淡经营，千难万折。冒万死一生，斡旋中权，赤手反正，使长江上下游一气相衔，最终转移大局，民国之势力乃成，其功至伟。他的手下，多以好男儿自居，身上散发愿为民族牺牲的志气，胸中廓然，只知有国、有民族，不问家业、子女、福禄。好谈兵，好议论古今豪杰成败，其精悍之色，不啻当年岐山方山子。

其美本质上仍为一书生、报人，进攻南京时率领上万人部队，分多路进攻。在当时，亦算大手笔。辛亥年间攻取南京，军火置于首要，他命令江南制造局、龙华火药厂日夜开工，以应前线之需要，并督令制造局造炸弹，工匠赴前线即时修理可用枪炮。他一开始即重视工兵基地。他是文人的底子，军人的成色，当得起“有万夫不当之概，无一事自足于怀”这一副他颇爱书写的对联。郑逸梅记钱化佛口述历史，公推沪军都督之际，“有人说陈英士不过一新闻记者，没有军事知识，不能担此任；有人说民主国家……都督印遂归英士”。（《辛亥革命》第7册，80页）

结果他在一周内将张勋打出南京，逃至徐州。

二次革命后，党人陷入窘境，其美建议孙先生重视东北党务，以作振起、稳定北京，孙先生然之。1914年年初，其美至大连，联络东北力量，其目的一是以身殉国的决心；二是到东北筹款。

中华革命党一事，使他与中山先生形如胶漆，观念完全服从中山先生。1913年年末，从大陆逃亡到日本的一千多名党员需要安置。孙先生此时创办行然军事学社及东京政治学校，培养打击专制的人才。其美与之频繁见面会商，目的在秘密组党。

因按手印一事孙、黄不和，黄且谓有损人权，有失身份。其美到处奔走，说服使人赞成。他说：总理领导我们，我们都追随不上；总理如在山顶，我们如在半山，我这两年才算认识总理的伟大，却是太迟了。（《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册卷三）

孙、黄闹僵后，黄兴赴美。中山先生修书两通致之，黄兴回复其一。中山说，望兄能静养二年，俾弟一试吾法（《孙中山全集》第3卷，91页）。出语坦诚、磊落。

黄兴赴美后演说，有谓：“目的不是筹款，本人直接奉孙先生之命向美国转达他的意见。”可见其气魄毕竟博大。

1915年2月，陈其美致黄兴信函，洋洋五千言，盼他服从中山先生，并析党情：分子复杂，薰莸同器，良莠不齐，龌龊败类，覆雨翻云……

关于誓约和手印事，陈其美也专门对黄兴解释：深有鉴于前此致败之故，多由于少数无识党人误会平等自由之真意。

中山先生说：党魁犹如傀儡，党员有似流沙。迨夫外侮之来，意见摧败，患难之际疏同路人……若口是心非、貌合神离之辈，则宁从割爱。

一般人对按手印、发毒誓甚反感。实则不然，按手印不一定解决真问题，但若真心干事情，按个手印又何妨？若终极目标在彼，则手印、发誓俱为形式，又有什么关系呢？它是起到约束、鉴别作用的一种不坏的方式。

他分析党人的涣散，思索有以凝聚的方法。党派建设，是走向民主政治必须做的前期工作，无可非议。但是，在大敌当前的局势下就建党分派，那可是不合时宜了。过早地建立分支派别，不仅分散了斗争力量，而且党派多了，便形成了“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各自心里有个小算盘，完全丢失了顾全大局的观念，工作上变得越来越消极。

秀才造反，重文弃武，难怪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之讥。回观历史，哪有纯粹秀才造反成功的故事？靠写几篇文章，请几个愿就能把独裁者赶跑，岂不成了怪事？万事图个阴阳平衡，闹革命也不例外。文武兼备，刚柔相济，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其后，党人改变对袁世凯的糊涂认识，决议打击，于是武装斗争推到前台。中山先生说：“国事未定，则吾人须有不可侮之实力。直言之，即是武力。”

1915年夏天，遂组中华革命军，陈其美在上海又组东南军。

陈其美的一生，不畏势力单薄，奋力与举世滔滔之蟒蛇虫豸豺狼虎豹相周旋搏战。他知行结合天衣无缝，充溢大气魄、详策划、细弥缝、力操作，其手腕可惊。他忽南忽北，忽中忽外，参与机密，行侠仗义，奔波之繁，可想而知。精力、智略皆有过人之处，而成时代耀目之符号，实为不知疲倦的职业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