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专制之苦

胡汉民在临时总统府时期，统筹秘书班子，文件大小他都要过目，四面八方全来求见孙中山先生的他都要先行见面接待，他就睡在孙先生寝室的外间，每天晚上梳理白天的重要事件报告孙先生。孙中山助手中，如陈其美、胡汉民等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幕僚。

他的秘书——整个大秘书班子有庶务长沈某自称内务大臣，招摇于外，强征民间的车马，胡汉民就让江苏都督将他拘捕。沈某的继任者就是应夔丞，他还兼任卫队长，飞扬跋扈，胡汉民也将其抓捕，并欲杀之，被孙中山制止，只是解除其职务。当时的参议院中，同盟会议员籍占大半，执著于三权分立之说，好持异议。譬如有些人说，定都南京那么远怎么控制东北呀，不等于放弃吗？此类言论以章太炎、宋教仁为代表。当时南京如开追悼阵亡烈士大会，章太炎居然撰写对联讽刺：群盗鼠窃狗偷，死者当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毕竟虚言。胡汉民认为这是公开的反革命言论。

有一天，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人来求济于政府，孙中山先生批给20万元，胡汉民马上到财政部拨款，可当时的金库里面只有10个大洋。当时战火纷飞，临时总统府的行政令不出都门半步，政府各部亦仅备员名义而矣。可见当时作为秘书的也真是困难重重。

另外一件事情，则特别显露了秘书班子个人性格的制约，胡汉民说，提倡朴素、简易的民风。当时要地北方将士出文告，由总统府秘书雷铁厓撰稿。胡汉民认为他用词艰深，就说，这个是要让普通士兵都能看得懂的，就像棉被、稻谷一样是非常普通的东西，而不能是罕见的山珍海味。就否定了他的文稿，让另一个秘书任鸿隽重拟。雷铁厓非常愤怒，拂袖而去，并有诗句说，十年革命党，三日秘书官。胡汉民认为这是名士气太重，很难做好行政工作。

关于这件事情，雷铁厓另有说法。雷先生也是老同盟会员，资格几乎不在胡汉民之下。

关于这段时间的秘书工作，张謇推荐了十几个人来总统府做秘书，胡汉民一个也没录用，于是张謇就在上海一带扬言说，胡汉民善于揽权，好像一个第二总统。当时汪精卫对胡汉民说，他们骂你，等于是赞扬你非常负责呢。

张发奎对胡汉民的看法深透入骨，“学问渊博，责任心强，人格完整，私生活也很简朴，但他心胸狭窄没有孙总理的器度”。

至于汪精卫，“软弱无能，作为行政院长，他本身没有主意，不敢对蒋先生进言，却又官气十足，忘了他从前的理想”，到了抗战民族危急之时，他还“把自己对蒋先生的仇恨，放到民族大义之上了”。

“汪氏一去，国民党的分裂遂无法避免，而分共清党也就势在必行。后来我见到蒋总司令，便问他说，汪先生为什么一定要赴汉口。蒋说：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蒋氏此话，颇能得到我们的同情。其实，汪氏坚持赴汉的是非问题，颇难定论。汪氏此去，显然是有嫌于蒋氏而出此。他二人彼此了解甚深，绝非我辈外人所可臆测。……今幸北伐胜利，武汉中央请他回国复职，正是千载良机，他自当速去武汉。他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借，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俗语说：给蛇咬过的人，看到草绳也害怕，正是汪氏这时的心理。汪氏武汉之行，既有其个中玄妙，又不足为外人道，所苦的是我们这批赤胆忠心、希望党内团结、完成革命的同志。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汪氏出来领导，而他却浇了我们一头冷水，未免太失望了。”（《李宗仁回忆录》，第32章）

李宗仁此种看法，多少暴露汪精卫性格弱点，只适合在幕僚地位辅佐，不宜做主官以控制全局。问题是中山先生辞世后，汪氏心理却已膨胀，个性、智力和时势、他人形成剧烈拉扯，他的悲剧也就到来了。

伪政权时代，他被周佛海等人先后拨弄，实在是有苦说不出。硬着头皮去做，往往事与愿违，一切都是那么地勉强、支绌。所以他晚年要说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何处不怨尤。

胡汉民、廖仲恺、汪兆铭、蒋介石……之属，当中山先生去世后，他们谁也不服谁，各有所长，智慧无法像孙先生般予以超越，德量更无法像孙先生那样涵容服人。几个便打杀开来，而蒋介石以权谋手腕领先，其余便各各分化。至汪投敌，意气成分很多，唐德刚先生《书缘与人缘》对汪兆铭有一大处把握的总评：“汪精卫这个大汉奸，他在中国历史上的罪恶是道德大于政治的。其实他的伪政权并未做太多的坏事，他抗拒日寇在中国大陆征兵前往南洋作战，且不无可记者。汪氏之劣迹，是他破坏了民族道德——他不该以国民党副总裁之尊，于抗战最艰苦阶段，谬听老婆之言，反身投敌……他们一旦投敌，乃把我们这个黑白分明的民族道德弄得一片模糊，使当时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志士，在道德上莫知所适；而人类渣滓的汉奸，则个个手舞足蹈，理直气壮起来。汪氏在历史上的罪恶，莫有大于此者。”（广西师大版《书缘与人缘》，118页）

作为幕僚助手胡汉民等人固为一代精英，但他们毕竟在孙先生身边工作，较之孙先生的超常睿智，他们的事功就大为逊色。孙先生的谋略，是从大处着眼，以总的关节来带动诸般细节，而不是在个人意气上运用工夫，斯于大局无补。

因为营救汪精卫一事，孙先生就批评了胡汉民等人。

那时汪精卫因刺杀案被捕。同志悲哽，于是胡汉民、陈璧君、黎仲实等派人进北京，或以金钱疏通，或谋劫狱，想将汪精卫从牢狱中予以搭救。

孙先生就在槟榔屿秘密会议前，批评了他们。先生说：“余对于革命职责，断不容忧伤憔悴以死……我意再起革命军，即所以救精卫也。夫谋杀太上皇可以免死，在中国历史亦无前例，况于满洲？其置精卫于不杀，盖已为革命党之气所慑也。”（《孙中山集外集》，149页）

事实上正如孙先生的判断，一年后清廷不支，不仅释放汪精卫，还要赔礼道歉呢。而胡汉民等人欲以传统方式营救汪精卫，小处着眼，费力费事，反而于事无补。

至于廖仲恺和胡汉民两人之间，中山先生对之如何呢？他对他们是辩证地运用。虽然对廖特别推重，但他在前方督师的时候，后方留守的要职，委胡而不委廖。他北上的时候，代帅的交椅，授胡而不授廖。不知者以为廖不如胡，其实先生自己自有定夺。他说：“我如果把大权交给胡，廖可以服从；如果把大权交给了廖，则胡一定不服，广州从此多事矣。因这两句话，就可以使我们知道廖、胡之为人了。但中山死了以后，广州的大权，落入鲍罗廷手中，既不属于胡，亦不属于廖，不过在事实上，廖比较尚握有重权，胡则仅一空洞之外交部长及中央党部之工人部长而已。他既非外交人才，更不善于做工人运动，这不过鲍罗廷和他开开玩笑而已。廖则以党代表及财政部长之尊严，俨然为广州新政府之中心矣。本来在官位上是廖不如胡，至此反胡不如廖矣。胡汉民非肯屈居人下者，此中山在日，早已洞若观火，中山既死，汉民失势，岂肯罢休？故广州从此多事矣。中山远见，诚可佩也！”（杨新华《廖仲恺与胡汉民》，《现代史料》第二集，上海，海天出版社1934年版）

戴季陶：报人生涯也是幕僚作业的一种

戴季陶主编《民权报》期间，因公开反对袁世凯而短暂入狱，报纸被迫改为《民权素》。

入狱更知专制之苦。

他的笔名天仇，因该报而大肆传播。故当返川之际，他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这和雷铁厓到北京时一样。民众对舆论英雄的崇仰一直可下推到索尔仁尼琴回苏联之际，因文字的力量受到民众的欢迎是一样的。

戴季陶少壮幕僚激烈心曲，一直保持到终生。《民权报》初期以反袁为职志，兼以抨击唐绍仪、熊希龄、章太炎等。戴季陶被捕后，他的妻子钮有恒安慰他：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我为君贺！

这些争民权、争言论自由的先驱，是何等的胸怀与襟抱。

他的文章多铁血、击杀字样，极具短兵相接的战斗力、爆破力。这来源于他性格中的坚韧与躁急。连蒋介石也说他“好恶偏宕，辞气时涉矜厉”。蒋介石还抱怨和他共事之际“吃亏受气”。（《蒋介石年谱初编》，档案出版社，1992年）

在南洋时，雷铁厓受命教授孙先生的女儿读书，戴季陶来后，雷铁厓又让他教。他在1911年年底才见到孙先生，一见即大受先生的赏识。次年他即任秘书，实为幕僚，直到孙先生去世。

他在同盟会中资历较浅，孙先生的助手、秘书很多。各有专长。除了雷铁厓因与胡汉民赌气甩手而去，时间较短，其他还有戴季陶、王亮畴、陈兰荪、宋庆龄、马君武、徐季龙、宋家树……或长于数理，或长于法学、或长于政治学……

像戴季陶这样的年轻人，中山先生对之亦慈亦温亦严，甚至对其衣饰都有恰到好处的指导。孙先生对他们总是蔼然长者，点到为止，是响鼓不用重锤的点拨，绝不是严词苛责。

因宋教仁被刺，决定讨袁时，黄兴拟法律解决，戴季陶力持不可，曾代表孙先生与黄兴辩论。

志行坚毅源于眼光高迈

秘书，或曰幕僚人物中，戴季陶和雷铁厓等是铁血派，以他们杰出的头脑根本看不起袁世凯，而是先验般识破袁世凯的用心。他对举袁世凯做总统，痛驳其非。这和胡汉民、汪精卫颇见出区分来。

戴季陶睿智，北上迎袁世凯当天，就看出袁的虚应故事，料其必有异图。他遂转赴天津，果然北京曹锟实行袁氏之计，发动兵变。

孙、黄出于战略或仁民爱物之考虑，对袁世凯多有褒扬和期待。而戴季陶单刀直入褫其画皮，拒不为其所迷惑，很快，接踵而来的种种事实证明他的胆略、眼光确有超常之处。

胡汉民左右权衡，黄兴又鼎力促之，遂加让步，“和议若不成，唯有割腹以谢天下”！黄兴复汪精卫函：“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举项城无疑。”并劝中山先生“禅位于袁”。（《黄兴集》，94页）

汪精卫更不可理喻，他直是逼宫，所说极不成话，谓中山先生“岂欲做洪秀全第二，据南京称帝以自娱”。（《辛亥革命回忆录8集》，419页）

章太炎也推波助澜。所以，当时睿智、坚定且承受巨大精神痛苦者，反而是一班年轻的报人，他们多是孙先生的幕僚和助手，当时在党中地位不是很高。

戴季陶赞扬陈其美刚毅、坚韧，他更推崇朱执信的崇高、纯洁。二次革命流寓日本期间，他和陈其美是中山先生最得力的助手。因为孙中山原来的高级助手黄兴、胡汉民等不是情绪低落就是意见有分歧，或者心灰意冷，甚至有见异思迁、倒向北洋军阀的，这样戴季陶的作用就显得更大了。他在日本期间参与主办《民国》杂志以外，还帮助孙先生处理各种事务。有一次，几个印度人到日本拜访孙先生，戴在外屋告诉他们说孙先生不在。孙知道后非常生气，派人请回印度客人，同时责怪他自作主张。他在日本期间，经济上很不宽裕，一些同盟会的老人衣食都有困难，还有因为天冷无法取暖而生病的。他和陈其美曾经从日本到东北，联络江湖上的革命者，其中戴季陶在大连活动近两个月。

1917年8月，戴公又被任命为民国大元帅府秘书长，主要工作是协助孙中山护法，不久因为军阀的排挤，只有流徙上海。在上海期间，他大力支持五四运动，另外写了不少文章，研究和指导工人运动。他这期间写的文章启蒙色彩相当浓厚，批评北洋武人政府，抨击封闭迷信式的国粹研究。他在1919年9月写的文章，阐明革命的目的是人类普遍的平等和幸福，是要给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机会。他认为那些从事政治和投身政法运动的人不要企图以义和团式的政策来遏制世界的潮流，不要企图以欺诈的手段、焚书坑儒的政策压制人们的诉求。他也曾改变了改良主义的观点，提出了中国需要革命的主张。较著名的表现在《学潮与革命》这篇文章中。（见《戴季陶集》，1141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20年代的中期，他也曾同情陈独秀等人，甚至在《星期评论》杂志遥相呼应。

1922年的六七月份，四川军阀刘成勋的代表到了上海，拜见孙先生，请他派戴季陶到四川帮助制定省宪法。秋天他离开上海回到四川，不知何故，此后他的精神恍惚不安。当时四川军阀混战，戴季陶似乎觉得公、私两方面都前途茫茫。就在前往宜昌的江轮上半夜三更投入江中自杀，后被农夫搭救，当天住在农家休养。农夫还把他带到江湖上很有势力的亲戚家中热情招待，也就在这个时候，官方搜巡的人把他找到了，大家非常惊奇。当时上海的各大报都刊登了他投江自杀的消息，有的人潸然泪下，有的写下悼念他的诗篇，后来得知他获救，又将悼念他的诗篇改成祝贺的诗篇。当他回到四川后，军阀之间盲目开战，戴季陶非常痛恨这些人的不知轻重，可笑的是每次作战胜利的一方都将他尊为座上客，请他致辞。

幕僚总是想以自己的谋划、点子得到主官的认可，以便施行，惠及社会，影响时局。戴季陶投江，便是道不行，为时世所阻，而生发沮丧情绪之后果。

当中山先生去世以后，他很快写成文章，标题为“孝”。他认为孙中山是孔子之后弘扬中国正统文化思想的第一人，三民主义是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不久，他完成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一书，不到两个月又写成另一著作——《国民革命与国民党》。他认为民生学说的哲学基础就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当时瞿秋白和恽代英对他很反感，就写文章批驳他，而1925年11月下旬的西山会议，国民党的右翼也因为观点分歧，冯自由、马君武等人派打手将他揍了一顿。季陶认为老右派们思想糊涂，观念落后，并在一定范围内散布不要选举他们的言论，所以这些人都怀恨在心，因而他也没有参与西山会议。到了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他曾对邹鲁说，对盲动分子不用快刀斩麻手段对付，如和他纠缠，将来我们革命党终要遭他一次大大的挫败。（见《戴季陶文存续编》，273页）

他将盲动分子都称为狂人，他说，狂人不能与之论理，唯有施之以拘禁惩罚。1927年春，他往日本访问时发表过斥责瞿秋白的言论，他说，对这个肺病鬼的无端攻击，他不想理他（见夏衍《懒寻旧梦录》，110页）。1926年夏天起，他任中山大学校长，即以三民主义为学校的最高准则。他说，不要学洋八股，要发展纯正的科学实业教育，他推崇以中国旧道德为体，以西方科技为用。因为中国的科技落后于西方，但他认为古代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文明史上很有价值的思想结晶。他认为在当时混乱的思想界，最大的弊端是抛弃了仁爱、忠恕的民族道德。1927年春，北伐战争迅速推进，他被派到日本探寻口风。当时夏衍在日本，他因人介绍与夏相熟。因夏有办事能力，戴公将其当秘书使用，他每天的情况，被夏衍记录在案并向上级汇报。戴公自认为心思缜密、精细，却被人监视而不自知。他在1928年写成《日本论》这部精练的专著，对日本的民族性分析得相当透彻。1927年夏天，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他相继担任宣传部长、中央执委常委、考试院院长等。

戴季陶认为蒋介石具备领袖的象征意义，并在实行、宣传方面周到妥帖，承先启后，“为总理正统相传”。“士为知己者死”，所以他在精神上偏向蒋，与蒋共进退。两人合作的早中期，他最敢于向蒋介石进言，甚至大吵大闹，临了还能复归于好。

1920年间，孙中山先生催促蒋介石从浙江赴广东辅佐，蒋介石因与陈炯明闹意见，而拒不起程。先生恼火，即由戴季陶亲往奉化劝驾。他们早年为患难之交，起初，思想主张也相近似，是以蒋介石对之甚为倚重。蒋得势后，常以不菲钱财予以资助。

蒋介石的地位彻底巩固后，他们的友谊才有所分解，隔膜渐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