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经济复苏：别好了伤疤忘了痛02
所以，2010年恐怕在投资和消费重点是消费的启动。消费启动的重点是提高人们的收入和提高社会保障方面应该有重大动作。看一下1998年到1999年收入的波线，显示人民收入猛然上了一个台阶，这对经济增长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的。我们要改革目前的国民收入，目前居民个人收入比例占得偏低，国家财政比例收入偏高，重点要调整这个结构。这个结构不调整，个人收入增长很难。所以2010年应该在消费问题上重视对国民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上多做一些工作才行。
比如2009年退税提出了3亿到5亿，农村家电下乡我调研一个是数量太少，再加上做法有问题。老百姓最重要的负担是教育负担，2010年退税应该提高到2000亿，减税个人只减了2200亿，也太少了。我建议2010年减税最少是5000亿。2010年能不能增加个税起征点，如果退税、减税、个税起征点都做的话，消费这块会大幅度提升。2010年应该在这方面进行加速调整才行。投资和消费相比，投资2009年贡献比较大，消费没有达到预想效果，原因就是国民收入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没有达到效果。
保增长第三个对策就是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两个政策从2009年状况来看，我们认为2010年应该收缩货币政策。2009年货币政策过于宽松。2009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定义是货币增长速度17%左右，新增贷款5万亿到6万亿。2009年新增贷款是10万亿左右，这就不是17%左右，而是30%左右，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宽松的一次。
所以经济增长必须要稳定平衡问题。我自己认为2010年宽松的货币政策要持续，但是量度必须要约束。应该是2010年CPI增长速度加上GDP增长速度，加上4到5个增长点。2010年GDP是8%左右，CPI是3%左右，加起来是11个点；2010年货币增长15%左右，相当于新增贷款7万亿以上。
昨天晚上我和一些企业家通电话谈到这个，他说不行，跟2009年相比少了三分之一的新增贷款，就不可能保证GDP有8%的增长。所以我估计2010年宽松的货币政策量化到什么程度，恐怕还有一个争议的过程。我自己认为应该要寻求一个平衡点。寻找平衡点最后货币政策还是宽松的，只不过用量控制。我自己认为新增贷款一定要控制在7万亿以下，不然可能会有问题，不能延续到2009年。
2009年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我判断2009年财政政策不是太积极。因为中央政府年底有6万亿国债余额，这相当于借了GDP的20%。按照欧盟国的标准，一个国家借债可以借到本国GDP的60%。从这个标准来看我们2009年的财政政策显然不够积极。所以2010年财政政策能够再积极一点，就可以把货币政策控制在7万亿以下。最近讨论中有人说，你们的计算方法不对，说现在国债余额不是6万亿，是22万亿，去年是30万GDP，借60%是可以借18万亿，现在已经是22万亿了，所以2010年财政政策不能再积极了。后来经过研究发现欧盟标准好像不太适合中国，因为欧盟是私有制国家，还债靠税收，而我们是公有制国家，我们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所以根本不用害怕。我们土地资源国有资产至少卖30万亿，认为还可以继续增长财政政策力度，所以主张2010年财政政策再积极一点。这就是2009年保增长三大对策的效果，2010年要延续它，要根据2009年的情况做一个调整。
我总结一下主要有三条：
第一个调整是投资上。2010年应该重视生产性投资，关键是结构问题，结构背后是技术创新体制的建立。
第二个调整是消费上。2010年应该更加重视消费的启动。2009年消费贡献没有达到预想效果。
第三个调整是在宏观政策上。从2009年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有所收敛的货币政策。
中国经济休整过后有晴空
——张卓元中国经济休整过后有晴空。
在经历了连续5年两位数增长后，2009年GDP增速可能剧降，很多人担心能否保持既定目标。您对经济增速有何看法？
张卓元：
总体来看，中国未来经济有良好的前景。首先我们有很高的储蓄率，储蓄可以转化为投资，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第二，中国有广阔的市场，特别是潜在市场，农民、农村的消费水平和收入都还很低；第三，中国有很充沛的劳动力，他们一般有初中以上文化，技术力量增长很快。另外，我们的体制也在不断完善中，不断给经济注入新活力，这也很重要。
但是，未来中国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能有些难度，因为还有若干领域改革要攻坚，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分配关系改革。当前中国经济正在下滑，GDP经过2003年到2007年五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也该适时休整了。
我认为休整期间，主要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转变；一是解决几方面经济失衡的问题，比如内需与外需、消费与投资、出口比例不协调的问题。
中国经济本来就该要休整、放缓时，碰上了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从2008年开始下滑。在政府出台很多救市政策的情况下，我估计整个经济不会出现负增长，只是增长速度下滑。但一些具体指标会出现负增长，例如出口量、发电量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9年要“保8”，估计经过努力是能够实现的。2010年，GDP恢复到9%左右的正常范围，是可以做到的。
打造金融安全网与社会安全网
——魏加宁危机还会持续多久？
眼下这场危机的传导之快、影响范围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从美国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再到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它究竟还会持续多久？
魏加宁：
目前，国内外对这次经济危机的持续时间有三种看法：一是V字形，即一两年之内见底反弹，短期内可以很快复苏；二是U字形，即三到五年的时间，有个调整期；三是L形，即调整时间很长，可能十年或更漫长……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当年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们曾经一再提醒要注意泡沫经济的危险性，是因为泡沫经济只有破灭之后才能知道有多危险。
泡沫是相似的，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日本不尽一致，可能中国的情况比日本更复杂。
日本经济泡沫是怎么形成和破灭的呢？80年代中后期，日元大幅度升值以后，为抵御因出口受阻而带来的经济衰退，日本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大量资金都流到了资产市场，导致日本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包括高尔夫会员证、文物收藏品的价格，几年间两三倍地往上涨。到了1989年一般商品价格开始涨上来以后，中央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时，一提高利率，股市泡沫也破了，房地产市场泡沫也破了，所以整个泡沫经济破灭了。后来，日本中央银行前任行长几次来中国都讲这个事情，说根据日本的教训，中央银行不但要关注一般商品价格，也要关注资产价格。
我们现在还应当关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后的情况。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是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后来还爆发了较为严重的金融危机。我们还应注意到，金融危机之后日本政府都干了些什么呢？就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日本政府主要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因为在泡沫经济形成时期，当时日本的中央银行不仅受政府的控制，而且还受大藏省的领导的控制，没有独立性；第二件事是把金融监管从大藏省独立出来，几经周折逐渐过渡到现在的金融厅；第三件事是推动金融机构重组，发展金融控股集团。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虽然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以后，经济停滞了十几年，还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它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我认为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它的金融安全网虽然不够健全，但是它还是有金融安全网的。金融安全网一般包括三样东西，一个是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再有一个是金融监管机构的审慎监管职能，还有一个是存款保险制度。日本在出现金融危机以后，一方面加快金融改革，另一方面调整了存款保险制度，结果很快就把金融市场稳定住了。如果没有这些，其金融危机肯定要更深刻得多。
再有一个，日本有很强大的社会保障功能，就是说它的社会安全网非常健全。所以，日本经济停滞那么长时间，很多人下岗失业，包括金融危机的出现，但是社会没有出现大的动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社会安全网比较健全。我认为，中国要抓紧时间，把这几个网建立起来，而不是光搞项目投资。否则中国经济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有很大的风险。
大多人恐怕还是认为建立安全网不能解决眼前之需，立项更能稳住现状，以保短时不出大问题。搞项目多少资金都舍得，但建立安全网这种看不见的工程就不舍得投钱了，因为它不体现政绩。其实还是舍得不舍得的问题。现在，回头看看朱镕基总理当年在社保方面所做的改革是高瞻远瞩的，只是后续政策没有继续推进。
在政策方面，我们还要有一个反思。理论上讲，宏观经济过热，要紧缩货币政策来抑制过热，冷的时候应当用扩张的财政政策来启动经济。但现在发现一个悖论，热的时候一紧缩货币，首先受到打击的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冷的时候一上项目，往往受益的首先是国有企业、大型企业。长期这样下去，经济实体会分化，大的国企越来越好，民营中小企业越来越困难。
这种悖论的产生，还是由于调控方式有问题。我们紧缩货币的时候是靠贷款规模控制，而不是靠利率，因此首先控制住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如果是用利率手段的话，看起来是一刀切，但是有效益的项目，不管大小企业都可以贷款。
关于出口退税和人民币升值有两个问题要看到。一个是此次美国及全球经济下滑，是需求没有了，而非价格的问题。不像亚洲金融危机，当时需求还在，美国经济正强盛，别国在贬值，我们不贬就出现价格竞争的问题。再一个是中国长期的发展方式要转变，继续靠出口补贴、人民币汇率低估，等于把福利补贴给了外国的消费者。所以现在又回头捡起出口政策和汇率政策，用过去的办法来应对危机，这可能是有问题的。有专家讲，与其补贴给出口企业，为什么不补贴给农民呢？农民有了收入就可以扩大内需啊。我们总是提要转变发展方式，但真正到应急的时候，就把它扔到一边了。
我认为，金融海啸来的时候，当务之急不是“出海抄底”（收购），也不是内部“挖坑蓄水”（扩大内需），这都来不及了。重要的是“筑防波堤”，筑金融安全网、建立社会安全网，先保住自己的安全才是首要问题。
当前中国处于对外贸易和地产消费的低迷期，尝试以巨额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刺激内需，或可保一时的GDP。然而，假如美国经济未来两三年迟迟走不出衰退阴影，那中国经济的支撑点会在哪里？
魏加宁：
现在国库还算殷实，一旦大规模的资金投入，没能产生良好的效应，到时钱也花完了，那会是非常可怕的。
因此，不能不提的是垄断部门的改革问题，尤其是铁路的改革问题。“4万亿”很大程度上将投入铁路，问题是铁路体制最落后，政企合一，它带动不了民间资本。所以要依靠改革，带动民间资本，政府就可以投入很少的钱解决很大的问题。
美国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真正走出危机
——斯蒂格利茨美国提出“Buy America”，这违背了WTO协定。
斯蒂格利茨教授，我们关注到，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之下，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普遍抬头。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斯蒂格利茨：
贸易保护主义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2008年11月在华盛顿的20国峰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不能推行保护主义，但几个月之后，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7个国家采取了保护主义。这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件事。美国提出“Buy America”（买美国货），这违背了WTO协定。同时另一个观点就是WTO协定，它很少考虑到穷国。它更多的是从发达国家的立场出发，而不是发展中国家。这一点其实比保护主义还要糟糕。
各个国家不推行保护主义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保护主义不要发生，否则这会使经济复苏变得困难。因为在经济学中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每个国家都在推出自己的经济刺激计划，计划中都是要最大化本国的利益，就势必要推行保护主义。那这样在刺激计划中带给本国的利益就会被别国的保护主义政策所抵消。如果每个国家都只追求自身的利益，那最终的结果便是每个国家都变得更糟。但是不幸的是消除贸易保护主义非常困难。
我们都知道，关税是一种重要的保护主义手段，与此同时补贴也是一种保护主义。在此次各国应对危机的经济刺激方案中，补贴的影响要比所有人想象得还要大。现在银行体系、汽车行业等很多行业都存在补贴的现象，而这对经济的复苏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在这次危机后要重新思考全球化的问题，保护主义这些措施完全抵消了经济刺激方案所带来的好处。
世界经济的走向如何？
世界经济的发展，以您的观察，究竟会走向何方？
斯蒂格利茨：
有一些问题非常重要，那就是全球的贫穷问题、环境问题和全球变暖问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改善经济的无效率：如何能将资源配置到最需要它们的地方，如何保证我们消费的购买力能够转化成社会真正需要的产品。我们应该做的是在下一个十年，减缓全球变暖。在这一方面有足够的需求。
我们将会有足够的激励和机会去将这些需求转化为市场。就这个问题，我对联合国有三个关键的建议：首先，需要一个新的全球信贷机构，而且它的监管应该比现有的机构更好；其次要建立一个全球经济协调委员会；最后要有一个新的全球储备体系。这是一个很早就被凯恩斯提出来的问题，而目前的系统运行并不良好，所以现在到了需要对其进行改革的时候。
作为金融危机的肇发地和重灾区，美国的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我认为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仍将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以后可能无法施加危机之前它所能产生的影响，原因我认为在于美国的金融行业。美国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真正走出危机。那么今后美国、中国、印度等国家就会共同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力量。
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美国有可能重复这样的故事：从一个泡沫走向另一个泡沫。
有人问，美国人现在应该增加消费还是增加储蓄？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在讨论的两难问题。遇到现在的经济问题的时候，大家会说收入会下降，从长远来讲我们是肯定需要更多的储蓄，零储蓄率绝对不行。但是，问题是现在储蓄率在上升，这是美国所面临的最大的经济问题。
在我讲到美国应该如何恰当地应对经济政策的时候，我提到我们不应该鼓励消费，而是应该鼓励投资。比如说，如果你要减税的话，我们应该提供投资信贷，使大家能够更多地投资。给居民减税并不是非常有效的，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从长远来说，正确的方向是更多地储蓄和更多地投资。
关于美国所做出的应对政策，大家认为迄今为止美国做出的反应还是很不够的，那会使危机持续时间更长。大家应该从美国的失败当中吸取教训，这不仅仅是在金融领域，而且在公司的法人治理中有更深层的问题，这些银行发展得块头过大，以至于它们不可能不失败。我们还需要货币政策的框架，有很大问题的货币政策框架也造成了这次的危机。大家已经多次讨论过全球化，它有好处也有坏处，这也就意味着在面对全球化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需要认识到有一些全球性的协议是由一些觉得市场万能的这些人所制定的，因此，这些协议也是有问题的。
我们多次提到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也需要全球来应对。我们需要国际组织来行动，有G20，但是全球有192个国家，也就是说172个都不是G20的成员，而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受到了影响。联合国有一个专家委员会在研究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我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一个就是钱的分配办法要改变，现在的机制效率太慢了。如果这样改革的话，等到下次危机到来之前都不能够完成这些改革。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分配制度，需要一个全球协调机制，也需要一个新的全球储备体系。在这期间我们可以发挥区域倡议的作用，比如说清迈议程。在实现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中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使自己的经济保持增长。另外，就是它可以为全球均衡地恢复做出贡献，中国可以帮助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这和中国自己的价值观是一致的。
我希望中国在它自己所属的这个区域以及在全球建立恰当的机制，使得更多的资金能够转向新兴市场方面发挥其作用；并通过G20和联合国来进行必要的改革，以恢复人们的信心。5金融创新：别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金融阴谋论在中国为何流行
——陈志武金融阴谋论在中国为何流行？
据我所知，您的《金融的逻辑》，主要是根据当前中国热点问题，基于金融学逻辑，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经济所作的冷峻思考，得以在金融危机拐点乍现的背景下出版的。
陈志武：
是的。有本《货币战争》给公众产生了诸多误导，不少朋友都一直考虑如何理性回击。因为它本身就是“歪门邪道”，就像看金庸的小说一样不能太当真。其实，作者对现代金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金融交易和金融市场对于社会的贡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理解都非常欠缺。我觉得，他给中国开出的药方是不得要领的。
针对于此，《金融的逻辑》更多从正统、正道的角度来理解金融，包括金融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才能经营得好；而不是那种从上往下看，讲一些金融大家和金融财团的历史，内容充斥着剥削和阴谋的论调……那样导向不好，不能给后人一个学习的机会，也会对领导层的决策产生误导。
几个月前，大家一谈起美国的金融，还都想到的是“危机”，实际上危机在3月份已经探底。两个月前，实体经济已经明显复苏，估计美国经济三季度会有2%的增长，这使得人们对美国金融负面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回归理性的认识。在这种背景下，《金融的逻辑》出版，也能够让公众从更理性更具有建设性的角度来看待金融。其实我本人也没有想到，出版的时候会遇到这个转折点。
不过话说回来，关于金融的阴谋论，在中国为什么能够这样流行，是因为中国社会总体上还存在着比较相信迷信的风气。那种阴谋论，与其说是科学的理论视角，还不如说是一种迷信。像《货币战争》所宣称的，一小撮金融巨头掌握了众多的金融资源，具备了巨大的金融实力之后，可以产生巨大的控制能力，由此剥削了社会，控制了政治，引发了战争。这些听起来貌似很过瘾，但是，没有讲清楚的是，这些人背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就像我们当年教科书的逻辑：西方的跨国集团总是在掠夺、剥削，如此定调之后，却没有给中国社会以及学界一个机会反问——为什么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会经营得很好？
因为，跨国公司面临的政治、文化、制度环境，包括人种环境，这些因素都是非常不利的经营因素。这些公司到了国外之后，是怎样克服方方面面挑战的？包括他们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礼仪安全，他们有些什么技巧和方法去开拓市场？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
以前，没有从另外的角度来问这些问题，所以没有给知识界学习的机会，以至于中国的公司今天要走出去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一看，原来的教科书和教育里面，没有可以给中国的公司提供什么帮助的。没有让海尔这些公司走出去的时候，吸取西方跨国公司的经验，减少交学费和少走弯路的机会。原因就是以前的西方式掠夺、帝国主义阴谋论的宣传教育所致。
归根结底，是没有给人们问为什么的机会，也就是英文讲的“why”和“how”。连提问的机会都没有，就没办法去学习，更无法挖掘背后的知识和道理。
《货币战争》一书中，“揭秘”了美联储为“私有的中央银行”。以金融的逻辑来讲，这个问题该怎么看？
陈志武：
这是作者搜集的原始资料里面，很大的一个误导人的地方。他本人一直强调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货币的发行权必须掌握在政府和公权力的手里。
根据这个假定，他看待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不是以历史演变为背景，而是以现在的政治格局作为一个价值尺码看问题，这是非常误导人的地方。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货币发行权掌握在政府手里，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
举个例子，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存在好几种货币，30年代更是种类繁多，中央和地方都在发行自己的货币。往上追溯至晚清和民国初期，山东省各个县都有自己的货币，而且银钱和铜钱彼此不同。有美国学者研究，当时货币之间的差价悬殊甚大，烟台等沿海地区的3000钱才换一两银子，内陆的县可能是1500或2000钱换一两银子，差距悬殊却同样可以维系下来。同时，内陆的铜钱和铁钱相对受欢迎，而沿海的银钱更贵，原因是跨地区的贸易，往往以银子做货币兑换；而内陆的县更多的是农贸市场交易，更受欢迎的是碎钱。
中国古代的当铺、钱庄、票号等民间金融市场一直比较兴盛，甚至很繁荣。尤其是到20世纪中期，各个省都有自己的纸币和金属币，银钱和铜钱的成色不同，比价差别也很大。因此，历史上除了官钱之外，私钱历来就有。
西方国家也存在同样的状况。这其实和民主宪政有关系，当公权力受到社会制约太强的时候，有私钱做银行，做货币发行，可以使中央集权受到老百姓的制约，不会把金融的财富全部集中到政府的手里、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公害。如果单独存在官钱，朝廷转移民脂民膏的能力达到极致，后果就难以想象。
所以，“阴谋论者”抨击美联储是私人银行的股东做起来的背景，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人类所有的金融发展史皆是如此。再者，对于私人银行掌握货币发行权，人们不必看得那么可怕，就像今天的香港，尽管货币发行权掌握在汇丰、渣打、中国银行的手里，并不是由政府公权力控制，但它的金融秩序、社会秩序照样运转良好。所以，私有银行控制货币发行并不意味着其会滥用，因为有市场的力量来制约货币发行权。
我觉得，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宁可把货币发行权留给市场、留给民间的金融机构，也不能完全掌控在公权力手中。至少因为市场的压力，避免了许多混乱和风险。
正因如此，山西的票号，多数时候还是经营得颇为兴旺的。因为它们要想使自己的钱庄世世代代经营下去，就必须懂得信誉和声誉的重要性；滥发票号，最后会导致自己的钱庄崩溃。
事实上，《货币战争》的逻辑有许多隐形的假设，最后一概没有解析清楚。整本书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假设：民间私人银行或私人股东掌握货币发行权，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糟糕的逻辑。
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就是一枚硬币的不同两面。
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国内有些人开始有所膨胀了，普遍认为中国比西方将更快走出危机、更快实现复苏。遗憾的是，正因为这种经济模式下的增长来得太容易、太迅速，反而使得国人易于虚妄，不去研究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陈志武：
因而，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的道路，更需要的是制度机制的改革。民主法治才是更加基础性、更加重要的工作。
我最近接触一些中高层人士，发现有的人已经开始飘飘然了。对他们讲法制和科学，无疑是对牛弹琴。许多人开始对美国经济危机幸灾乐祸，但他们忽略了美国制度的修复能力。美国之所以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绝不是偶然，背后的制度依赖和模仿是完全不一样的。
前段时间，我在做电视访谈时曾说，不要以为奥巴马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从长远来看，所有发达国家的成功，都是自由竞争的结果。美国虽然在上世纪30年代实行罗斯福新政，增加政府功能拯救经济危机，但是到了80年代里根做总统时就逐渐放松了管制，克林顿在90年代总体上没有强化太多的管制，所以成就了美国真正最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自主创业辉煌期。
英国当年也是因为实行自由经济才推动了18世纪、19世纪的繁荣，但今天的现状却很遗憾，原因是什么呢？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英国的上市公司，前十位相当于所有交易量的70%～80%，剩下就是很小的中小企业。原来，英国在“一战”和“二战”之后推出了太多的政府管制政策，比如，英国股票要征收05%的印花税，这比现在中国的还要高得多。这些政策使得“二战”后英国的资本市场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退，逐渐被美国所超越。
因此，从各国的发展经历来看，政府管制得越多，越会损害一个国家的发展活力和新经济的推进。
在美国，1999年克林顿政府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法律中有关限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跨行业经营的条款，从而使美国金融业从立法上告别了分业经营的历史，迈向了混业经营的时代。
最初，《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又称《1933年银行法》)作为罗斯福总统上任后实施的新政策之一，起到了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与其他法律、政策共同作用，有效地遏止了灾难的根源——资本市场的混乱，恢复了公众对国家和金融体系的信心；二是法案只花费了较小的成本，受到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共同欢迎。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银行界为了生存和发展，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所导致的缺陷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开始想方设法避开分业经营的法律障碍，通过兼并投资银行和金融创新等手段向证券业渗透。与此同时，美国金融界开展了由商业银行发起、证券业与保险业随后加入，游说美国政府和议会的活动，要求取消跨业经营限制，修改直至废除该法案，最终获得了成功。
但是，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就是一枚硬币的不同两面。所以，在1933年制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后，美国国会又先后颁布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68年威廉斯法》等一系列法案，从而逐步形成了金融分业经营制度的基本框架。这一系列举措，使得之后十年，美国的金融创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