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经济复苏：别好了伤疤忘了痛
正视经济复苏中的数据争议
——陈志武经济复苏，信心真的是黄金么？
关于经济复苏的问题，很多人质疑它的真实性，以房地产为例，有研究者表明：“地王”基本上都是国企或有国企背景的地产商在炒；您也曾表示，中国经济复苏的代价很大。那么，判断经济是否复苏的标准是什么？“复苏”二字，应该怎样定义才科学？
陈志武：
评判复苏与否，更多的还是依赖官方的GDP数据。尽管大家都知道背后有些水分，包括地方政府出于政绩方面的压力，而不断往数据中注水、做一些手脚。但是从一些硬指标看，“4万亿”刺激方案和7万亿天量贷款，肯定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项目中，短期内制造一些GDP。所以总体上说，确实存在经济复苏迹象。
我觉得，复苏更多地要从GDP增量的角度来衡量，只要它的增量是大于零，总体上不再变成负增长，那就说明它从低谷反弹了，这就是复苏。当然，可能有人把复苏定义为回到衰退之前的水平，那是个比较高的标准。
现在看来，短期依赖7万亿信贷刺激经济，起码在结构上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有一点突出的问题，就是这7万亿贷款的去向。大量的信贷主要是支撑那些大中型国有企业和大型民企集团，另外就是地方政府各种“铁公基”的项目，这些对整个社会而言，包括老百姓的收入和就业，皆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市场经济本身也会遭受破坏，许多民企由此要戴上“红帽子”。
最致命的是，把国内有限的资源投到“铁公基”项目之后，必然使大量中小企业能够得到的资金更少，民(私)营经济将进一步陷入困境。这些中小企业，给中国非农就业的贡献超过了四分之三，即75%左右。所以，当天量资金投到这些不创造就业机会的大项目后，就业机会的创造性将受到根本性的破坏。一旦就业机会增长下滑，就意味着老百姓的收入下降了；虽然就业机会增长在下滑，但是就业需求还在增长，每年有1000多万人的新增就业队伍。这使得就业市场供需不平衡的局面加剧。
我们都知道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即供大于求的时候，价格会下降。这就意味着，以后劳动力的价格上涨和收入上涨的压力等于零，下降的压力却在增加。这就是为什么说此次信贷的过度宽松以及“4万亿”的刺激方案，负面影响非常大的原因所在。
在强大的挤出效应下，“铁公基”对货币乘数效应尚产生不了太大影响。货币乘数效应是依赖民营经济借到的资金，包括财政开支、政府的一些信贷投入，进而产生一些放大的效应。而如果民营经济得不到金融支持，则能产生的放大效应会非常有限。
现在已经能够看出来，放大效应在民营经济领域很少。最明显的现象是商业旅行市场，商住的酒店、旅店，在过去半年甚至到现在，生意一直很惨淡。进而反映出背后的一个现实，即真正做贸易的经济活动减少，说明实体经济肯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据我了解，像一些外资企业，金融危机以来所公布的销售数据都存在虚假成分，因为出于政治上的压力，提倡信心就是黄金。如果真实数据被公布出来的话，不是打击信心嘛！因此，这个是蛮好玩的一件事。
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华经营的外资企业，2009年上半年公布的数据，好像普遍都不如国内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这背后也让我感觉到，一些企业增长的水分还是比较多，否则，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都在中国做业务，差别怎么会那么大？外资企业都是负增长，国内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都是高速的正增长。我觉得，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政府数据的问题。
信心就是黄金，前提是这个信心是真实的信心，而不是虚假的。虚假的信心等于是让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夸大，而盲目地做一些投资和消费。这是非常可怕的。
现在公众对这些数据其实也是怀有疑问的，长久来看，总会带来一些泡沫和负面影响，也会对未来产生信心上的透支。
中国经济“希望它好，准备它坏”。
作为一位学者，您尽管在大洋彼岸，但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却如此深刻。不知道您对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是持乐观还是悲观态度？
陈志武：
长远来看，我对中国发展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我本人对人类历史演变的进程，以及对具体国家，包括中国的历史非常感兴趣。中国以后的发展会跟发达国家一样，最后也会实现基于民主宪政的法治社会。
回首过去30年的革新，不管是在经济、法制还是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改革的趋势应该得到肯定。
所以，从增量的角度来看，我还是很乐观的。尽管短期之内，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人们从类似金融危机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但从长远而言并不是那么悲观。值得一提的是，也许是人类本性的原因，基本上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态度，进而不得不需要一些危机，促使社会进行一些制度上大刀阔斧的变革。这就是为什么说，危机尽管会给社会和一些个人带来一些伤害，但无奈的是，没有危机社会就没有自我修正的压力。
极具悖论的是，一方面，所有的学者和决策层都希望社会能够避免经济危机和其他危机；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把社会上的所有危机都完全根除了，那对人类社会未必是件好事。
客观地看，要把危机完全克服掉也是不可能的，没有危机人类会变得越来越自信，进而张狂，也就成为了危机的伏笔。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我自己也有着如您所说的比较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我也在想办法帮助不同的国家尽量减少危机的概率；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危机有时候不是一件坏事，它有它正面的影响。
我唯一要补充的是：这次金融危机出现以后，本来很多人抱着良好的愿望，以为中国会本着经济长久增长的考虑，利用此次金融危机的时机，推进一些根本性的改革举措，特别是民有化改革。但现在看来，经济开始复苏了，压力越来越小，改革的声音停滞，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从长远来说，除非进行民有化的改革，否则，想靠民间消费的增长来拉动内需、带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这种愿望会很难实现。
金融危机提升中国地位
——斯蒂格利茨全球经济复苏中国角色重。
在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中国将会担当怎样的角色，发挥多大作用？
斯蒂格利茨：
我认为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复苏当中会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首先，中国通过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会保持其经济继续增长，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贡献；其次，通过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中国也会对全球经济全面而综合的复苏做出贡献。而通过参与G20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活动，中国将会促成它们的改革，这些改革将会是重塑信心和打造一个更稳定的全球经济所必需的。
现在面临的这次国际经济衰退将是非常深度的，而且是长期的。现在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此次金融危机将是20世纪大衰退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以前银行都是做银行的业务，但是现在银行从事了很多诸如赌博类的业务，所以这也导致了银行业出现了很多问题。在6个月以前，有很多人希望美国以及在欧洲发生的经济危机不会影响到新兴市场，包括中国。当时有人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可以独善其身，但是对于这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事实上也是这样的，现在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多多少少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也是全球化带来的结果，全球化既带来好处，但是也带来很多坏处。比如说美国政策带来的负面代价也产生了全球的影响，美国出口了有毒的贷款，到现在美国也出口了它的经济衰退。
其中，有一件值得让人觉得讽刺的事情，就是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受害最严重的。而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受害最严重的国家中，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最多的国家像中国所面临的全球挑战也最严重，即使是那些在以前的经济政策比较好的，包括银行业以及监管措施都比较好的这些国家，他们也受到了影响。此次金融危机将对很多国家产生严重的影响，它影响到经济的各个方面，包括出口、投资、需求等等。它跟1997年、1998年的危机还不同，在十几年前的那场金融危机中，当时全球经济回暖地非常快，因为很多国家就通过出口迅速得到经济的回升，各国的经济相对还是获得了非常好的发展。而从去年开始的这次危机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虽然前十年美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好，出口也非常强劲，但是，现在美国的出口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现在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包括就业率的降低。
有专家指出，美国以及中国在接下来几年由于农村人口又从城市向农村进行反流动，也将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人失业。这是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所以应对措施也必须是全球性的。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的政策也将影响到其他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国家出台的这种刺激政策还都不够的原因。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往往是过度注重于国内效应，而缺乏对国际效应的重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全球经济回暖不会特别快的原因。
我们学的都是凯恩斯的经济学，有些人一直反对凯恩斯经济学。现在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刺激措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因为国内的经济刺激措施同国际经济刺激措施之间是有非常重要的区别的。刺激措施中总会有一些钱不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投资的，有些投资也会对邻国产生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对一个国家进行的刺激往往会对邻国或者全球产生影响。现在过多的国家，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国内的供应和需求上，而对国际供应、需求照顾不多。在进行这些刺激措施的时候，必须有长远的眼光着眼于长远的需求，要需求平衡，要寻求负债表上的平衡，要在确保追求负债表平衡上的努力不要得到削弱。因为我们通常过多关注于负债，而不是关注与整个负债表平衡的状况。
刺激措施也必须关注长远需求，而不是建造一个过去被事实证明已经失败了的金融或者经济体系，这是在制定经济刺激措施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的。
另外，必须有一些后续的经济措施，同时必须要对微观经济非常敏感，在失去工作的地方创造就业。倘若有一个好的判断刺激措施的标准，美国的刺激措施就不是特别好，太少、太晚了，而且其中大多以减税的形式出现，它对经济的刺激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当前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将是一个机遇，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设定的愿景就是要建立和谐社会，但前提是必须要减少中国对出口的依赖，在这方面中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另外要建立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复苏的关键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
在1997年、19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是很好地使用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一个国家，我当时就说如果能够好好地学经济学的话，那他们可能就会得到8%以上的经济增长。中国当时对凯恩斯经济学进行了很好的研究，这一点为接下来十年经济的快速增长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是有方方面面的，包含的很多因素都非常好。但是，还是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就是它的因素是好的，但是它的比例好不好？作为一个学者，我总是希望能够把更多的钱投入到教育中去。教育对一个创新型的经济体来说将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对医疗的投入是非常好的，但是它的基础是非常低的。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应该有更多的投入。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工业的调整。有些工业的调整可能会有损于竞争，并且导致供需方面进一步不平衡。一些专家也认为应该更多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很多国家包括中国，中小企业都是就业很重要的提供者。应该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这也需要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很大的调整。
还有，就是要大力提高消费。现在经济面临问题，但是还是要在这样非常困难的时期来促进消费。有一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政府的这些措施非常有信心，尽管外部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我们也应该记住，哪怕增长率稍微低于预定的目标，我们还是能够获得一些切切实实的发展。因为经济环境可能会进一步地恶化，真正的问题是能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势头。另外，还应该把短期的刺激计划同长远的需求结合起来。
再有，那就是如何提高中国的需求。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美国人的储蓄率几乎是零。美国曾经有过经济危机，一些经济危机使得美国储蓄率稍微提高了2%～5%，甚至更高，但是它并没有改变美国人的消费方式。我希望能够有一种更好的方式。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这么高？这个问题很多人谈的都是居民储蓄，但是，中国居民的储蓄只是略微有些高。而如果能够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话，还是可以降低居民储蓄的。而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带来直接以及间接地促进消费的效应。
另外，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不好，特别是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很不好。很多小企业必须要存钱以扩大自己的业务。如果它们的融资环境更好一些的话，那居民的储蓄率就会降低一些。对中国来说非常有意思的是，并不只是居民的储蓄，因为居民的储蓄只是稍高而并不是特别高；而反常的是企业部门收入过高，它们的利润过高，而且企业的储蓄率过高，从而导致工资水平过低。那么，如何提高工人的工资？如何提高居民的收入？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增加中小企业的数量，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并且通过帮助工人建立更积极的工会来改善工人的状况，使得他们能够有更多的发言权。
中国传统的发展模式促进了中国经济很好地发展，但是我们必须考虑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未来中国的高利润率使得中国的投资非常高，但是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供应的增长与需求的增长是失衡的，出口也进一步地失衡。现在要处理这个问题是比较难的，因为如果现在就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包括通货紧缩以及相应宏观经济的危险。
还有另外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都是相互联系的，特别是关于市场扭曲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自然资源定价太低，如果把定价调高的话就可以赢得更多公共投资的资金；第二个因素，就是垄断性、利润很大的行业，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中，这个现象是不合理的。我说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转型，要发展以市场为主的经济，应该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更和谐、更可持续。
我认为中国会以自己的方式度过这次危机。
斯蒂格利茨，您是否认为中国并不能在经济危机中独善其身？
斯蒂格利茨：
在这样严重的经济衰退形势下，中国很难免会受其影响，但中国可能会经受住危机中最严重的冲击。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很庞大，也在采取一些很有力的措施。我想这些都可能会减轻危机的负面影响，但并不能完全避免。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减缓，但中国推出了经济刺激计划，这使减缓趋势得到有效控制。我想目前也是同样的情况，只是这一次的经济衰退要严重得多，因此中国的经济减缓要显著得多。
我认为中国会以自己的方式度过这次危机。中国将采取措施，减轻出口困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中国的两千万农民工失业了，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创造出两千万个就业机会。因此我觉得，认为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完全解决经济危机是不现实的。
中国目前最大的挑战，首先，是保持经济的活力，为失业人口提供社会保障。但真正的挑战是将用于复苏经济的财政开支用来推动经济的重新调整，比如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所提出的，争取创造社会环境更加稳定的经济、创造型的经济，减少对外贸出口的依赖，改变经济的架构。我认为这是未来最具挑战性的任务。
有些人认为经济危机的第二波影响到来了，认为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我认为事态有可能往更坏的方向发展。美国的经济衰退在持续，刺激计划并不足以帮美国走出危机，因此经济的下滑趋势有可能持续。这就意味着对中国的进口需求会很有限，但我对中国的一些出口商品保持乐观态度。一些商品只是暂时性地存货堆积，等存货数量减少后，人们就会重新开始消费，也许消费能力不会很高，但快速地经济下滑会被遏制，之后就会恢复一些增长，实现复苏。
伯南克称美联储将收购美国长期国债，您是否认为这对中国外汇储备会造成不利影响？
斯蒂格利茨：
美联储扩充了其资产负债表，为经济注入流动性，目前还没有通货膨胀的直接风险，因为需求非常低迷，所以风险在通货紧缩上。但将来某个时候，经济复苏之后，这么多的流动资金会使通胀压力迅速增加。美联储希望大家相信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妥善解决问题，他们将非常谨慎地将那些资产和流动资金取出来，经济就会稳步运行。虽然他们以前的表现并不让人满意，而且他们购买的资产要比他们以前通常购买的短期国债流动性小，因此想扭转趋势的难度可能会更大，所以，将会出现潜在的通胀和汇率的风险。如果人们非常担心以上这些风险，政府可能会发行更多的通货膨胀指数化债券。担心这一问题的人可以通过购买指数化债券规避风险。
经济走向：痛并快乐着
近期主要是反衰退，中期主要是反滞胀
——刘伟20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已成为共识。
2009年中国经济已陷入低谷，在此情况下，民营经济也出现了很大问题。我们如何研判中国经济的下一步走向？
刘伟：
2009年是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关键之年，中国政府针对这次危机也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措施。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09年第二季度数据显示经济增长率是79%，这样就止住了15个月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跌的趋势。回顾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06%，相比2007年的13%跌幅达26个百分点；第二季度是101%；第三季度是9%；第四季度是68%，跌破了7%，这是非常少见的！接下来到2009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是61%，更低。由此，中国经济15个月是直线下降。而2009年的第二季度拉升到了79%，从数据看止住了下跌的趋势。这与中央一揽子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全球各国政府纷纷出手对付此次危机的举措，有直接的关系。
可以做一个近期和中期的判断，近期就是2009年，中期就是未来两到三年。
其中2009年可能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困难的一年。从数据看是这样：经济增长是“保8”，但2008年是9%；失业率2009年是力争控制在45%，但是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2%。另外从2009年的财政看，包括中央和地方，1月到8月份大部分的财政收入是负的、放慢的；从企业的利润来看，2009年国资委刚刚公布的国有企业利润普遍出现下降；民营企业则不只是利润下降的问题，它的现金流都有问题，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存都有问题。
总之，我们应该从微观的企业情况、政府的各级财政、社会的宏观登记失业率和经济增长速度等几个方面来综合研判中国经济的下一步走向，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信贷激增，从而让经济学界产生了对通胀风险的担忧。我认为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即通货膨胀水平来看，2009年很可能处在“通缩”的警戒线之下。
因为上半年的物价，不管是PPI还是CPI，工业品和消费品出厂价格，相比去年都是负增长的。2009年我们实现“温和的通货膨胀”目标问题不大，就是通货膨胀率在5%以下。但是我们2009年有可能掉到通缩警戒线之下（2%），考虑到统计误差，如果物价上涨水平在2%以下，就认定为通缩。所以，2009年有可能是通缩警戒线的临界状态。
通缩比通胀更可怕，更难治理。
其实，2008年已被证明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最困难、最复杂的一年。最开始是温总理在“两会”期间提出的这个论断，当时人们还有不同的看法：2007年经济情况这么好，2008年有困难能难到哪儿去？
经过2008年一年时间，印证了温总理在“两会”期间提出的论断是正确的，也证明了当时人们的看法实属误判。各种矛盾，包括国际的、国内的、宏观的、微观的矛盾，各种失衡，包括结构的、总量的失衡伴随在一起，导致我们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速度之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所没有的。
因为2008年初，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反通胀。当时我们提出的是“双防”：一防经济从局部过热到全面过热，二防物价从局部上涨到全面上涨，核心是防通胀、防过热，控制总需求。是年7月份，中央调整了这项政策，原因是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致使沿海的出口企业、加工企业停产，导致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这个时候，中央提出“一保一控”即保增长、控制物价水平，这样就把物价从年初的首要的调控目标，降为次要目标。但是，到了年底情况更进一步恶化，中央又调整了宏观政策，叫“一保（保增长）、一扩（扩内需）、一调（调结构）”。
保增长和扩内需是短期的任务，调结构是长期的工作。短期就是扩张性的宏观政策，而2008年初是紧缩性的调控政策，经过7月份到年末变成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一年之内出现了方向性的逆转，这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上是没有的。所以，2008年矛盾的复杂性、宏观政策变化的速度之快、抉择的难度之大、一系列的经济指标和上年相比跌幅之大、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力度之大、月度经济直线下降的速度等等，都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现在来看，2009年比2008年更糟糕，20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已成为共识。尽管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出现了成效，经济增长止跌的势头在第二季度开始有所回暖，但是这种回升总的来说还改变不了20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的事实。这是我近期的一个判断。
现阶段中国经济，反衰退还是反滞胀？
未来的两三年应该属于危机的哪个阶段？会不会出现更大的困难？
刘伟：
2010年包括2011年，属于后危机时代中期，也就是“十一五”规划完成期间，我觉得不至于更加困难，但恐怕还是比较困难。
2009年短期来看是反失业和反衰退，刚才讲短期内可能有困难，最突出的矛盾和威胁就是失业和衰退问题。政府救市使大量资金注入国有企业，而中小企业岌岌可危。但是，据了解中小企业承担了就业的3/4，国有企业近几年非但不能提高就业率，反而在减少。中小企业作为中国就业的生力军，它们要是出现了问题，就业保障失衡在所难免。
短期内的主要威胁不会是通货膨胀。
毕竟，这次救市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在2009年还显示不出明显的通胀表现。虽然下去很多货币，但由于货币本身有时间的滞后性，一般情况是长则两年，短则半年。在西方，一般是6到8个月，我们国家大概是7到24个月，所以2009年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使得贷款大概已经超过8万亿元。总之，我们实施的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因为财政赤字就已经9000多亿元了啊，已经接近了警戒线了嘛，通常财政赤字3%，相比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1万亿。
这样下去，就会形成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实质上是“两个车轮”在赛跑，同一个举措形成“两个车轮”。这一轮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方面会拉动需求扩张、经济增长；另外一方面，它也会推动各种成本的提高、带动通货膨胀。需求扩张的同时，它既有拉动增长的功效，也有推动通胀的作用。
在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形成通货膨胀之前，中国经过经济增长的拉动，让失业问题能够得到短期缓解，使反衰退、抗危机取得一定的成果；等过了一两年，当通胀成为首要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腾出手来集中治理通胀。所以，现在为了缓解失业率，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未来的通胀压力。
关于中期，未来两三年主要任务是反滞胀，因为有可能经济停滞，发展速度没有上来、失业率居高不下，另外一方面又通货膨胀。
短期政策实施之后，显示不了通胀，更多地显示拉动增长，但到中期就会表现为需求拉动物价，经过一两年的经济周期，带动了成本的提高，成本又在推动物价。如果这一轮的宏观调控举措，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拉动，那失业率在短期内就不能有效地缓解和降低。过了这个时期之后，通胀就会表现出来，中国经济就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复杂和困难的局面。
也便是，未来两年可能出现经济滞胀，即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的经济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这样就使得宏观总量政策很难抉择，因为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要求的宏观调控的方向是相反的。
近期主要是反衰退，中期主要是反滞胀。意思是任务要先明确，近期就是反衰退，为此即使加重通胀也值得——凯恩斯主义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正是如此；中期就是反滞胀，那只是一个和近期衔接的事情。衔接不外乎两条：一是先采取的措施一定要尽快地显示出扩张效应，假使对经济增长和反失业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那就麻烦了；二是如果取得预期效果，失业率很低，经济增长上去了，过两年有通货膨胀就不再恐惧，届时宁愿牺牲失业率换取通货膨胀的降低也可以。
在经济学上，本来宏观调控就有两个目标：一个反通胀，一个反失业，但是中期很可能出现这两个目标同时有问题，那么宏观总量政策就没法选择了。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就出现过这种问题。
当失业问题和通胀问题同时出现，关键是能不能置换得动的问题。凯恩斯主义当时即是如此，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有个选择和替换：如果一个时段内，威胁最大的、首要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失业率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就要先解决通胀。为此所有的目标都要服从这个目标，宁愿降低需求、减少通胀，宁愿让市场疲软、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也要换取通货膨胀率的降低。政策就是要有重点。
假如在另外一个时段，中国宏观经济的目标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失业率，是经济停滞萧条，那么所有的问题都要为解决失业让步。到了这种情况，就要刺激需求，付出的代价是物价要上升，即意味这个时候政策重点的选择是要降低失业率，而不惜提高通货膨胀率。
为解决当前的主要矛盾可以牺牲次要矛盾，这就是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但也有人认为，为什么到70年代出现问题了呢？特别是当时中东战争、石油危机，石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涨到12美元（上涨了4倍），整个国民经济的成本在全球范围内提高，此时就出现了滞胀。这种局面实际上意味着，凯恩斯那一套已经失灵了。
中国经济基本面依旧是好的
——魏杰中国经济走向“谨慎乐观”。
可否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做一个预期展望？
魏杰：
我认为，中国最基本的东西没有变，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还是会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基于中国的经济生活水平现状，普通老百姓的致富欲望还很强，推动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动力还在，我们称之为“两化一动力”：致富欲望，加上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致富欲望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支持下就能实现，从而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要注意能力提升和修养提升，社会一方面要加以爱护，另一方面要在此基础上推动其提高。这样才会引领经济不断向高端发展。
在当前全球衰退的背景下，对于未来，主流学者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非常悲观，认为中国还会出大问题，甚至预测明年只增长3%；另一种则对危机麻木不仁，不太重视问题，过度强调希望。我的观点可以说介于二者中间，应该是“谨慎乐观”。我估计，2009年会是艰难的一年，也可能会出现大的改革契机，比如维权事件的增多势必引起高层问责。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年。乐观地看，2009年以后，中国经济会有一个新生。
2010年的重要任务是什么？
中国2010年是不是继续保增长，如果保增长要不要延续2009年的基本政策？如果延续2009年的政策要不要根据2010年的情况做一个调整？
魏杰：
现在看来，已逐渐形成共识，中国2010年保增长仍然是重要的任务，而且要继续延续2009年的政策方法，要根据2010年做一些基本的调整。我想按照这个共识对2010年的情况做一个讨论。
2010年我们的首要任务肯定是继续保增长。除了近期发生的“迪拜事件”，2010年还会有很多国际事件爆发，对中国的影响还会很大。应该是中国2010年一定还继续把保持增长速度维持在8%左右作为首要任务。既然这样的话，那2009年对策主要是三个。2009年情况怎么样，2010年怎么调整？这是我重点讨论的问题。
2009年保增长三个主要的对策：
第一个是启动投资。投资由三部分构成，一个就是民生投资。有四大类：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基础设施。第二个是生产性投资，是对各个产业的投资。比如对制造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等等。生产性投资主体是企业。第三类投资是资产投资。主要包括资本市场投资和房地产市场。2009年启动三种投资，现在看民生投资和资产投资启动效果比较明显。2009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从投资这个因素来讲民生投资和资产投资的效果比较明显。民生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比较大。资产投资11月份开始，房地产资本市场已经远远好于2008年。所以从投资上现在看来，三类投资中民生投资和资产投资的效果比较明显。但是生产性投资远远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和应有的贡献。
为什么呢？主要是结构问题。就是结构不合理阻碍了企业投资，现在很多企业进入到生产力过剩阶段，当然不能再投资了。要从过剩进入短缺这是一个过程，现在结构调整没有获得太多的效果，所以企业没法投资，当然生产投资起不来。因此我估计2010年投资上重要突破点是生产性投资，生产性投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
为什么结构调整不了？比如说国务院一再强调结构调整，企业也想结构调整，但是就是非常缓慢。
魏杰：
主要原因是技术准入。也就是没有核心技术，所以没法增加投资。现在很多企业想投资，就是投不了，原于没有核心技术。
我去东莞、温州调研，许多资本有钱但是没法投资的原因就是没有核心技术。缺乏核心技术的原因使中国的技术创新一直没走向正轨。中国整个技术创新体制并没有形成，因此技术投资没法进行，我们没法进入短缺领域结构就难以调整。比如说美国之所以技术创新非常强大的原因就是它有一套非常有效的技术创新体制。美国是一个实业经济的大国，核心就是技术。中国恰恰缺乏这个非常重要的体制，美国讲实业经济是技术创新的孵化器，就是把知识孵化成技术。而我们很多政府到处办开发区。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实业经济国家，现在出口是美元、一个是规则、一个是技术，而中国恰恰缺乏这个。所以重点是技术创新体制的构造问题，而技术创新构造体系问题又是改革的问题，所以有人强调2010年要加速改革。
所以我想，关于启动投资问题，2009年三大投资的启动应该是民生投资和资产投资效果比较好，主要是生产性投资起不来，没有起来的主要原因是结构不合理，结构不合理关键是技术创新体制没起来。这就是2009年保增长的第一条关于启动投资的分析。
2009年保增长的第二个对策就是启动消费。这方面做得非常不好，2007年出口对增长贡献是10万亿元人民币，2009年统计少了一半。年初定了启动消费两条，一个是增加收入，一个是社会保障制度，这两条做得非常不好。现在中低收入增长微乎其微，再加上最近关于税收、增收的调整，将有些福利纳入个人所得税的范畴。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从2009年某种意义上讲不仅没有增长，而且有些单位还微微下调。社会保障制度也没有达到应有的状况。虽然2009年的消费比2008年有增长，但是就我们来看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2009年出口减少5万亿GDP，竟然差不多4万亿是靠投资，消费仅仅占了1万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