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少的表现，极大的效果

电影和语言

只要不是无声电影，电影中无论如何也会出现一些对话，一句话都没有的电影只是偶尔出现。例如，拉塞尔·劳斯于1952年执导的作品《贼》和吕克·贝松于1983年执导的处女作《最后决战》中，效果音也有，音乐也有，就是没有对白。片中人物并非哑巴，而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没有必要让他们说任何话。导演们为了凸显这一特点，连一句对白都没放进去。自1927年上映的《爵士歌王》以来，已经熟悉了电影语言（即使是在无声时代，音乐也是存在的）的观众，尤其是对于喜欢好莱坞电影中大量对白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一种酷刑，但正因为有这样的痛苦，他们至少能深切感受到主人公的心境。

虽然不及上面提到的两部电影那个程度，但2002年上映的《我要复仇》也是一部非常寡言的电影。这里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主人公Ryu是一位聋哑人，因此，他完全沉默，需要有对话时，就用简单的手语进行表达。通常情况下，他只能默默地看对方说话，因此，被动是定义这个角色的首要因素。作为业余美术家，Ryu具有潜在的表达欲望，但是因为无法用语言进行表达，所以极度被压抑的情绪，最终以暴力的形式爆发出来。将头发染成绿色，也同样是因为他失去了语言这个表达工具，不得已才借助这一看似行为艺术的方式来表达某种反叛。在影片中，一个不能说话的人物所呈现的东西，并非只局限在台词这个层面。

第二个理由，就是为了克服在韩国电影界泛滥成灾的说明过度夸张的现状。实际上，正是这个原因，Ryu才会被设定为聋哑人。虽然这是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但当时的商业电影模式确实让我感到忍无可忍。我相信，将世界上90%的商业电影的台词减少一半，也可以充分展现故事梗概，不仅可以，而且从艺术层面也能够变得更加优秀。但准确地说，在那些影片中，让我感到厌恶的并非单纯是对话多，而是好台词越多的电影，越想通过台词来传达电影的核心内容。在电影中，如果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的话，用陷入爱情时特有的行动和表情就可以充分展现出这一点，而不用看着她说“我爱你”。

电影是一种媒介，除了对白，还有众多电影固有的表现形式。首先，比如演员。他们并不是编剧的播放器，哪怕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演员也能通过自己的表情和肢体表达胜过千言万语的感情。东进在家里与重案组的班长见面的场景中，两人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说一句话。只有东进用遥控器启动电动窗帘，或是发出咳嗽声这样的细小动作。但是包括坐姿在内，这一切行为很自然地流露出东进作为资本家的傲慢本性。

在电影的最后，东进被恐怖分子杀害的场面也是这样处理的。在近五分钟的时长里，观众没有听到一句对白，只能静静地看着凄惨的杀人场面。如果用对话来描述当时的情况和人物心理，台词恐怕得有数十行。特别是为了看清插在自己胸口上的恐怖组织判决书而挣扎的东进，比任何一部电影里的场面都要显得滑稽。由于宋康昊这种非常识性的高超演技，使得这场死亡不仅更加凄惨悲伤，同时还揭开了人生的荒谬。

其次，导演还可以使用影像、音响、音乐等道具。在《我要复仇》中，Ryu和东进的房屋装饰很不同。Ryu的房间狭小且杂乱，随处可见凌乱的廉价杂物。而东进的房间宽敞且空旷，由此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两个人的内心世界。镜头默默地传达出资本家尽管物质生活非常丰富，但内心世界反而会更加贫穷。再看一下Ryu被工厂解雇的场面吧。当时，他从干部职员手中接过钢笔并按上手印，然后站起来走人。整个过程中没有一句台词。所有人都去吃午饭了，空****的办公室里响起了布谷鸟的报时声，这个场景很好地描绘出独自一人留下来的劳动者Ryu的内心世界。

最后，和之前提到的两部外国电影一样，体现了人物的孤立感以及与世界的格格不入。电影里的所有人物，都未能跟他人建立健全的人际关系。电影中的两位男主人公如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更是如此。

东进在Ryu家里潜伏等Ryu时，一直默默地坐着。在东进家门前潜伏着的Ryu也是一样。两个空间交叉出现了三次。此时已经很好地向观众传达了两位主人公内心的憎恨和愤怒。各自在对方家潜伏的两人同时进行颈部运动，这说明两人尽管已反目成仇，但终将越来越像。可见，电影也是在通过剪辑手法讲述故事的。

那么，在《我要复仇》中那些少之又少的台词又是如何使用的呢？当然是秉承了“极少的表现、极大的效果”这一极简主义原则。最好的例子就是东进已死去的女儿变成幽灵来找爸爸的场面了。在整个片段中，台词就只有一句：“爸爸，我早点学会游泳就好了……”虽然是很不现实的一个幻想，但这句充满童心的台词，充分表现了把自己的死亡单纯归为不会游泳这一点上的童真。这与Ryu和东进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他人，并渐渐陷入罪恶深渊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凸显了电影的主题。

此外，还有东进杀害Ryu之后接电话的场面。从电话里得知，彭司机的儿子最终死亡。因东进的解雇，彭司机和家人结伴自杀，之后东进在偶然之中救出了还剩一口气的彭司机的儿子，并将他送进了医院。当时东进意识到了与自己的本意毫不相干的潜在的资本家的本质。因为东进不想让所有员工都沦为失业者，所以他必须狠心解雇某些人，结果导致失业者一家人自杀。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我定位之后，满以为拯救一个少年就能缓解由此带来的痛苦。救活那个孩子是东进最后的希望，在杀死了Ryu和他的情人英美之后，这份希望依然有效。但是，就是那一通电话，让所有的希望顿时破灭。此时此刻，东进只说了一句：“你打错电话了。”他否认了仅存的一线希望，并决定成为一个真正的“恶魔”。这种负面的决绝，在东进肢解被自己杀害的Ryu的尸体，并将其掩埋的那一瞬间达到顶峰。因此，这是一个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的最可怕的结局。

在这部影片中，唯一的话痨就是英美。在强辩情人Ryu诱拐犯罪的正当性时，英美一个人说了整部电影一半的台词。不过，这些台词几乎有一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只是在不断重复同样的话。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她本身也不相信这个行为的正当性。也就是说，她只是反复说着带有强迫性的话。一般这时候，与其说台词是表达什么内容，不如说是表达心理活动，此时说什么远没有怎么说来得更重要，这正是说话的风格。

类似的情况在英美身上出现过两次。在被东进拷问的场景中，昏迷状态的她一边呻吟一边不停嘟囔：如果自己被杀，你就会遭到可怕的报复。当然，这些大部分也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毫无可信度。东进不信、刑警不信，连观众都不相信。虚而不实的话，只能拿来唬人。但是，当前来杀东进的那些恐怖分子的面孔出现在银幕中，并传来这句画外音时，没有人会怀疑其可能性。早知道就应该认真听……不过，这句台词也已经不重要了。既然已经听过一次了，还能重要到哪儿去呢？在这里，重要的是她的回归，可怕的不是内容，而是已死的女人的声音再现。在这一场景中，英美的话不再是台词，而是一种声音。语言应用的最极端例子就出现在影片结尾。身上挨刀的东进看着被自己杀掉的Ryu的尸体，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语，像是一种抗议，也像是一种哀号，更像是在提问，总而言之，是听不清楚的稍有长度的垂死挣扎。那呻吟声犹如电影主题曲的配乐部分，一直响到片尾的演职员表结束为止。他的声音已经成了一种音效和音乐。不仅如此，尽管观众完全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那显然是这部影片中最重要的台词。

《我要复仇》是典型的冷血电影。一切情节都是通过动作呈现出来的。在这个无情且冷酷的世界里，连台词也只是一种声带的动作而已。

这段文字被刊登于某国语学者的花甲纪念论丛中。我以《电影中的语言问题》为题接受了约稿邀请。也许有人会想，电影导演不好好拍电影乱投什么稿啊？但我希望大家能理解，因为这是很难拒绝的人际关系。